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说，阿尔瓦雷斯有没有成功逃掉？”农西奥插了一句。
我们无法知晓阿尔瓦雷斯是否还活着，但至少他成功地逃过了士兵的追捕，这让我们又燃起了希望。
几小时后，我们到达了波尔多。
第二天清晨，车厢门打开了，我们终于得到了一点水喝。大家喝的时候得先润一润嘴唇，再轻轻咽下几口，因为嗓子已经干得张不开了。舒斯特中尉允许我们四五人一组，轮流下车走动。下车的人都被全副武装的士兵包围着，有的手里还拿着手榴弹，以防几个人突然集体逃跑。这已经不算什么羞辱了，我们早已习惯。弟弟看着我，表情凄凉。我只能冲他苦涩地笑笑。
7月4日
车门再次关了起来，车厢内温度骤然上升。列车启动了。两边有人躺在地上，我们兵团的人则靠隔板坐着。乍一看，我们好像他们的孩子，然而……
大家讨论着火车的路线。雅克认为我们快到昂古莱姆了，克劳德觉得是巴黎，马克颇为肯定地说是普瓦捷，而大部分伙伴认为是贡比涅，因为在那里有一个过境的集中营作为火车中转站。我们都知道现在的诺曼底激战正酣，主要战场好像在图尔地区。盟军正在一步步向我们靠近，但我们正走向死亡。
“我觉得我们不像犯人，倒像是人质。”弟弟说，“也许他们会在边境上把我们放了。这些德国人只是想回家而已。要是到不了德国，舒斯特和他的手下就会被俘虏。他们担心抵抗组织还会再炸铁路，所以之前才迟迟不敢开车。舒斯特现在是进退两难，既怕游击队的炸弹，又怕英国空军的轰炸。”
“你怎么会知道这些？是你自己想出来的？”
“不是。”他坦白地说，“是刚才我们去撒尿的时候，梅耶尔听见两个士兵说的。”
“梅耶尔懂德语？”雅克问。
“他会意第绪语。”
“他现在在哪儿？”
“隔壁车厢。”
克劳德话音刚落，车子又停了下来。他起身望向窗外，远远地看见一个小火车站，上面的牌子上写着“帕尔库勒-梅第拉克”。
现在是上午十点，站台上没有一个乘客，也没有铁路工人。旁边的村落一片寂静。阳光下热浪一阵阵袭来，让人喘不过气。为了让大家提起精神，雅克开始讲故事，弗朗索瓦坐在他旁边，一边听一边想着别的事情。车厢的另一头传来一阵呻吟，有人晕了过去。我们三人将他拖到窗户前，让他能够呼吸到一点空气。突然他好像疯了一样，大声叫喊起来，凄惨的声音深深刺痛着我们的心。接着，他倒了下去。就这样，7月4日，我们在帕尔古尔梅第拉克，在离某个小火车站几米远的地方，昏昏沉沉地过了一天。
现在是下午四点。雅克口干舌燥，不再说话了。几声低语掺杂在大家焦急的等待中。
“你是对的，我们得想办法逃走。”我坐到克劳德身旁。
“我们必须想个所有人都能成功逃脱的方法，然后才能行动。”雅克说。
“嘘！”弟弟小声说。
“什么事？”
“别说话！听着！”
我和克劳德一起站起来。他走到窗边，向外望去。他又先于大家听到了暴风雨声？
德国人走下列车，向田边跑去，带头的是舒斯特。盖世太保及其家人也迅速往防空洞里钻。士兵在防空洞外架起机关枪，对准我们，以防再有人逃跑。克劳德抬头看天，伸长耳朵听着。
“有飞机！快往后退，趴下！”
飞机的轰鸣声越来越近了。
年轻的空军中尉昨天刚刚在英国南部的一处基地食堂里庆祝了自己二十三岁的生日，今天，他就在法国上空飞翔了。他手握操纵杆，拇指准备按下炮弹发射的按钮。眼前，一辆火车停在铁路上，很容易打到。他命令身后的飞机排好队形，在空中待命，准备攻击，自己则驾着飞机慢慢靠近地面。火车越来越清晰地出现在他面前，很明显这是一辆为前线提供补给的德军货车。目标明确了，要将列车全部炸毁。飞机在蓝蓝的天上列成一条线，随时待命。列车还没有熄火，中尉在驾驶舱里都能感觉到热度，他将手轻放在按钮上。
开炮！机翼发出轰鸣声，炮弹如一支支利箭射向列车。德国士兵开枪还击。
我们车厢里的木隔板在炮声中四处飞散，轰鸣声不绝于耳。有人大叫一声后倒地不起，有人按着自己被炸开的腹部，有人的腿不见了，这简直是一场大屠杀。大家纷纷躲在自己小小的行李包袱后面，心里残存着一丝活下去的希望。雅克扑到弗朗索瓦身上，用自己的身体保护他。四架英国飞机不断在我们上空盘旋，引擎声把耳膜都震破了。过了一阵，从车窗看出去，飞机已渐渐远去，升上高空。
