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克和海尔犯下的谋杀案，使得英国通过了《1832年解剖法》（Anatomy Act of 1832）。解剖法允许医生认领市立太平间或医院里无人认领的尸体，这大大减少了英国的盗尸行径。美国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
此时解剖法来得恰是时候。因为在世纪之交，解剖示范用骨骼除了是学习工具外，也变成了欧美医生爱用的装饰品和地位的象征。这些骨骼在当时是医术的象征，如同今天的听诊器与医学院文凭。
根据萨波所言，这些骨骼要不是有意地隐去了有关来源的信息，就是清楚地指出，这些挂着的骨骼来自“遭处决的黑人”，以便向主顾保证，“并未有辱白人社群成员的丧葬荣誉”。
唯一的问题在于，遭处决的黑人囚犯的尸体供应量不足，因此，英国医生把目标转向英国殖民地。在印度，传统上负责火葬的多姆人，被迫处理人骨。到了19世纪50年代，加尔各答医学院一年就制造出900具骨骼，大多运往海外。而100年后，刚独立的印度直接就掌控了人骨市场。
1985年，《芝加哥论坛报》指出，印度在前一年的颅骨与骨骼出口量多达6万，供应量十分充沛，已开发国家的医学生几乎每一位都能购得一箱骨盒和教科书，而且只要花300美元。
或许，多数的商品都是经由窃取得来的，但最起码出口是合法的。1991年，印度解剖示范用标本出口商协会的前任理事长毕马兰度·巴塔查吉（Bimalendu Bhattacharjee）告诉《洛杉矶时报》：“多年来，我们都是在台面上做事。没有人宣传，但是大家都知道有这门生意的存在。”在巅峰时期，加尔各答的人骨工厂估计每年可赚入100万美元左右。
另一家大供货商雷克纳斯（Reknas）公司则是将数千具骨骼卖给了美国明尼苏达州的基尔戈国际公司（Kilgore International）。该公司目前的负责人克雷格·基尔戈（Craig Kilgore）表示，当时从来没有人谈到盗墓的事情。他说：“他们告诉我们，人口过剩是一大问题，人们死在自己睡觉的地方，然后有人用手推车把街头上的尸体推走。”
根据（现已不存在的）雷克纳斯工厂现场相片显示，穿着实验室制服的专业人士正以纯熟的方式组装一堆人骨。在人骨贸易的黄金时期，出口公司成了城里最有声望的职业。人骨产业成了进入门槛低的成功途径，就像殖民时期的美国医生一样。人骨贩子也受到市政府的支持，市政府会发许可证给人骨贩子。人骨贩子不仅处理无人认领的死者，还为市政府提供了收益来源——在印度其他地方人的眼里，那座城市早已经过了全盛时期，但现在却有了新的收益。
然而，要是不把肮脏的秘密掩盖起来，这样的利润是不可能持久获得的。只搜集穷人与当地太平间的尸体，这样是不够的。有的公司为了增加供应量，便在人死前，先购买人体，谁要是答应死后捐赠出自己的尸体，就可获得小笔现金。不过，自愿捐赠方案太过缓慢又不可靠。公司要是用这种方式运作，可能要花上好几年的时间，才能取得一具特定的骨骼；而且在同时，新鲜的尸体已葬入土中，随时可供取用。也正因为此，正如殖民时期的美国和英国一样，骨骼用品公司又将盗墓视为唯一的方法。历史再度重演。
西方国家对骨骼的需求无可遏止，而诱人的现金也引人犯罪，因此西孟加拉邦的墓园都被盗得空荡荡的。1985年3月，发生了类似伯克和海尔案的谋杀案件，一个人骨贩子出口了1500具儿童骨骼，随后立即遭到逮捕，因此整个产业吓得暂停运作。由于儿童骨骼相当稀少，可呈现骨结构发育的过渡阶段，因此儿童骨骼的价格比成人骨骼还要高。印度的报纸上写着，犯人为取得儿童的骨头，绑架杀害儿童。
