今天我和埃米尔在查理那里领到了一些手榴弹。这次给我们的任务是去炸毁德国国防军的一处电话交换站。
到达目的地后，埃米尔指了指要瞄准的窗户，在他的一声令下，我们一起把手榴弹扔了出去。我看着它们在空中画出一道完美的弧线，时间仿佛凝固了一般。紧接着，传来了玻璃破碎的声音，我甚至感觉自己听到了手榴弹在地板上滚动声，还有德国人四下逃窜的脚步声。这样的行动至少得有两个人一起完成，一个人成功的概率太渺茫了。
德国人的电话交换站一时半会儿是很难再建起来了，但我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因为克劳德必须搬出去一个人住了。
克劳德现在已经被兵团接纳了，詹认为我们俩住在一起太危险，也不符合组织的安全规定。每个兵团成员都必须单独居住，要是同住的话，万一其中一个被捕了，很有可能将室友也供出来。就这样，弟弟走了，此后的每个晚上，我都会因为思念他而难以入睡。他是否被派去参加破坏行动，我也无从知晓。我躺在床上，双手枕在脑后，努力想睡着，却总也不能如愿。陪伴在我左右的只有孤独和饥饿。肚子的叫声有时甚至大到足以打破周遭的寂静。为了转移注意力，我把目光集中在天花板下面吊着的灯泡上。过了一会儿，灯光在我英式战斗机的玻璃上渐渐散开。我驾驶的是皇家空军的“喷火”战斗机。我正在英吉利海峡上空飞行，稍微倾斜一点，便能看到机翼边那一朵朵飘往英国方向的白云。弟弟的飞机在离我几米处的地方轰鸣，我看了一眼他的引擎，还好没有冒烟。海岸线上陡峭的山崖已经出现在我们眼前。我感到风涌入了驾驶舱，直往裤腿里钻。飞机一停稳，我们便冲向了坐满军官的军用食堂……德国人的卡车从窗前开过，轰隆隆的噪声将我拉回了冷清的房间。
最后，我终于克服了饥饿感，也不再理会德国卡车的声音，起身关掉灯。黑暗中我对自己说，绝对不能放弃，就算死亡就在眼前，也不能放弃。很早以前我就以为自己会死，但现在不是活得好好的吗，谁知道以后会怎么样？也许最后证明雅克是对的，春天总有一天会到来。
鲍里斯一大清早就来找我，我们要一起去完成一项新任务。就在我们前往鲁贝尔取武器的时候，阿纳尔律师抵达了维希，准备为马塞尔上诉。犯罪与特赦部的部长接见了他。部长的权力非同一般，他自己也很会利用。他听着阿纳尔律师的陈述，脑子里却在想着另一码事：周末就快到了，到底要怎么过呢，情人会不会在特地帮她预订的餐厅里吃完晚餐后给他一个热情的拥吻呢？我们的部长大人飞快地浏览了阿纳尔递上来的文件：事实已经白纸黑字地写出来了，就是这么严重，判决是正确的，并没有过于严苛；法官们没有错，他们都是依法办事的，没有什么好批评的。虽然他已经给出了自己的意见，但阿纳尔坚决要求上诉，于是他只好同意将问题放到特赦委员会里讨论。
在晚些时候的委员会会议上，部长反复向他的部下们强调马塞尔是个外国人，是个恐怖分子。于是，在年迈的阿纳尔律师准备离开维希时，委员会拒绝了特赦马塞尔的请求。阿纳尔登上了返回图卢兹的列车，一份官方文件同时被送到了掌玺大臣手上，随即被摆到了贝当元帅的办公桌上。元帅在判决结果上签了字，文件生效了，马塞尔将被斩首。
1943年7月15日，我和鲍里斯捣毁了位于卡尔默广场上的“通敌联络处”领导办公室。两天后，鲍里斯成功地干掉了一个叫鲁热的人，此人是个大叛徒，是盖世太保最重要的眼线之一。
