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志刚这老建筑工人的名字中虽有一个刚字，心肠却软得很，平素最见不得杀生之事，对于杀狗吃肉的人，更是从内心里反感。他对牛、马、狗都有敬意，认为它们都应被人视为无言的朋友，人应善待它们，它们只应在人的善待之下自然老死或病死。病死对于它们同样是不幸，人绝不可以仅仅为了吃肉而杀死它们。这与宗教无关，纯粹是天生的善根。他山东老家的那个小村靠海近，村人都半农半渔。他是从小吃海杂鱼长大的，即使三年不知肉味儿也不会多么想吃肉，有菜下饭就行，没菜有虾酱下饭也很满足。
到了贵州山区以后，他发现许多当地养狗人家与狗的关系一点儿都不亲，这一点与东北人很不一样。在东北，狗在人眼里的地位仅次于左邻右舍，“打狗还得看主人”这句话在民间流传甚广。在贵州山区，村子里养狗人家的大人孩子看着狗的目光毫无爱意，很淡漠，和看着猪的目光没什么不同。在东北，如果大人非要杀了狗吃肉，那家的孩子恐怕是会大哭大闹的。当地村里的孩子不会那样，大人如果要杀狗，他们往往会帮着大人将绳索套在狗脖子上。当地的狗很木讷，几乎完全没有狗的机灵活泼劲儿，也很少见它们发凶，总之看上去都有几分像变种了的羊。它们看主人的目光也很淡漠，甚至也可以说有点儿冷漠——主人给点儿残汤剩饭的时候除外。它们那种目光里透露着的似乎是一种无奈的宿命：你们养我不就是为了吃我的肉卖我的皮吗？我认我的狗命，已在等着你们动手那一天了……
某日，周志刚与几名工友在食堂吃饭，不知怎么七言八语议论起了当地山民与狗的关系，话语多有不敬。
旁边桌上一名贵州籍工人来气了，将筷子啪地往桌上一拍，瞪着他们骂道：“都他妈的说屁话！这世上还有人吃人的时候呢，那你们又该昨个说法？”
周志刚他们一惊，接着有几名工友腾地站了起来。这些东北“大三线”老工人在四川时颇受尊敬，从没被人骂过，并不回骂，撸胳膊挽袖子，直接就要奔将过去“修理”邻桌那人。周志刚急忙劝阻，工友人多，就他一人劝阻，哪里拦挡得过来？眼看邻桌那人就要挨揍。
一名大师傅及时出现，一手铲刀，一手大勺，横伸双臂帮着周志刚拦挡住了他的工友们。
大师傅用铲刀敲了一下大勺，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说：“息怒息怒，听我说几句行吧？”
见周志刚工友们先后坐下了，大师傅放了铲刀和大勺，走到他们桌旁，双手撑着桌沿又说：“毛主席怎么说来着？没有调查研究，那就没有发言权，是吧？你们走南闯北，什么穷地方没去过？什么苦生活没见过？哪儿最穷？哪儿人生活最苦？还得说是贵州吧？只要每个月能吃上一顿猪肉，谁还杀自家养的狗吃？说狗肉补那是种借口，吃顿狗肉就能祛除百病多活十年了？扯淡！狗又不是会跑的千年参，说狗肉比猪肉还香，那也是扯淡。‘诸肉没有猪肉香’，中国人的老祖宗早就这么下过定论了。就是你们自己，两个月没吃到猪肉的话，都想给我们食堂贴大字报吧？三四个月没吃到猪肉的话，见到活猪脑子里立刻想到的是猪肉炖粉条吧？这当地的山民，几年都没见到过猪肉是常事啊！一头猪多能吃？一条狗才吃多少？一天给几次刷锅水喝它都不会变成野狗，饿得皮包骨它都不会像猪似的叫得烦人，所以对于当地山民，养狗那就是养了头猪，就是为了要吃它的肉，自己不想吃，也想让孩子们能一年吃上顿狗肉。大西南几个省山区里的人，吃蛇，吃刺猾，吃山鼠，甚至逮住只耗子也烤了吃，别省的人就以为他们没开化。可人是怎么开化的呢？没有牲禽的肉吃，逮着什么活物吃什么，开化得了吗？给你们讲件真事儿，一户当地山民的男人被毒蛇咬了，死了，毒蛇也被打死了。死人死蛇一块儿送家里去了。老婆孩子哭也哭过了，亲人也埋了，当妈的擦干眼泪，一回到家就把毒蛇砍掉头给炖上了。因为孩子们都一个个眼巴巴地盯着那条蛇呢！那是肉啊！孩子就是孩子嘛，一个个含着泪那也吃得津津有味！”
