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等了又等。
最后，有一辆小救护车停在病房外，那辆车的品牌和型号跟记者用的箱型车是同一款。两者之间唯一的差别在于救护车移除了后座，以便放入轮床。两个男人出现了，他们穿着领尖扣在衬衫上的皱巴巴的商务衬衫，还有破旧宽松的长裤，说是要把尸体送去解剖。
他们粗手粗脚把她放入救护车后面，发出砰的一声闷响，接着在土路上开了半英里。我与尸体待在一起，坐在车子后面，车子迅速穿越医学院区，最后终于停在一栋又小又破旧的政府建筑物外头，铝制屋顶上面还有几个大洞。门上的牌子以印地语写着“解剖教室”。解剖教室看来像是已经十年没人在这里上课似的。几处高起的平台上设有几排座位，想必是为了让学生更能看清楚解剖的尸体。中间几排的一些椅子颠倒着放，整个空间都布满灰尘和鸽粪。教室的前面是黑板，还有一张冰冷巨大的黑曜石桌。他们把埃米莉的尸体放在石桌上，用挂锁锁住门。
“医生很快就会来了。”他们说完后，就退到角落后面，抽小支的手卷烟。我注意到建筑物外有弃置的衣物和好几大丛头发，显然是先前解剖留下的。
他们抽完烟后，其中一人带我去附近的一栋建筑物，这栋建筑物比解剖教室大多了。他们说，医学院院长在这里等着要见我。我到的时候，达斯医生正在一大堆文件中烦躁地扭着双手，他那一小片乌黑的遮秃假发略略歪了。
达斯医生身兼二职，不但要处理医学院的日常事务，还要为警方解剖尸体。有课时，他为医学院新生教授有关法医分析的全部细节，这也表示要在数十具送到他太平间且无人认领的尸体上，重现伤口是如何形成的。这是很受欢迎的一门课，所以这里才会有四个陈列柜，里头装满致命毒药与潜在的杀人武器，比如剑、匕首、弯刀、螺丝起子、钉了钉子的板球拍等。陈列柜最底下的架子，摆了一叠犯罪现场的相片，呈现尸体处于不同腐烂阶段的样子。在我们谈话时，他不时凝视窗户前挂着的医用骨骼。
“这个案例很特殊。”他开口。“死在这里的外国人并不多，所以我们处理的方式必须十分谨慎，有很多人在注意。”
身为学生的埃米莉，只不过是穿着印度服装、踏上心灵之旅、追寻圣地的少数美国年轻女性之一。现在她死了，却成了一起迅速窜起的国际事件，警方的官僚体系、大使馆的走廊、承担数万美元将遗体遣送回国的保险公司，都在关注这起案件。
而我心知肚明，一切就取决于达斯医生的死亡报告书。如果他认为尸体上的伤口可能是他杀所致，官方规定尸体必须交由警察看管，直到调查完毕为止。然而，这所医学院没有可长期保存尸体的设施，把她留在这里的话，尸体会严重腐坏，届时航空公司将会拒绝将尸体空运回美国。
另一方面，如果他认为死因是自杀，警方就会快速结案。然而，他解释道，她的家人——现在肯定知道她死了——信奉天主教，不会接受她自杀一事，因为天主教认为自杀者的灵魂会永久被地狱之火灼烧。事实上，他们可能会要求额外调查，证明是其他死因。
他缓缓摇了摇头。
“你看看，真是两难。”他忧虑地说，“要是她根本没死的话，事情就容易多了。”
活生生的肉体与无生命的尸体之间，有一条细到无法察觉的区别线。死亡的问题就在于，一旦跨越了那条线，所有对待人体的方法和规则也随之改变。达斯医生叹了口气，望向房间另一端的助手，对方正拿着两个空的宽口玻璃罐。
“也许我们该开始了。”他把手掌放在办公桌上，费力撑起身体。他抓着一只黑色的药袋，离开办公室，进入走廊，独留我一人面对几个装满医疗教学用品的陈列柜。
我没跟着他走，反而望着那个末端钉了一根生锈铁钉的板球拍，它就挂在恐怖的书柜里。铁钉的尖端弯了，一圈干硬的血迹轻轻垂在木头上。一想到达斯医生用板球拍打在无人认领的尸体上，重现伤口的模样，我就不禁全身颤抖起来。接着，就在我几乎已经忘记手机的存在时，口袋里的手机开始震动了起来。
