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2005年，事情终于有了幸运的突破。有人向金奈的某位警察通报，说有两个男人在酒吧里大声争论着绑架的事情。警方说，之后经过盘问，那两名男人和两名女性共犯承认，他们一直在帮马来西亚社会福利中心（Malaysian Social Services，简称MSS）偷小孩，该家孤儿院把儿童出口到国外不知情的家庭那里。绑匪绑到一名儿童可赚得1万卢比，约相当于236美元。
根据一份送交法院的警方文件显示，孤儿院的前园丁马诺哈兰（G. P. Manoharan）已明确供认自己抓走了苏巴希，同时从马来西亚社会福利中心那里没收的记录文件也显示，在苏巴希被抓走的隔天，也就是劳乌提报失踪人口的那天，该中心就接收了一名年龄与苏巴希相仿的男孩。两年后，男孩被人领养了。我查看了放弃书，即证明母亲不再有能力照顾孩子，而将孩子交给孤儿院的必要文件，还看了其他孩子的放弃书，全都是伪造的。警方说，那些同谋把男孩的名字改成亚西拉夫，捏造了关于孩子过去的假记录，其中包括一份假生母的声明书。
根据金奈警方的归档文件显示，1991年至2003年间，马来西亚社会福利中心至少安排了165个国际领养案，儿童大多被送到美国、荷兰、澳洲，从中赚取的“服务费”高达约25万美元。
假设印度警方查到的事情属实，也就是说，劳乌与席娃嘉玛寻找的男孩已经有了新的名字、新的人生的话，那么也就表示，他很有可能完全不记得印度的生母，也不会讲母语。多数的国际领养案都是“不公开的”，亲生父母没有权利联络孩子，而且由于领养过程需保持机密，因此就使得要找到那些可能是经由诈骗方式被人领养的孩子十分困难。
自苏巴希失踪后，席娃嘉玛便陷入了深深的沮丧情绪里。10年后，她仍旧脆弱不堪，眼睛周围是深暗的黑眼圈。一提起儿子的名字，便会突然大哭起来，用纱丽轻拭眼角。
“是那些人做错事，”她这样说，“为什么我们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孤儿院里挤满了儿童，为什么还会密谋在街上偷别人的孩子呢？也许，是因为苏巴希皮肤白皙，健康良好，才会被视为特别容易被领养的对象吧。
我回到金奈后，想要获得更多的消息，于是便开着我那辆小小的黑色现代汽车，穿越川流不息的卡车、黄包车、走失的牛群，前往城外郊区的马来西亚社会福利中心。在首轮申辩后，马来西亚社会福利中心关闭孤儿院，不再开展国际领养事务。然而，该中心依旧执行数项社服计划，并经营一间幼教学校。
我把车子停在亮粉红色的建筑物外头，走出车子，透过铸铁门窥看里头。一名穿着纯白衬衫的男人立刻挡住了我，并自我介绍说他是迪内什·洛文卓纳（Dinesh Ravindranath）。我在警方的报告上看到过这个名字，他是绑架案的共犯。他说，自从他父亲在2006年去世后，他就一直负责经营马来西亚社会福利中心，同时兼任该中心的律师。
洛文卓纳跟我说，警方对该中心的调查——在印度是头条新闻——被严重夸大了，其实他才是真正的受害者。他控诉警方利用调查之便，向该机构勒索钱财。他说：“法律有规定，妇女想要放弃孩子给人领养，我们不能问她太多过去的事情，必须毫无怀疑地接收儿童才行。”
但是，我在调查期间所取得的放弃书，上面有马来西亚社会福利中心高层职员的签名，还有绑架嫌疑犯的签名，嫌疑犯已承认用不同的化名交出多位儿童。我逼问洛文卓纳，嫌疑犯跟警方说马来西亚社会福利中心会付绑架费给他们，但洛文卓纳声称这是误会，并表示：“妇女来这里时，我们出于爱心，会给她们2000或3000卢比（约47美元），才不是绑架费。这种事情到处都有，我们只不过是代罪羔羊。”