周志刚和工友们全都听得低垂下头去，鸦雀无声地吸起烟来。
大师傅接着说：“咱们食堂后边那大垃圾桶，哪天不被附近村里的孩子们翻个底朝上啊！如果翻到了新鲜骨头，你看他们那样儿，简直就如同发现了宝贝。拿起石头就砸，砸碎了就吸。可那是生的呀，有的骨头也没骨髓啊……”
周志刚们扭头再向邻桌看时，那名贵州籍工人已不知何时离去了。他们总想找到人家当面赔个不是，却没再见着。自那以后，周志刚对杀狗的现象包容了，却一如既往地心疼狗，并且也心疼要吃狗肉的人了……
他加快了脚步从杀狗现场走过，身后却跟上了个孩子，不停地问：“买小狗不？买小狗不？”
他头也不回地说，不买。
那孩子跑到了他前边，倒退着走，继续说：“买吧，买吧。它妈妈被杀了，你看它多小，多可怜，给点儿钱就卖给你。你不买，它会活活饿死的……”
周志刚看出眼前居然是个十三四岁的少女！仅穿件脏兮兮的白褂子，想必是附近哪个职工医院扔的，被她或家人捡到了。白褂子上有几片黑，肯定是变了色的血迹，估计下摆的血迹更多，所以被撕去，只长到她膝盖那儿。扣子却还都在，每一颗都扣着。显然，她身上除了那残缺不全的白褂子，再就什么都没穿，裸着腿，赤着脚。碎石硌疼了脚时，她的身子就会倾斜一下，脸上却全无被硌疼了的表情，如同那双脚没有知觉。她的身子每倾斜一下，另一只手就会将抱在胸前的小狗抱得更紧。
周志刚吃惊地站住了——那少女仅有一只手！不知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她没手的小臂像光溜溜的棒槌。
少女也站住了，满怀希望地看着他。
周志刚同样满怀希望，希望被他不忍直视的少女理解。他像一个嗓子肿了的人似的，艰难地说：“孩子啊，我正急着往前赶路，得办重要的事，我真不能买下你这小狗。我一名工人，没法养它啊！”
少女的表情告诉他，她终于死心了。
“爱买不买！”她将小狗往地上一放，转身跑了。
小狗一动不动地伏在碎石路上，仰头乞怜地看他，向他呢喃细语似的哼叫着，似在呜咽。
周志刚明白，如果自己不管，它准会被过往车辆轧死。
“唉，遇着这事儿，遇着这事儿……”
他看着小狗，犯愁得直跺脚。
他还是蹲下身将小狗抱了起来，想将它放入竹篓，又怕它在里边撒尿弄脏了面粉和腊肉，只得抱着它继续走。走着走着，他发现路边有段麻绳，捡起来扎在腰间，将小狗放入衣襟兜住了。
又往前走了几里，天晴了。按照路线图的指引，他在一处岔路口拐向了右边。再走了几里，看到前边有卡车停在路边，与一辆对开的载油车错车，他赶紧呼喊着跑了过去。卡车上人不少，有“3”字头的工人，也有民工。他们见是一名背着竹篓的“2”字头老工人要搭车，就移动着腾地方，几只手同时伸向他。上了车，他终于可以放下背篓，累得一屁股坐下去了。这时，他才发现竹篓上罩着郭诚的工作服，心里自是生出一阵感激。“2”字头的工人是最艰苦的工区工人，几乎人人皆知。那些“3”字头的工人和民工们，皆向他投以尊敬的目光，有人还问他的年龄。他说出了自己的年龄后，一名四十多岁的“3”字头工人说，在他们那儿，像他这种五十岁以上的工人会受到照顾，不再干重体力活了。他又告诉人家自己是班长，没法子，还从没享受到任何照顾。对方不以为然地说，又不是部队里的师长、军长，一名工人班长，那还不是要多少有多少啊？照顾这种事儿得自己要求。如果自己不要求，有多少领导能主动想到哪一名工人需要照顾呢？
人家说得在理，周志刚点头苦笑。