我把克劳德紧紧抱在怀里，生怕他出事。他的脸早已一片惨白。
“你没事吧？”
“没事。你的脖子流血了。”弟弟摸着我的伤口。
只是点皮外伤而已。我们俩坐在一片废墟中，车厢里已有六人被炸死，数不清的人受伤。雅克、查理和弗朗索瓦都安然无恙。防空洞前，一名德国士兵倒在血泊中。
远处传来了越来越近的飞机引擎声。
“他们又回来了。”克劳德说。
他满脸抱歉地向我微笑，似乎在说他不能遵守我们的约定了，他的生命就要在这里结束。我不知所措地看着他，一心只记得妈妈在梦中对我说的话：“救救弟弟。”
“把你的衬衫给我！”我对克劳德叫道。
“什么？”
“快点！给我！”
我也脱下了自己的衣服。弟弟的灰白衬衫、我的蓝衬衫，再加上地上一件沾满鲜血的衣服。
拿着这三块布，我迅速走到车窗前，踩在克劳德身上爬上去，将手伸出窗外。望着再次准备攻击我们的飞机，我使劲挥动着手里这面决定命运的旗帜。
年轻的空军中尉在驾驶舱里被太阳照得有些难受。他将头稍稍往侧面转了一下，手指放在发射按钮上。还没进入火车的袭击范围，但几秒后他就要下令了。远处，火车正在冒烟，刚才的一番轰炸已经摧毁了它的锅炉。
这列火车不可能再启动了。
从左翼看出去，他的空军中队就在身后，新一轮打击一触即发。再次向目标看去时，他惊呆了：车窗外有色彩在飞舞。是坦克闪出的光芒吗？他对这样的光亮很熟悉。在云层中穿梭的时候，他曾无数次看过这样的五颜六色。
飞机离地面越来越近，手握操纵杆的中尉看着那红蓝相间的颜色在不停跳动。颜色是不会自己动的，而且加上中间的白色，不是正好构成法国国旗了吗？他的眼睛死死盯着布条末端的车厢内部，按钮上面的手不动了。
“停！停！停！”他在对讲机里大叫，唯恐后面的队伍听不到。拉动操纵杆，飞机重新升上高空。
身后的飞机编队跟着他一起爬上云霄，渐渐远去。
透过车窗，我看到这一切。尽管感到弟弟的肩头在颤抖，但我仍然趴在窗边，默默看着空中的飞机。
我多想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啊。今晚，他们就要飞回英国了。
“怎么样？”克劳德问。
“我想，他们明白我们的意思了。他们已经走了。”
飞机编队在空中重新集合。年轻的中尉告诉其他飞行员，他们刚才袭击的列车并不是一辆货车，里面装的是被囚禁的人，因为他看到有人在向天空挥动旗帜。
这位飞行员拉动操纵杆，机翼倾斜了一下，再次开向列车。下方，让诺看着他在空中掉了个方向，折回来确定了一下列车的位置。这次他的机翼不再有响声，靠列车最近时，飞机离地面似乎只有几米。
站在防空洞前的德国士兵没人敢动一下。飞行员的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过车窗处挥动着的那面命运的旗帜。快接近地面时，他放慢速度，转头望了过来。几秒时间里，两双湛蓝的眼睛互相对望：一边是皇家空军轰炸机年轻的英国中尉，另一边则是将被押送去德国的、年轻的犹太囚犯。飞行员举起手来，向犯人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最后，飞机上升，飞回天空。
“他们走了？”克劳德问。
“是的，今晚他们就会回到英国了。”
“你一定会有机会开飞机的，雷蒙，我肯定！”
“你不是说战争没结束之前都要叫我让诺吗？”
“哥，我们差不多已经胜利了。看看天上飞机留下的痕迹吧。春天已经回来了。雅克是对的。”
1944年7月4日下午四点十分，他们的眼神在激战中交会了，尽管只有几秒的时间，但对于这两个年轻人来说，这一刻便是永恒。
德国人从杂草中爬出来，走回列车。舒斯特快步走向车头，查看损失情况。四名犯人趁着轰炸的当口向旁边的火车站墙根逃跑，冲锋枪毫不留情地将他们打倒在地。躺在血泊中的他们，眼睛一动不动地看着我们，仿佛在对我们说，他们的地狱之旅今天就在这铁路边画上了句号。