莱斯皮纳斯代理检察长走出法院准备去吃午饭时，心情好得不得了。官方文件已经送到他这里。元帅签过字的拒绝赦免书和对马塞尔执行死刑的命令现在就摆在他的办公桌上。他早上花了好几分钟仔细欣赏这张巴掌大的纸片：这可是来自国家最高层的褒奖啊。当然，这并不是我们的代理检察长第一次获得殊荣了。早在上小学的时候，他就年年因为自己的勤奋刻苦而得到老师的器重和嘉奖了。莱斯皮纳斯轻叹了一声，拿起放在办公桌皮制垫板上的陶瓷小摆设把玩起来。过了一会儿，他收起元帅签字的文件，摆回小玩意儿：这件事情已经告一段落，应该集中精神撰写自己下次会议的演讲稿了。不过没多久，他的目光又落到了自己的记事本上。翻开记事本，一天、两天、三天、四天，对，就记在这里。这一页的安排已经很满了，要不要把“处决朗杰”写在“与阿芒德共进午餐”前面呢？犹豫一番后，他画上了一个十字，合上记事本，继续起草演讲稿。没写几行，他又停了下来，再次瞟了一眼处决文件，然后打开刚才的记事本，在十字前面加上了一个“5”。朗杰应该在那天五点整被带到圣米迦勒监狱门前，接受处决。莱斯皮纳斯终于收起了记事本，接着把镀金的裁纸刀和钢笔摆放整齐。午饭时间到了，他今天的胃口应该很不错。他起身理了理裤子上的褶皱，走出了办公室。
在城市的另一头，阿纳尔律师的办公桌上也摆着同样的一份文件。清洁妇走了进来。阿纳尔抬头望着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先生，您在哭吗？”清洁妇轻声问道。
阿纳尔弯下腰往纸篓里呕吐。他全身都在发抖。年迈的清洁妇玛尔特一时不知所措，但她很快回过神来：她有三个孩子、两个孙子，对呕吐物她早已见怪不怪了。她走近阿纳尔，摸了摸他的额头，轻轻地搀扶着他。然后，她递给他一块白色的棉质手帕。阿纳尔擦干净嘴巴之后，目光再次回到了处决文件上。看着文件上的字句，这一次，玛尔特的眼睛里也噙满了泪水。
晚上，我们在查理家碰头。詹、卡特琳娜、鲍里斯、埃米尔、克劳德、阿隆索、斯蒂芬、雅克、罗伯特和我在地上围坐成一圈。大家传阅着一张信纸，想写点什么，却又找不到合适的话语。谁曾给一位将死的朋友写过信？“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你。”卡特琳娜轻声说着。这也是我们每个人的心声。如果我们最终获得了解放，哪怕我们当中只有一个人得以幸存，他也绝对不会忘记马塞尔。总有一天，人人都会知道马塞尔的名字。詹提笔记下了我们想说的话，并且将它们写成意第绪语，那些即将把马塞尔送上断头台的守卫就没办法读懂了。卡特琳娜接过詹写好的信，把它放进自己的上衣里。明天，她会把这封信交给主持马塞尔死前宗教仪式的犹太长老。
马塞尔不一定能读到我们的信。他不信上帝，所以可能会拒绝宗教仪式。但我们只能姑且一试，在这无限悲凉的日子里，任何一点机会都不能放过。马塞尔，请你读一读我们的信吧，我们只想对你说，只有真正迎来自由的那一天，你才会知道自己的牺牲是多么值得。
1943年7月23日清晨五点。空气中透着悲凉。在圣米迦勒监狱的办公室里，莱斯皮纳斯同法官、监狱长和两名刽子手正喝着东西。身着黑衣的先生们人手一杯咖啡，待会儿要上断头台做事情的人选择了干白。莱斯皮纳斯不停地看着表，时针终于走到“5”的位置了：“时间到了，去通知阿纳尔律师。”阿纳尔不想跟他们混在一起，一个人静静地在院子里待着。看到这帮人都出来以后，他朝守卫做了个手势，然后自己大步走到最前面，把他们远远地抛在身后。