不过领养问题确实很普遍。过去10年来，德里、古茶拉底邦（Gujarat）、安得拉邦（Andhra）、马哈拉什特拉邦（Maharashtra）、泰米尔纳德邦的丑闻，暴露出严重违反领养议定书的行径，并证实了印度父母亲的孩子是被国外家庭给领养走的。由于领养费的利润很高，因而促使孤儿院要稳定供应可领养的儿童。把儿童从印度带到美国的费用大约是14000美元，这还不包括要付给孤儿院的3500美元的标准收费。在最糟糕的案例中，曾经受人敬重的机构其实都致力从事儿童贩运，而那些好心的美国家庭也从来都不知道自己并不是在领养儿童，而是在购买儿童。
这类丑闻并不限于印度境内。2007年，法国慈善机构生命方舟（Zoe's Ark）的雇员遭到逮捕，他们试图带着103名儿童火速离开查德，他们声称这些儿童都是苏丹战争的难民。不过，警方随后查明，惊讶地发现多数儿童都是从查德的家庭里偷走的。在2006年时，《观察家报》也曾发现，麦当娜从马拉维孤儿院领养的戴维·班达，其实并不是孤儿。到了2009年1月，美国犹他州一家名为聚焦儿童（Focus on Children）的领养机构，更承认犯下诈欺罪，并违反了移民法；根据联邦起诉书，他们不仅误导亲生父母，还对可能成为养父母的夫妻说，孩子是孤儿或遭到弃养，然后引进了至少37名萨摩亚儿童供人领养。而在一场大地震把海地的许多地方都化为瓦砾后没多久，某个以爱达荷州为据点的基督教会团体里的数名成员也遭到逮捕，罪名是他们试图未经许可就将海地的儿童带离海地。
“这是个出口儿童的产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南亚媒体主任莎拉·克洛（Sarah Crowe）表示。“假使领养机构的第一要务并非儿童权利，而是利润，那么就等于打开了严重滥权的大门。”
为解决这种剥削型犯罪，美国于2007年制定了《海牙跨国领养公约》（The Hague Convention on Intercountry Adoption），也已经获得50个国家的签约。不过，亚拉巴马州史圣福大学法律教授大卫·斯穆林（David Smolin）认为，海牙公约毫无作用。领养了两名印度儿童的斯穆林在电子邮件中跟我说：“海牙公约本身有一大缺陷，那就是确保儿童确实遭弃养这件事，全都信赖输出国的说法。若只是单纯相信输出国所说的话，那么接收国就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斯穆林也早该可以推测到，其实他所领养的两个女孩是被生母送到安得拉邦的孤儿院，为的是让她们受教育，因为这样的做法在印度穷人中屡见不鲜。可是，不识字的母亲却是在一开始就被骗签下了放弃书，之后，当她尝试重新取回监护权时，通通都被孤儿院的人给赶了出去。
这两位女孩分别为9岁与11岁，孤儿院的人教她们说，父亲死了，母亲弃养。不过，后来她们还是把真相告诉了斯穆林，但美国的领养机构却拒绝调查这件事。等到终于查出女孩们的亲生父母亲时，已经过了6年的时间，而女孩们也早已习惯了亚拉巴马州的生活。最后女孩们仍留在美国，不过斯穆林吐露领养的真相，于是一家人前往印度，拜访女孩们的生父母，并经常保持联系。
此后，斯穆林的法律生涯方向便转了个弯，他现在已是美国提倡改革领养流程的重要人士。他特别指出，海牙公约的最大缺陷就是并未针对富国支付的领养费，制定金额上限。他说：“如果不严格限制金额，其他的规定全都注定要失败。”
印度的警察、律师、领养倡导者也都附和他的看法。副警长山卡尔（S. Shankar）表示：“如果领养儿童不用付钱，那么这种犯罪行为全都会消失。”山卡尔是苏巴希案的主要调查人，他更特别要求我不要在书中公开他的全名。
