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海啸难民安置区有好多人卖掉自己的肾脏，一些爱挖苦的当地人开始把那座难民营称作是“肾脏村”。肾脏中介俨然成了一种家庭产业，卖过肾脏的妇女介绍朋友卖肾。掮客惯常会开出高价码，说一场手术可拿到三千美元之多，但等到卖肾者动完手术后，掮客通常只会把当初开价的一小部分金额施舍给卖肾者。在这里，大家都知道这是诈骗，可是那些妇女却在为其开脱，说被敲竹杠总好过什么都没有得到吧。
罗妮的一个朋友在一年前卖了肾，她跟罗妮说，有一个叫做达娜拉希米（Dhanalakshmi）的掮客在金奈的提婆吉（Devaki）医院外，开了一家茶馆，用来掩护真正的买卖——在黑市里供应器官。达娜拉希米预付了900美元给罗妮，好让她用来支付佳雅的住院费，并答应手术后再给2600美元。达娜拉希米同时也讲明了，要是罗妮反悔，就会找打手来摆平。
进行器官移植前，罗妮提供了血液和尿液，以便证明自己符合买主的配对条件，买主据说是一位有钱的妇女。等到罗妮的血液被认定符合配对条件后，罗妮就被送到金奈的综合医院，接受器官移植授权委员会的伦理审查。
该委员会的职责是负责确保所有的器官移植手术均属合法且没有金钱交易，有权在第一时间监督及阻止肾脏诈骗的出现。尽管该委员会的宗旨崇高，章程却很少落实，常常核准由掮客经手的违法器官移植手术。委员们小心翼翼地掩盖自己的行径，让移植手术看起来处处合法。只要委员会的审理会议是在器官卖家与买家双方都了解的哑剧中进行的，那么委员会就可以说已经尽了全力确保交易合乎道德的责任。毕竟，出现在委员会面前的每一个人都已经发誓要说实话。达娜拉希米指导罗妮，要她只在对方问话时才开口，还给了她一袋伪造的文书，接着就一溜烟走了。罗妮还说，有时在审查会之前，达娜拉希米会先用2000卢比行贿，以确保一切顺利进行。
当时，并不只罗妮一个人待在委员会的等候室，还有另外三名妇女也在那里等着卖肾。
“我们一次进去一个人，（委员会）就只是问我愿不愿意捐肾，然后签文件。很快就结束了。”罗妮如此表示。
文书流程处理完毕后，罗妮就进了提婆吉医院动手术。手术按计划进行了，可是复原却比她预期的还要费时。她的邻居——就是当初把她介绍给达娜拉希米的那位朋友——坐在她的病床边，没日没夜地照顾着她。不过，三天后，她的伤口还在流出液体，医院却叫她出院回家。又过了一周，当她回医院检查时，那些医生通通都假装不认识她。
同时，罗妮术后等待复原的那段期间，掮客却不见了踪影，她马上就发现自己是被骗了。
现在，她的体侧会痛，害她没办法做唯一能找到的工作——在当地的建筑工地打零工。我问她值不值得，她说：“应该要阻止掮客，我真正的问题是没钱，我不该为了救女儿一命，跑去卖肾。”
另一个案例是玛莉佳，33岁，住在海啸难民安置区外一英里处。她说，她帮人洗衣，靠微薄的工资度日，她想要脱离贫困的生活，才决定卖器官。我在她那只有一个房间的小屋里采访她，而她所居住的那条街充斥着腐鱼和开放式水沟的臭味。她满身大汗，但她不怪罪金奈那无可忍受的炎热，她怪罪的是医生摘除并卖出她的肾脏后，术后照护非常差。
在海啸蹂躏金奈的数天前，名叫拉吉的掮客——目前在码头附近经营一个茶摊——说可以帮她解决钱的问题。他的交易似乎简单易懂：3000美元买她的肾脏，预付750美元（即使是现在，她一想到那笔现金，仍不由得露出微笑）。数日内，她就收到一张上面是假名的文件，碰到的状况就跟罗妮的一样，官僚体制的障碍已经清除，没有问题了。不久之后，她就打包好，前往马都莱（Madurai）。马都莱是泰米尔纳德邦的一座小城，拉吉黑市网里的几位成员，负责带她前往国际知名的阿波罗医院的分院，把她交给医生。他们摘取她的肾脏，将肾脏移植到器官移植团体里某位有钱的斯里兰卡人身上。根据警方纪录，那个人付了14000美元进行这场手术。不过术后的复原期却比玛莉佳预料中还要久，她有整整20天都没办法回金奈。院方拒绝提供膳宿给她，就连术后药物也是她自掏腰包买的。等她终于回到金奈后，拉吉却说，他连一卢比也不愿意多付给她。
