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浦路斯的诊所有时像是边防哨所，而西班牙的诊所则像是历时已久的堡垒。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西班牙一直是寻求不孕治疗的欧洲妇女的首要目的地。巴塞罗那的马奎斯协会（Institut Marquès）位于市区高档地段，是14世纪的马车车库，若亲临此地，就能了解他们为何能从卵子产业中赚了一大笔钱。
马奎斯协会内部，在玻璃滑门和嗖嗖作响的气锁后面，有两间胚胎实验室，里头有6名工作人员穿着蓝色手术服和通风口罩，正在让“制造婴儿”从浪漫行为变成科学行为。一名望着计算机屏幕的女性，把某一区域放大，里头有许多不停蠕动的精子和一个巨大的卵子。她在控制台上转动一个拨盘，操控显微注射针慢慢朝向一只孤零零且不停蠕动的精子。注射针对准精子后，她按下另一个按钮，将精子吸入计算机屏幕外的槽内。当精子抵达槽内后，一把微型小刀就会剪掉精子的尾巴。
“如果剪掉精子尾巴，将精子植入卵子后，精子内的基因物质就比较容易释放出来。”她如此表示。然后，就像要强调这句话似的，她把针尖插入卵子的细胞壁，将那批微小的基因喷射到卵子里。就在那一瞬间，实验室里有生命诞生了。
这个胚胎以及其他的兄弟姊妹，会有两种下场。两三个最强壮、明显可生长的胚胎，会植入于购买诊所服务的妇女体内。剩余的五六个胚胎会置于液态氮里冷却，以免第一批胚胎不奏效。只有第一批胚胎失效时，剩余的胚胎才有机会脱离合子状态，形成胎儿。
如果其中有一个胚胎真的着床，形成胎儿，他或她就有可能在英国长大成人。2009年，马奎斯协会在伦敦设立了一间卫星办公室，提供全套的保证怀孕套装服务，3个体外受精周期只要37000美元。由于每一个周期约有30％的机会可活胎妊娠，因此整体赔率较好。
一般而言，诊所要先等到患者签名同意后，才会开始寻找适合的捐赠者，但由于国外顾客一直源源不绝，因此根本不用等患者签名，诊所早备有一堆候补妇女注射荷尔蒙，准备捐出卵子。诊所只要把入院的顾客以及供应链上已提供的卵子进行配对即可。
“找不到顾客的话，有时会损失卵子，不过有舍便有得，这种方式让我们能够保证供应量稳定。”该诊所的胚胎学家约瑟夫·奥利华斯（Joseph Oliveras）表示。这个系统大幅缩短了客户等候的时间。此外，根据西班牙法律，患者不得根据捐赠者的特征作选择，所以这个系统也有助于患者按照法律规定行事。捐赠者的配对全交给医生自行决定，通常是依据表现来进行抉择，不过医生作出的选择或许也会视供应情况而定。
诊所在西班牙各大学大量招聘，偶尔会在校园里广发传单。大学文凭是吸引顾客的一大卖点，因为顾客最多只能知道捐卵者的文凭，所以大学文凭就显得更重要了。然而，更可靠且更少提及的卵子来源——尤其现在西班牙的失业率已上升到接近20％——则是非法南美移民，因为除了卖卵外，她们很少有其他的赚钱选择。
英国的捐赠者妊娠网（Donor Conception Network）共同创办人奥利维亚·蒙塔奇（Olivia Montuschi）表示，对于这一点，多数买家都觉得没关系。她帮助不孕夫妻，让妇女藉由捐赠的基因物质受孕（蒙塔奇的丈夫不孕，她的一双儿女是经由捐赠者精子受孕诞生的）。“妇女大多不在乎卵子实际上是从哪里来的，她们彻底受够了不成功的生育治疗，所以不管要去哪里，要做什么都愿意。”
智利移民妮可·罗吉奎兹（化名）表示，她抵达西班牙不久后，便将卵子卖给了另一家诊所。她说：“我们不是非法移民，我们是学视觉艺术的学生，可是我当初还没拿到工作许可，捐卵似乎是很容易赚到钱的方法。”她很清楚，诊所期望的捐卵者条件：“我的皮肤有点黑，不过，幸好那时是冬天，那时我皮肤真的很白。我到了诊所后，他们问我，我的肤色是什么。我化了大浓妆，这样他们就会说，我的肤色是白色。”