他渐渐觉得不对劲儿。错车起码得有一辆车开动，但两辆车都不动。站起来朝油车一看，见车上没人，拉的是一车厢油桶。油车的两只前轮陷在水坑里，车轮吃重的程度证明每一只油桶都是满的，肯定是柴油，汽油会用封闭的罐子车运的。司机没在驾驶室里，站在远处路边，看样子想拦一辆能帮他的车。
卡车上“3”字头的工人和民工人人手里有锨、有铲，如果他们跳下车去，用路边的碎石将水坑填平，油车是不难开走的，那样卡车也不必停在路边等着了。
卡车上却没人想要往下跳，一个个都事不关已似的。
周志刚忽然明白，“3”字头的工人们成心不施以援手。油车油桶上都印着白漆的“4”字，两个工区的工人在派性斗争中结下了梁子，这他是知道的。
周志刚也不便说什么，唯恐一句话说得不合适，引发了那些“3”字头工人的众怒。他暗暗着急，碰巧搭上了一辆顺路车，却停在路边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开。他没法不急。
那只小狗却已在他怀里睡着了，让他胸前暖乎乎的。
司机沮丧地回来了，对车上一个个面无表情的工人哀求：“叔叔大爷们，你们这样看我笑话好吗？我再求你们一次！……我给你们鞠躬了！”
他旋转着身子，连连鞠躬。
工人中有人挖苦道：“哪个是你大爷啊？我们里边谁那么老哇？”
也有人说：“不是成心看你笑话。我们刚抢修完一段路，都很累了，没缓过劲儿来呢。你再耐心等等，求人得有点儿耐心。”
这时，突然有个持锨的人跳下了车，挥起锨一锨接一锨铲起路边的碎石往水坑里扬。
司机和车上的人一时全看呆了。
周志刚心中暗暗为此人叫好，见他头上没戴安全帽，剃过的光头上刚长出黑黑的头楂，脸上却戴着眼镜，还少了条镜腿，用一小截红色的绝缘电线代替。那人穿件破袄，脸晒得很黑，肩膀挺厚，看上去是经常劳动锻炼的人。
有工人接二连三地从车上跳下去了。每一个跳下去的人，都像那“眼镜”似的立刻就挥起锨铲。
司机想从工人手中夺过一把锨，自己也劳动劳动，那工人把他推开了。
转眼间，卡车上只有周志刚一人了。他也想跳下去帮忙出点儿力，一想连那司机兵都没从别人手中夺过去工具，自己更没辙了。再说怀里还有小狗呢，跳下去也干不成活呀！他便只好站在卡车上，和司机相望着苦笑笑。
没多一会儿，大水坑就铺平了。司机坐进驾驶室，众人从车两侧、后边喊着号子一起推，忽悠一下，油车轻飘飘地就驶向前去了。
司机从驾驶室探出头，笑得合不拢嘴，连声道谢。
众人无言地朝他挥了挥手，纷纷上了卡车，这才发现少了那个“眼镜”。
有人说，他穿山林抄小路步行回家了。
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再乘车了啊？再近的小路也比不上乘车快嘛！
有人替他回答，说他不敢再乘车了，怕自己带头跳下车，上了车会遭别人欺负。
车上一阵沉默。
沉默中，有人嘟哝：“哪儿能呢，他可真是想多了。”
周志刚乘了半个多小时卡车，下了车又走了二三里，来到山坳间一个较大的村子里。那村子处于一片小盆地山脚处，估计有百来户人家。有条不宽不窄的河从村中流过，河两岸油菜花开了，而水稻田里新一茬秧苗已长到半尺高了。从崇山峻岭走出来的周志刚，眼前一亮，觉得这里真可以说是风景如画。如果女儿确实生活在此地，那么自己这个父亲简直应该替她备感庆幸了。
正看得发呆，想得发呆，一个牵水牛的男孩迎面而来，礼貌地问他可是要找什么人。
他说出了女儿的名字。
男孩说，周蓉是自己老师。
周志刚更觉意外——女儿确实生活在此地，而且还当上了小学老师。两个没想到加在一起，他一时真替女儿庆幸。