她求拉吉付钱，求了两年还是没有结果，便向警方投诉。她指控拉吉诈骗了她的器官，但是警方却有不同的看法。警方以器官交易的罪名逮捕拉吉，还扬言要逮捕她，因为她同意卖肾。
“他们两个都犯法了。”警察总署里的一名便衣警探如此表示，“起诉其中一人的话，另一人也要逮捕。”一周后，拉吉回到街头，警方只给他警告了事。当我依循警方报告上的地址找到他时，他正在招呼小茶摊。他一边煮着一杯含糖的雀巢咖啡，一边告诉我，其实他才是受害者。
“我只是要帮助人而已，我听说某个人因为肾脏衰竭，就快要死了。而且，又知道这里有很多人愿意卖。这样有错吗？这应该合法才对。”他这样表示。我问他，他为什么没付剩下的钱。他说，他答应给玛莉佳的金额不超过750美元。“我给了她应得的金额。”他还说，他还要付钱给好几位掮客和医生，他的净利其实只有300美元。
玛莉佳告诉我说，她动完手术后一直无法完全康复，而她那十几岁的儿子康南得了B型肝炎，快要引发肾脏衰竭。她说：“不久之后，他就需要移植肾脏，我却连肾脏也没办法给他。”就算她找得到医院愿意免费提供医疗服务给她儿子，也筹不到买肾的钱。在印度，人体部位是社会阶层低的人提供给社会阶级高的人的，绝对没有反过来的事。
负责跟罗妮和玛莉佳协商的掮客，在一连串的中间人当中，都是属于阶层最低的。移植手术要价14000美元，这些大大小小的中间人都从中分了一杯羹。拉吉声称，他分到的钱只不过是一小部分，大部分的佣金都是让马都莱的大交易商山卡尔（Shankar）给拿去了。
虽然山卡尔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但在这行，高层人士的身份向来是公开的秘密。例如卡皮亚（K. Karppiah）便是肾脏贸易中最活跃的角色之一，这一点人尽皆知，大家都是私下低声提及他的名字，他就住在海啸难民安置区外一英里处。在一个月内，约有数十名肾脏卖家都提到他的名字，说每一个肾脏只要卖出去，他都能从中分一杯羹。他是掮客首脑，很少直接联系患者或贩子，却是推动整个系统顺利运作的中间人。
当我出现在他家门前时，他拒绝接受采访。不过，就连外头铺柏油的男人都知道他是权力很大的要角，他跟我说：“大家都知道卡皮亚，这条街上所有的房子都是他的。”
我的运气不太好，不仅没有人前来透露自己的故事，警方也没有进行后续的调查，身为局外人的我几乎不可能得知器官从卖家到买家之间所要经历的过程。尽管买家和卖家待在同一家医院，但是购买罗妮和玛莉佳肾脏的患者，却从未在卖家面前自我介绍。这一票中间人——从身为掮客的拉吉、达娜拉希米、卡皮亚，到动手术的医生——让整个供应链保持秘而不宣。毕竟，不让患者与卖家直接协商，对中间人而言才最为有利。中间人做的是简单的牵线工作，唯有保密，才能收取高得不合理的介绍费。
中间人之所以对供应链的细节保密，显然有其经济利益上的诱因，而院方和医生则利用保护患者权益的老练说法，把整个过程关在大门后面。即使是西方国家的合法尸体捐赠，院方也认为向受赠者透露捐赠者的姓名，会损害每一位参与者的隐私权。
印度政府列出了在金奈非法进行肾脏移植的五十多家医院，我根据这份清单，造访了其中6家医院，每一位外科医生都跟我说，要是允许捐赠者与受赠者会面，会对双方造成严重的心理伤害。
