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学名著寻羊冒险记(9)

“冰河时期？”
“例如我们应往南行，我们应捕猛犸什么的。”
“可也是。”我说。
到千岁机场领完行李出到外面，空气比预想的冷。我把缠在脖子上的粗棉布衫套在T恤外面，她在衬衣上面穿了件羊毛马甲。秋天比东京早一个月在这里落下座来。
“我们恐怕应在冰河时期相遇。”她在开往札幌的公共汽车上说。
“你捕捉猛犸，我抚育孩子。”
“真像是很妙。”我说。
不一会她睡了。我从车窗望着路两旁绵绵不断的密林。
一到札幌，我们马上进饮食店喝咖啡。
“首先决定基本方针，”我说，“要分工负责。我负责照片上的风景，你负责羊。
这样可以节省时间。“
“似乎很合理。”
“如果顺利的话。”我说，“总之希望你调查北海道主要羊牧场的分布情况和羊的种类。去图书馆或政府即可弄清楚，我想。”
“图书馆我喜欢。”她说。
“那好。”
“现在就动身？”
我看一眼表：3点半。“不，晚了，明天不迟。今天放松一会儿，把住处定下，吃饭洗澡睡觉。”
“想看电影。”
“电影？”
“特意坐飞机节约了时间嘛！”
“那倒是。”我说。于是我们走进进入视野的第一家电影院。
我们看的是两片连映。一部讲凶杀，一部讲恶魔。观众席寥寥没儿个人。许久没进如此空荡的电影院了。为消磨时间我数了下观众人数。连我们8个。银幕上的人物倒多得多。
不过电影方面也一塌糊涂。在MGM的狮子吼完和片名在银幕上现出那一瞬间，我便恨不得扭头离座而去。居然存在这等电影。
不料她却以专注的眼神饿虎扑食一般盯住银幕不放，找不出时间搭话。于是我也只好看起电影。
第一部讲鬼怪，讲一个统治某座城市的恶魔。恶魔住在教堂一间小得可怜的地下室里，给一名腺病体质的医生当下手。我不大理解恶魔何以产生君临城市的念头。因为那座四周是玉米地的城市委实寒伧得不成样子。
但恶魔对这城市甚是执着，并且为一个——唯独一个——少女不服从自己的支配而气恼。恶魔发起火来，浑身颤抖得俨然稠得发颤的绿色果冻。发怒方式颇令人忍俊不禁。
我们前座一个中年男人打鼾打个不停，鼾声如雾笛一般凄凄然。右侧角落有人在出神地手淫。后头不知谁惊天动地放一个响屁，惹得两个女高中生嗤嗤直笑。
我条件反射地想起沙丁鱼。想起沙丁鱼，这才好歹想起自己已离开东京置身札幌。
反过来说，在听到有谁放屁之前我未能实际感觉到自己已远离东京。
不可思议。
如此想来想去，我睡了过去。梦中出来一个绿色的恶魔。梦中的恶魔毫无笑容，只在黑暗中默默逼视我。
第一部电影放完亮灯时，我也睁眼醒来。观众们不约而同地轮流打起哈欠。我在小卖部买了两支冰激凌跟她吃着。冰激凌硬邦邦的，活像去年夏天卖剩下的。
“一直睡觉了。”
“嗯。”我说，“有趣？”
“妙趣横生！城市最后爆炸了。”
“嗬。”
电影院静得不得了。或者不如说我四周静得不得了。感觉上很怪。
“嗳，”她说，“你不觉得身体好像现在还在移行？”
经她一说果然是那样。
她握住我的手：“一个劲儿移行。怪担心的。”
“噢。”
“就好像要移去别的什么地方，移去别的莫名其妙的地方。”
场内变暗开始放映电影预告时，我拨开她的头发在她耳朵上吻一下：“不要紧，不必担心。”
“如你所说，”她低声道，“还是该乘坐有名字的交通工具才是。”
第二部电影由始至终一个半钟头时间里，我们一直在黑暗中如此静静地移行。她脸颊一直贴在我肩头，肩头给她的呼吸弄得潮潮的暖暖的。
走出电影院，我搂着她的肩漫步在暮色笼罩的街头。我觉得我们比以前亲密了。来往行人的嘈杂声很是叫人快意。天空眨闪着淡淡的星。
“我们真的是在正确的地方？”她问。
我仰首望天。北极星处于正确的位置。不过看上去也有点像假北极星，太大，太亮。