逮捕消息上报后，引起一片恐慌。这起案件起诉后数个月内，民间的义警仔细搜索了好几个城市，寻找绑匪嫌犯网络的成员。同年9月，一名澳洲观光客被杀害，一名日本观光客被一名暴民殴打，原因就是有谣言说他们参与了这个阴谋。这些攻击行为本身或许已经足以让印度人骨产业陷入泥沼，但是印度政府还是提早采取了行动，早在这些事件发生数周前，印度最高法院对《进出口管制法》作出解释，声明禁止出口人体组织。
由于并无其他国家的供货商竞争，最高法院的裁决有效制止了国际人骨贸易，就算是欧美的医学院恳求印度政府撤销出口禁令，也是徒劳无功。
此后，天然人骨一直难以取得。医学教育机构对新鲜尸体的贪婪需求，消耗了美国境内几乎所有的捐赠尸体，而且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骨骼的处理都是一门缓慢又麻烦的生意，很少有人愿意做这份工作。高质量的标本，通常十分昂贵。状况良好的完整骨骼目前的零售价是数千美元，而且可能要耗时数个月甚至数年才能履行订单。医学生也不再购买骨盒了，医学院通常会保留一定的存量，只有在标本受损或遭窃时才递补。斯坦福大学医学院则是每两位学生可分到一半的骨骼——从中间劈开的。
医学院这样的做法表明，许多设立已久的机构其实已经拥有所需的骨头数量。现在最大的人骨买家是世界各地的新学校，或是规模正在扩张的学校，他们需要购买人骨以完善实验室的配备。以发展中国家为例，巴基斯坦最为显著，许多医学院的人骨来源仍旧是当地的墓园，偶尔要冒着激怒大众的危险。然而，大规模的出口量已逐渐缩减。
在美国，部分机构开始改而使用塑料复制品，但人工替代品并不理想。哈佛医学院负责解剖课程备用品的萨穆尔·肯尼迪（Samuel Kennedy）说：“塑料模型是单一标本的复制品，缺乏真正人骨结构会有的差异。”接受复制品训练的学生永远无法看到这些差异，此外，模型也无法达到完全的精确。肯尼迪继续说：“制模过程捕捉不到实际标本的细节。但在颅骨的研究中，细节尤其重要。”
在美国地区，基尔戈国际公司等大型交易商，在当年进口人骨仍是合法的时代大赚了一笔，现在全都在制作及贩卖复制品。现正经营父亲创办的公司的克雷格·基尔戈说：“我父亲会宁愿不择手段，也要重回人骨生意这行。他患有弱视，但还是会亲自到办公室来，只要他觉得某人有助于人骨的重新供应，不管对方是谁，不管对方在地球上哪个地方，他都会写信过去。”
而其中部分的信函甚至送达难以预料的发源地。在禁令颁布不久后，他试图在非洲大陆饥荒肆虐的地区找出人骨的潜在新来源，当时一名尼日利亚的人骨贩子告诉他，有一整个仓库的人骨已准备出口，只要5万美元，就能握有无数人体组织的来源。唯一的问题在于，款项必须以现金送达，交款地点在拉哥斯（Lagos）。
查尔斯·基尔戈年纪老迈，无法亲自前往，便派儿子克雷格搭飞机前往尼日利亚，在希尔顿大饭店跟交易商会面。联络人说服克雷格一起进了车子，前往拉哥斯市的郊外，丛林旁废弃的仓库区。他回忆道：“要是进了那座丛林，有可能再也出不来了。”
就因为担心会是陷阱，克雷格开始刻意用错误的名称来称呼那些他感兴趣的骨头部位，而那几位分销商竟然没有纠正他。也正因此，他察觉到有危险，便改口说服那些假贩子，说钱放在另一个地点，他们必须让他在那里下车，这样他才可以取款。等到那些人离开他的视线范围，他立刻坐上出租车，奔往机场，搭下一班飞机离开。之后，即使基尔戈和其他几个美国国内的骨骼进口商搜遍了全世界，想找出新的人骨来源，也从来没有成功过，这个产业发生了巨幅衰退。
克雷格的父亲死于1995年，没能活着见到这一贸易重新兴起。
杨氏兄弟公司的总部位于隐秘的巷子里，夹在加尔各答城内最大的一座墓园以及最繁忙的一家医院之间，外观不像是数一数二的人骨分销公司，比较像是废弃的仓库。生锈的大门看起来像是上锁后就遭人遗忘十年之久，入口的上方，公司招牌的油漆均已剥落。