在线路的另一端，半个地球之远，穿越一个海洋而来的嗡嗡声和劈啪声，是人在纽约的负责人的声音：“斯科特吗？要请你帮一个忙。”
两天后，橙色的太阳懒洋洋地从恒河平原地表低低浮起，缓缓上升，穿越天空。时间还早，但我没睡，筋疲力尽，眼睛布满血丝。过去两天，我在城里搜寻可靠的冰块来源，好让埃米莉的尸体保持冷却。最后在寺院的帮助下，我将数百磅冰块倒入她的棺材里。棺材是我们在木工厂做的。在倒冰块的时候，我尽量避免去看她的尸体。我们又一起把尸体移动了两次：先是从验尸室移到寺院，然后再移到一间小型的太平间里，在整件事的开始，院方的行政人员竟然漏了说其实医院里有小型的太平间。
美国的法医专家不相信印度的法医，所以在纽约的老板要我替埃米莉的尸体拍照，送回美国进行独立分析。我握着从学生那里借来的数码相机。虽然她已经在这里解剖，但是解剖结果无法确定。老板跟我说，要是没照相，她的家人可能会提出异议，尸体可能永远无法离开印度。
一辆警方越野车抵达我在的旅馆，载我去医学院。我坐在一名警察旁边，他配备着冲锋枪，他的脑袋向后倾，半梦半醒，眼睛忽开忽阖，似乎没注意到枪管又再度指着我的腹部。我不由心想，又经历了同一个画面。半小时后，我们抵达验尸室，那个警察还在睡觉。验尸室用挂锁锁住，一名头发灰白的助手翻弄着钥匙，他的手指似乎无法控制地一直颤抖。他暗示我，只要有100卢比，他的手就不会再抖了。
我努力绷紧神经，预期自己会心生排斥感。一想到要目睹她那具解剖后的尸体，直叫我恐惧不已。尸体是一回事，目睹外科医生处理过的尸体又是另一回事。我不禁想，他们拿出的会不会不只是她的器官而已，会不会有更重要的东西。我的胃不禁翻腾起来。
一分钟后，我进入验尸室，盯着被摆在金属轮床上的她。
医生们已经用粗陋的工具把她从上到下切割成两半，从脖根一路切到了骨盆。他们切开肋骨，检查心脏。为了查看脑部情况，还横向锯开额头和颅骨。他们剥开她脸部的皮肤，额头盖住眼睛，头皮往后拉。正如预期，他们看见颅骨内部有积血。血液压迫脑部，足以致死。
不过，外科医生并未就此停止。他们切了几片肝脏、大脑、心脏、肾脏，以便排除下毒的可能。为判定她是否遭强暴，他们还取出了部分的阴道、子宫颈和输卵管。他们把所有的器官集中放在三个宽口的大玻璃罐里，罐子上标示着“内脏”。然后，快递员把这些玻璃罐送到300公里外的实验室。最后，他们再把她缝起来，缝线宽而不雅。
调查结果就跟解剖过程一样残酷。验尸报告列出的正式死因是：“头部外伤导致休克出血，伤口看似从高处落下所致。”
我的感觉跟之前预期的不一样。有一种不同的——或许是更恼人的——情绪从我的胃部窜起，令我的脸颊发烫。
我觉得很尴尬，她的伤口并不会让我感到不安，我对伤口所做的心理准备，比我自以为的还要周全。令我痛惜不已的，反而是她的裸露。
埃米莉在世时，是个21岁的美丽女人，正处于人生的黄金期。她优雅健美的身材和仪态，足以让其他女孩子羡慕不已，而她本人却浑然未觉。她做瑜伽已有多年，身体处于生理健康的高峰，肌肉健美，皮肤完美无瑕。我所知道的埃米莉是一个个性坚强，对周遭一切处之泰然的人。
不过，在这里的她，裸着身体，已然死去。我现在所知道的埃米莉，比我想要知道的还要多。当她从机械装置里滑出来的时候，助手和我共同目睹了她私密的部分，那些原本是她的爱人才能享有的领地。她的内脏与某种防腐剂混合起来的味道，在空气中几可触及；她的腿、臀、胸、胃越了界，似乎应该禁止才对。可是，死者没有秘密。埃米莉一停止呼吸，就失去了隐私。她跨越到另一个世界，在那里，支配她的法律和习俗跟一周前不同。在这个世界里，她的双亲需要女儿的裸体相片。在这里，一群男人对着她的内里研究着、辨识着、思索着，而她丝毫不退缩。无论我们愿不愿意承认，我们人生中最亲密的关系就是我们与自身肉体的关系。死亡所带来的最后侮辱就是失去对肉体的控制。