她一边笑，一边讲述着首次跟诊所招募人员的对话：“我问对方：‘你们买卵子会付多少钱？’对方纠正我，说：‘你是说捐赠卵子吧。’我说：‘对，抱歉，抱歉，是捐赠卵子。’”在采集卵子时，她选择全身麻醉。等她醒过来，一封装了现金的信封放在她的身旁。她说：“那就好像见了妓女后，把现金丢在床头柜上。”1400美元的款项足够让她过4个月。
曾担任巴塞罗那德克赛丝（Dexeus）诊所患者助理兼国际承办人的克劳蒂亚·西斯提（Claudia Sisti）表示，这些妇女的经验基本上十分类似。她说：“多数的捐卵者来自拉丁美洲，对她们而言，这是最轻松赚钱的好方法。”有的捐卵者甚至成为职业捐卵者。“我认识一位巴西妇女，她在一年内卖卵四五次，然后生了病。虽然她很瘦，但他们还是一直接受她的捐赠。”
我访问到了许多未经诊所公关部门而追查到的捐卵者，他们大多诉说着类似的故事。
阿根廷移民奇卡说，她去捐卵子的时候，看到一整个房间都是来捐卵的南美人，非常惊讶。“她们不是西班牙人，她们是移民，让我觉得这是移民才做的事，似乎她们都在找方法活下去。”注射的成效并不佳。“他们采集到的卵子都太大了，医生说那些是超级卵子，于是决定停止疗程。他们无法取得一整批卵子，付给我的钱只有原先答应的一半。”金额被砍，也证明了诊所付款不是为了补偿她花的时间和不便，而是在购买可以使用的卵子。
总而言之，尽管诊所与管理人员的措辞、说法都很冠冕堂皇，但是卵子其实就是交易的商品，有如供应链上的小零件。诊所持续让捐卵者招募策略保持形式化，并简化妊娠程序，等于是为世界上处理人体部位交易的方式，创立了新的模范。在某种程度上，卵子是一种可援用的判例（甚至比肾脏更适合），能够借此判定医院在全世界打破市场藩篱后，会如何处理、看待人体组织的商业化。
“技术十分进步，”以瑞士为据点的精英体外受精（Elite IVF）生育服务公司创办人兼执行长大卫·薛尔（David Sher）表示，“只要你提供精子，我们基本上就可以把婴儿快递给你。”当然了，多数的父母并不愿意用如此冷酷的眼光看待这种交易。对这些父母而言，这个管理不善的市场所具备的正面意义，就在于能够创造奇迹。
拉维·艾伦和欧玛·薛斯基是两位住在特拉维夫的男同性恋情侣。为了让他们的婚姻在以色列获得认可，2008年2月，两人在多伦多结了婚。不过，拥有孩子的梦想似乎遥不可及。艾伦说：“在这里，同性恋伴侣要领养小孩，几乎是不可能的。唯一实际的选择就是雇用代孕母亲，可是，唉，太贵了。”跟他们有类似情况的朋友查到了代孕与捐卵的价格，随随便便就超过30万美元，还要花上好几年的时间处理法律纠纷。
不过，只要这对伴侣愿意放眼全球，精英体外受精公司就会让这整个程序变得比较简单。精英体外受精公司的做法跟Orbitz机票网很类似，Orbitz会搜寻多个航班，找出最理想的路线，并把多段航程拼凑成较低的价格，最后薛尔发现墨西哥市有白人捐赠者愿意捐卵。不过，墨西哥并没有全面的法律，来保护求子双亲的权利。因此，薛尔让代孕母亲坐商务舱，从美国飞到墨西哥，接受了受精卵植入手术，一个精子来自艾伦，另一个精子来自薛斯基。2010年11月，这一双儿女以美国公民的身份在加州出生。
“对我们而言，这就像是中了彩票。”艾伦说。“在基因上，一个属于他，另一个属于我。但是，这两个孩子也是兄妹，因为他们来自于同一个捐卵者。对我们而言，这是最美满不过的家庭了，每一个人彼此之间都有关联。”数周内，艾伦和薛斯基就能够安排合法领养孩子的事宜，带孩子们回特拉维夫。总费用：12万美元。