这里以前并不是这个样子的。前任加尔各答卫生局局长兼西孟加拉邦在野党领袖贾维德·艾哈迈德·可汗（Javed Ahmed Khan）表示，2001年，这栋建筑物里的活动很热络。当时，邻居都在抱怨杨氏兄弟公司的办公室充斥着尸臭味，大堆的骨头放置在屋顶上晒干。可汗的个性半是铁面无私的艾略特·奈斯，半是正义凛然的拉夫·奈德。他是那种对警察的毫无作为感到不耐，也乐于自行执法的政治人物，有时会采取暴力手段，甚至因数起事件而锒铛入狱，以2007年为例，医学院的某位医生被控强暴可汗的选民，可汗因而攻击了这个医生。
在2001年，当警方拒绝起诉杨氏兄弟公司时，可汗便率领一群恶徒，挥舞竹棒，直接袭击杨氏兄弟公司。场面有如19世纪英美两国民间动用私刑的情景。而可汗的袭击行动也激得警方不得不逮捕杨氏兄弟公司的老板维纳什·亚伦（Vinesh Aron）。不过亚伦只在牢里待了两夜，就跟毕斯瓦兹一样未经起诉，立即被释放。
“有两个房间装满人骨。”可汗回忆道。总共动用了五辆卡车才把人骨全都载走。他还夺取了数千份文件，其中包括开给世界各地公司的发票。他说：“他们把货品送往泰国、巴西、欧洲、美国。”
出口禁令实施16年后，像是法律未曾生效过似的，我在废弃船坞的后室里与可汗会晤。他将我介绍给一位年轻女人，她戴着色彩丰富的头巾，曾在1999年至2001年期间，担任杨氏兄弟公司的事务员。她说：“我们以前经常依照世界各地的订单出货，向毕斯瓦兹购买人骨。我看过的尸体超过5000具。”她要求匿名，以免遭到报复。杨氏兄弟公司每个月会从国外收到约15000美元的款项，她还告诉我，毕斯瓦兹经营的人骨工厂不过是众多工厂之一，还有其他的供货商和工厂遍布于西孟加拉邦各地。
今日，杨氏兄弟公司屋顶上没有人骨。我在此地四处查探了一小时左右，还访问了附近的邻居，此时一辆白色箱型车停在公司建筑物旁，一名穿着粉红格子衬衫的男子踏出车门，轻快走向房子侧门，他敲门说：“我是维纳什·亚伦。”
亚伦看见我在喀嚓喀嚓拍相片，于是更使劲敲门，但门内的助理开不了锁。我努力想在短时间内丢出一个问题问他，没等我想出来，翻译已经硬把麦克风塞到他的面前，问他是不是还把人骨运往西方国家。亚伦似乎乱了分寸，脱口而出：“那场官司我们赢了！”接着大门嘎的一声开了，他迅速溜进了门内，在我的面前重重摔上门。
在后续的电话访谈里，亚伦说他现在卖的是医用模型和图表，不卖人骨。然而，一个月后，我与某个手术器械用品厂商见了面，对方自称是亚伦的姻亲，还说杨氏兄弟公司是印度唯一的人骨分销商。他那间位于金奈的小店，柜台后方摆了几个纸箱，里头装满了罕见的人骨。他从其中一个纸箱里，拿出一个拳头大小的胎儿颅骨，并露出微笑，好像他手里握着的是稀有的宝石。他说：“在印度，就只有亚伦还做这门生意，就只有他有那个胆量。”然后，他说可以帮我挖人骨，只收1000卢比（相当于25美元）。
2006年至2007年间，杨氏兄弟公司的产品名录上特别告知顾客，公司一律遵守法律行事，还分门别类列出人骨，标出零售价格，并注明“仅在印度境内销售”。然而，不知怎的，印度的骨骼还是能运到国外。
在加拿大，奥斯塔国际公司（Osta International）向美国与欧洲各地贩卖人骨。该公司已经营40年之久，号称可立即订货，立即出货。克里斯汀·鲁迪格（Christian Ruediger）表示：“我们的业务量约有一半都在美国。”他与父亲汉斯共同经营公司。
鲁迪格承认，该公司贮备了来自印度的人骨，可能是违反出口法，从印度走私出口的。那些人骨是他是多年前从巴黎某家分销商手中取得的，不过，2001年，供应来源消失了，大约就是可汗袭击杨氏兄弟公司之时。此后，他就一直向新加坡的中间人购买存货。鲁迪格拒绝透露对方姓名，他说：“我们希望能保持低调。”
