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种意义上而言，女人的卵巢有潜力把生命带到这世上，同时又是一个蕴藏近三百万个卵子的金矿，等人采集，卖给出价最高者。崔考斯则是同时站在这两种角度看待卵巢。崔考斯的佩狄奥斯（Pedieos）诊所自1981年开业以来，就一直在跟几乎可说是源源不绝的捐卵者合作，这些妇女大多并非土生土长的塞浦路斯人，共通点是她们都相当贫穷，而捐卵所获得的现金，可大幅补贴收入。崔考斯耸了耸肩说：“在收入低的地方，就会有捐赠者。”塞浦路斯有着岛国常见的生活成本过高的问题，还有大量的低薪移民人口，不啻是缺钱花的捐赠者的完美温床。
在塞浦路斯，全套植卵服务（含体外受精在内）的费用为8000至14000美元不等，相较于西方世界里相对便宜的地方，费用低了百分之三十。更重要的是，患者等待植入捐赠者的卵子，很少有超过两周的。对于从英国飞来的妇女而言，可谓是一大福音；因为英国对捐卵者有严格的规定限制，等候名单已排到两年以上。今年，他的患者有三分之一是从国外飞来的，他希望日后国外患者人数能增加一倍。
“有了捐赠者，”他说，“就等于有了一切。”
过去10年来，全球的卵子需求量已呈指数成长，而且在没有明确的指导方针之下，生育产业已迅速繁殖成一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巨兽。同时，在体外受精技术推行30年之后，每年出生的试管婴儿多达25万左右。虽然多数婴儿仍是生母卵子的产品，但是一些年纪较大（有时是停经后）的妇女想成为妈妈的欲望，却促使法律上仍有疑虑的卵子市场快速成长。现在，这门生意从亚洲一路到美国，从伦敦、巴塞罗那等富裕地区，再延伸到俄罗斯、塞浦路斯、拉丁美洲等落后地区。
在这门生意里有着不同的角色，有好心的医生和装备简单的庸医，有绝望的夫妻和意外崛起的企业家，他们全都争着原料来源——生育年龄的妇女。如果这行真有所谓的管制的话，也是不均的管制。虽然各国已经试图管控国内市场，但是机票价格便宜，加上国际方针松散，使得危险又不道德的卵子采购，就跟取得护照一样简单。今天，来自贫穷国家的妇女将卵子卖给医生，然后医生再把卵子卖给来自富有国家的有钱客户。这引发了一连串重要的道德议题：把妇女当成母鸡，让她因类固醇而发胖，藉以取得她的卵子卖出，这样真的可以吗？我们制造滚球轴承时所应用的标准，是否也适用于生命的基因细胞以及带有细胞的妇女呢？卵子是否只是个零件，而捐赠者只不过是个轮齿？
可惜，几乎所有的西方国家已在这个道德难题前放下了筹码。有的国家，如以色列，禁止在本国领土采集卵子，却仍补助体外受精的国民。即使是利用国外取得的捐赠者卵子进行体外受精的国民，亦可获得补助。
虽然美国法律对于捐卵并无规定，但美国生殖医学会（American Society of Reproductive Medicine）却有个不具约束力的指导方针：若补偿金超出薪资损失与交通费，则会被视为不合乎道德。塞浦路斯的情况跟欧盟其他国家相同，该国负责管制生育诊所的卫生署官员凯洛琳娜·史提里亚诺（Carolina Stylianou）表示：“允许支付补偿金，但不准付款。”没错，这说法听起来未免太暧昧不明了。
所有暧昧不清的情况导致市场的异常活跃，有各种价位、各种服务。在美国，植卵服务包括捐赠卵子、实验室工作、体外受精程序，收费高达40000美元以上。但若是在塞浦路斯接受体外受精，则可省下大笔金钱，这诱使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前往塞浦路斯。对于卵子卖家（或称“捐赠者”，若您偏好这种称呼的话）而言，价格到处都有。美国妇女卖出一批卵子，平均可获得8000美元；若是常春藤盟校毕业生，且有运动选手身材的人，价格更是高达50000美元以上。在美国这个最为开放的市场，潜在的捐赠者把个人资料张贴在网络上，供患者细读，学业能力倾向测验每增加100分，卵子价格就会增加约2350美元。另一方面，没受过教育的乌克兰妇女，在基辅打了多种预备荷尔蒙，然后飞到塞浦路斯取出卵子，并在没有术后照护就被送回家的情况下，她的一批卵子只值数百美元。