铃声还没有响，但所有的囚犯都已经起来了。他们知道他们当中的一个今天将会被处决。一时间，各国语言发出的议论声响遍整个监狱：西班牙语、法语、意大利语、匈牙利语、波兰语、捷克语、罗马尼亚语，各种口音混杂在一起，叫嚷着相同的主题。《马赛曲》在每一间牢房里响起。
阿纳尔走进牢房。马塞尔睁开眼睛，看了看窗外暗红色的天空，立刻明白了将会发生什么。阿纳尔扶着他的双肩，马塞尔又一次看了眼天空，微笑着。马塞尔轻声在老律师耳边说道：“我热爱生命。”
接着理发师走了进来，他要把犯人的颈部刮干净。剪刀在空中飞舞着，一缕缕头发飘落到地上。莱斯皮纳斯一行人继续往前走，走廊里的音乐已经由《马赛曲》转为了《游击队员之歌》。马塞尔在楼梯上停了下来，他转过身，慢慢地举起拳头，大声喊道：“永别了，战友们！”整个监狱陷入了短暂的沉默中，然后狱友们齐声应和：“永别了战友！法兰西万岁！”《马赛曲》再次响起，马塞尔却已消失在大家的视线里。
头戴礼帽的阿纳尔与身着白衬衣的马塞尔肩并着肩，向着那无法逃避的命运走去。从背后看去，人们很难知道是谁在搀扶着谁。带头的守卫从口袋里拿出一包高卢牌香烟。马塞尔接过了一支，火柴在噼啪作响，火光照亮了他的下半张脸。几个烟圈从他嘴里吐出，接着大家继续往前走。走到通往院子的门前，监狱长问他想不想要一杯朗姆酒。马塞尔瞟了一眼莱斯皮纳斯，摇了摇头：“把酒给这位先生吧，他比我更需要。”
紧接着，马塞尔把烟扔到地上，示意自己已经准备好了。
长老走了过来，但马塞尔笑着说自己不要任何仪式：“谢谢您，长老，可我不相信您那里有更美好的世界，只有人类自己才能为自己和后代创造出这样的世界。”
长老很清楚马塞尔不需要他的帮助，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另外一项使命。时间紧迫，他迅速挤开莱斯皮纳斯，把一本书交到马塞尔手上，用意第绪语轻声说：“里面有给你的东西。”
马塞尔迟疑着打开书翻阅起来。他找到了詹亲笔写的那封信，从右到左一行一行地扫了过去。然后他合上书，还给了长老：“告诉他们，我非常感谢他们，而且绝对相信他们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五点十五分，门打开了，人们来到了圣米迦勒监狱最阴森的角落。断头台在右面。刽子手们把它放在这里，是为了让犯人在最后时刻才看到它。在瞭望台上，德国哨兵们嬉笑地看着眼前的表演，其中一个还不无讽刺地说：“法国人真是奇怪，他们的敌人难道不应该是我们吗？”其他人笑着耸了耸肩，为了看得更清楚些，他们都往前趴了一点。马塞尔走上断头台，他最后一次转身，冲着莱斯皮纳斯说：“我的血会溅到你的脸上！”他笑着加了一句：“我是为了法国和全人类更美好的明天而死的！”
不需要任何帮助，马塞尔自己趴到了铡刀下。刀起头落。阿纳尔屏住了呼吸，眼睛死死地盯着飘满薄云的天空。在他脚下，院子里的石子路已被鲜血染红。在马塞尔的尸体被装进棺材的同时，刽子手们已经开始清洗他们的工具了。
阿纳尔陪伴着朋友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走到了灵车前面，监狱门打开了，灵车开始缓缓前行。在街道的转角处，由于太过悲痛，他甚至连人群中的卡特琳娜都没有认出来。
卡特琳娜和玛丽安娜躲在门洞后望着监狱的队伍。马车的声音越来越远。拘留所门口贴出了行刑的告示，一切都结束了。她们面色苍白地从门洞后走出来，来到了街道上。玛丽安娜用手帕捂住嘴，拼命压抑着恶心与悲痛。快到七点的时候，她们才到达查理家与我们会合。雅克紧握双拳，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鲍里斯用指尖在木桌上画着圈圈。克劳德靠墙坐着，默默地看着我。