我在调查期间访谈了三十家左右的机构，当中只有少数几家机构承认过去几年有购买人骨，但他们一律拒绝透露供应来源，也希望我不要公开细节。不过，奥斯塔这个名称被提及两次之多。某位在美国弗吉尼亚州颇具名望的大学任职教授也表示：“我向奥斯塔公司购买过一副完整的人骨，还有一个已切割的展示用人类颅骨，两个都很完美。”
奥斯塔公司的另一位顾客是一家叫做丹斯普莱·林恩（Dentsply Rinn）的公司，该公司提供塑料模型头，内含真正颅骨，这是用来训练牙医的。营销经理金柏莉·布朗（Kimberly Brown）表示：“采购人骨十分困难。本公司规定颅骨必须合乎某种大小与等级，不能有某些解剖学上的缺陷。但是，我们对于来源却没有规定。”颅骨在英美两国是畅销商品。
不过，其实印度当局对于人骨的来源也漠不关心。虽然国际人骨贸易违反了印度出口法以及当地禁止亵渎坟墓的法令，但是印度官员却假装没看见。西孟加拉邦副总警长拉吉夫·库马（Rajeev Kumar）表示：“这不是什么新鲜事，没有证据显示他们杀人。”警方之所以会开始注意毕斯瓦兹，单纯只是因为几位重要人士的尸体失踪的关系。他又说：“警方是根据社会大众施加的压力大小来执法的，人们认为这不是很严重的事情。”
大家都认为医界研究人骨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然而，其实必须事先告知死者，获得同意后才能研究对方的人骨，人们对这点却没有定论。印度人骨贸易的再度兴起，反映了这种需求间的矛盾。人骨的供应主要源自刚死亡的死者，然而从贫民窟居民身上活体摘取肾脏这个更危险的行当，也只不过是印度古老陋习的现代版罢了。
同一时间，加尔各答的人骨工厂也开始重新营运。
第三章 肾脏探勘
2004年圣诞节后的一天，一场地震撼动了印度尼西亚班达亚齐市（Banda Ache）的海岸，致使数道冲击波迅速越过海床，累积成一股巨大的能量，重创印度尼西亚与斯里兰卡的海岸。这场海啸夺走了20万条人命，灾难让许多家庭破碎，涌出的难民潮也无止无尽。正当非营利组织与政府单位不断提供大量援助，努力重建灾民生活之际，却有一些企业型医院和器官掮客，把这场悲剧性的灾难视为兜售难民肾脏的发财商机。
此次海啸令印度也遭受重创。位于印度的泰米尔纳德邦（Tamil Nadu）海啸难民安置区（Tsunami Nagar）专供海难幸存者居住，里头人人一贫如洗。在安置区，最受敬重的人士是一位曾是渔夫的马利亚·塞尔文先生。两年以来，他为了国际社会承诺给难民的基本资源，与政府官僚之间不断发生争执，就是希望自己所负责的三个安置区的难民，全都能够再度靠海维生。我在海啸发生将近两年后与他会面，当时难民营里尽是一列列糟糕透顶的混凝土房子，只比养牛场好上一些。未经处理的污水直接排入屋旁的阴沟内，就业机会就跟儿童的教育机会一样罕见。
塞尔文是村子里唯一的民选官员，对难民而言，已经算是个名人了。他的相片贴在建筑物的侧面，以及难民营正式入口的大铁门上方，只是其受欢迎的程度已每况愈下，当地年轻人用石头砸破他的肖像海报，还把墙上贴的相片上的眼睛给凿不见了。而他犯下的罪，其实是试图阻止器官流出海啸难民安置区。
塞尔文说：“以前，一个月只有一名妇女会把肾脏卖给掮客，最近的情况糟了很多，一周约有两名妇女，我知道自己得做点什么才行。”
在我们谈话的时候，院子另一端有一名穿着蓝色与鲜黄色纱丽的妇女对着他皱起眉头来。她看上去有45岁，但在我看来，因为印度贫民窟的生活艰辛，她应该只有近30岁而已。她的纱丽对折处上方坦露出腹部，一条30公分的疤痕边缘凹凹凸凸，横越腹部。塞尔文告诉我，在这里，几乎每一位成年妇女都有那样的疤痕。他说：“我没能力阻止。”