这一行的运作方式就跟其他的全球化产业一样，利用法律管辖范围的不同、收入的差异、当地的伦理审查状况、生活水平等，获得竞争优势。根据欧洲人类生殖和胚胎学协会（European Society of Human Reproduction and Embryology，简称 ESHRE）的数据，欧洲每年有超过25000人跨国寻求生育治疗。原则上，卵子商业市场能以符合道德的方式运作，但目前国际体系所针对的对象是脆弱的潜在捐卵者这一特定族群，并有效创造出两种人：一种是贩卖人体部位者，一种是受赠者。
同样是捐赠，但捐卵跟捐血大不相同，捐卵是一种漫长又痛苦的过程，至少需要两周的荷尔蒙刺激，然后再动手术取出卵子。捐卵就有如卖肾，并不是轻率就可以作出的选择。再者，捐卵的风险几乎等同于一般的手术与麻醉，注射荷尔蒙所引发的并发症有时也会使人痛苦万分，甚至会致命。但即便如此，捐卵手术在世界各地还是极为受欢迎，而卵子需求量日益增加，远远超过那些纯粹出于善意而愿意免费捐卵给陌生人的利他捐赠者的供应量。
然而，有关卵子的捐赠，主流医学伦理观仍主张“利他捐赠”是唯一能接受的标准做法，这让立法处于站不住脚的立场。一方面，欧美当局需要大量的捐赠者，方能促进生育产业的成长繁荣；另一方面，又希望能在利他体制以外，另建一个体制，限制那些让妇女自愿捐卵的诱因类型。
若提及有哪些动机可促进妇女捐卵时，“补偿金”与“金钱”这两个措辞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唯一差别只是补偿金代表的价格比较低。因为钱数低，只能诱使最贫穷或最绝望的人捐卵。立法者尽管是出于善意，却等于是有效地把补助金给了生育诊所，让诊所购得原料，而生育业务之所以蒸蒸日上，都是在利用穷人的子宫。这样的关系从来就不是互惠关系。
塞浦路斯前一阵子加入了欧盟，现在正走到十字路口，面临关键时刻。究竟是要加强管制，降低供应量，藉以控管当地卵子市场？还是要让贸易自由化，打开大门，付钱给捐卵者，并让捐卵者人数大幅增加呢？在某种程度上，塞浦路斯有如一张石蕊试纸，可用来试验人体部位产业的未来情势。在俄罗斯、乌克兰等非欧盟国家，已有诊所在国际市场上宣传其不受多少法规管制的卵子产业，但是由于这些国家没有欧盟品牌作保证，因此很少有人愿意前往当地接受生育治疗。即使是像印度这类更遥远的国家，用现金招募捐卵者似乎不成问题，结果也一样。塞浦路斯是有如美国蛮荒西部卵子矿脉的完美产业平台，其采用质量最佳的药物（与白人婴儿）更是闻名于世。
若按人均计算，塞浦路斯的生育诊所数量高居世界之冠，是地球上采卵量最多的地点之一。塞浦路斯的生育诊所无论有没有执照，都会提供体外受精手术，以及各种生育服务，即使是其他地区禁止的一些服务（如性别筛检），塞浦路斯的生育诊所照样提供。塞浦路斯的生育产业融合了灰市金融交易的阴暗以及人体组织的商业化。人们从以色列、欧洲甚至世界各地飞来塞浦路斯。在这里，想要孩子的夫妻可找到收费便宜的服务，贫穷妇女可找到市场卖卵子。塞浦路斯是卵子市集，从供需等式的两边中获利。国际化让监管成了一则笑话。