不过，真实情况并非总是如此。人类学家莱丝莉·夏普（Leslie Sharp）曾在其著作《奇异的收割》（Strange Harvest）一书中讨论美国的尸体捐赠体制。她写道，捐赠者与受赠者之间的匿名情况，是近来才出现的医学伦理。20世纪50年代，移植手术首先在美国地区变得普遍起来，当时的医生主张，把捐赠者家庭介绍给受赠者可改善手术的临床成功率，因为双方可分享病例，甚至或许能通过移植手术而形成较为紧密的关系。然而，随着移植产业的利润愈趋成长，捐赠者的器官开始失去身份。匿名成为了新的常规做法。
1990年代初期，夏普开始进行研究时，“移植专业人士认为‘捐赠者与受赠者之间的’书面沟通属于破坏行为，亲自会面沟通的破坏程度就更大了。”临床人员的处理态度则更甚之，他们把寻找器官去向的捐赠者视为病态。
然而，夏普的研究结果却显示，一般而言，捐赠者与受赠者都想要知道对方是谁，但都被医疗人员阻挡，无法得知。她写道，当移植社群的人在公开活动的场合中聚在一起时，“讲述着双方见面的故事，总是能让底下的听众由衷产生喜悦与赞扬的情绪。”然而，院方例行将记录封住，不让双方见面。
两个活人因生命的延续而有了关系，受赠者和捐赠者的家庭自然会想要得知器官的来历和去向，夏普为了描述移植技术所创造的这种独特的关系，更创造出了“生物感伤（biosentimetality）”这个词汇。尽管双方渴望见面，但是在“放弃医疗隐私权”这个观念的背后，其实有着更为实际的理由。
在国际器官交易的情境下，即使患者知道自己是在购买器官，甚至怀疑供应链中存在非法的事情，医生却会运用隐私权的道德观来打消患者的疑虑。各位可以试想，以下哪一种情况比较糟糕呢？是揭露出有人被迫贩卖身体组织的故事？还是让掮客不受约束地掌控器官的供应？如果医生与掮客同时扮演赚取利润的中间人与医疗服务提供商的话，这种情况显然会产生利益冲突。匿名的做法会让供应链完全受到掌控，为敲诈和犯罪活动提供了完美的掩护。
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起，学者和新闻工作者就注意到，对于移植用器官的需求，近乎一种新形态的食人主义。过去20年来，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人类学家南茜·薛柏-休斯（Nancy Scheper-Hughes）绝大多数时间都在研究及揭露国际器官网的伪善作为。2000年，她发表划时代的《全球人体器官交易》（The Global Traffic in Human Organs）一文，直指人体器官的交易是通过伊朗的国家资助方案，从巴西贫民区、南非棚户区、印度贫民窟等地开采人体器官。
然而，她最深刻的洞察力并非在于记载器官贩运的规模，而是针对人们坚若磐石的看法提出了质疑——大家对于器官短缺的性质原本就抱持着一定的成见。她认为，市场对器官的需求永无止尽，就表示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面前，展露出医学上的傲慢。她说，医学界画出美好的大饼，向患者保证说：“运用别人的器官，就有可能史无前例地无限延长寿命。”医生告诉即将死亡的患者，唯一能救活性命的方式，就是接受运作正常的肝脏或肾脏，取代自身体内的衰竭脏器，导致移植名单（例如美国联邦器官共享网络不断更新的移植名单）愈来愈长。
不过现实情况却是，患者宁愿移植器官，也不愿被透析机或人工心脏所束缚；他们也不知道的是，移植器官后，只不过是把致命疾病换成慢性疾病而已。患者接受新的人体组织后，往往只能延命数年。移植方案经常宣传说，登记成为器官捐赠者，是在赠与“生命的礼物”，还说成功的移植是“奇迹”；可是却鲜少提及一点，移植后的生活质量一般上并不若浴火凤凰般的重生，受赠者反而必须极为依赖抗排斥药物，而抗排斥药物又会降低免疫系统能力，极易罹患致命的伺机性感染。