许多公司提供的服务跟精英体外受精公司很类似。他们把婴儿的制造变成了全球化、产业化的过程，婴儿只不过是非正式组装线的最终产品。与妻子同住于亚利桑那州的薛尔认为，科学技术使得生殖离开卧室，进入实验室，因此国外采购不过只是不可避免的结果。精英体外受精公司如同佩特拉诊所和马奎斯协会，为客户提供较便宜的卵子以及一整套的生育疗程，而且跟那些较为当地化的公司不同，它的营运范围遍及世界各地，在英国、加拿大、塞浦路斯、以色列、墨西哥、罗马尼亚和美国，都有办公室与合作诊所。薛尔打算不久要拓展到土耳其，土耳其现已禁止捐卵，他要利用那里预期将上涨的需求。
薛尔把卵子法规与价格差异，视为降低原料及服务成本的机会，并将节省的成本回馈到顾客的身上，顾客在所属国无法取得的生育服务，精英体外受精公司几乎都提供了。你想要作性别筛检吗？性别筛检在多数国家是违法的，但是墨西哥诊所可以帮助您。在美国的你，年龄大得不能接受体外受精吗？塞浦路斯正是你所需要的。
时至今日，精英体外受精公司由诊所、卵子卖家、代孕母亲所构成的网络，每年可制造出200至400个小孩，帮助了许多像艾伦和薛斯基这样的家庭。而且，事情只会愈来愈复杂。薛尔说：“未来的趋势是设计婴儿。”薛尔提到，曾有一位投资者想要跟精英体外受精公司合伙做生意，他描述了对方所提的合作方案。“亚洲的代孕母亲怀着美国超级捐赠者的卵子，超级捐赠者就是学业能力倾向测验拿到高分，而且获得高学位的模特儿，她们的卵子可卖到10万美元。这些婴儿每一个可卖到100万美元，先是卖给我的那些投资人朋友，然后再卖到世界其他地方。”
虽然当时薛尔回绝了对方的提议，却也说，迟早会有人往那个方向走。到了那个时候，情况变得古怪之时，或许政府就会插手了。生物伦理学家麦基预测：“我们不久就会开始认知到蚂蚁径生殖模式的危险性，彼此之间毫无责任的陌生人，以及能够一溜烟消失的临床医师，他们因交易而碰面，并以人类的基本行为——生子——告终。”
就现在而言，我们只能思索埃玛·哈辛那和叶宏那坦·梅尔的意义。这两个在艾伦和薛斯基的大腿上蹦呀跳呀的婴儿，彼此的关系是言语难以形容的，卵子来自于同一位捐赠者，精子来自于不同的父亲，都在代孕母亲的子宫里成长，他们既是双胞胎，又是同母异父的兄妹。他们也是海报宣传儿童，宣扬着体外受精与全球化所带来的可能性。父母亲为了获得这样的孩子，什么事都愿意做。捐卵者为了能拿到合理的价钱，什么事都愿意做。
第六章 婴到付款
这栋粉红色的三层建筑外观布满凹痕，内部鄙陋，离火车站只有几个街区远，绝对不会让人联想到这里是印度最成功的代理生子公司。不过，当奥普拉热烈讨论阿肯夏不孕诊所（Akanksha Infertility Clinic）时，这家位于快速成长的阿南德市内的诊所立刻一夜成名。该家诊所让捐赠者的卵子受精，将胚胎植入代孕母亲的子宫里孕育，以每周将近一个婴儿的速度，提供契约婴儿。
除了2007年，奥普拉那引起波澜的介绍片段外，其实阿肯夏不孕诊所创办人南雅·帕特尔（Nanya Patel）医生自2006年起便一直是许多人发表文章赞扬的对象，这些全都让帕特尔成了不孕中产阶级夫妻的救世主，也打开了美国孕事外包的大门。如今奥普拉的亲笔签名照就挂在诊所的显眼处，诊所也声称他们的等候名单上有多达数百人，更有新闻指出，阿肯夏不孕诊所每周至少会收到十几位新顾客询问有关代孕母亲的事宜。
现在，在我的眼前，穿着鲜艳橘红色纱丽的帕特尔医生，坐在一张足以占满房间三分之一空间的长桌子旁，沉甸甸的钻石珠宝就挂在她的脖子、耳朵和手腕上。她咧着一张大嘴笑着，露出半是礼貌、半是警戒的表情，招手请我坐在旋转办公椅上。我没预约就直接跑来这里，因为担心要是事先打电话，她会拒绝见我。尽管有许多颂扬的新闻，但是在我来访的数周前，批评文章接二连三开始出现，该家诊所将代孕母亲隔绝在有人看守的宿舍里，这种颇具争议的做法引来了抨击。