“是不是呢？”我说。
“总像有什么误差似的。”
“初来乍到的地方就是这样子的，身体还没适应过来。”
“很快就会适应？”
“大概两三天吧。”我回答。
走累了，我们便跨进第一眼看到的餐馆，各饮两杯生啤，吃马铃薯和大马哈鱼。虽说是盲目闯进来的，但味道相当可以。啤酒十分可口，白调味汁清淡而又有余味。
“对了，”我边喝啤酒边说，“住处该定了。”
“关于住处我已经有了设想。”她说。
“什么设想？”
“反正你按顺序念一下宾馆名称。”
我求态度冷淡的男侍者拿来按行业排列的电话号码簿，翻到“旅馆。宾馆”那页逐个朗读起来。大约一口气念完40个时她叫我停住：“可以了。”
“可以？”
“你最后念的宾馆。”
“DOLQHIN HOTEL.”我念道。
“什么意思？”
“海豚宾馆。”
“就住那里。”
“名都没听说过。”
“除它以外没有可住的宾馆，我觉得。”
我道谢把电话簿还给男侍者，往海豚宾馆打电话。一个口齿不灵的男人接起电话，说双人房或单人房有空的。出于慎重，我问除双人房单人房还有什么房，回答除双人房和单人房原来没其他房。我脑袋有点混乱。但反正先订了双人房，问了房租。房租竟比我预想的便宜40％。
从我们刚才进去的电影院往西走三条路，再南下一条道便是海豚宾馆。宾馆很小，无个性可言。如此无个性的宾馆我想未必能找出第二家。其无个性之中甚至荡漾一种形而上氛围。既无霓虹灯又无招牌，连像样的门面也没有，只在餐厅工作人员出人口模样的冷冰冰的玻璃门旁嵌着一块刻有“DOLQHIN HOTEL”字样的铜牌。连一幅海豚画也见不到。
建筑物虽是五层，却如一个巨型火柴盒倒置一样呆板。近前一看，并不怎么古旧，却又十足旧得令人侧目，想必建造时即已旧了。
这就是海豚宾馆。
不料她对这海豚宾馆却好像一见钟情。
“看样子不是满好的么？”她说。
“看样子满好的？”我反问。
“小巧玲珑，没有多余物。”
“多余物，”我说，“你说的多余物可指的是不带污痕的床单、不漏水的洗漱台、容易调控的空调机、柔软的卫生纸、新的香皂、没晒旧的窗帘之类？”
“你看事物的阴暗面看得大多了！”她笑道，“总之我们可不是来旅游观光的。”
打开门，里面是大得出乎意料的大厅。厅中央有一套待客沙发和一台大屏幕彩电。
开着不关的电视上播映的是知识问答节目。空无人影。
门两侧摆着大大的赏叶盆栽植物，叶子一半已变色。我关上门，站在两盆植物之间打量一会大厅。细看之下，厅并没那么宽敞。所以显得宽敞，是因为家具极端之少。街客沙发、挂钟和大镜子，此外别无他物。
我倚墙看了看挂钟和镜子。两个都是哪里赠送的。钟误差7分之多，照在镜子里我的脖子也多少偏离我的躯干。
待客沙发也和宾馆本身一样旧。橙色布面已橙得相当奇妙——就好像晒足太阳又给雨淋了一个星期，之后放进地下室故意使其生出霉斑。在极为原始的彩色影片时代曾见过如此色调。
近前一看，待客用的长沙发上，一个开始秃头的中年男人以烘鱼干姿势躺着。起初以为他死了，原来是在睡觉。鼻子不时抽动一下。鼻梁上有眼镜压痕，眼镜却不知去了何处。看来，似乎并非看电视看着看着睡过去的。不得其解。
我站在服务台前往里窥视。一个人也没有。女友摇铃。“丁铃”声回荡在空荡荡的大厅。
等了30秒，仍无任何反应。长沙发上的中年男人也未醒来。
她再次摇铃。
长沙发上的中年男人呻吟一声，仿佛是在责备自己。随后睁开眼睛茫然看着我俩。
女友催促似的摇响第三遍铃。
男人从沙发上一跃而起，穿过大厅，从我身旁擦也似的进入服务台。原来是负责服务台的。
“对不起，”他说，“实在对不起。等着等着迷迷糊糊睡了过去。”
“抱歉，把你吵醒了。”我说。
“哪里哪里。”说着，朝我递来住宿登记卡和圆珠笔。他左手小指和中指第二关节往上竟没有了。
