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斯特中尉拔出枪来指着她，让她老实一点。护士长轻蔑地打量了他一番：“您要是真敢向一个女人开枪的话，那请您一定对准我衣服上红十字的中心，因为它目标足够大，就算像您这样的白痴也能打准。打死一名红十字会成员，您回去一定会受到‘嘉奖’的。当然，要是被美国人或者抵抗分子们逮到，您的待遇会‘更好’。”
趁舒斯特愣在一旁的时候，护士长命令她的队伍提上水桶向列车走去。站台上的士兵们似乎都被她的威严震慑住了，又或者，他们很乐意看到有人逼着中尉做出了带点人性的决定。
护士长第一个打开车厢门，其他护士也照做了。
这位来自波尔多红十字会的护士长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照料过无数命悬一线的伤员，她本以为不会再有什么场景令自己感到惊讶了。但打开车门看到我们的一刹那，她的眼睛瞪得像铜铃一般大，恶心的感觉翻滚而来，“天哪！”这个词不由自主地从嘴里蹦了出来。
其他护士也被眼前的情景吓呆了，显然我们的样子让她们反胃。在她们到来前，我们已经尽量穿戴整齐了，但瘦骨嶙峋的脸颊藏也藏不住。
护士们给每节车厢一桶水，发放饼干，还和犯人们简单地交谈了几句。但回过神来的舒斯特冲着她们大喊大叫，让她们赶紧离开。护士长无法再要求什么。车门再次关了起来。
“让诺，快来看！”负责分发食物、保证人人都有水喝的雅克好像发现了什么。
“什么？”
“快点啊！”
站起来得费很大的力气，更何况我现在跟盲人差不多。但我感到大家都急切地等着我过去。克劳德扶着我的肩膀。
“快看！”
到底有什么好看的！除了自己的鼻子以外，我几乎什么都看不到。眼前有些身影在晃动，我能认出查理，能猜到马克和弗朗索瓦站在他身后。
雅克把桶拿起来凑到我眼前，突然，我在桶里看到了一副新眼镜！我赶紧伸出手去抓住它，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伙伴们都屏住了呼吸，等着我将眼镜戴在鼻梁上。弟弟的脸瞬间清晰起来，还有查理满含深情的眼睛和雅克堆满笑容的脸。马克和弗朗索瓦高兴得紧紧抓住我的肩膀。
是谁在帮我？是谁猜出桶底那副碎眼镜与一个囚犯命运之间的关系？是谁好心地配了一副新眼镜给我？谁又能在几天以后准确无误地将它送到我们这节车厢？
“当然是红十字会的护士，还会有谁。”克劳德回答说。
我要看一看外面的世界。现在我的眼睛不再一片模糊了。望望四周，大家的脸上还是有无尽的哀伤。于是克劳德将我拉到窗边：“看，外面多漂亮。”
“是的，你是对的，外面真的很漂亮。”
“你说她漂亮吗？”
“谁？”克劳德问。
“那个护士啊！”
这天晚上，我觉得自己的命运算是定下了。索菲、达米拉，还有兵团里的其他女孩子，通通拒绝了我。但没关系，我现在终于找到可以共度一生的女人了，是她拯救了我的双眼。
当她发现桶底的眼镜时，第一时间读懂了我那来自地狱的呼救。她将眼镜框藏在手绢里，小心翼翼地保护着上面的碎片，然后把它送到城里一位支持抵抗运动的眼镜商手里。修理眼镜的人马不停蹄地去找合适的镜片，重新将其装好。她接过新眼镜，骑上自行车快速回到车站，沿着铁轨寻找之前的那辆列车。看着列车返回波尔多，她松了口气：终于可以物归原主了。得到护士长的指示后，她大步迈向那节被子弹打穿侧壁的车厢。于是，我的眼镜回来了。
这该是一个多么善良、勇敢而又热心的女孩啊！我发誓，要是这次能活下来，那么战争一结束我就去找她，向她求婚。我已经开始幻想自己开着一辆克莱斯勒，自行车也行，驰骋在一条乡间小路上，头发随风飞扬。轻轻敲开她家的门，一见到她的脸我便会说：“是你救了我的命，现在，它是你的了。”我们一起在壁炉边吃饭，一起畅谈这些年的辛酸，感叹上天终于让我们走到了一起。然后，我们将过去抛诸脑后，共同书写美好的未来。我们至少要有三个孩子，再多点也没关系，只要她喜欢。从此，一家人过上幸福的生活。我按照克劳德的意思，报了飞行员培训班，毕业后我每周日都带上她在天空中自由飞翔。你看，现在一切都变成顺理成章的事了，我的生命终于开始有意义了。