当中还有报道指责阿肯夏不孕诊所几乎无异于婴儿工厂。我问帕特尔，她对那些批评有何看法，她如此回应：“全世界的人都会指责我。女人会指责我，男人也会指责我，我才不要因为这样就一直回应这些人。”
她好像是为了证明自己的立场似的，接下来20分钟都礼貌回避我的问题。当我再度问起她关于宿舍的事情时，她就直接把我送了出门。不过，像阿南德这样的小地方，即使不用她的帮忙，要查到那些妇女住的地方也不是难事。
离诊所约一英里远的僻静街道上，有一间政府配给店铺，负责为无数的赤贫家庭发放配给米，店铺对面是一间外观矮宽的混凝土平房，被混凝土墙壁、带刺铁丝网和铁门包围着，警方曾将这栋平房当成仓库，用来存放警方突袭时缉查到的私酒（阿南德与印度古茶拉底邦的其他城市一样，是一座实施禁酒令的城市）。之所以采取这些安全措施，是为了避免贩卖私酒的人忍不住取回证物。
现在，这栋平房是阿肯夏不孕诊所两栋代孕母亲宿舍的其中一栋。在这里，代孕母亲虽非囚犯，但也不能自由离开。这些妇女全都已婚，至少生过一个孩子，她们牺牲自己的自由和身体的舒适，进入印度迅速窜起的医疗与生育旅游产业，成为代孕母亲劳工，在整个怀孕期间都要被关在这里。一个警卫穿着看似官方的制服，携带竹棍，在前门那里监看每一位妇女的行动。家人很少会过来看她们，但在多数情况下，是因为穷得没办法过来。
在这里，户外活动是被禁止的，就算只在附近街上走走也不行。要通过警卫那一关，她们必须先在诊所预约，或经过督察特殊允许才行。她们用自由交换得来的是一笔巨额的金钱（就其微薄的生活水平而言），不过在诊所的国外顾客都很明白，那样的金额简直就是剥削。诊所的主要顾客都是来自印度境外，阿南德的其中三家旅店，经常会有来自美国、英国、法国、日本、以色列的求子旅客预订。
我在翻译的陪同下，穿越街道，走到那间平房前。接着我露出友善的微笑，展现出坚毅自信的走路方式，顺利经过守门人。在民宿的主要住房里，约有20名穿睡衣的妇女正闲着没事做，她们处于不同的妊娠阶段，同时使用着古茶拉底语、印地语和一点英语，相互交谈。慢吞吞的吊扇扰动着停滞的空气，一台电视放在角落，这是我唯一能看见的娱乐，电视上正播放着古茶拉底的肥皂剧。一堆小铁床摆放得有如迷宫阵，占据了这个大小如教室的房间，还有一些铁床散置在走廊上，以及楼上的几个房间。这里住了这么多人，竟然毫不凌乱。每位代孕母亲都只有几件私人物品，也许少得刚好可以塞进儿童背包里。走廊另一端是存货充足的厨房，一名兼作居家护士的服务员正在准备午餐，是蔬菜咖喱佐烤饼。
这些妇女看到有访客来，又惊又喜。其中一位告诉我，很少有白人会出现在这里。诊所不鼓励客户与代孕母亲有私人关系，因为数份资料指出，这样等到交出婴儿时，事情会容易些。
我在翻译的帮助下，跟那些妇女说，我来这里是要深入了解她们的生活状况。个性聪明热心、处于怀孕初期的狄可莎自愿充当发言人，并自我介绍说她其实以前是这家诊所的护士。她离开家乡尼泊尔，来到阿南德找工作，留下了两个学龄孩子。她解释说，她当代孕母亲赚到的钱，就跟全职照顾代孕母亲的钱一样多。她要把赚来的钱用在孩子的教育费上。狄可莎说：“我们很想家人，但是我们也知道，待在这里，可以让想拥有家庭的女人能够拥有一个家。”她说，她和同住在宿舍的妇女每个月可收到50美元，每3个月可收到500美元，生产时结算。