当时，金奈警方根据马来西亚社会福利中心的文件，查到苏巴希在美国，于是马上打电话给劳乌，请他来警局，并试图让他从一排相片中找出自己的儿子，而劳乌也马上就指出其中一张快照。警方说这张快照是从亚西拉夫的孤儿院档案里取得，是苏巴希进入孤儿院数天后拍摄的。劳乌回忆道，在那张相片上，苏巴希躺在一张舒适的床上，衣着有如西方儿童。但现在我眼前的劳乌却是斜躺在凌乱住处里的一张塑料制折叠式躺椅上，左右两侧是苏巴希的两位哥哥，十几岁的萨萨拉和洛凯希。他说：“已经快要6年了，但我还是马上就认出他来。”
警察局长对指认结果感到很满意，却对劳乌说，忘掉这个男孩吧，苏巴希在美国会过得比较好。劳乌说：“警方把我当成无名小卒对待，可是，儿子从我身边被偷走，我怎么高兴得起来呢？我不希望儿子一生都以为我们遗弃了他。”
不过，至少劳乌还知道儿子的遭遇。在马来西亚社会福利中心还约300件国内外领养案仍有待调查，可是就只有在媒体关注的时候，地方上的警方调查才会有所进展。马来西亚社会福利中心案的调查速度缓慢如冰河的移动，因为这起案件从市立警方踢到邦立警方，再踢到联邦警方，随着每一次的交管，案子的范围就愈缩愈小。现在负责调查的则是印度中央调查局，中央调查局根据法院命令，只追查3个跟马来西亚社会福利中心有关的案件，在3个案件中，被偷走的贫民窟儿童据称已分别送到澳洲、荷兰和美国的领养家庭，而送到美国家庭的就是苏巴希。
调查此案的负责人山卡尔承认，警局的调查只触及问题的表面而已。实际上，如果亲生父母负担不起律师费用，就无法让儿童绑架案进入法院程序，因而案件很有可能毫无进展。这位身材魁梧、满头灰发的警察同时也表示：“此时此刻，我们能看到的就是些长达十年的陈年旧案。”他说，其他孤儿院陆续出现，会取代马来西亚社会福利中心。他又说：“可是，我没有权力调查，我真的无能为力。”
不过，要从金奈高等法院记录中取得美国家庭的地址并非难事，因为地址就列在当局批准领养案的法律文件里。我对劳乌说，我要去美国跟那一家人见面时，劳乌碰触我的肩膀，以热切的目光注视着我。当警方再说他的儿子已经被人给领养时，他松了一大口气，幸好儿子没被卖去从事性交易，也没被卖给器官掮客，他听说有些孩子的下场是这样的。现在，他只希望能在苏巴希的生命中扮演一个角色。他把所知的寥寥几个英文字排列组合后说了出来，努力把心中的期望传达给我。他指了指美国的方向，说：“家人。”然后，指着自己，说：“朋友。”
于是，花了两天时间，跨越8000英里后，我现在正站在美国中西部一户人家的前门门廊，同时发现要转达口信也不简单。我抓着证据活页夹，努力想找出正确的字眼，然后自我介绍。男孩已经从屋后回来，站在我的旁边，而他的姐姐就在门内听着。这个十几岁的男孩有着劳乌的圆脸和卷发。我告诉那位母亲，我们必须谈谈，但不能在孩子们面前谈。我们约定等她丈夫回家后，在别的地方碰面。
一小时后，在两个街区外空荡的公园里，我倚靠在租来的汽车上，每隔一分钟就看看手表。终于，父亲来了，他停下车子，没走出车外，只摇下窗户说话。他对于我要说的话，似乎并不讶异。他说：“几年前，我在新闻里看过这类事情，当时就知道有这种可能。我从来没能告诉儿子这件事，他要是知道，会受到很大的伤害。”他突然露出不安的微笑，我把活页夹递给他。活页夹里有一封信，信中内容保证苏巴希亲生父母的目的并非要求他们归还男孩，而是希望男孩的新家人能够跟他们友善交流，让印度的生父母仍能成为男孩生命中的一部分。最后我请那位父亲详细查看那些数据，我们约定隔天再碰面。
其实，这个美国家庭并未直接通过马来西亚社会福利中心领养，他们就像多数的美国家庭一样，是通过代理机构领养孩子的。我第一次替《琼斯妈妈》杂志写到苏巴希的案例时，编辑和我都同意不透露男孩的名字和其他细节，这样才能够保护这个中西部家庭的身份。杂志出版时，我只知道这一案例是跟某个代理机构有关，由于没有充分证据，我假定该代理机构无罪，这个可疑的领养案或许只是随机发生。毕竟，送来儿童的印度孤儿院有可能很容易就骗过了美国的代理机构。