躺在台子上的她的身体躯壳，跟她出生且与之成长的身体比起来，少了一些东西。伤口让她的体形受到损害，不过，医学院的病理学医生摘取器官所造成的破坏还要更大，她被切割，内里的一部分被送到该国另一端。这具尸体正是我们即将要诉说的故事，正是她的双亲哭泣的原因。但是，要把这剩余的她称作是“埃米莉”，或甚至是“埃米莉的尸体”，等于是在说谎。无论这要称作什么，都是残缺不全的，而且再也无法恢复到完整的状态。
我们让死者经历了奇异的蜕变。此处，在这个台子上，她的皮肤是一件皮囊，重要的内容都已经取出，利落的缝线缝起了她空洞的体腔。死了的她是一个对象，有待剖析，有待分送给利害关系人，比方说，记者将她的影像贩卖给网络，医师负责解剖，双亲想要拿回全尸。现在，我也成了链子上的一环，我是死者的搜集人和故事的讲述者。无论过去的埃米莉是谁，现在都已经消失了，留下的只不过是她的零件。每一个人的故事结尾都是一样的，无人能成为例外。
我检查了测光表，设定相机，准备拍照。我对着她的身体直按快门，快速连拍相片。我把她身体的每一寸都拍了下来，从她的脚趾一直拍到额头上深长的伤口。在不到一小时的时间之后，她就会在前往德里的飞机上，接着，再从德里飞往路易斯安那州，最后她将穿着双亲特地为她买的浅蓝色纱丽，入土为安。一位助手进来，抬起她的尸体，放入一辆正在等待的箱型车里。但我知道，有一部分的我将永远无法离开这个房间。
第二章 人骨工厂
一名穿着汗渍斑斑的汗衫和格子花纹蓝色沙龙的警官，猛然打开了破旧的印度制Tata Sumo休旅车的后门——在印度西孟加拉邦的乡间派出所，这辆破车已经算得上是证物柜了。门一开，一百个人类颅骨纷纷滚落到一块盖住小片泥地的破布上，摔在地上时发出空洞沉闷的撞击声。因为一直在休旅车后座四处弹来跳去，这些颅骨多数的牙齿都已经脱落不见，在日益增加的头骨堆周围，骨头和牙齿的碎片有如雪花般洒满四处。
站在车旁的警官，露出微笑，双手放在大肚腩上交握着，发出一声满意的鼻息声，然后说：“这里的人骨生意有多大，现在你可亲眼看见了吧。”我蹲了下来，捡起一个颅骨，比我想象得还要轻。我把它凑到鼻子前，闻到好似炸鸡的味道。
在当局出手拦截之前，这些私藏的颅骨正在根基稳固的人体遗体流通渠道里输送着。150年来，印度的人骨贸易途径向来就是从偏远的印度村庄通往世界上最著名的医学院。这贸易网络所伸出的诸多触手，染指了整个印度，还伸进了邻国。我曾在不丹国界上目睹过类似的私藏物，但那些人骨要送往的市场并非医学界；而现在，这些头骨才是真正精心制作的医学标本。
要取得骨骼标本，绝非易事。以美国为例，多数的尸体都是立即下葬或火化，为科学用途而捐出的尸体往往不是沦落到解剖台，就是骨头被锯子大卸八块，有时还会被搜刮到更有利润的医疗移植产业。因此，用于医学研究的完整骨骼大多来自海外，往往没有经过死者生前的知情同意，就送去目的地，此外，还违反了来源国的法律。
将近200年来，印度一直是全球医学研究用人骨的主要来源，印度将标本洗到洁白光亮并装上高质量链接零件的制作技术，更是世界闻名。不过，当1985年印度政府宣布人体遗体的出口属于非法行为后，全球遗体供应链从此瓦解。西方国家转向东欧，但这个地区出口的骨骼数量相当少，在制作展示质量的标本方面，经验也不多，产品往往是次级品。
如今，印度禁止遗体出口已有二十多年，但仍有明显的迹象显示，遗体贸易未曾停歇。西孟加拉国邦的人肉市场上，贩子们仍持续供应人类骨骼与颅骨，他们使用的是历史悠久的老方法——盗墓，分离柔软的人肉和坚硬的骨头，然后把骨头送到分销商那里，由分销商负责装配，送往全球各地的交易商。