我在卡片一度写上真名实姓，又转念揉成一团塞进衣袋，换一张卡片写下乱编的名字和乱编的住址。不起眼的名字不起眼的住址。但作为一闪之念的产物两个都说得过去。
职业填作不动产。
服务台责任人拿过电话机旁的假象牙框眼镜戴上，甚是用心地看我填的住宿登记卡。
“东京都杉并区…29岁，不动产业…”
我从衣袋掏出纸巾，擦去手指上沾的圆珠笔油。
“这次来是为商务上的事？”
“嗯，啊。”我回答。
“住几晚？”
“1个月。”
“个月？”他以注视一张雪自画纸时的眼神注视我的脸。“1个月一直住在这里？”
“不欢迎？”
“不是不欢迎，只是每三天要劳客人结算一次。”
我把旅行包放在地上，从衣袋掏出信封，点出20张嘎嘎新的万元钞置于台面。
“不够再添。”我说。
服务台责任人用左手3只指点拿钞，以右手指点了两遍。然后在收据上填好金额递给我，“对房间有什么要求请不要客气。”
“可能的话，最好安排远离电梯的拐角处的房间。”
责任人背对着我盯视钥匙板，踌躇好一会儿，这才摘下带有406编号的钥匙。钥匙几乎全部挂在钥匙板上。看来，这海豚宾馆很难说深谙经营之道。
海豚宾馆不存在男服务员，我们必须自己拿行李上电梯。如女友所说，此宾馆概无多余之物。电梯犹如患肺病的巨大咔嗒咔嗒摇晃不已。
“久住还是这样小而整洁的宾馆合适。”她说。
小而整洁的宾馆——的确概括得不坏。足可作为广告词用在“安安”旅行专页上：若是久住，不管怎么说，这种无拘无柬的小而整洁的宾馆乃是最佳选择。
然而，走走这小而整洁的宾馆房间，我首先要做的，是用拖鞋把窗台上爬的蟑螂打死，再捏起床脚落的两根阴毛扔到纸篓里去。在北海道还是第一次看见蟑螂。时间里女友调节热水温度准备洗澡。水龙头的声音简直震耳欲聋。
“住高级些的宾馆去好了！”我打开卫生间门对她吼道，“反正钱有的是。”
“不是钱的问题，我们找羊从这里开始。总之非这里不可。”
我歪在床上吸烟，打开电视，各频道转一遍后关掉。唯独电视图像还像那么回事。
热水声停止，她的衣服从门里甩出，传来淋浴声。
打开窗帘，发现路对面密密麻麻排列着同这海豚宾馆千篇一律的不伦不类的楼宇。
哪栋楼都像挂了一层灰，脏兮兮的，一闻便闻到一股小便味儿。尽管时近9点，亮灯的窗口却寥寥无几，有人在里边像是很忙地动来动去。做什么工作我不晓得，反正看上去像不怎么开心。当然，在他们眼里，我恐怕也不甚开心。
我拉合窗帘，转身回床，躺在沥青路面一样硬硬粒住床垫的床单上想同我分手的妻，想和她一起生活的男子。提起那个男子，我对他相当熟悉。原本是我的朋友，不可能不熟悉。他27岁，是个不很有名气的爵士吉他手。就不甚有名气的吉他手来说，他算是较为地道的。性格也过得去，只是其貌不扬。有的年份彷徨于凯尼。巴雷尔和B.B.金之间，有的年份徘徊在拉里。科里埃与吉姆。霍尔之间。
至于她何以继我之后选择此人，我不大明白。不错，每个人身上都存在一种所谓倾向。他优于我的地方仅仅是会弹吉他，我优于他的地方只是会洗盘子。大部分吉他手都不洗盘子。一旦弄伤手手指，便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接下去，想我同她的做爱，计算4年婚姻生活中为消磨时间进行的做爱次数。但终归得出的数字是不确切的，而不确切的数字很难认为有多大意义，或许应在日记本上记下才是，至少应在手册上做个记号。这样，我便可以准确把握4年期间我所进行的做爱次数了。我需要的是能够用数字反映的现实性。
同我分手的妻则拥有做爱的精确记录。她并未写日记。她从第一次来月经就开始在大学生用的笔记本上准确无误地记录月经，作为参考资料性交记录也包括在内。笔记本共8册，同她珍惜的信和照片一并藏在上锁的抽屉里，任何人都不给看。我无从晓得她就做爱记录到什么程度。而同她分手后的现在，更是永远无法晓得了。