薛柏-休斯同时也指出，掮客很容易就能找到人体组织。她写道：“真正短缺的并非器官，而是移植患者缺乏足够的管道购买器官。”在美国，直接付款给卖肾的捐赠者，是很困难的事情，而移植名单又创造出一种器官短缺的急迫感。没有了卖肾的捐赠者，确实造成多数的器官都是来自于美国有限的供应量。美国人摘取器官的方式，无非是通过脑死患者、患者亲戚、偶尔的自发捐赠，以及器官共享计划。可用组织的数量有限，造成供需极度失衡，器官移植费用增加。昂贵的价格支撑了整个自给自足的医疗经济体，当中涉及特别维生系统供货商、器官运输商、法务部门、医生、护士、社工、管理人员，他们让器官移植产业持续运作，并从中获得经济利益。
医生与医疗人员掌控了获准列入器官移植名单的人数，因此有能力提高器官移植的整体合格率，还能制定可用器官与整体供应量的标准比率。在美国地区，捐赠者在过去几年来所提供的器官数量已有大幅的增长，然而捐赠数量和等候名单上的人数之间的比率，却没有多少变化。
移植名单——具体而言，就是器官摘取网——让大家以为器官稀少，医学中心之所以能赚大钱，就是因为物以稀为贵。院方告知器官衰竭的患者，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取得替代的器官。不过，比较贴近真相的事实是，患者所失去的健康，在移植后很有可能只会恢复一小部分。那么，移植器官体系付钱给活体捐赠者的话，就会比较合乎道德吗？非也，我的意思是，医生与患者应该站在更实际的角度，思考生命有限这件事。
然而在美国，我们一点都不能影射美国移植中心买卖器官。移植中心的存在是为了拯救生命，医生应该超脱于庸俗的商业世界。可是，实际状况却是，坐拥移植中心的医院都能有大笔的进账。移植中心有如质量标章，能替医院里的所有部门招来许多生意。例如，医院在公路广告牌上宣传移植中心，这种做法确实再普遍不过，但这并非因为许多驾驶人有可能需要新鲜的器官，而是为了要大家觉得医院在所有医学领域都有完美的表现。
美国的《国家器官移植法案》明确规定买卖人体组织属于非法行为，不过，对于器官移植的相关必要服务，却一字未提。移植外科医生与积极支持者会立即言明，移植中心实际上并未贩卖器官，只提供移植服务。可是，移植服务的价格却十分昂贵。2008年，密里曼（Milliman）公司的精算师按实际计算出各种器官移植的总费用，肾脏移植费用为259000美元，当中包括总采购费用（67500美元付给医院，作为摘取肾脏的费用）、术前与术后的手术照护费用、免疫抑制剂费用、医院行政费用等。肝脏移植费用为523400美元，胰腺为275000美元，肠子则是巨额的1200000美元。移植中心的患者没一个是去买医疗服务的，他们是去买器官的。在许多情况下，只有富人或有超级保单的人（在某些情况下是享有美国政府保险者）才能考虑进行器官移植。就算在账面上动手脚，也无法改变这个事实。
不能公开购买器官，造成医疗费用高昂，况且等候名单又长得要命，逼得人们不得不转向国外的移植中心，取得快速又便宜的医疗服务。医疗费用较低，就表示那些被美国高价器官市场排除在外的患者，有机会在国外找到负担得起的移植手术，而且也不会牺牲掉医疗质量。患者会考虑前往的其中一家海外移植中心，就是位于巴基斯坦拉哈尔（Lahore）的亚迪尔（Aadil）医院，这家医院的广告中说，国际标准化组织将其评为具备西方医院的医疗水平的医疗机构。