“最活跃的生育诊所，其实是由可疑人士在阳光下运作的。有人说，世界协会或某国协会会撤销他们的会员资格，但他们想到这点，只会一笑置之而已。立法者都是些没牙的狗。县立和州立的医疗协会和委员会，只在议题带有堕胎的涵义时，才会表示关切。站在国际层级的角度来看，在所有地方，担任这一角色的塞浦路斯实在引人担忧，问题重重……要说塞浦路斯已准备好认真运作生殖中心，实在是异想天开，倒不如说韩国已准备好进行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美国生物伦理学期刊》（American Journal of Bioethics）编辑葛兰·麦基（Glenn McGee）在电子邮件里如此写道。
类似崔考斯医生这样的塞浦路斯外科医生，从自己的私人诊所开业以来，一直勇于突破医学界限，但有时，他们会做过头。比方说，名字很响亮的国际体外受精与胚胎临床遗传诊断中心（International IVF&PGD Centre），一直以来都是不断遭人揭发，被警方调查的对象。该诊所创办于1996年，自从以色列国内禁止有偿捐卵后，这里就是以色列人寻求生育治疗的目的地，当地人称之为佩特拉诊所（Petra Clinic）。诊所位于少有人迹的海滨道路上，介于兹吉（Zygi）与马隆尼（Maroni）这两个渔村之间。在狂风大作的冬天，一阵又一阵带着咸味的寒风接连击打着那栋被围墙包围的破旧建筑物，看起来实在不像是生命诞生的兴盛之地。
前一天，我在电话上跟欧雷格·维林斯基（Oleg Verlinsky）接上了头，他是已故老板尤里·维林斯基（Yuri Verlinsky）的儿子。尤里创办的佩特拉诊所是以美国芝加哥为据点的生殖遗传学院（Reproductive Genetics Institute）的子公司。尤里逝于2009年，其遗产仍有待遗嘱认证；不过，就现在而言，起码是由欧雷格负责经营，包括土耳其、俄罗斯、加勒比海、美国各地的分支机构。在仓促的电话交谈中，他告诉我说，佩特拉诊所主要并非生育诊所，只是有提供相关生育服务罢了，包括捐卵在内。他跟我说，我要造访诊所，是不可能的事，他说现在诊所几乎仅用于专门治疗罕见血液疾病。
他的说法让我吓了一跳，诊所网站可不是这么说的。比方说，2010年2月初，网站上便列出一堆捐卵者，当中包括许多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由于捐卵者只会在佩特拉诊所待上短短的两三天，所以他们是在国外诊所注射多剂荷尔蒙，然后飞到佩特拉取出卵子，再飞回家。网站上没有相片，但清单上列出了详细的描述。其中一项如下：编号 17P，乌克兰人，身高 175，体重 59，血型 B＋，发色：栗色，眼睛颜色：棕色，教育程度：大学，职业：艺术家，年龄：23，抵达日期：2月2日至10日，预计取出日期：2月5日至7日。
在一般的认知中，“生育旅游”（fertility tourism）是指患者飞到收费较便宜的地点，接受低廉的疗程；不过，生殖遗传学院却是把塞浦路斯当成是便利的中转点，利用这个合法的灰色区域，服务以色列、美国、英国、西班牙、意大利的国外客户，以及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卵子卖家。这项革新使当地的塞浦路斯人永远不用知道诊所墙内所发生的事情，而捐卵者可能引发的并发症也大多只在回国后才会显现。
尽管维林斯基劝我别去，但我还是开车亲自跑了一趟佩特拉诊所。诊所的红色砖墙上有十字架，屋檐有雕成怪兽状的滴水嘴，外观好像一家只修复了一部分的旧修道院。接待我的是俄裔管理人员嘉琳娜·伊瓦诺维娜（Galina Ivanovina）。她起初并不想跟我谈，说记者都故意从不利于诊所的角度做出错误的报道。这几年来，数家伦敦报纸已报道过该诊所有意以超出安全范围的做法，过度刺激捐卵者制造更多卵子，这样一批卵子就可以分卖给多位患者使用。把一批卵子分给多人，就表示每一次的卵子周期可创造出多倍利润，然而一批卵子中的卵子数量大增的话，往往无法制造出最佳质量的卵子，成功率经常会暴跌。英国《独立报》也曾有过新闻报道指出，该诊所提供非法的性别筛检程序。2006年，《卫报》则详细描述佩特拉诊所跟莫斯科和基辅若干法律上有疑虑的生育诊所有关联。