由于克劳德在这次拯救眼镜的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他跟我们的关系那么亲近，所以我打算请他做证婚人。
克劳德看着我，干咳了几声：
“听着，老兄，我非常愿意做你的证婚人，这是我的荣幸。但在你决定结婚之前，我一定要告诉你真相。”
“那个把眼镜送还给你的护士，比你近视得更厉害，看她戴的镜片有多厚就知道了。当然，你肯定会说这个无所谓。但我还要告诉你，因为直到她走的时候，你的眼睛都还看不清东西：她起码比你大四十岁，肯定已经结婚，而且至少有一打孩子了。虽说就我们现在这副样子，不应该要求那么多，但是……”
我们在波尔多车站已经停留了三天。车厢里一点空气都没有，大家都快被闷死了。
人类对什么环境都能慢慢适应，真是太神奇了。我们已经闻不到自己身上的臭味，看到有人趴在地上也不再担心他们的死活。饿的感觉也不存在了，只有渴还是让人难以忍受，特别是舌头肿起来的时候。我们的嗓子干得冒烟，吞咽越来越困难。身体的所有不适我们都已经习惯，好像缺了什么都可以似的，睡眠仿佛也可有可无。还有一样令我们不安的，便是人在死前的癫狂。他们站起身，大声号叫，有时还会痛哭流涕，最后倒在地上，再也爬不起来。
还有点力气的人，只得时不时地安慰身边的伙伴。
旁边车厢里，瓦尔特对大家说，纳粹没机会把我们押到德国去，美国人一定会在这之前解救我们。在我们车厢，为了打发时间，雅克讲故事讲到筋疲力尽。但只要他一停下来，空气便又凝重起来。
不断有伙伴静静地死去，我却在找回眼镜后变得生龙活虎，真是罪过。
7月12日
凌晨两点半，车门突然被打开。波尔多车站上到处都是盖世太保的身影。士兵冲我们大声发令：带上自己那点东西。然后一阵拳打脚踢将我们赶下车，在站台上集合。犯人们有的怕得要死，有的则很高兴能大口呼吸新鲜空气。
我们排成五列纵队，向黑漆漆、静悄悄的市中心走去。天上一点星光都没有。
石子路上不断响起我们的脚步声。大家一边走，一边传递着消息。有人说我们会被带去哈堡，也有人肯定我们要被关进监狱。懂德语的人跟我们说，从德国兵的谈话中听到，全市的监狱都满了。
“那我们这是去哪儿？”一位狱友小声说。
“快点！快点！”一个德国兵一拳打在他背上。
队伍在黑暗中默默行进着，最后来到拉里巴街的一座教堂前。这是我和弟弟第一次走进犹太教堂。
教堂里什么都没有。地上铺着些稻草，德国人将水桶排成一排。我们六百多名囚犯要被分配在三间大殿里。所有圣米迦勒监狱的人被安排在一起，待在靠近祭台的位置。我们一路都没留意到的女犯人们，则在栅栏的另一边。
几对夫妇隔着栅栏找到了彼此。他们已经很长时间没见面了。当两双手再次紧握时，有的人忍不住泪流满面，有的人则只是默默注视着对方。此时此刻，眼神是最好的传情方式。他们嘴里都在轻声说着，无论内容是什么，这样非人的生活都只能让关心自己的人难过。
天亮了，德国兵无情地将一对对夫妇分开，因为他们要把所有女人带去城里的兵营。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每天都一样。晚上，我们会得到一碗热汤、几片菜叶，有时还有点面条。这已经算是盛宴了。德国兵隔三岔五地将一些狱友抓走，他们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过。有传言说他们被抓去当人质了。只要抵抗分子在城里搞一次行动，他们就杀害几名人质。
又有人在考虑逃跑了。看着我们这么年轻，韦尔纳集中营的犯人们又是惊讶，又是同情。小家伙也能参加战斗？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7月14日
我们想到办法来庆祝国庆日了。每个人都用小纸片做成国旗的样子，别在胸前。大家高唱《马赛曲》。看守们没有前来干涉：此刻来训斥我们似乎太过分了。
7月20日