虽然出口至北美洲的骨骼数量比颁布禁令前要少，但这只不过是代表着取得的代价变高了而已，并非不可能取得。供货商眼前的诱因很大，这可是一门获利良多的大生意啊。比方说，我前方地面上的那堆颅骨，在海外预计可卖到7万美元之多。
那名警官抓住破布的几个角，把证据捆成一包，开口说：“你知道吗？我打从出生以来就没见过这种事，希望以后也别再看到了。”
一天后，孟加拉湾上空形成巨大的低压系统，带来的洪水即将淹没印度东北部的西孟加拉邦。在这场暴风雨登陆以前，已有8人溺死在洪水里，因此报纸把它取名为“洪水启示录”。我正驱车前往普巴瑟里小镇，它位于加尔各答城外约80英里处。加尔各答是西孟加拉邦首府，2001年从Calcutta改名为Kolkata。警方就是在普巴瑟里发现加工厂，找到了一堆颅骨。我租的Toyota Qualis在距离加工厂半英里处卡在泥泞里动弹不得，我只好跳出车外，改为步行。天空漆黑，雨水凶猛得令人窒息，大如拳击手套的蟾蜍跳跃过泥泞的小径。
2007年，警察第一次抵达此处调查时，据说在将近一英里外，就能闻到腐烂尸体的恶臭味。有一位警察告诉我，有好几条脊椎被麻绳绑起来，挂在支撑屋顶的椽子上。数以百计的骨头，按照某种排列方法，散置在地板上。
这间人骨工厂已经营运了一百多年，后来因为有两名工人在酒吧买醉，吹嘘自己被雇来把尸体从坟墓中挖出而曝光。当时听到的村民吓坏了，把他们拖到警察局，他们就一五一十全招了。工人说，有一位叫做穆迪·毕斯瓦兹（Mukti Biswas）的男人负责经营工厂。当局知道这个人的底细。毕斯瓦兹在2006年时曾因身为盗墓集团首脑而遭警方逮捕，但一天后就获释，新闻报道说：“因为他政治关系良好。”这一回警方再度羁押他，但仍沿袭前例，他被保了出来，之后就消失无踪了。
我在泥泞里卖力前进十分钟后，终于看到了煤气灯的摇曳火光。我偷偷看着木结构房屋的门口，一家四口坐在泥土地面上，回望着我。
“你认不认识穆迪·毕斯瓦兹？”我问。
“那混账还欠我钱没还。”马诺·帕尔回答。他年约20岁，蓄着薄薄的胡子。他说，他的家族已在人骨工厂里工作长达数代之久，毕斯瓦兹拥有工厂多久，他们就在那里工作多久。他主动带我参观，我们沿着巴吉拉蒂河岸（Bhagirathi River）出发。
加工厂比普通的竹棚略大些，屋顶是防水帆布。帕尔说，他知道的人骨工厂就有十几间，这只是其中一间。4月时，当局没收了数堆骨头、数桶盐酸，以及两大桶有待查明的腐蚀性化学物质。因此，现在工厂里只剩下泥土地面，以及一个陷在地里的混凝土大缸。
毕斯瓦兹是第三代人骨贩子，对他而言，寻找尸体并非难事。因为他是村里火葬场的管理员，声称有执照可处理死者。不过，警察却跟记者说，他其实是在盗墓。他从公墓、太平间、火葬用的木柴堆里偷窃尸体，死者家属前脚才离开，他马上就从火里拖出死者。他雇用了将近12人，在去肉与固化阶段照看人骨。帕尔说，他做这个工作，每天可赚1.25美元。如果他能让尸体的骨头保持原样不散开，使得人骨是一整具生物个体，而不是一堆混杂的部位（这是医生极为重视的一点），那么他就能获得红利。
帕尔说明了工厂的制造过程。首先，尸体用网子包裹，固定在河里。经过约一周的时间后，河里的细菌和鱼会让尸体变成一堆堆零散的骨头和糊状物。然后，工作人员刷洗骨头，再放入装了水和氢氧化钠的大锅里煮，溶解剩余的人肉。这个过程会让骨头的钙质表面染上一层黄，为了让人骨的颜色变成医学用的白色，他们会把人骨放在阳光下曝晒一周，然后再浸泡在盐酸里。