海啸卷走他的村子数周后，政府将2500名居民从丰沛的渔场撤离，重新安置在这片一无是处的土地上。安置区旁边是一家巨大的发电厂，发电厂把电力送往金奈，讽刺的是，安置区内停电的状况却非常普遍。其实村民所需要的东西并不过分，他们只希望有渔网和小型的三轮黄包车，这样渔夫就能把村里捕来的鱼送到市场上卖。于是，在政府重新安置村民后，塞尔文便向高等法院施加压力，要求法院送来其所承诺的现金与资源。
但是，他的申诉却遭受漠视。2007年1月，他受够了，于是在海啸发生的两年后，刚好有一场会议即将在金奈最有权力的其中一位大法官面前召开，他决定拿出手中剩下的唯一一张王牌。
他的计划很简单，让被迫贩卖器官的穷困妇女亲自说出证词，如此一来，法院就会感到愧疚并提供援助。毕竟，那些法官听到政府的毫无作为令人绝望，怎么可能不对村民的困境感到同情呢？
在拥挤的小区中心，法官倾听了塞尔文那令人喘不过气的证词，而一堆勇敢的妇女也自愿说出亲身经历。妇女们说，肾脏掮客一直以来都是个问题——即使是在海啸发生前也是这样——但是，现在的掮客变得很残忍。妇女们露出疤痕的同时，塞尔文热切地等待法官能打开国家金库，送来资金。
可是，事情没有按照计划发展。虽然法官是仔细聆听了，但是补助金却被绑在可憎的印度官僚体制里，并非是因为缺乏司法命令而无法发放补助金。而且更糟糕的是，听众里的500名男女发现塞尔文把他们的秘密泄露了出去，几乎要暴动起来。把妇女的疤痕公之于世，使得整个村庄都蒙羞了。村里的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很穷，但是穷到要卖器官，却又是另一回事。年轻人大喊着，那些应该是私事，他竟然公开，让村里妇女的名誉扫地。
揭露真相并未促使政府将他要求的渔网和黄包车送到难民营，反倒让村里的肮脏秘密暴露在媒体面前，当地报纸开始报道丑闻，不久之后，国家级的医疗服务部门发现证据，印度共有52家医院涉及这起印度史上最大的联合盗窃器官案。
不过，尽管塞尔文没有达到自己当初所设定的目标，但这次的调查却成为对抗肾脏贩卖的一个良机，让掮客和腐败的卫生部门官员受到了指责。最后这个丑闻引起大众的强烈抗议，迫使一个国家的部长不得不作出官方回应。
回应的工作就落在泰米尔纳德邦卫生署长拉玛常德兰的头上。他以前是政党街头斗士，姓氏前面有着一连串坚不可摧的英文缩写，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而当某位政治对手把一罐酸性化学物质丢向他的脸之后，他在官场的位置更是跟着步步高升（他脸上的疤痕让他在政党会议时特别显眼）。不过大家没料到的是，他竟然没有采取警方行动，这让当地人都讶异不已。拉玛常德兰并未打算让法院审理这个案件，而是想斡旋解决。他不假思索，立刻召集印度顶尖的移植医生齐聚一堂开会，要他们发誓停止贩卖器官，并试着改用更多的尸体。他决心让医生自我监督，这等于是做做样子，只作稍微申斥，就轻易放过了医界。
但是此举并没有消除大众的怒气，人们仍旧想找出罪魁祸首加以处罚，因此逼得他还是必须作出一些让步。最后拉玛常德兰为了表明自己会以强硬手段打击犯罪，令卫生署关闭了两家规模最小且设备最差的疗养院，而这两家疗养院跟非法移植并没有关联。此举让金奈市的其余移植团队全都松了一口气。即使有明确的文件记录显示，数十名外科医生涉及前一年两千多件的非法肾脏移植案，但是几个月内，金奈的那些人继续重操旧业，如常经营。
当印度财富日益增加之际，塞尔文以及数千位贫困的泰米尔人却永远无法平等分到一杯羹，因此在艰难时期，贩卖器官有时仍是唯一的途径。
“在印度境内的其他地区，人们说起要去马来西亚或美国时，眼中都闪烁着希望的火花；但海啸难民安置区的人，只有在说起卖肾的时候，眼里才会闪动希望之光。”他如此告诉我。