“我要是死了，”她经常这样说，“把那笔记本烧掉。多多浇上汽油，彻底烧成灰埋到土里。一个字都绝对不许你看！”
“可我一直和你困觉的嘛，全身上下几乎没我不知道的部位。现在还害羞什么呢？”
“细胞每个月更新一次。即使就现在来说，”她把纤纤十指的背面伸到我眼前，“你自以为知道的也差不多都不过是记忆中的我罢了”
她——除去离婚前一个月——便是如此头脑地道的女子。她毫厘不爽地把握着其人生中的现实性。亦即她在遵循这样一个原则：门一旦关闭便再也无法打开，却又不可能一切都永远大敞四开。
我现在就她所了解的，仅仅是关于她的记忆。而那记忆又如坏死的细胞迅速远离。
就连我同她进行的做爱的准确次数都不得而知。
2.羊博士出场翌晨8时醒来，我们穿衣坐电梯下楼，进附近一家饮食店吃优惠价早点。海豚宾馆没有餐厅没有酒吧。
“按昨天说的，我们分头行动。”说着，我把复印的羊照片递给她。“我以照片上的山背景为线索找场所，你以养羊的牧场为中心找羊。方法明白吧？无论多么小的暗示都不要放过。毕竟比在北海道到处乱窜好些。”
“放心，交给我好了。”
“那，傍晚宾馆房间见。”
“别太担心，”她戴上眼镜，“保准手到擒来。”
“但愿。”我说。
但事情当然不那么简单。我去了道政府观光科，转了各种观光点和旅行社，访问了登山协会，大凡同旅游观光和山有关的地方也都转了。但没有一个人对照片上的山有印象。
“山形太普通了，”他们说，“况且照片上的只是局部。”
我转一整天只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仅看局部是很难推断山的名字的，除非很有特征的山。
路上我进书店买了北海道全道地图和一本叫《北海道的山》的书。北海道山多得令人无法置信，并且山色山形个个难分彼此。我把鼠照片上的山逐个对照书中照片上的山，不出10分钟就头痛起来。问题首先是书中照片拍摄的山仅仅是北海道所有山的一小部分。
而且纵使同一座山，只消改变一下角度印象也截然不同。“山是活的。”作者在书序言中写道，“角度、季节、时间抑或心情的些微变化都会使山大变其观。所以我们须认识到——这点十分重要——我们通常仅能把握山的一部分、山的一个断片。”
“得得！”我不由出声叹道。叹罢重新开始这已认为是徒劳的作业。听报时钟打响5点，坐在公园长椅上和鸽子一起嚼玉米花。
女友收集情报作业在质量上比我稍强，但在徒劳这点上并无不同。两人在海豚宾馆后面一家小饭馆边吃简单的晚饭边交换今天一天各自的遭遇。
“道政府畜产科基本什么都不知道。”她说，“就是说羊已是被弃置不管的动物。
养羊划不来，至少在大量放养这一形态上。“
“那么，也可以说养得少故而容易找。”
“也并不是那样的。如果绵羊饲养业兴旺，也就有独立的协会活动，政府部门就可以掌握相对完整的脉络；而在目前情况下，根本摸不清零星绵羊饲养业的现状。因为大家像养猫养狗似的随便养那么几只。大致晓得的绵羊饲养者的住址有30处左右，这已是4年前的资料了，4年时间应该有不小变化。因为日本的农业政策每3年就猫儿眼似的变一次。”
“得得！”我边喝啤酒边叫苦，“看来出师不利啊！北海道有一百多座样子相仿的山，绵羊饲养业的实况又完全摸不着头绪。”
“不是才只过去一天么，一切刚刚开始。”
“你耳朵没捕捉到灵感？”
“灵感暂时来不了啦，”说着，她夹起煮鱼，喝口酱汤，“这个我已多少知道的。
灵感的到来只限于我因为什么迷惘的时候或感到精神饥渴的时候。现在不同的。“
“就是说，不到快淹死时救生绳不来？”
“是的。我现在和你这么活着感到十分充实。充实的时候灵感是不会来的。所以我们只能以自己的力量找到羊。”