毕斯瓦兹的顾客遍及加尔各答，许多骨骼的最后归宿是抵达加尔各答医学院解剖学系可怕的病房里。在那里，当地的多姆人会付现金给他。那里每年有数百位医学生毕业，而人骨就是医学生不可或缺的教材。此外，他还将完整的人骨以批发价45美元卖给杨氏兄弟（Young Brothers）医疗用品公司，该公司用金属丝将人骨连结起来，在解剖图上绘制，然后锯开部分的颅骨，露出内部结构。接着，再把处理好的人骨卖给世界各地的交易商。
我将手电筒往地板上照射，然后捡起一块潮湿的破布。翻译员低沉地发出嘶的一声，说：“我希望你知道，那是裹尸布。”我立刻放下破布，在自己的衬衫上擦了擦手。
之后我从当地记者手上拿到一个手机号码，通过这个号码我开始追查毕斯瓦兹的下落，花了一周半的时间才终于搭上了线。他在不时发出劈啪声的电话线路上说，当地警方决定不起诉，但他要被驱逐出境，如果我想要跟他会面的话，就必须经过警方同意，而且最好有当地警长同在一室。不然的话，警方可能会收回宽大的决定。
我在普巴瑟里警察哨所里等他现身，雨水咚咚地打在黏土屋瓦上，承办警员不断替我添茶。我望向窗外就能看见几个金属大桶，里头装有人骨工厂处理骨骼使用的化学物质。终于，一辆英国殖民时期的大使牌（Ambassador）房车，用一对车头灯的光束划破黑夜，一位胖乎乎、年约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打开车门，冲进哨所大门。那不是毕斯瓦兹，他决定继续藏身不见人，改派了儿子过来。
“这不是秘密啊，从我有记忆以来，这一直是我们的家族事业。”他代父亲辩护道。他解释说，总得有人经营河边的火葬场，不然就没别的方法处理死者了。
那么盗墓的事情呢？他回答：“那件事我不清楚。”
不过，要找到受害者，并非难事。
穆罕默德·穆拉·博克斯（Mohammed Mullah Box），年约七十余，身形憔悴，他是哈尔巴提村里的一座小墓园里的守墓人。每回有死者失踪时，悲痛的家属就会先来问他。今天，他没有答案可给，也没有尸体可给。他坐在一座空坟的边上，一颗泪珠从周围布满皱纹的眼眶里流了出来，滚落到脸颊上。
数周前，几个盗墓人潜入墓园，他邻居的遗体才下葬不久就被挖走。现在，那位邻居的骨骼可能挂在加尔各答的某间仓库里，准备送到西方世界的交易商手里。
我问博克斯，他会不会怕自己死后，遗体也被挖走。
“当然怕。”他说。
自15世纪莱奥纳多·达·芬奇绘制出人体素描画后，人体解剖学的实证研究就开始了。目前所知最早的整副人骨标本可追溯至1543年。随着医学的进步，人们期望医生对人体内部的运作方式有系统化的认识，而到了19世纪初，欧洲对人类遗体的需求量已远远超过供应量。
英国拥有众多世界上最卓越的医疗机构，这也使得盗墓事件变得很普遍，大家都知道在某些墓园里，悲伤的家属和打劫的医学生之间上演着争夺遗体的戏码。不过，美国的情况可能更为惨烈，医疗产业的扩张速度比人口成长速度还要快。1760年，全美的医学院只有5家，但100年后，这个数字已激增到65家。早期的美国人受各种疾病之苦，因而让医疗机构的生意兴隆了起来。这个发财良机的出现正表明，成为医生就有可能实现美国梦。开设诊所，并无阶级之分，只要接受扎实的教育，坚持付出辛勤的努力，就能成为医生。
整个19世纪，医学院的新生都热切地想弄脏自己的双手，可是尸体——研究用的原料——却很稀少。历史学家迈克·萨波尔（Michael Sappol）以19世纪盗墓人为题材的伟大巨著《尸体交易》（A Traffic in Dead Bodies）中就曾提及，解剖室就是医生们培养革命情感的地方，在那里，他们把自己锻炼成专业的医疗人员。在实验室里，他们把盗来的尸体分解成一个个人体部位，用来学习并建立自己的知识体系。那些刚刚崭露头角的医生很爱开黑色玩笑，以残忍的事为乐。有无数的报告指出，一些医生在医学院的窗户旁用尸体摆出戏剧化的姿态，挥动着切下的四肢，令外面的行人摸不着头脑，不知如何是好。