她们都说，成功的阿肯夏代孕母亲大约可赚得5000至6000美元，如果怀的是双胞胎或三胞胎的话，还会再多一些（另外两家以国外夫妻为服务对象的印度代孕诊所告诉我，他们会付6000至7000美元）。但若是流产的话，也可保留流产前收到的钱。不过，要是她选择堕胎的话（契约允许堕胎），那么就必须赔偿诊所与客户所有的费用。在我采访的所有诊所中，没有一位代孕母亲选择堕胎。
狄可莎是我见过的阿肯夏代孕母亲中，唯一有教育程度可言的。代孕母亲大多来自乡下地区，对于部分妇女而言，帕特尔每周数次派去宿舍的英语家教，就是她们首次接触到的学校教育，不过，她们到这里不是来学英语的。大多数的妇女是看了当地报纸的广告，才知道这家诊所会付现金给愿意代孕的妇女。
阿肯夏不孕诊所并不是唯一把代孕母亲隔绝起来的诊所，其背后的正当理由就是有助于医疗监测，而且也可以为妇女提供比家乡更好的环境。26岁的加州主妇克里斯廷·乔丹便是因为得知有些诊所会雇用“基本上极为贫穷且完全是为了钱才代孕的妇女”，才选择了一家德里的诊所。那家诊所招募受过教育的代孕母亲，而且不会把她们隔绝起来。可是，阿肯夏不孕诊所的代孕母亲跟我说，若是她们大肚子回到家乡，肯定会招来不少闲言闲语。但即使如此，宿舍里那些比狄可莎待得要久的代孕母亲，对于这整个安排似乎不觉得很愉快。
我坐在巴娜旁边，她已是大腹便便，粉红色睡衣被撑得鼓鼓的，脖子上戴了一条金子做的盒式项链坠。她的年龄看起来比别人大，神情也最为疲累。她跟我说，多年来，这次是她第二次在这里代孕。除了偶尔去做产检外，她将近3个月都没离开这栋建筑物，也没人来看她。不过，代孕可拿到5000美元，她做10年的普通劳动工作也赚不到这么多钱。
我问她对整个代孕经验有什么看法，她说：“如果流产的话，就没办法拿到全额，我不喜欢那样。”不过，她说能住在这里，不是住在诊所的另一间宿舍，就谢天谢地了。她说的那间宿舍就位于几个城镇外的那迪亚德（Nadiad），环境没那么好。我问她，交出婴儿后会发生什么事，她回答，剖腹产会让她元气大伤。她说：“我会在这里再待一个月恢复身体，等身体好了再回家。”我采访的代孕母亲当中，没一个是选择用阴道分娩的。虽然在一般情况下，剖腹产对婴儿造成伤害的风险较高，孕妇在生产时的死亡风险也会增加一至三倍，但是医生还是极为依赖剖腹产。毕竟，剖腹产比阴道分娩要快速，而且可安排时间进行。
第二位孕妇加入我们，她有着深棕色的眼睛，穿着绣了粉红色花卉的宽松长洋装。我问她们，会不会觉得交出新生儿是很难的事情。第二位孕妇说：“或许放弃婴儿还比较容易，毕竟新生儿长得不像我。”
其实阿肯夏不孕诊所并不担心妇女会想把孩子留在自己身边，也不太担心妇女会不想交出孩子而提出诉讼，之所以要密切监控代孕母亲，是因为担心有些妇女可能会自行投入这门产业。因为在2008年时，前代孕母亲鲁宾娜·曼道（Rubina Mandal）认为阿南德的模式是欺诈的绝佳平台，开始伪装成阿肯夏不孕诊所的代表，诱骗美国人预先支付健康检查费用。
阿肯夏不孕诊所网站张贴了一则警示：“曼道女士不是医生，她是诈骗犯，已知她诱骗了多对无辜的夫妻，因此在跟她应对时，请务必多加留心。此外，曼道女士可能会利用本诊所的名称，诱骗无辜的夫妻。”警示下方则是一张粗粒子的黑白照，是戴着黑色项链、头发完美中分的曼道。我可以理解诈骗行为的出现，只不过这种行为实在可恶。代孕的潜在利润很高，因此部分妇女想要分得更多钱。迄今，曼道尚未被逮捕。
2002年时，印度便已经让代孕合法化，这是印度政府促进医疗观光的其中一步。自1991年起，印度向资本主义靠拢的新政策生效，私钱开始流入印度，助长了服务外国人的世界级医院兴起。在印度可低价孕育胎儿，不会受到政府官僚作法阻碍，这个消息流传开来，促使印度代孕观光业得以稳定成长。从体外受精到生产的整个过程，帕特尔的诊所收取15000至20000美元的费用；虽然美国有少数几个州允许有偿代孕，但足月生出孩子的代价却是5万至10万美元不等，而且很少有保证会给付费用。德里代孕顾客乔丹表示：“印度的优点在于妇女不会抽烟喝酒。”即使美国代孕契约也大多禁止代孕母亲抽烟喝酒，但乔丹说：“我比较相信印度人说的话，美国人比较不可信。”