“真弄不明白，”我说，“现实中我们已被迫赶得气喘吁吁。要是羊找不到，我们将被逼人十分狼狈的境地。至于如何狼狈我也并不知道。但既然那伙人说要把我们逼入狼狈境地，那指的就是真正的狼狈境地。毕竟他们是老手。即便先生死了，也还有组织剩下。那个组织在日本全国如下水道一般无处不在，企图把我们逼入困境。我也觉得事情来得荒唐，但现实已经那样。”
“那么说，岂不成了电视里的《宇宙入侵者》了？”
“在荒唐这点上。总之我们已经被卷了进去，我说的我们指的是你和我。一开始是我自己，中途你加入进来。这还不能说是快要淹死了？”
“哎哟，我喜欢这样的。比同陌生人上床、露出耳朵照镁光灯、校对人名辞典好多了。生活就应该这个样子。”
“就是说，”我说，“你没有快要淹死，救生绳也不会来。”
“是那么回事。我们要以自己的努力找羊。我也好你也好肯定并非那么窝囊废。”
或许。
我们回宾馆性交。我非常欣赏性交这个词，它使人联想起某种形式有限的可能性。
但我们在札幌的第3天第4天也一无所获。我们8点钟起床吃优惠价早点，分头度过一天，傍晚边吃晚饭边交换情报，回宾馆性交睡觉。我扔掉旧网球鞋买了双新轻便鞋，到处给几百个人看照片。她以政府部门和图书馆的资料为基础开列了一个长长的绵羊饲养者一览表，一个接一个打去电话。然而收获是零，没有一个人对山有印象，没有一个绵羊饲养者晓得背部带星纹的羊。倒是有一位老者说记得在南桦太见过这样的山，但很难设想鼠到过桦太。桦太到东京不通快信。
第5天第6天过去，10月一屁股坐在札幌街头。阳光固然温煦，但风已夹带凉意。黄昏时分我便穿上带有薄棉絮的运动服。札幌街道宽阔，且直得令人厌倦。这以前我不知道在仅由直线构成的街道行走竟如此消耗人的体力。
我确实在消耗自己。第1天东南西北的感觉消失了，开始觉得东的对面是南。于是在文具店买了指南针。手拿指南针转悠起来，街道迅速化为非现实性存在。建筑物看上去俨然摄影棚里的布景，路上行人如同用纸壳剪下来似的扁平扁平。太阳从呆板板的大地的一边升起，如炮弹一般在天空画着弧形落往另一边。
我一天喝7杯咖啡，每隔1小时小便1次，食欲渐次减弱。
“在报纸登则启事如何？”女友提议，“我是说希望你朋友跟我们联系。”
“主意不赖。”我说。有无效果自当别论，起码比什么也不做好得多。
我转了4家报社，在第二天的早报上登了3行启事。
鼠：乞速联系。
十万火急！！
海豚宾馆406室往下两天，我在宾馆房间等电话。电话打进3个。一个是一位市民的，问鼠是什么意思。
“我朋友的绰号。”我回答。
他满意地放下电话。
一个是开玩笑电话。
“啾啾，”打电话的人说，“啾啾。”
我放下电话。城市真是个怪地方。
另一个是语声极为细小的女士打来的。
“大家都管我叫鼠。”她说。从语声听来，远处的电话线似乎随风飘摇。
“特意劳您打来电话，不好意思。我找的是男的。”我说。
“估计是男的。”她说，“不过反正我也给人叫鼠，所以想最好还是打个电话…”
“实在谢谢。”
“啊，不用谢。那位可找到了？”
“还没有。”我说，“遗憾。”
“我要是就好了…可终归不是。”
“是啊，遗憾。”
她沉默不语。这时间我用小指尖搔耳根。
“真的想和您说说话。”她说。
“和我？”
“自己也说不清楚，反正今早看到报纸上的启事一直心神不定，不知好不好给你打个电话。我想肯定会打扰您的…”
“那么说，人家管你叫鼠是说谎喽？”
“是的。”她说，“谁也没管我叫什么鼠。说到底连个朋友也没有。所以很想找人说说话。”
我叹口气：“也罢，反正谢谢了。”
“对不起。您是北海道的？”
“东京。”我说。
“从东京来这里找朋友？”
“不错。”
“他多大年纪。”
“刚32.”