但杂志付印一周后，情况有了改变，我得知1991年的芭努案。芭努是个经济赤贫的母亲，有3个孩子，丈夫死于工业事故。当时，她没有能力抚养孩子，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她接受了某家学校的提议，该学校说会免费提供膳宿并教育她的孩子。
7年之后，当芭努再回到孤儿院并要求院长拉古帕提（K. Raghupati）把孩子还给她时，拉古帕提拒绝了。他还说，她早就放弃了监护权，他已经把她的孩子送到美国的领养家庭。而在威斯康星州，当地的领养代理人拉曼尼·嘉亚库马（Ramani Jayakumar）是跟一家名为“波格特领养服务中心（Pauquette Adoption Services）”的代理机构合作，处理儿童进入美国的事宜。
最后芭努向金奈高等法院控告，到了2005年，警方基于多项领养诈欺控告，逮捕了拉古帕提。由于领养记录是公开的，因此芭努仍有可能找到孩子的下落。终于在2006年，在美国和印度的运动人士的协助下，芭努见到了她那3个已长大成人的孩子。
自1982年以来，波格特领养服务中心已安排了1441个国际领养案，而根据法院记录显示，苏巴希就包括在内。
波格特领养服务中心就位于一所小学的对面，是一栋壮观宏伟的砖造建筑。我进入大门，在通往多间办公室的长廊里，看见多个公布栏上贴满了旧相片，是服务中心从世界各地接收的孩子。我看见琳恩·图尔（Lynn Toole）坐在柜台，她是合伙人之一，对于要跟我打交道，她很不高兴。
她承认已关注印度媒体报道的领养丑闻，不过仍坚称印度政府签核了她的机构经手的每一起个案。如有必要，她会协助调查，但不会跟我讨论个案内容。我问她，她为何从来没有联络过领养家庭，警告他们有可能领养了遭绑架的儿童，但她拒绝发表评论。一周后，我再打电话过去，她却挂断了我的电话。然而，从这家代理机构的网站可看以出，他们仍在持续处理印度领养事宜，服务收费起码介于12000至15000美元之间。
威斯康星州律师泰瑞莎·德金（Therese Durkin）负责监管波格特领养服务中心，她说该中心从未因国际领养案而接受过调查，当局也未发现有任何违法行径。即使投诉案浮出表面，州政府的调查权也很有限。德金表示：“我们手上有的就只是文件而已，只能着眼于证明文件的表面。”她又说，印度儿童领养案需保存大量记录，但却没有方法得知文件是否为伪造，印美两国当局在这个议题的沟通上几乎是零。
简言之，没有方法可确实得知其中一些儿童是来自何处。贝丝·彼得森（Beth Peterson）曾在一家现称为“通过国际领养组成家庭”（Families Thru International Adoption）的美国代理机构，任职长达10年之久。她曾与几家规模庞大且颇受敬重的印度孤儿院密切合作，为一百五十多名儿童找到了美国领养家庭。在这个过程中，她逐渐认为，许多孤儿院实际上的确涉及犯罪活动。彼得森表示，只要金钱诱因存在，情况就不太可能有所改变。彼得森目前经营iChild，该网站帮助家庭领养印度儿童。
比方说，在2002年以前，彼得森给印度的普利·曼德（Preet Mandir）孤儿院的款项共达15万美元以上。那里的情况十分糟糕，在等候彼得森的客户的领养案获得审核批准时，共有3名婴儿死亡。后来，孤儿院院长巴辛（J. Bhasin）开始向彼得森非法索取比平常捐款多出数千美元的款项，还说不付款的话，就不放弃儿童监护权，因此彼得森断绝了跟该家孤儿院的联系。之后，她便向印度政府投诉普利·曼德孤儿院及院长。
4年后，印度电视新闻网CNN-IBN的记者扮成领养小孩的家长，进入普利·曼德孤儿院。巴辛跟他们说，24000美元可以买两个儿童。这件事经报道披露后，孤儿院的领养执照被吊销，但印度政府之后却以暂准的名义让孤儿院恢复营运。彼得森表示：“两边都有利润动机存在。我合作的其中一家美国代理机构，他们只想确定我每年可提供一定数量的婴儿就好，根本不在乎婴儿是从哪里来的。”