打开我们的车厢门，一名士兵当即退了一步，呕吐不止。另外两名士兵也捂住嘴巴，难以忍受里面的空气。车厢里掺杂着尿味、粪便味和被炸开肚子的巴斯蒂安身上发出的恶臭。
一名翻译告诉我们，死尸将在几小时内被拖出去。我们知道，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我们随时都有死掉的可能。
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愿意花时间把刚刚那四位被射杀的犯人埋葬。
旁边车厢有许多人过来帮忙。在我们这些犯人当中，几乎什么职业的人都有：工人、公证人、工匠、工程师、教师等等。一名医生也被允许进来救治伤员。他叫范·迪克，是一名来自西班牙的外科医生，被强迫在韦尔纳集中营工作了三年。尽管已经尽了全力，但于事无补。这里什么器材都没有，再加上难以忍受的热度，受伤的人根本得不到任何帮助。有人央求先通知他们的家人。一些人微笑着离开了，终于可以不再痛苦下去。夜幕降临时，又有数十人死去了。
火车头彻底报废。今晚无法出发。舒斯特通知了另一辆列车，晚上就会到。
铁路工人故意将列车的水箱搞坏了，这样它在运行过程中会慢慢向外漏水，车子就不得不频繁地停下来补给。
夜里一片沉寂。我们本应该借机反抗一番，但都没了力气。酷热像一个沉重的盖子压在我们身上，令每个人都昏昏沉沉。大家的舌头都肿得厉害，呼吸困难。阿尔瓦雷斯选择逃走是完全正确的。
“你说他有没有成功逃掉？”雅克问。
阿尔瓦雷斯的确值得命运女神如此垂青。收留他的那对父女建议他待到解放后再离开。但已基本伤愈的他谢绝了这番好意，他要回去继续加入战斗。对方也没有坚持，因为他知道眼前的人是一位坚定的战士。于是男人撕下游击队用的地图，拿起一把小刀，走到阿尔瓦雷斯面前递给了他，并且建议他前往圣巴泽耶，那里的火车站站长也加入了抵抗运动。阿尔瓦雷斯来到指定地点，坐在月台对面的长凳上等着。站长一眼就认出了他，马上让他进办公室。站长对他说，德国兵还在到处找他。他在站长的带领下，来到一个放着工具和铁路工衣服的小房间。他穿上灰色外套，戴上头盔，站长递给他一把不太重的铁锤。站长仔细将他打量一番后，让他跟着自己回家。路上他们碰到了两名德国士兵，一个没理他们，另一个则打了个招呼。
他们到家时已是傍晚。迎接阿尔瓦雷斯的是站长的妻子和两个孩子。这户巴斯克人家没有向他提出任何要求。在那里的三天，他感受到的只有无私的爱。第三天清晨，一辆黑色汽车来到这座小屋前。三名游击队员来接已经复原的阿尔瓦雷斯回去一起并肩作战。
7月6日
黎明时分，列车重新上路。我们前方马上就要到达的村子有个很好笑的名字，叫“魅力”。看看眼下的情形，这名字真是一个巨大的讽刺。突然，列车又停了下来。我们在车厢里就快要窒息了。舒斯特受不了这样无休止的耽搁，考虑走一条新路线。往北是不可能了，盟军的攻势有增无减，抵抗组织随时都有可能炸毁铁路来延迟我们的押送时间。
突然，车门猛地被打开了。大家疑惑地看着门口大声喊叫的德国兵。克劳德茫然地望着我。
“红十字会的人来了。现在得去站台取只桶来。”一位充当翻译的狱友向我们说道。
雅克决定派我去。我跳下车，膝盖着地。那个德国兵显然看不惯我的红头发，在我们眼神相交的一刹那，他抬手对着我的脸就是一下。我往后退了几步，跌倒在地，伸手去摸被打掉的眼镜。我找到眼镜，迅速捡起掉落的东西，塞回口袋，然后昏昏沉沉地紧跟着德国兵来到一处树丛后面。他用枪指着，命令我取一桶水和一箱黑面包。红十字会的物资就以这种方式分给了我们，德国人是不会让他们与我们碰面的。
回到车门前，雅克和查理赶忙跑过来帮我搬东西。我眼前笼罩着一片布满血迹的雾气。查理帮我把脸擦干净了，但我的视野还是模糊不清。眼镜被打碎了。我对你说过，上天不但毫不客气地给了我一头胡萝卜色的头发，还让我变成了一个大近视。没有了眼镜，我的世界就是一团糨糊，除了知道白天黑夜，以及大概分辨出周围活动物体的形状外，我跟瞎子没什么区别。不过，幸好我还能看到弟弟就在身旁。
“那个浑蛋下手真狠！”