“今天必须干掉一个敌人。”詹说。
“一点准备都不做？”卡特琳娜问道。
“我同意。”鲍里斯说。
夏日的晚上八点，外面还跟大白天一样。人们在路旁散步，享受着难得的平静。咖啡馆的露天的平台上坐满了人，一对对情侣在街角深情拥吻。置身人群中的鲍里斯跟普通的年轻人一模一样，看上去丝毫没有威胁性。但他那只插在衣服口袋里的手正握着枪。他要干掉一名高级别的德国军官，为马塞尔报仇。可一个小时过去了，路上只看到小水手在周围晃荡，这种年轻的小喽啰根本就不值一杀。于是他穿过拉法耶特广场，走过阿尔萨斯街，开始在埃斯基罗尔广场上闲逛。广场一角传来了街头乐团的演奏声，鲍里斯朝着音乐的方向走去。
一支德国乐队正在小雨棚下表演。他找了把椅子坐下来，闭上双眼，想让自己的内心平静下来：绝对不能空手而归，绝对不能让伙伴们失望。虽然这样的报复远远不足以补偿马塞尔的死，但大家已经决定这么做了。当他睁开眼睛时，发现上帝在对他微笑：坐在前面第一排的，正是一名德国高级军官。鲍里斯看了一眼军官拿在手里扇风的军帽，又瞧了瞧他军服的袖子，上面绑着一根俄国人的红丝带。这个德国鬼子一定杀过不少人，才会这么悠闲地在图卢兹休养。他在法国西南部度过的这个舒适的夜晚，一定是建立在无数士兵的鲜血之上的。
演奏结束了。军官起身离开，鲍里斯跟了上去。几步之后，军官来到了马路中央。只听见五声枪响，我们的伙伴完成了任务。人群开始四下逃窜，鲍里斯也趁乱离开了。
在图卢兹的街道上，德国军官的血缓缓流入路边的排水沟。而在距他几公里远的墓地里，马塞尔的血早已干涸。
《快报》将德国军官被刺事件作为要闻加以报道，同时刊登了马塞尔被处决的消息。人们很容易将这两件事联系起来，他们将会知道，抵抗分子的血不会白流，在他们的身边，始终有一群人在战斗着。
地区警察局局长第一时间发表了公告，以表明自己的绝对忠诚：“获悉袭击事件，我谨代表效忠于大元帅及德国保安队的全体人民，表示非常之愤怒。”地区治安长官也不忘插上一脚：“7月23日发生在巴亚尔街的袭击德国军官事件性质极为恶劣，凡向当局提供肇事者线索之人，均可获得高额奖金。”这是刚刚上任的一名治安长官，他的名字叫巴尔特奈。在做了几年维希政府的眼线后，他凭着自己的“高效”与“凶狠”获得了这个梦寐以求的头衔。《快报》也毫不吝惜他们的版面，将新治安长官上任的消息及报社的美好祝福都放到了头版位置。我们除了用德国军官的死来迎接他以外，还打算为他再捎上点“祝福”：整座城市都会看到我们散发的传单，上面写明德国军官的死是为了给马塞尔偿命。
我们不会听从任何人的命令。长老将马塞尔临上断头台时对莱斯皮纳斯说的话告诉了卡特琳娜。“我的血会溅到你的脸上！”这句话便是马塞尔的遗言，它令我们精神大振，决心为了他的临终愿望奋斗到底。我们要杀死代理检察长先生。当然，这次行动要进行周密的准备。我们不可能当街杀掉一名检察官。法院的官员都有专人保护、专车接送，很难接近，而且我们不希望我们的行动会对无辜民众造成伤害。这帮人与公开同纳粹媾和、直接检举或逮捕同胞的人不同，他们有权拷打、流放、定罪和行刑，他们是没有任何束缚的一群人，他们在法官长袍的掩盖下，以履行职责为借口，干着种族主义的勾当。他们是最令人不齿的一群人。