如今，亚迪尔医院以移植患者为对象，公开宣传两种移植方案：首次移植为14000美元；首次移植的器官衰竭后，再次移植费用为16000美元。亚迪尔医院执行长阿杜·瓦西·席克（Abdul Waheed Sheikh）在电子邮件里表示：“患者不用担心捐赠者的问题，本院会通过慈善组织，安排活体捐赠者，捐赠者有数百人之多。”
印度、巴西、巴基斯坦等国的医院，也全都宣称他们同样有过剩的志愿捐赠者，可以捐赠器官给高薪患者使用。由于患者不知道该如何自行预约黑市移植手术，再加上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医院之间悬殊的差价，因此国际掮客便有机会从患者身上榨取肮脏的利润。
不过在菲律宾，器官销售在某种程度上是合法的，根据菲律宾新闻局在2005年公布的报告数据，一流医院的肾脏移植费用是6316美元。负责安排移植事宜的器官掮客会尽可能提高收费，从中赚取差额。
尽管入院的患者能够意识到器官供应短缺现象十分明显，但是，由于国际汇兑的力量使然，跟美国地区高涨的医疗价格相比，在国外取得器官的费用仍旧不到美国的一半。同时，患者对法律的困惑、恐惧、信息鸿沟，创造出典型的套利环境，让那些互通有无的贩子如鱼得水。中间人可收取大笔利润，重挫了改革的心力。
价格下降时，受害最严重的就是供应链的最底层。正如我们在印度海啸难民营所见，卖家通过器官掮客卖一个健康的肾脏，平均只能赚得数百美元——如果掮客真的会付钱。而且，尽管需求量剧增，掮客付的钱却没有变化。世界卫生组织在2002年指出，全球罹患糖尿病的患者数量达到17100万人。2030年，数字将会攀升至36600万人。
“各国与各地区的情况完全不同。”以洛杉矶为据点的器官商人如此解释。他在liver4you.org网站做在线生意，要求我只能用米奇这个化名。“由于大多数海外移植都是在医生的掌控之下，像是美国私人诊所那样，所以价格区间很广……在器官交易合法的国家，例如菲律宾，捐赠者的人数十分庞大，因此，捐赠者必须接受平均3000美元的（卖肾）价格。”
成本降低了，买家付出的费用却鲜少会降低。器官一旦从街头进入医疗供应链，价格就会快速攀升。米奇说，如果是肾脏移植的话，他的一般收费介于35000至85000美元之间。米奇每一笔交易可以净赚25000美元以上，实际所得的净利要视手术地点而定。
米奇这样的角色将国家间的法律差异化作进账收入，器官中介的做法似乎深植于器官移植的核心，也助长了普遍缺乏透明度的情况。掮客扮演着隐匿程序的关键角色，同时也利用了始自捐赠者身体、终于受赠者身体的整体供应链，大幅提升获利。
部分学者与经济学者主张，唯有合法且受规范的体制，方能停止器官供应链的剥削歪风。他们还主张，无论司法制度如何创立，有价捐赠的情况仍会存在。像瑞迪（K. C. Reddy）——涉及金奈丑闻的其中一位医生——这样的移植外科医生表示，这样的体制可以让器官送到有需要的患者那里，同时又能保护捐赠者的利益。此外，还可以保证捐赠者获得完善的后续照护与公平的金钱。
因此，利伯维尔场的解决方法很诱人。我们相信个人自由以及可决定自身命运的天赋权利，而利伯维尔场的方案恰好与这样的信念相互呼应，还多了“摆脱投机的中间人”这项经济诱因。然而，现实世界中，成功的故事少之又少。生物伦理学家亚瑟·卡普兰（Arthur Caplan）写道，采用市场方法来解决肾脏短缺问题，将器官贩子置于不利的境况中，贩子所握有的“选择范围会因高额补偿金而受到局限，这并非因为卖家面对钱失去理性，而是因为对于某些需要钱的人来说，某些出价即使低到有辱人格，仍旧是诱人得难以抗拒”。换言之，总是会有人愿意低价贩卖自己的人体部位。
器官买卖合法化的支持者在论及现在器官销售合法化且拥有充沛资源的国家时，往往会举伊朗作为标榜的范例。在伊朗，只要是中央政府机构所管制的器官销售，均属合法。捐赠者会因自己的牺牲而获得金钱，复原期间也有医生照料。结果，几乎再也没有患者出现在等候名单上，等候新肾的到来。