虽然难以取得较准确的数字，但是现在印度代孕服务每年起码会吸引数百名西方客户。自2004年起，光是阿肯夏这一间不孕诊所，就已经通过代孕母亲，让至少232名婴儿诞生到这世界上。截至2008年，阿肯夏不孕诊所已雇用了45名代孕母亲；帕特尔表示，每天至少有3名妇女来她的诊所，希望能成为代孕母亲。同时，印度其他的生育诊所起码还有350家，可是自从政府不追踪代孕产业后，已经很难查出实际上有多少家提供代孕服务的机构。
孟买的希拉南达尼（Hiranandani）医院夸口有独特的大型代孕计划，并训练外部的不孕科医生找出并招募有可能代孕的妇女。医院网站上的其中一个网页宣传着授予经销权的机会，宣称印度各地想创业的生育专家如果想设立有孟买背景的代孕机构，都可以跟院方联络。印度的医学研究委员会预测，到了2012年，包括代孕服务在内的医疗观光产业将可创造23亿美元的年收益。德里的不孕科医生阿努普·古普塔（Anoop Gupta）更表示：“代孕就是新形态的领养。”
尽管预测这是一个会大幅成长的产业，但是印度官方并未监管代孕产业。印度政府对于代孕母亲的诊疗事宜，并未制定具法律约束力的标准，邦政府或国家当局也没有权力管制代孕产业。诊所（例如阿肯夏不孕诊所）基于经济原因，会确保胚胎的健康；然而，诊所若想缩减代孕母亲费用与产后照护，用来降低成本的话，是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他们的，而且出事的话，也没有法规确保他们会负责。
比方说，2009年5月，年轻的代孕母亲伊丝瓦莉就在孔巴托市（Coimbatore）的依斯沃利生育诊所（Iswarya Fertility Clinic）生产后死亡。2008年时，伊丝瓦莉的丈夫木鲁刚看到报纸广告征求代孕母亲，便要求她签约，好让家里有额外的收入。而伊丝瓦莉是一夫多妻婚姻里的第二任妻子，因此很难拒绝丈夫的要求。虽然她平安度过怀孕阶段，生出一名健康的孩子，可是之后却开始大量出血，但诊所却毫无准备，无法处理并发症。当时诊所无法停止伊丝瓦莉的出血状况，职员叫木鲁刚自己叫救护车，送到附近的医院，但伊丝瓦莉在送往医院途中就已死亡。
之后孩子还是依照合约送到顾客手上，依斯沃利生育诊所更否认有任何不法行为。不过，丈夫向警方投诉，说他妻子快死的时候，诊所根本就是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最后官方的调查也敷衍了事。我寄了封电子邮件试图联络这家诊所，等到近半年之后，诊所才终于回信。诊所的某位医生写道，因为孩子的头太大，所以伊丝瓦莉“产生严重的血管内弥漫性凝血不良”。这位自称是亚伦·慕瑟维（Arun Muthuvel）的医生又说，尽管医疗团队已输注了7瓶血液，并叫来另外几位外科医生，却还是救不了伊丝瓦莉的性命。伊丝瓦莉是否能获救仍是一个疑问，唯有彻底的调查才有可能找到答案。可是，没人有权力调查这类案例，这也等于表示当发生医疗失误时，患者都得相信医院的说法，认为院方是根据最高的医疗标准行事。不过，现在印度议会正在制定法规，以期解决社会对代孕的若干疑虑。议会预计于2011年底准备正式审议该法案，但现在还不确定哪个机关要负责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