一般而言，只要文件看来正常有效，美国领养机构通常不会再深入探查。儿童之家社会与家庭服务中心（Children's Home Society & Family Services）是美国最大的代理机构之一，光是2007年就处理了600件左右的国际领养案。负责领养服务的副理事长大卫·皮格恩（David Pilgrim）表示，他很有把握，经手的儿童没有一个来自不道德的渠道。他说：“所有跟我们合作的孤儿院，都经过我们彻底的审查，无论是过去或现在，都是如此。”
然而，在普利·曼德孤儿院的丑闻爆发之前，儿童之家社会与家庭服务中心却一直跟该孤儿院合作。我问皮格恩，这些领养案当中有没有个案引起他的疑虑，他停了一会儿没说话，接着表示：“我们的律师之前就检查过文件，没看到有需要担心的地方。”
我首次见到那对美国夫妻后的隔天，我们三人一起坐在寒冷公园里一张历经风吹雨打的野餐桌旁。一辆巡逻警车减缓速度，警察看了我们一眼，接着继续往前巡逻。眼泪不断顺着那位母亲的脸颊滑落，我分不清她是生气还是心碎，或许两者都有吧。她说：“对他而言，印度不存在。”
那对夫妻告诉我，那男孩——他们已经替他取了新的名字——是他们从印度领养的第三个孩子。虽然这是他们第一次交由波格特领养服务中心处理，但领养过程并没有太大的不同，他们付了15000美元的费用，飞到印度，前往马来西亚社会福利中心，跟负责人见面。丈夫解释道：“我们喜欢领养。法规变了好多，我们考虑过韩国和南美，不过印度是最开放的。”也就是说困难度最低的。
我把自己对该起印度警方案件所知的一切，一五一十告诉了那对夫妻。比方说，被起诉的绑匪的自白，孩子的年龄，进入孤儿院的时间点，据称伪造的放弃书，生父对相片的指认，将亚西拉夫交由他们家抚养的法律文件，诸如此类。可是，他们仍然不信服，丈夫说：“要我们相信的话，需要有更多数据才行。”DNA证据或许是唯一能确定的方法，不过，那得让孩子接受验血，又要怎么跟孩子解释呢？而且，如果不符合的话，印度的那一家人要如何确定样本的采集是正确的呢？
必须采取过渡步骤，让这两家人相互联系才行。可是，美国这对夫妻还没决定自己的立场。丈夫皱眉表示：“我们要跟律师讨论。我们必须为儿子着想，要是他发现了，不晓得会对他造成什么影响。”
至于接下来的发展，没有蓝图可循。劳乌发现，政府不太有意愿追查被窃儿童。经过这么多年的时间，道德的界限仍旧愈来愈模糊；不过，假使是美国儿童被绑架到印度贫民窟的家庭里养大，追诉时效是不是也同样适用呢？
关于这点，《海牙跨国领养公约》并没有太大的帮助。公约并未明确规定被绑架的儿童是否必须归还生父母，也没有考虑到那些不记得生父母的儿童在与生父母重逢后所遭受的冲击。研究领养问题的荷兰乌特勒支（Utrecht）大学资深心理学教授罗内·霍克伯根（René Hoksbergen）表示，那男孩应该要知道自己的来历，但要等到将来才能告诉他。霍克伯根在电子邮件里告诉我：“绑架议题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告知，但不是现在，那孩子年纪太小，不应该告诉他。”他还说，同时，美国的养父母应该要联系印度的生父母，把孩子的消息和相片寄给生父母，以减轻生父母的悲伤情绪。只要双方都认为彼此讲的是同一个小孩就行了。
不过，就是在这个关头，事情变得更混乱了。我回到了金奈，在那次公园会晤的两个月后，依旧没收到美国夫妻的只字片语，他们不理会我后续发去的电子邮件，席娃嘉玛和劳乌心急如焚。劳乌以哀求的语气说：“你见了他们，你跟我说他们人很好，你还看见我们的儿子，那么，他们为什么不愿意跟我们谈？我们知道他住在很好的家庭，也知道要他回来是不切实际的，不过起码要让我们知道他的消息啊。”