在詹的要求下，卡特琳娜花了几周时间建立了一间情报室。她和她的女朋友达米拉、玛丽安娜、索菲、罗西娜、奥斯娜，一起负责搜集行动的相关情报。我们和她们之间禁止发生感情，但我们真的很爱她们这样的伙伴。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姑娘们就忙着盯梢、偷拍照片、记录目标人物的活动路线及时间、向周边的民众打听情况。有了她们的情报，我们几乎掌握了所有目标人物的一举一动。我们不会听从任何人的命令。在要干掉的人当中，莱斯皮纳斯代理检察长当然排在第一位。
☆、chapter 3 孤独
雅克让我跟达米拉在市区碰头，向她传达一项新命令。我们约在一家兵团成员常去的小酒馆见面。后来詹禁止我们再到这个地点会面，因为一群人频繁出现在同一地点实在是太危险了。
我第一次见到达米拉时有种惊艳的感觉。我有一头红棕色的头发，白白的脸蛋上长满雀斑，戴着眼镜的眼睛看东西时总是眯成一条缝。达米拉是意大利人，用我这双近视的眼睛里看去，她的头发竟然也是红棕色的。单凭这一点，我就敢肯定，我们俩之间一定会发展出不同寻常的关系。不过，鉴于我之前对游击队储备武器的目的已经有过错误的认识，这次对达米拉的判断估计也不能算数。
我们一起坐了下来，面前摆着一碟豌豆。我想我们看起来应该很像一对情侣，虽然达米拉对我没兴趣，但我已经有点被她迷住了。我呆呆地看着她，觉得在十八年后终于找到了一个跟我一样有着一头胡萝卜色头发的人，而且还是一个异性，这在我看来当然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
“你为什么这么看着我？”达米拉问。
“不为什么！”
“有人盯上我们了？”
“没有，绝对没有！”
“你确定？你看我的眼神好像在告诉我危险就在附近。”
“达米拉，我向你保证，我们是安全的！”
“那你为什么满头大汗？”
“这里面太热了。”
“我不觉得。”
“你是意大利人，而我是从巴黎来的，所以你当然比我耐热。”
“那我们出去走走？”
就算达米拉让我去运河里游泳，我也会马上答应的。所以还没等她说完，我就已经起身，并且帮她拉开了椅子。
“很好，你是一个很绅士的男人。”她笑着说。
我体内的温度还在不断升高，脸色自开战以来第一次看上去那么红润。
我们俩朝着运河方向走去。我幻想着在运河里可以跟我美丽的意大利红发女郎一起亲密地玩水嬉戏。这个想法实在是荒谬透顶，因为运河里有两辆起重机和三艘装满碳氢化合物的驳船，在这些东西当中玩耍，根本没有浪漫可言。不过什么都影响不了我现在做白日梦的心情。在我们穿过埃斯基罗尔广场时，我正梦想着自己将“喷火”战斗机（它的引擎在一次空中翻转时熄火了）停在机场上，旁边就是我和达米拉在英国居住的温馨小屋。达米拉已经怀上了我们的第二个孩子（可能会跟我们的大女儿一样，也是红棕色的头发）。下午茶时间到了，在这间充满幸福的小屋里，达米拉上前来迎接我，在她那条红绿格子围裙的口袋里藏着刚刚出炉的油酥饼。面对这么美味的茶点，我自然是要先大快朵颐，再去修理飞机。达米拉做的糕点美味至极，她全心全意地付出都是为了我一个人。此时此刻，我忘记了自己的军官角色，只想向她致敬。我们两人坐在屋前，达米拉靠在我肩上喃喃自语，享受着这简单的幸福。
“让诺，你睡着了吗？”
“什么？”我跳了起来。
“你的头靠在我肩膀上了！”
我满脸通红地直起身来。“喷火”战斗机、小屋、下午茶和糕点瞬间消失了，眼前只剩下运河淡淡的波光和我们坐着的长凳。