盗尸本身就像一种成年礼。1851年，《波士顿医疗暨手术期刊》（Boston Medical & Surgical Journal）花了整本期刊，将近21页的篇幅，报道查尔斯·诺顿（Charles Knowlton）医生的职业经历。在这本期刊中，作者赞扬台面下的交易，写道：“对他们而言，用解剖刀费力研究人体构造获益良多，因此相较之下，挖掘尸体的风险就不足一提了。他们渴望获得知识，就像醉汉渴望烈酒般挚烈、焦急。就是他们的这般精神，才让医学得以进步。”
不过，社会大众仍普遍不能接受盗墓，因此医生遵守基本规则，尽量把不满的情绪降到最低。除了极为罕见的情况，通常不会有人到上层阶级的墓园或主要为白人死者开放的墓园里盗取尸体。他们尽可能解剖黑人尸体，或若干爱尔兰人的尸体，亦即美国社会地位最低、收入最少的阶层。由于美国与欧洲的丧葬传统有所不同，死亡变成了需要高度安全防卫的事件，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为了适应变化而采取的务实做法。盗尸事件层出不穷，因此富人的墓园有人看守，筑起很难翻越的墙，挖的墓穴深度也比穷人墓园更深。殡仪馆贩卖沉重的混凝土墓石，可放置在棺材上方，防止盗墓。有的殡仪馆甚至提供防盗尸的警铃，盗墓人的铲子一敲到穹形墓穴顶部，便会有铃声大作。
然而，有关当局却宁愿选择忽略医学界犯下的盗墓罪行，认为那是必要之恶。医生要让活人健康，就需要死人尸体。逮捕少之又少，而且逮捕的只是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盗墓人。至于雇用盗墓人的医学院，或没付钱就挖出人体的医学生，则不会受到波及。
由于当局不愿意干涉掠夺尸体的医生，因此怒气冲冲的大众转而开始动用私刑。1765年至1884年间，全美各地有20件因解剖引起的暴动。虽然每起暴动事件的根源略有不同，但大都是因为盗墓人被当场捉获，或者有探病者刚好看见认识的人躺在解剖桌上，才导致大众自动发起了抗议行动。
那个时期的暴动似乎为《科学怪人》的高潮戏带来了灵感。群众往往在墓园集结，他们亲眼看见了空荡荡的坟墓，接着行进到医学院，丢掷石头，挥舞火把。他们的目标就是要摧毁令人厌恶的解剖实验室，但是这种做法依旧无法有效禁绝医学院的恶习。在好几起案例中，唯一能够平息暴动的方法就是请求该州的民兵前来，向暴民开火，结果是不免让墓园里平添了几具新鲜的尸体。在某种程度上，暴动只是这门生意的代价之一。
因盗尸而生的怒火通常短暂易灭，在破坏财物后就燃烧殆尽。要促使政府进行真正的改革，光靠一群群生气的暴民是不够的。事情一直要等到苏格兰的两位爱尔兰移民构思出供应无数人体给爱丁堡大学的计划，事情才有了转变。
故事主角威廉·海尔（William Hare）在西港市（West Port）拥有一家破旧的宿舍，偶尔会有没付租金的租户死在里面，他只好自行清理干净。有一次，当他正把某个破产又刚死的租户尸体载运到墓园的途中，一位医生拦住了他，说要出10英镑买那具尸体，还说，要是海尔能弄到其他的尸体，他愿意出同样的价格买下。不久后，海尔就跟另一名租户威廉·伯克（William Burke）做起了这门行当，两人在一年的时间里，失心疯地杀人，共有17名受害者。这些罪行既阴森可怕，又抓住了大众的想象力，所以在当时，有数不胜数的报纸和便宜的杂志文章报道了这件罪行。至今，这个故事仍是本世纪电影的灵感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