这些指控似乎对伊瓦诺维娜造成了负面影响，她觉得自己是箭靶。她开始扭着双手，低声说话。她说，如果佩特拉诊所在组织贩卖方面玩弄了法律，那么塞浦路斯的其他生育诊所，甚至是全世界的生育诊所，都跟佩特拉诊所一样有罪。
她又接着说，来诊所的妇女都是“基于经济理由才做的，没其他原因”。她们获得500美元，以补偿她们所花费的时间以及身体所面临的潜在风险，所有捐卵者都来自国外。她默认了购买卵子的行为，却又说过度采卵的指控是不实指控，一批卵子最多只会分给两位顾客。卖家在抵达佩特拉诊所之前，早已先注射了大多数的荷尔蒙，佩特拉诊所只负责采集卵子，因为佩特拉诊所人员受到国外诊所实施的医疗方案所约束。她说，她只记得有一位患者对荷尔蒙疗程有负面反应，“实在吓人，我们马上把她送回尼柯西亚治疗”。
我听过那女孩的个案。在邻近的利马索负责管理创世纪诊所（Genesis Clinic）的胚胎学家萨瓦斯·考道洛斯（Savvas Koundouros），正是当时负责治疗那女孩的医生。他说：“他们做的事情实在太可恶了，害妇女生了病，却把妇女送回家，让乌克兰的医生治疗。”她被送到医院时，已经一脚踏进鬼门关了。
由于诊所已连续两年都处于猜疑的镁光灯下，所以伊瓦诺维娜早已经准备好面对最糟糕的情况，她似乎预期警方会随时上门。而她也没有等待太久，在我拜访佩特拉诊所的3个月后，塞浦路斯警方突袭诊所，指控诊所人员贩运卵子。警方在尼柯西亚的记者会上表示，他们已取得3名妇女的自白，她们从乌克兰飞来捐卵，佩特拉诊所非法支付款项给她们。不过，这并非当局勒令该诊所停业的官方理由。当局表示，佩特拉诊所的医生只有治疗地中海型贫血的执照，不可处理卵子捐赠。而在警方突袭后，维林斯基承认佩特拉诊所“应该是治疗地中海型贫血的中心，不过有些中心是在其他地方开业。地中海型贫血患者并不多，我们注意到了人们对卵子捐赠的需求”。毕竟，诊所要考虑到损益，必须提供人们有需求的服务。
不过，目前的问题在于，警方为何选在那时突袭诊所？在某种程度上，佩特拉诊所是完美的箭靶，老板是外国人，只为国外患者提供植卵服务，谨慎避开本国的捐卵者与受赠者。此外，警方对诊所的指控都带有异国性质，比方说，来自国外且生活贫困的乌克兰妇女，再次显示这类问题的棘手程度远高于违反许可、从事地中海型贫血治疗以外的项目。在国际管辖区之间把一批卵子分给多位患者，是否正当呢？不光是这个问题而已，还要考虑到这种行为对于组织的购买又有什么意义？正如伊瓦诺维娜所言，出问题的不是只有佩特拉诊所而已。世界上的每一位胚胎学家都必须思考，补偿金与金钱之间的界限究竟在哪里。如果不能把人体视为商品，那么诊所应该从哪里取得原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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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捐赠者”一词所指涉的涵义，供应卵子者最好是基于利他立场而捐卵的妇女。根据欧盟法律，欧盟国家（如塞浦路斯）必须“尽力”确保人类卵母细胞的捐赠是自愿且无偿的，不过却允许支付补偿金，弥补薪资损失和交通费。欧盟卫生委员安德拉·瓦西里奥（Androulla Vassiliou）表示，关键在于“欧盟成员国要在哪里画下经济获利与补偿金之间的界限”。可是，这种诡辩的说法，顾客与供货商轻易就能规避。生物伦理学家麦基表示：“领养猫咪的困难度还比采购卵子高一倍呢。”根据欧洲人类生殖和胚胎学协会在2010年所做的一份研究调查显示，每年为了那些到国外接受不孕治疗的欧洲妇女，所进行的捐卵次数竟然高达25000次。50％以上的受访者之所以选择在国外治疗，是为了规避家乡的法规。而在塞浦路斯，介于18岁至30岁间的妇女约有76000人符合捐卵者的资格，崔考斯医生评估，在这些人当中，每年约有1500人（约50人中有一人）会贩卖自己的卵子。这个数字大得令人难以想象。相较之下，在美国，每14000名符合资格的妇女当中，只有一人会捐赠卵子。