我手里拿着碎掉的眼镜，右边只剩一小块玻璃，左边有一大块吊在镜架上。克劳德也许是太累了，连我鼻梁上少了那么大一副眼镜都没有发觉。他还没有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我不能和他一起逃走了；带上一个瞎子，是不可能逃掉的。雅克看出了我的忧虑。他支开克劳德，走到我身边坐了下来。
“千万别放弃！”他小声说。
“那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
“我们一定能想出办法的。”
“雅克，我知道你一直很乐观。但这次，你太乐观了！”
克劳德硬要加入我们。他拼命往里挤，让我空出点位置给他。
“我想到了一个帮你修眼镜的法子。水桶是要还回去的，对吧？”
“那又怎么样？”
“既然他们不让我们跟红十字会的人接触，那我们就把眼镜放在空桶里，放回树丛后面。”
原来克劳德早就明白了我现在的处境，而且正在积极地想办法帮我解决问题。这样的情况以前从未发生过，我甚至怀疑现在他才是哥哥。
“我还是不懂你想怎么做。”
“你两边的眼镜框上都还剩了点镜片，光凭这点，眼镜商就能知道你的度数。”
我正用一截树枝和一段从衬衫上拆下来的线拼命修补着眼镜。克劳德抓住我的手：“别做这些无用功了！听我的。靠现在这副眼镜，你是不可能翻出窗口的。但如果我们把它放到桶里，让它被带出去，也许会有人明白我们的意思，会帮我们的。”
我承认自己的眼睛已经湿润了。这并不是因为弟弟的话语里充满了爱，而是因为即使到了现在这种时候，他也依然满怀希望。这一天，我对拥有这样的弟弟感到无比自豪。我是那么爱他，但只怕没有时间再对他说了。
“这主意行得通。”雅克说。
“是的，很不错。”弗朗索瓦接着说，其他人也都表示同意。
其实我根本就不信这办法有丝毫成功的可能。想想看，水桶逃过检查，回到红十字会的人手里，这样的机会是多么渺茫。再想想，就算某人发现了我的眼镜碎片，又能怎么样呢？谁会为一个正被押送去德国的囚犯费心。奇怪的是，连查理都觉得弟弟的办法可行。
于是我只好放下自己的疑虑和悲观，同意交出这唯一能帮助我看清车厢栏杆的眼镜。
为了让如此关心自己的伙伴们保留一丝希望，更为了让弟弟能够放心，我在傍晚时将眼镜放进了空桶。车厢门又关了起来。我看着红十字会护士的身影渐渐远去，死亡开始向我袭来。
这天晚上，夏尔芒的上空电闪雷鸣。雨水穿过被英国空军打得千疮百孔的车厢顶滴落下来。还剩点力气的人都纷纷起身，仰起头，张大嘴巴迎接这难得的恩赐。
7月8日
该死，列车要重新出发了，这下我再也不可能有眼镜了。
清晨我们到达了昂古莱姆。眼前是一片废墟。火车站已经被盟军炸毁了。列车放慢速度，我们目瞪口呆地看着窗外：大楼被劈成两半；站台边的列车车厢横七竖八地倒成一团；火车头有的停在轨道上，有的已经被炸翻；起重机已经面目全非，只剩下一根根支架。几个工人手拿工具站在断开的铁轨前，默默看着向他们驶来的列车，一副不可思议的表情。此刻，七百条冤魂正身处一片世界末日般的场景中。
刹车声响起，列车停了下来。德国人不准铁路工人接近列车。他们不想让任何人知道车厢里面的恐怖。舒斯特对袭击的恐惧与日俱增，一想起游击队便让他毛骨悚然。而且，自从遭到空袭，列车每天连五十公里都开不到，抵抗组织的前沿部队已经向我们一步步靠近了。
车厢与车厢之间的交流是绝对禁止的，但我们还是能让消息流传开来，特别是有关战争和盟军的消息。每当勇敢的铁路工或者善良的村民在夜里冒险接近列车时，我们就会得到一点物资和一些消息。每到这时，我们就会重新燃起希望，认为舒斯特绝不可能成功跨越国界。
我们是最后一批被押往德国的犯人，这是最后一班列车。许多人都愿意相信，我们会在途中被美国人或者抵抗运动者救出来。幸亏有抵抗组织，铁路才会不停地被炸毁，我们才能赢得宝贵的时间。远处，德国兵赶走了两个想走近我们的铁路工。对于现在的德国人来说，到处都是敌人。任何一个想帮助我们的工人、市民，在纳粹眼中都是恐怖分子。但是谁都知道，真正的恐怖分子，正是这帮手握枪支、腰别炸弹、专门欺负老弱病残的大浑蛋。