男孩指着村右边也是离村最近的一座山说，小学校就在那山上。山不高，树也不多，裸露着嶙峋巨石。山上野花却挺多，深红浅红夹粉红，在没树没巨石的空地方，从山顶一层层烂漫地开到山脚，界线分明地与田野里黄灿灿的油菜花连在了一起。
周志刚方才所见是眼前景象，并没扭头往右边看。他顺着男孩鞭指的方向一看，顿时有些迷醉了。他们那一批“大三线”老工人来时一路上绝没见到过这般美好的所在，贵州的三线工程是国家一级军事工程，保密性极高，皆修建于人烟稀少的深山里。载他们进入深山的公路，也是由工程兵为“大三线”工程专门开辟出来的。那样的路上设卡，同样具有保密性，不同于如今的旅游观光路线。乘在卡车上的他们，一路当然见不到贵州山区妩媚的一面。
男孩说：“老伯伯，您还背着东西呢，快去找我们老师吧。早点儿见着她，就可以早点儿放下竹篓了，背着多累呀！”
那男孩子的礼貌使他刮目相看。许久没人称他“您”了，在这么一处美好的地方，听一个孩子称他“您”，他一路上，不，多年以来因女儿的事而大为苦闷的心情，顿时有种云开雾散的感觉。
他高兴了，也有心思与男孩子开玩笑了。他挺了挺腰板说：“我不老，还是小伙子呢，竹篓里那点儿东西累不着我。”说罢，他还撸起袖子，弯起一只胳膊亮了亮肌肉。
“您脸上那么多胡子了，还敢说自己是小伙子呀？我才不信呢！”男孩嘻嘻笑着牵牛而去。
一条用不规则的、显然就地取材于山上的片片石铺成的时而有阶时而无阶的小路，将周志刚引到了半山腰，他累得气喘不止。想到刚刚还向一个放牛的男孩自诩是小伙子，不禁又苦笑了。再往上没路了，他未见校园，只见一个类似隧道口的洞口，用石块砌成了拱形，看上去仿佛也是一处三线工程。洞口外是一块平地，有三个篮球场那么大，被竹子编的篱笆围住。篱笆根下，种着美人蕉和三角梅，也都开得妖娆。两棵龙爪树之间拉着晒衣绳，其上落着一只他叫不出名的鸟。
难道那放牛的男孩骗了自己不成？
不会呀，那男孩一看就是个好孩子嘛！
难道自己登错了上山的路？
他不由得走到篱笆前，朝山下望，疑惑之际，听到背后一个女性的声音问：“老乡，您找什么地方呀？”
接着，听到鸟儿振翅远飞之声。
他缓缓转身，见洞内走出一个身材窈窕的年轻女子，端一大铝盆拧过的衣服，一头乌黑的长发在头顶盘成蓬松的发髻，用一截带朵小红花的树枝随便插住。她也和他一样，上身穿件蓝色的帆布工作服，挽着袖子，应该印有工区番号的左上方却绣了只漂亮的蝴蝶；下穿一条洗得发白了的黄色单裤——全中国城乡男女起码有一半人穿那种黄色裤子，其中不少人裤子洗得白了薄了缝上了若干补丁，也还是舍不得扔。
那年轻女子的裤腿也缝了两大块补丁，脚上穿的是一双新草鞋。
周志刚说：“我找学校。”
年轻女子放下盆，用围裙擦擦双手，上下打量着他说：“这儿就是。”
他不由得定睛细看她。这一细看，顿时如同被浇铸在那儿了，他张了张嘴，发不出声音来。
她正是自己的女儿周蓉啊！
多年没见，他以为她的变化肯定特别大，悲苦不堪的命运肯定已使她美丽不再——现在看来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这位老父亲唰唰流下眼泪来。
他在心里一劲儿对自己说：“谢天谢地，谢天谢地，老天爷啊，我周志刚代表全家感激你的大恩大德，多亏你庇护着我的女儿啦！”
“爸爸？！”
女儿的声音听来如梦中细语，一手捂嘴，仿佛一不小心说出了不可说的两个字。
周志刚嘴唇颤抖不止，他仍说不出话，只微微点了一下头。
缓缓的，女儿身不由己跪下了。
她低下头掩面而泣。
父女俩就这么一个跪着哭着，一个背着竹篓一动不动地伫立着，老泪纵横。
天晴了，出太阳了。久违的明媚阳光照耀着沙石地，附近传来鸟儿欢悦的歌唱。
不知过了多久，周志刚终于能说话了：“你倒是帮我放下竹篓啊！”