今天有三名抵抗分子准备从这里逃出去。他们在栅栏后面翻稻草时被一名看守发现，刚满二十岁的凯内尔和达米安没被注意到。
但罗克莫雷尔被看守的皮靴一脚踢飞。好在审讯时他坚称自己当时好像在稻草里看到了香烟，所以才去翻找。德国人相信了他的话，没有拉他去枪毙。罗克莫雷尔是比尔哈凯姆游击队的创立者之一，他们主要在朗格多克和塞文山脉一带活动。达米安是他最好的朋友。他俩在被捕时都已被判处死刑。
伤口基本愈合后，罗克莫雷尔他们开始重新计划逃跑。对未来，他们充满信心。
这里的卫生条件比列车上好不到哪里去，脓疮在犯人们中间肆虐。寄生虫的繁殖速度快得惊人。于是我们一起发明了个游戏。每天早上，大家从身上抓一把跳蚤和虱子，放进一只只小盒子里。德国兵过来清点人数时，我们再偷偷打开盒子，让这些脏东西都跳到他们身上去。
就算是到了这个地步，我们也没有放弃。这个看上去微不足道的小游戏是我们的抵抗方式。即使手无寸铁，我们也可以用身上唯一的武器来抗争。
我们曾经以为自己只能孤军奋战。但在这里，我们看到无数志同道合的人，他们和我们一样，从来没有向现实屈服，也绝不接受侮辱。在这座教堂里，到处都是勇敢的人。勇气有时甚至战胜了孤独，在寂静的夜里，它让我们感到充满希望，帮我们赶走了一切灰暗的想法。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跟外界没有任何联系。但经过两周的观察，情况终于出现了转机。每当看守的德国兵到院子里去拿大锅时，一对住在附近的老夫妇便会将前线和周围的情况通过唱歌的方式告知我们。还有一位住在对面公寓的老太太，每晚都用粗体字把盟军前进的位置写在石板上，放在窗前给我们看。
罗克莫雷尔下定决心展开新一轮逃亡行动。德国人让几个犯人上楼去拿点厕所用品（它们和我们那点少得可怜的行李堆放在一起），他和三个伙伴赶紧上前去。这是个难得的好机会。在教堂大厅走廊的尽头有一间小屋，他的计划虽然有风险，但并非毫无可能：这个房间靠近一扇彩色装饰玻璃窗，只要等夜深人静的时候敲碎玻璃，就可以逃到房顶上去。于是他们几个人藏在小屋里等着。两个小时过去了，希望越来越大。突然，他听到皮靴的声音朝自己这个方向来了。德国人刚刚点过名，发现人数不对。脚步在一点点逼近，手电的灯光照进了他们藏身的角落。士兵的脸上露出了邪恶的笑意，接下来便是一顿凶猛的拳打脚踢。罗克莫雷尔倒在血泊里，不省人事。第二天早上，刚恢复神志的他被拖到看守的中尉面前。克里斯蒂安，这是罗克莫雷尔的名字，他对未来不再抱任何幻想。
但命运自有安排。
询问他的中尉大约三十岁。他跨坐在院子里的长凳上，静静地打量着罗克莫雷尔。然后他深吸一口气，用相当标准的法语说道：“我也曾是个囚犯。那是在俄国战场上。我也选择了逃亡。在长达几百公里的路途中，我尝尽了一切苦难，这种罪我不想让任何人再受，我不是个虐待狂。”
克里斯蒂安没有出声，默默聆听着年轻中尉的话语。一时间，他感觉自己可能会被拯救。
“我们都明白，”中尉接着说，“而且我想你没机会把我要说的话告诉其他人了。我认为，作为一名士兵，逃跑是正常的，甚至是合法的。你想得跟我一样，你也觉得对于一个因为在敌人眼中做了错事而备受煎熬的囚犯来说，逃跑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你的敌人，就是我！”
克里斯蒂安得到的处罚是：一整天面对墙壁站立，不准动弹一下，绝不可以有任何支撑。他只能双手放在身体两侧，任凭太阳火辣辣地照在自己身上。
动一下，便会吃上一拳。要是晕倒的话，将会受到更严厉的惩罚。
可以看出，遭受过苦难的人通常会多一些人性的关怀，因为这会令他们产生与敌人同病相怜的感觉。正是因为这一点，克里斯蒂安躲过了被枪毙的厄运。然而，不得不说，这样的关怀是有限度的。
四名试图逃跑的犯人面向墙壁，一字排开。经过一个早晨，太阳已经爬到了头顶。难以忍受的炎热让他们双腿发抖，手臂像灌了铅一样，背部完全僵硬。
从他们背后走过的看守们在想些什么呢？
午后，克里斯蒂安支持不住晃了一下。几乎同时，一只拳头向他背上飞去。他一头撞到墙上，下巴颏儿裂开了，但他咬紧牙关站了起来，以免遭到更严厉的处罚。