今天，火车一直没有动静。车厢由德国兵严密监视着。不断上升的温度在慢慢吞噬我们的生命。外面大概有三十五度，至于车厢里面，没人知道，我们全都处于半昏迷状态。身处这样的人间地狱，唯一的安慰就是感到周围还有伙伴们陪伴着。抬起头来，我看到查理脸上挂着浅笑；雅克一直在关注我们每个人的身体状况；弗朗索瓦紧贴在雅克身旁，像儿子依偎着父亲一样。我的脑海里出现了索菲和玛丽安娜，南部运河边的长凳就在眼前，我们从前就是坐在那上面交接情报的。对面，马克的表情很是哀伤。其实，他是最幸运的人，因为他在思念达米拉时，我肯定，达米拉也正想着他。没有任何牢笼可以禁锢我们的思想，所有情愫都可以穿越栏杆飞向远方。这样的感情没有语言阻碍，也无关宗教信仰，更不怕人为施加的束缚。
马克就拥有这种感情的自由。而我，我幻想着索菲此刻也在想念我，哪怕只是几秒也好，哪怕是单纯思念一位曾经的朋友也好……
我们今天没面包吃，也没水喝。有些人已经说不出话来，他们一点力气都没了。克劳德和我始终坐在一起，互相关注着对方，以防昏倒或死去。有时我们的手握在一起，只是为了确认还活着……
7月9日
舒斯特决定折回一段路，因为抵抗组织将前方的桥梁炸毁了。我们回头往波尔多开。当列车离开昂古莱姆破败的车站时，我又一次想起了自己放在水桶里的眼镜，那是我重见光明的希望。我的双眼已经模糊了两天，跟瞎子差不多。
午后，我们回到了波尔多。农西奥和瓦尔特一心只想着逃跑。晚上，为了打发时间，我们开始捉身上的跳蚤和虱子。衬衫和裤子里到处都是，要想全部掸掉真不是件容易的事，这边刚消灭掉，那边又出现了。另外，车厢空间狭小，我们只好轮流休息。一些人躺下时，另一些人便只能蜷成一团。就在这样一个夜晚，我的脑袋里突然冒出几个奇怪的问题：要是真能幸存下来，我们有可能忘记这段地狱般的日子吗？我们真的能像正常人那样生活吗？有可能将不愉快的记忆完全抹去吗？
克劳德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
“你在想什么？”
“沙辛。你还记得他吗？”
“记得。现在怎么会想起他？”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他的样子。”
“让诺，你到底在想什么？”
“我在想，到底为什么要像现在这样活着。”
“原因就在你面前！总有一天我们会自由的。而且我保证过，一定让你当上飞行员，你忘了吗？”
“那你呢？战后想做什么？”
“我要和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一起骑摩托车环游科西嘉。”
他凑到我面前，好看清我的表情。
“我一定能做到！你为什么冷笑？难道你觉得我不可能有女孩子喜欢，不可能带一个女人去旅行？”
我实在忍不住，笑出了声。弟弟显得更生气了。查理跟着笑了起来，马克也是。
“你们到底笑什么？”克劳德气急败坏地问。
“你知道自己有多臭吗？看看你现在的脸吧。就现在这个样子，蟑螂都不会跟着你走的！”
克劳德凑过来闻了闻我身上的味道，然后和大家一起放声大笑起来。
7月10日
就算是大清早，车厢里也已热得受不了。这该死的火车还是一动不动。天上连一丝云都没有，看来是不会有雨水再来垂青这帮可怜的囚犯了。旁边车厢的西班牙狱友每当支持不住时，便会唱歌，动听的旋律伴随着优美的加泰罗尼亚语传遍整列火车。
“快看！”克劳德指着窗外。
“你看到了什么？”雅克问。
“德国兵在路边发脾气呢。红十字会的卡车来了，下来一群女护士，她们提着水朝我们这边过来了。”
护士们刚走到站台就被德国兵拦住，让她们放下桶，退回去，说等她们走了以后犯人就会来取的，绝对不准跟那帮“恐怖分子”有任何接触！
护士长上前推了士兵一把：
“哪里有什么恐怖分子？是那些老人、妇女和被关在车厢里快饿死的人吗？”
她把士兵痛骂了一顿，还告诉他们，她已经受够了这该死的规定，她要让自己的护士亲手将水送到车厢去。“不要以为你们穿着制服就可以为所欲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