劳乌催我再发一封电子邮件给美国的那对夫妻，这封邮件描述了男孩身上的几个胎记以及一条小疤痕，我之前给他们看的文件未曾提及这些特征。这天早上，我发现了收件夹里有一封回信。养父回复说，他儿子身上没有劳乌描述的特征，并在结尾写道：“此时此刻，我们什么事也不会做，请向那家人转达我们的慰问。我们能体会他们所经历的，也明白这消息对他们而言会是很大的打击。”
我把这件事告诉副警长山卡尔，山卡尔对此表示怀疑，若有所思地说：“他们可能在说谎，不然就是胎记可能消失了。我们很肯定配对相符，每一件事都直指那个美国家庭。”
他补充说，这件事或许很快就会彻底了结，因为他隶属的警局在前一年的8月向国际刑警组织要求采集那男孩的血液与头发样本，如今该项要求终于送到美国司法部长的办公室里，日后有可能转送到美国联邦调查局进行后续的调查。
不过即使如此，也同样毫无保障可言。要是那对夫妻决定反对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要求，那么优秀的律师有可能会让这件事陷入僵局好长一段时间，久到孩子都长大成人。到了那个时候，这件事的决定权就会落到那位年轻人的手上。
开始调查苏巴希身份的一年后，该案几乎毫无进展。印度警方一直处于即将交出另一份起诉书的阶段，却一直没能交出去。美国的那一家人则继续保持沉默，他们的消息愈来愈少，只有《琼斯妈妈》杂志网站上的一则匿名评论文，些微透露出他们心中的想法。那位匿名评论者声称自己跟那个美国家庭的关系很近，他写道：那对父母根据印度家庭所提供的不完整信息，决定不要扰乱这孩子现在的稳定生活。等孩子大了，养父母打算把情况告诉他。如果他想要探究下去，我知道他们会支持他的决定。这个家庭已经作了决定，这并非出于私人的满足感，而是出于真切的关爱，为了儿子的心理健康着想。他们是最贴近情况的人，他们最了解这孩子。给他们自由，让他们根据所有的信息，用爱为儿子做出选择。
该则评论文章张贴后数个月，山卡尔通知我，DNA检验正在进行中。经过数年的施压后，美国联邦调查局终于采集了样本，送到了印度的检验所。由于检验所必须完成积压数年的工作，因此在这里就得静观其变，等待检验所用科学角度回答苏巴希的身份问题。
然而，无论我有没有插手，那个美国家庭仍旧没有通过任何方法联系劳乌与席娃嘉玛，没有为该起警察案件提供证据。他们声称孩子没有那样的胎记，却不允许外界人士来检验。
不过，劳乌还是怀抱着希望，仍旧经常长途跋涉到高等法院附近的一栋办公大楼，用自己的劳力换取金奈顶尖律师的服务。他爬上混凝土阶梯，走到后方的办公室，经过平板玻璃窗，在那里，几位法律书记正在给辩护状归档，并撰写一堆堆的辩护状。埋在堆积如山的文件里的某处的，就是他为失踪儿子所提出的申诉书。
他大步迈进繁忙的办公室，问他第一个看见的书记，美国那边有没有消息？
第五章 圣母怀胎
克里诺斯·崔考斯（Krinos Trokoudes）论及自己对女人的了解时说：“付了钱，就会得到很多女孩。”崔考斯话里的意思，可能跟你想象的有点出入。崔考斯是位胚胎学家，工作内容就是采集卵子。他脑袋上那层厚厚的银发与他每天穿的白色实验室制服很搭，而温暖的微笑也可以立刻让患者轻松下来，正如他办公室墙面上挂着的医学文凭那般令人放心。
1992年，他采用体外受精（IVF）技术，不仅帮助49岁的妇女成功怀孕，也破了金氏世界纪录。虽然这项纪录之后又被破了好几次（2008年，70岁的印度妇女经由人工受精生出双胞胎），但是崔考斯开创性的成就，使得祖国塞浦路斯（Cyprus）愿意突破胚胎领域界限的名声更加巩固。此后，塞浦路斯这个位于地中海中央的小岛国，以其崎岖的地形、疏忽的监管、全球化的经济体，成为全球卵子贸易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