或许，更令人不安的是，塞浦路斯的捐卵者大多是来自于人口相对较少的贫穷东欧地区的移民，她们急于贩卖卵子，任何价格皆可接受。虽然塞浦路斯政府的统计资料并未划分捐卵的类别，但是所有的诊所都强调备有大量的东欧捐卵者，这是因为东欧人皮肤白皙，教育水平高，很容易就能推销给西欧顾客。塞浦路斯的俄罗斯人、乌克兰人、摩尔多瓦人、罗马尼亚人共有3万人，估计当中有多达四分之一的人在卖卵。
翻开俄文周报，夹在后面几页的征人广告之间的，是征求捐卵者的广告。上面的俄文如果翻译出来，大意就是：“需要捐卵者协助没有孩子的家庭”，还附上电话号码，可联络未署名的诊所。凡是读了广告的人，都会知道对方会付款买卵子。
这类广告在塞浦路斯的媒体上更是普遍，但与三四年前相比，现在的征卵广告似乎比较少了。有可能是因为塞浦路斯即将抵达饱和点，多数的潜在捐卵者已被招募，现在要找到新的卵子来源比较困难。为克服难关，许多诊所现在转而依赖侦查员，侦查员会主动寻找及结交有可能捐卵的妇女。
我找到了娜塔莎，她目前正在塞浦路斯知名生育诊所担任侦查员的工作，她同意跟我会面，讨论她的工作内容，但必须在书中更改她的姓名。
娜塔莎说，诊所大多想找俄罗斯的捐卵者，因为西方客户希望生出来的孩子肤色较白，这一点对诊所也较有利，因为移民就业前景不佳，找俄罗斯人不仅比当地人容易，也比较便宜。恰巧娜塔莎自己也是来自俄罗斯的小村庄，15年前来到塞浦路斯。她特地描述了一名典型捐卵者的状况：“一开始她跟塞浦路斯网友交往，当来到塞浦路斯时，还以为自己会过上很好的生活。可是，两三个月后，他们分手了，她没工作，没签证，没地方住，也没办法赚钱。对这里的俄罗斯人而言，要取得合法的文件很困难，而她必须马上赚到钱。最后，她想到自己拥有的就是健康的身体，如果幸运的话，还可以依靠相当漂亮的长相。”娜塔莎跟我说，从事侦查工作这么多年来，从没遇过有哪个女人是基于钱以外的理由捐卵的。她说，她说服了一位被困在塞浦路斯的女人卖卵子给诊所，那女人后来在娜塔莎的沙发上睡了一个月，“她拿到钱之后，就买机票回家了”。
甚至有时候，就连医生也要亲自出马寻求捐卵者，例如卡门·皮斯拉鲁。她是罗马尼亚人，之前的工作是在塞浦路斯与希腊的夜总会跳舞。她说，在她生下第四个意外怀上的孩子，还住在医院等待复原时，曾帮她安排孩童领养事宜的医生问她愿不愿意卖卵。她说：“他知道我的处境凄惨，我没钱又没方法可以养家。”现在的她没有稳定的工作，替人打扫房子维生，脸颊上还留着几道明显的白色疤痕，那是某位负心的情人用刀子攻击她时留下的。
皮斯拉鲁说，医生出价2000美元现金，她当场回绝了。可是，那位医师不放弃，接下来的一个月，每周都打电话给她，希望她会改变心意。不过在多次失败后，他转而希望她可以介绍几位可能会答应的妇女，她把几个名字给了他。后来，她认识的这几位女性接受了他的出价。她说：“这里有许多妇女卖卵子维持家计，我们全都是处于弱势的。”
不过，受Ira W. Decamp计划赞助的普林斯顿大学生物伦理学教授彼得·辛格尔（Peter Singer）对于贩卖卵子一事，则觉得没有太大的问题。他在电子邮件里写道：“我认为，在理论上，买卖可替换的人体部位不一定比买卖劳动力还糟糕，而我们一直都在贩卖劳动力啊。例如一家公司转向海外发展时，也会发生类似的剥削问题，可是穷人却能靠此项交易赚钱维生。我不是在说卖卵根本没问题，这显然是有可能会发生问题的，因此，最好能在管制监督下公开交易，这样总好过于黑市。”