这个殴打他的士兵到底有没有良心？看着眼前的人如此痛苦，他怎么可以这样无动于衷？
他们全身肌肉都收紧了，抽搐个不停，痛苦得无以复加。
当中尉看到这样的场景时，他的心里是什么滋味？
这些问题直到今天还会在夜里出现，扰得我无法入眠。他们因痛苦而扭曲的脸、他们在太阳下快要燃烧的身体，常常会在我的记忆中出现。
终于到晚上了，他们被带回教堂里。我们将迎接胜利者的欢呼声送给了他们。但我想他们可能什么都没听见，只是筋疲力尽地瘫倒在稻草堆上。
7月24日
抵抗组织的各种行动让德国人的神经越来越紧张。他们常常歇斯底里，没来由地殴打我们，一点小错也不放过。中午，我们被叫到教堂大厅集合。一名在街边站岗的德国兵报告说听到教堂里有锉刀的声音。德国人宣称，如果十分钟内那个手握锉刀企图越狱的人不自己站出来的话，他们就会随意拖十名犯人去枪毙。一挺机关枪架在中尉身边，瞄准我们。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站在枪后面的士兵不停地摆弄着扳机，随时准备朝我们射击。十分钟到了，任凭德国兵怎么叫嚣和恐吓，始终没人说话。中尉抓过一个犯人，掏出手枪指着他的太阳穴，大声对我们下达最后通牒。
一名囚犯往前站了一步，颤抖着伸出手。他手里拿的是一把修剪指甲的小锉刀，这玩意儿连在教堂墙壁上划个印迹都不可能。唯一可能的作用就是削尖小木片，好用来切发给我们的那点少得可怜的面包。这种小技巧每个被关过监狱的人都会，也许自从有牢房的那天开始，人们就发明了它。
所有犯人此刻都很害怕，中尉很可能觉得我们在嘲笑他。“罪魁祸首”被拉到墙边，一发子弹将他的头颅打成了两半。
我们被罚站一整夜，只有探照灯和机关枪做伴。幸好还有这臭气熏天的空气让我们时刻保持清醒。
8月7日
我们待在教堂已差不多二十八天了。克劳德、查理、雅克、弗朗索瓦、马克和我围坐在祭台旁。
雅克像往常一样给我们讲故事。除了打发时间，更重要的是安抚大家的情绪。
“你和你哥哥之前真的从来没进过犹太教堂？”马克问。
克劳德低下头，一副很惭愧的样子。我于是代他回答：“是的，这是第一次。”
“这就奇怪了，你们的姓是典型的犹太姓氏。我没有批评的意思，”马克赶紧解释，“只是我以为……”
“那你就错了。我们在家也不祷告。不是所有姓杜邦和迪朗的人都得每个周日去教堂的。”
“那你们什么都不做？重大节日的时候也不做？”查理问。
“每个周五，我们的爸爸都会庆祝安息日。”
“那他都做些什么？”弗朗索瓦好奇地问。
“跟平常晚上没什么不同，只是他会用希伯来语背诵一段经文，然后我们全家共同喝下一杯酒。”
“同一杯？”弗朗索瓦问。
“是的，同一杯。”
克劳德笑了，显然是想起了什么有趣的事情。他推了我一把：“快点，把那个故事说给他们听。不说就没机会了。”
“什么故事？”雅克问。
“没什么！”
已经无聊了将近一个月的伙伴们怎么可能就此罢休，都催着我赶紧说。
“好吧。每周五晚饭前，爸爸都会用希伯来语向我们诵读经文。他是家里唯一懂这门语言的人，我们其他人全都不会说。家里庆祝安息日的传统延续了很多年。一天，姐姐艾丽斯向我们宣布说，她认识了一个男孩，打算跟他结婚。爸爸妈妈很高兴，让她请他来家里吃晚饭，把他介绍给大家。艾丽斯马上问可不可以下周五带他来，让他跟我们一起庆祝安息日。”
“出乎大家意料的是，爸爸听到这个建议好像并不开心。他说，安息日应该只有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其他任何晚上他都可以来。”
“但妈妈强调说，如果这个人已经征服了女儿的心，那么从某种程度上说，他已经是家里的一分子了。不过爸爸还是不同意，始终觉得周一到周四随便哪个晚上都比周五好。我们几个孩子选择跟妈妈站在一边，坚持认为安息日晚上才是最合适的，因为那晚的菜最丰盛，桌子也布置得最漂亮。爸爸举起双手埋怨道，为什么全家人总是联合起来对付他。他最爱扮无辜了。”