“您呢？”
“差两个月30.”
“独身？”
“是的。”
“我22.年龄一大，好多事情都会变得开心是吧？”
“会不会呢，”我说，“不清楚。有的变得开心，也有的相反。”
“要是能吃着饭慢慢聊就好了…”
“对不起，我必须一直在这里等电话。”
“是啊，”她说，“啰啰嗦嗦，请原谅。”
“总之谢谢你打来电话。”
电话挂断。
细想之下，又像是手法巧妙的妓女拉客电话。但也可能是的的确确孤独的女孩打来的。对我来说，怎么都一回事，总归毫无线索。
翌日电话只有一个。一个脑袋不正常的男子打来的：“鼠的事交给我好了！”他用15分钟向我讲了被关押在西伯利亚期间对付老鼠的事。故事妙趣横生，但不成其为线索。
我坐在窗边弹簧支起的软椅上，一边等待电话铃响，一边观望对面3楼一家公司的劳动场景，观望了一天。但整整一天也全然没弄明白那家公司到底是干什么的。十一二个人，就像进行篮球比赛似的始终出出入入。某人把文件递给某人，某人在上面盖印，某人把它装入信封跑去外面。午休时一个乳房肥硕的女事务员给每人斟茶。午后有几个人从外边要来咖啡。我也想喝咖啡，遂请服务台代为留言，到附近一家饮食店喝咖啡，顺便买两罐啤酒回来。回来一看，公司人减为4个。乳房肥硕的事务员同年轻男职员有说有笑。我边喝啤酒边以她为中心打量公司活动情况。
我越看越觉得她的乳房大得反常。乳罩一定是用金门大桥钢缆做成的。几个年轻职员看样子想同她困觉。他们的性欲隔着两层玻璃和一条马路传导过来。感觉他人的性欲也真是奇妙。如此时间里竟涌来一股错觉，以为是自己本身的性欲。
5点，女事务员换红连衣裙回去后，我拉合窗帘，看电视重放的《后卫女郎》。在海豚宾馆的第8天就这样迎来夜幕。
“得得！”这“得得”已逐渐成为我的口头禅。“一个月过完三分之一，可我们什么边际也没摸着。”
“是啊。”他说，“沙丁鱼怎么样了呢？”
晚饭后，我们在海豚宾馆大厅那个质量差劲的橙色沙发上休息。除了我俩，便只有服务台那个三指责任人了。他或用梯子换电灯泡，或擦窗玻璃，或折叠报纸。我俩以外也还该有几个住客，但似乎都像背阴处的木乃伊，悄无声息地闷在房间里不出来。
“工作方面怎么样了？”服务员责任人边给盆栽植物浇水边战战兢兢地问我。
“不怎么样啊。”我说。
“好像在报上登启事了。”
“登了。”我说，“为土地遗产继承的事找人。”
“遗产继承？”
“嗯。继承人下落不明。”
“是这样。”他表示理解，“您这职业像很有意思。”
“那也不是。”
“挺有《白鲸》情调的。”
“白鲸？”我问。
“是白鲸。寻觅什么是很有趣的作业。”
“猛犸？”我的女友问。
“是的。什么都一样。”服务台责任人说，“我所以给这里取名为DOLQHIN HOTEL，其实就是因为麦尔维尔的《白鲸》里有海豚出现的场面。”
“呃。”我说，“既然那样，索性叫鲸鱼宾馆岂不更好！”
“鲸鱼形象不大美好。”他露出遗憾的神情。
“海豚宾馆，满漂亮的名字。”女友说。
“非常感谢。”服务台责任人微微笑道，“对了，承蒙如此长期留住，也是一种缘分，我想送瓶葡萄酒表示一点谢意…”
“真高兴。”她说。
“谢谢，谢谢。”我说。
他钻入里面房间，一会儿拿出一瓶冰镇白葡萄酒和三个玻璃杯返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