我在撰写本书时，塞浦路斯议会正考虑通过新法律，取缔国内的卵子交易，对于公开买卖人体组织的诊所，要处以新的严厉处罚。不过，顶尖的胚胎学家正在极力反对这项法律的通过，害怕这项法律将会让整个医界都受到制裁。
塞浦路斯外科医生考道洛斯——从佩特拉诊所接收濒死捐卵者的医生——在国内很受欢迎，就像《急诊室的春天》里乔治·克鲁尼的塞浦路斯版本。男人碰见他，会在他的背上轻拍示意，女人则会亲吻他的脸颊。他是个英俊的胚胎学家，也让众多妇女怀孕，简直比成吉思汗还厉害。他那栋高科技的“创世纪”诊所坐落于利马索市区，此时我们俩正站在诊所三楼的阳台上。我问他，新的法律对于寻找捐卵者的过程，可能会造成何种影响。他深深叹了一口气，点了烟，开口说：“我想要告诉你的事情，是我不能说的。”
所有的生育诊所都被困在两个对立的道德难题之间。“显而易见，如果捐赠被描述为利他的行为的话，这就表示不应支付金钱。可是，捐赠者会基于做好事的心态，就接受为期数周的多次注射以及之后的全身麻醉手术吗？这怎么听来都不合理。”对他而言，这当中的风险很大，前一年，他投资了一百多万欧元，兴建顶尖的体外受精实验室，实验室里有负压气锁门，还有三个房间装满了贵得要命的仪器。而只有在他能向顾客保证提供一定的卵子供应量时，这项投资才称得上合理。如果塞浦路斯实行了利他主义唯上的模式，禁止支付款项给捐卵者，那么他很有可能根本就找不到任何卵子可采集。
想想英国的情况吧。2007年，英国通过立法，即使是支付低额补偿金给捐卵者，也属于非法行为，因此原是体外受精产业先锋的英国，这个产业顿时一落千丈，成了一潭死水。曾经，英国的捐卵者人数充沛，如今却已干涸。在英国，接受捐卵的等候时间立刻激增至两年，对于即将成为高龄产妇的妇女而言，两年实在太久了。因此，当英国妇女需要卵子时，就会直接飞往国外。塞浦路斯的诊所会付钱给妇女，买卵子，他们说这笔钱是补偿金，不是支付的款项。此时，妇女们正成群结队，前往创世纪诊所。
由于各国的规定各有不同，因此多数诊所都能躲在既吸引到顾客，又能规避国际法规的灰色地带里。不过，比法律更重要的是，采集卵子所带来的风险。其实，捐卵者每次在接受荷尔蒙疗程时，都必须冒着生命的危险，但或许她们本人并没有被告知这一点。经历体外受精的妇女中，约有3％会出现卵巢过度刺激症候群（HSS），亦即卵巢里的卵泡会变大，制造出过多的卵子。如果医生不实时减少荷尔蒙的剂量，这种症状有可能引发危险，甚至致命。那位乌克兰妇女就是这样，差点死在佩特拉诊所。
有多囊性卵巢的妇女尤其容易产生卵巢过度刺激症候群，因为她们的卵巢会一直因刺激而肿大。荷尔蒙能让卵巢超速制造出比平常更多的卵子。对于采卵者而言，碰到有多囊性卵巢的妇女，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她们会产生更多卵子，忧的是她们产生严重副作用的可能性增加了。然而，对于某些诊所而言，多囊性卵巢捐赠者带来的额外利润实在太诱人了，他们愿意挑战安全的极限。
1886年至1999年期间，以色列医生吉昂·班-拉菲尔（Zion Ben-Raphael）被控告在患者不知情的情况下过度刺激卵巢，采集更多卵子。在其中一个案例中，他从一位不知情的捐卵者身上取出了181个卵子，并将该批卵子分成多批，卖给34名想怀孕生子的客户。在他任职期间，总共有13名妇女因注射大量荷尔蒙而住院。《国土报》揭露这则丑闻不久后，以色列便禁止了有偿捐卵。不过，这项禁令却只是让不孕夫妻转往国外，促使佩特拉诊所开始从事体外受精。
这个案例只不过是以色列医生导致的一系列事件之一。在2009年7月，罗马尼亚警方逮捕了两名以色列医生，这两位医生有计划地带以色列妇女前往布加勒斯特植入卵子。一名16岁的工厂劳工在卖卵给他们后住院，差点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