“他补充说，为什么大家要拒绝他这么合理、这么无可指摘（而且还相当开明）的建议：除了周五，我们家的门任何时候都可以向这位陌生人（要带走他女儿的陌生人）打开。”
“妈妈也不甘示弱，追根究底地问，为什么周五不可以。”
“‘不为什么！’爸爸彻底认输了。”
“爸爸向来无法拒绝妈妈的任何请求。因为他爱她胜过爱全世界，我想应该也胜过爱自己的孩子。妈妈的所有愿望，他都会竭力达成。总之，接下来的一周里，爸爸一言不发，而且周五越临近，他就越紧张。”
“在大家翘首以盼的客人到来的前一晚，他把姐姐拉到一边，小声问她的未婚夫是不是犹太人。当艾丽斯说出‘当然是’的时候，他又一次把手举到半空抱怨：‘我就知道是！’”
“你们应该能想到，姐姐看到他那副不高兴的样子是多么惊讶，她赶紧问出了什么问题。”
“‘没事，亲爱的，’他故作镇定地回答说，‘你觉得会有什么问题？’”
“姐姐的个性像极了妈妈，看到爸爸准备往饭厅走，她一把抓住他的手臂：‘对不起，爸爸，我对你的反应感到很吃惊！我本来以为，你听到他不是犹太人，才会有这样的反应。可现在是怎么回事？’”
“爸爸让她不要那么敏感，不要胡思乱想，还保证说他对出身、宗教信仰、皮肤颜色这一类的问题一点都不在乎，只要这个人够绅士，对她能像他对妈妈一样就可以了。艾丽斯对他的回答似乎并不满意，但爸爸很快转移了话题。”
“周五晚上终于到来了，我们从来没见过爸爸如此紧张。他不断幻想着自己要感冒了、发烧了，甚至在女儿出嫁前就要死了。妈妈只好一个劲地安慰他说，他的身体非常健康，艾丽斯从此将过上幸福的生活，一切都很美好，没什么好担心的。爸爸根本听不进妈妈讲的任何话。”
“艾丽斯和她的未婚夫乔治七点整敲响了家门。爸爸猛地跳了起来，妈妈白了他一眼，快步上前去迎接他们。”
“乔治是一个帅小伙，举止自然而优雅，看上去像个英国绅士。艾丽斯和他看起来般配极了，所以他一进门，就已经赢得了我们全家人的欢心。爸爸好像也慢慢放松了下来。”
“妈妈告诉我们晚餐已经准备好了。于是大家围坐到桌旁，严肃地等待着爸爸背诵安息日的经文。只见他深吸一口气，喉头动了动，但并没发出任何声音。再试一次，深呼吸，又泄了气。第三次尝试的时候，他突然看向乔治：‘为什么我们不让客人来替我诵经呢？我看得出大家都很喜欢他。作为一个父亲，当孩子们感到高兴的时候，他就应该功成身退了。’”
“‘你说什么？’妈妈问，‘什么时候？再说，谁让你功成身退了？二十年来，每个周五都是由你来诵经的，你是唯一明白其中含义的人。我们其他人都不会说希伯来语。别告诉我一见到女儿的朋友，你就害怕了。’”
“‘我一点也不害怕。’爸爸一边卷着衣角一边说。”
“乔治没有说话。但我们都发现当爸爸让他代替诵经时，他的脸色有些难看；而妈妈来解围之后，他的表情恢复了正常。”
“‘好啦，好啦。那至少请乔治跟我一起诵经吧。’”
“于是爸爸开始背诵，乔治站起身来，一字一句地重复。”
“诵经结束，他俩坐了下来。接下来的晚餐氛围很好，大家都笑得很开心。”
“饭后，妈妈请乔治到餐具室坐坐，想更多地了解一下他。”
“艾丽斯微笑着让乔治不用紧张，一切进展得很顺利。乔治收起桌上的餐具，跟妈妈来到了小房间。妈妈接过他手中的东西，请他坐下。”
“‘乔治，你根本不是犹太教徒！’”
“乔治的脸红了起来，咳个不停：‘我想是的，我爸爸或者他兄弟中的一个可能是犹太教徒。我妈妈以前是新教徒。’”
“‘以前是？’”
“‘她去年过世了。’”
“‘我很抱歉。’妈妈真诚地说。”
“‘有什么问题吗？’”
“‘你不是犹太教徒有什么问题？一点问题都没有。’妈妈笑着说，‘我和我的先生完全不介意。相反，我们一直认为不同的人会带来不一样的快乐。最重要的一点是，你们俩真的愿意共度一生，永远都不会厌倦对方。厌倦是夫妻关系的大敌，它会让爱情消失。只要你能让艾丽斯开心，让她愿意跟你在一起，那你就可以放心地出去工作；只要你希望跟她一同分享即使是无法实现的梦想，我也可以肯定，无论你的出身如何，你们都会幸福得让人嫉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