我找不到合适的借口，只好假装咳嗽，不敢再抬眼看她。可我还想了解她更多一点：“你是怎么加入兵团的？”
“你不是应该有新的任务要交代给我吗？”达米拉冷冷地问。
“是的，是的，我们还有时间嘛。”
“你可能有，但我很忙。”
“那你先回答我这个问题，然后我保证开始谈任务的事情。”
达米拉先是愣了一下，然后微笑着同意了我的请求。她肯定已经看出我对她一见钟情了，女孩子对这种事都很敏感，有时甚至在我们男人自己都还没弄清楚之前就有所察觉了。其实她加入兵团的故事并没有多少新意，我想她知道孤独是每个兵团成员必须忍耐和承受的痛苦，所以才愿意讲一点自己的故事让我得到一丝慰藉。已经是傍晚了，不过离天黑还有一段时间，离宵禁还有几个小时。两个年轻人坐在运河旁边的长凳上，在国家被占领的时期，我们应该好好享受这短暂的平静时光。谁都不知道我们还能活多长时间。
“我以前并不相信战争会真的降临到我们头上。”达米拉说，“但它就在某天晚上到来了。在我家门前的小路上，一位穿着跟爸爸一样的工人装的先生出现了。爸爸出去跟他谈了好一阵。然后那位先生走了，爸爸回到厨房不知跟妈妈说了些什么。我看到妈妈哭了，她对爸爸说：‘这一切我们还没受够吗？’原来她弟弟在意大利遭到了黑衫党的严刑拷打。我们把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分子称作黑衫党，就像这里的保安队一样。”
虽然我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没能通过高中会考，但我很清楚地知道什么是黑衫党。不过，此时此刻，我不想打断达米拉。
“我开始明白为什么那个人要在花园里跟爸爸谈话，而爸爸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和我的哥哥们都要加入战斗了。虽然看到妈妈哭得很伤心，但我为他们感到自豪。我被带进房间，不许出声。在我的家里，女人的地位比男人低。爸爸总是最大，然后是我那几个愚蠢的哥哥，最后才是妈妈和我。我对男孩子很了解，我们家就有四个。”
听了达米拉这话，再回想我们刚刚在小酒馆里见面的情形，我肯定她一早就看出来我对她的迷恋了。我不敢打断她的话，只能继续听她说下去：“我的性格不像妈妈，却很像爸爸，而且我知道爸爸也很希望我像他。我跟他一样具有反叛的个性。我不能接受不公平的事情。妈妈总是希望我闭嘴，但爸爸恰恰相反，他鼓励我抗争、不妥协。当然，他说这些的时候都是趁哥哥们不在的时候，否则就违反了我们家庭的伦理。”
离我们几米远的地方，一艘驳船开始松开缆绳。达米拉停了下来，好像怕船夫听到我们说话似的。其实运河上风这么大，船上的人是不可能听到我们说话的。但我还是没有吭声。等到驳船缓缓离开之后，达米拉接着说：“你认识罗西娜吗？”
我当然认识，罗西娜也是意大利人，说话略带口音，声音颤抖得厉害，约一米七的个头，长长的棕色头发，蓝眼睛，非常迷人。
为保险起见，我只是羞涩地回答：
“是的，我想我们见过一两次面。”
“她从没跟我提过你。”
我耸了耸肩，这点我倒并不吃惊。面对必然的事情时，我们通常只能笨拙地耸耸肩膀。
“你为什么会说到罗西娜？”
“因为是她把我带进兵团的。有一天晚上，她来我家开会。我跟她说我们应该休息了，她回答说她不是来睡觉的，是来参加会议的。我告诉过你我很讨厌不公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