海啸难民安置区发生的憾事并非特例。第三世界的可用器官供应量充裕，第一世界等候器官捐赠的名单长之又长，令人痛苦难耐，因此器官掮客成了一个有利可图的职业。过去40年来，肾脏的需求量持续稳定上升，而世界各地的穷人往往把自己的器官看成是重要的社会安全网。
自从环孢素（cyclosporine）等抗排斥药物发明后，由医生以及腐败的道德委员会所构成的国际阴谋集团，已逐渐把埃及、南非、巴西、菲律宾的贫民窟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器官农场。器官生意背后的肮脏秘密就在于，永远不缺自愿卖器官的卖家。
对于每天的生活费不到1美元的人而言，800美元几乎称得上是一个天文数字了。这笔款项等同于是过度的鼓励及强迫，赤贫的小虾米如何对抗得了资本家的全球企业呢？
假使器官匮乏问题能够像数学问题一样，简化成数字，那么要为美国器官移植等候名单上的10万人找到活体捐赠者，也就不是一件难事了。他们很容易就能找到第三世界的卖家，而且这往往是解决问题最经济实惠的途径。在印度医院接受移植手术，费用约为美国的二十分之一。
其中的经济利益实在太诱人了，因此有好几家美国保险机构也想分一杯羹，比方说，印美保健（Ind US health）和联合集团（United Group Programs）这两家机构经估算后发现，在美国国内进行长达数年的透析疗法，不仅费用昂贵，而且最终仍会致死，相较之下，国外的肾脏移植手术费用便宜多了。而这些公司与印度、巴基斯坦、埃及那些有需求就几乎可立即安排器官移植的医院之间，恰巧都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类的外包医疗方案十分诱人，2006年2月，西弗吉尼亚州议会考虑为州政府雇员提供一种正式保健计划，让选择在国外医院接受移植手术的患者可享有退款奖励。在本书英文版出版时，这条法律规定仍待决议，然而整体情况似乎没有什么变化（应注意，印美保健的网站声称他们会支付移植手术费用，但寻求活体组织的患者必须自行安排捐赠者，但只要有合适的医院联络人，就相当容易找到捐赠者）。对受赠者而言，人体市场在临床上的优势胜过于合法竞争。一般而言，活体捐赠的移植成功率高过于尸体捐赠，相较于接受脑死患者器官的患者，花钱买活体肾脏的患者通常活得比较久。
然而，尽管活体器官的费用较低，也较能延命，不过这种跨越司法管辖地购买器官的行为，是毫无道德可言的。虽然掮客能够让购买器官变成一件易事，但是器官卖家却没有因为卖器官而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容易些。
几乎每一位在海啸难民安置区里的妇女都会说，在自己最绝望的时期，器官贩子利用了她。有一位名叫罗妮的妇女就抱怨说，自从手术后，她就连走在村里的泥土路上，都痛苦得难以忍受，必须一小步一小步地挪动才行。
罗妮的丈夫失去捕鱼工作后，就开始成天喝酒。这是她麻烦的开端。在一直缺钱的情况下，罗妮在女儿佳雅结婚时，就连简单的嫁妆都没能力准备，所以佳雅的婆婆和新婚的丈夫就把气出在佳雅身上。他们强迫佳雅做额外的工作，动不动就打她，尽可能让她的生活过得痛苦不堪。不到一个月后，佳雅回家看母亲时，试图喝下一夸脱（约1升）杀虫剂自杀。
罗妮发现女儿昏倒在家里的木板床上，赶紧抱起女儿，背她去当地医院。那里的医生处理过很多喝杀虫剂自杀的人，因此医院里已备有中和剂。数小时后，医生令她的情况稳定下来了，只是必须在加护病房待到一周以上。不过，罗妮根本负担不了住院费用，要是没有付款保证书，就必须停止治疗。他们说，罗妮必须想办法尽快筹到钱，不然她的女儿就会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