我致电人类学家薛柏-休斯，想讨论伊朗采取的解决方法，她没好气地说：“伊朗活体捐赠合法化时，竟然天真地认为肾脏供应量的匮乏问题只是营销问题而已。然而，伊朗政府承担了管理黑市肾脏贸易的责任后，掮客与肾脏猎人的名称只不过是换成‘移植承办人’，他们仍旧是暴徒，在街头和游民收容所诱拐人低价捐赠器官。”
换言之，合法化并没有让从事这一行业的人改变动机，只是让他们的违法手段合法化罢了。
第四章 家长会面
我租了一辆起亚（Kia）汽车，已经连续数小时弓着身体，握着方向盘，飞速驶过一片片的玉米田和一间间的小镇教堂，最后终于停在美国中西部的某条街道上。我试着不要引起别人注意。这条街的对面，有一位十一二岁的男孩，他穿着银色运动短裤和美式足球T恤，正在自家前院拿着枯枝玩耍。我的心脏痛苦得怦怦跳动，不晓得自己是否准备好永远改变他的人生。
为了这一刻，我已经筹备了数月之久。之前，我在印度金奈那些布满灰尘的警察局里，跟身穿卡其色制服的警员谈话，详细查阅无数叠法院文件。堆积如山的证据诉说着令人心碎的故事，印度贫民窟的儿童遭人绑架，卖到孤儿院，进入全球领养管道。我特别调查了其中一起案例，在这起案件中，警方坚称已追踪到某位被窃的印度男孩的下落，连他在美国的地址也查到了。两天前，男孩的父母通过律师，请我转达口信给美国的家庭，期望能获得友好的回应，良善的沟通。不过，当我穿越了10个时区，终于来到这里之后，却茫然若失，不知该怎么办了。
副驾驶座上面，摆着一份破旧的米黄色活页夹，里头装了证据：一小包相片、警方报告、头发样本，还有法律文件，里头详细描述了这起在印度法院里滞留长达十年的案件。而住在郊区的这家人很有可能完全不知情。我一直等到男孩缓缓走到房子后头，才小跑步到门口按门铃。
来应门的是一位十几岁的印裔女孩，她露出好奇的微笑。我结结巴巴说：“你妈妈在家吗？”不久，一位金发女人来到门口，她穿着牛仔裤和长袖运动衫，以狐疑的目光望着我。
1999年2月18日，这一天是席娃嘉玛最后一次看见儿子苏巴希，当时他还很小，得要她抱着才行。席娃嘉玛就像泰米尔纳德邦的许多印度人一样，没有姓氏，她住在金奈的普瑞安索贫民窟，此地与美国中西部之间，不仅地理距离遥远，文化的差距也同样很大。孩子们在熙熙攘攘的街上玩板球，临近的印度洋送来了令人无法忍受的湿气，包围着整条街道。尽管街上十分拥挤，仍被视为安全的区域，即使无人特别看管的孩子，也会有邻居帮忙留意看着。
所以，那一天，当席娃嘉玛把苏巴希留在离住处不过数十米远的抽水机那里时，心里也自然觉得会有人看着他——确实有人正在看着他。印度警方说，在席娃嘉玛离开的那5分钟，可能就有个男人把她那刚学走路的幼儿抱到电动三轮黄包车里了。警方认为，苏巴希应该在隔天就已经被带到该城郊区的孤儿院，因为孤儿院会付现金买健康的儿童。
对于做父母亲的人而言，这是最恐怖的梦魇。席娃嘉玛和她那做建筑物油漆匠的丈夫纳格西瓦·劳乌，接下来5年的时间都在印度南部四处搜寻儿子的踪迹。这一家人从不放弃希望，深信他还在某个地方活得好好的。他们用亲朋好友当私人侦探，紧追着谣言与误报，最远向北追到了海得拉巴，那里距离他们的家乡约有325英里。为了筹措找儿子的费用，劳乌卖掉了从父母那里继承的两间小屋，举家搬到只有一个房间的混凝土屋子里，屋顶是用茅草盖的，处于一所寺庙的阴影之下。为了节省花费，这对夫妻还让女儿辍学。艰难的寻人经历让这一家人从下层中产阶级的顶端落入了赤贫的境地。但是，尽管他们付出了种种努力，仍然无法靠近儿子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