不错，那山洞里便是小学校，也是周蓉与丈夫冯化成的家。洞里打了水泥地，课桌课椅是半新的，和城市小学校的课桌课椅没什么不同。黑板也是水泥的，在一面凿平的洞壁上抹出来。洞顶斜开了天窗，四边是砖砌的窗框。窗子已用木棍撑起，与洞口通着风，有足够多的阳光洒入。
周蓉告诉父亲，贵州山区其实可分为四类地方——像这里一样的地方是好地方，能占到四分之一左右；也有四分之一算不上好地方，却也不算穷地方；再有就是穷地方；最后四分之一是很穷的地方。
她说很穷的地方她只听说过，没去过。究竟穷到什么程度，那完全超出她想象。
周志刚说：“我见过。”
周蓉迫切地问：“爸，有多穷？”
周志刚说：“不讲也罢，反正穷得可怜。你也甭费脑筋去想象，想象那些有什么意思？”
周蓉说：“想象当然没意思啦，道听途说也不行。但我确实希望知道，最好能亲眼看到，眼见为实啊！在不能亲眼看到的情况下，爸告诉我的我才信，因为你是我爸，还是一个从不夸大其词的人。”
周志刚板起了脸，反问：“你给我听着，我现在要问的是，你巴不得知道那些想干什么？”
他问得很严厉，周蓉低下头嗫嚅地说：“爸，你别生气，女儿不想干什么。”
“撒谎！周蓉，你必须给我个明明白白的回答，不然我走！”
周志刚说罢，向洞口转过身去。
“爸！爸，你别这么凶嘛，你一凶，女儿心里又发毛了……”
周蓉轻轻扯住了父亲的后衣边。
周志刚头也不回地命令道：“那就说实话。”
周蓉吞吞吐吐地交代说，她想写成一部纪实性的书，将真相告诉更多人们。
“哪里能给你出那样的书？”
“现在出不了，将来出也有价值。”
“什么价值？”
“对我们国家的认知价值。”
“我不许！”
周志刚猛地朝女儿转过身，几乎暴跳如雷，以至于把女儿吓得后退了两步。
进入山洞后，他只字未提女儿当年的事。他说的话不多，也没急切地问什么，而是在女儿的引领之下，一言不发地参观着，耐心地等着女儿娓娓道来。
他已参观过女儿和女婿的家：也就是与教室分开几米距离，用山石砌了堵一人来高的墙，成为小小的独立单元的洞中一隅。那里有锅台，有火炕，有几块板搭的案板，有剥了皮的枯树做的衣架、洗脸架，有用竹段扎成的小饭桌和两只小凳……看上去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周蓉说，她一到贵州，就直奔贵阳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统一分配办公室”，要求到离“大三线”较近的任何艰苦的地方。她当然不敢提自己是因为一个叫冯化成的头戴“现行反革命”帽子的男人才奔赴贵州的，而打出了父亲的旗号，说是为了离父亲近一点儿才到贵州。她只身来自东北的大城市，这已足以让“知青办”的人特别惊讶、另眼相看了。一听说她父亲还是“大三线”老工人，也顿显亲热。贵州人对“大三线”工人怀有敬意，何况还是一名“大三线”老工人！他们的敬意，一下子转变成了对她的好感。可以说，她沾了父亲的光。
周志刚听她讲到这里，稍有得意，淡淡地说：“你爸也就有那么一点儿光可以让你这个女儿沾沾，能沾就沾吧。”
她也颇为得意地说：“我还沾了我先生的光。”
她居然大大方方地在父亲面前口口声声称冯化成为“先生”，全然不管父亲对还没见面的女婿内心里有多腻歪。
周志刚瞪着她问：“你沾了他什么光？”
周蓉撒娇地笑道：“他不是叫冯化成嘛。”
“歪理邪说！没有人家对我们‘大三线’工人的敬意，他冯化成靠什么化成别人对你的好感？”
他往火炕边一坐，一只手伸到褥子底下试了试，炕面挺热乎。在贵州，能睡上东北火炕也算一福。若不是在山洞里安家，还享不上这福分。
周蓉继续说，“知青办“的人不是些马马虎虎的人，他们对工作很认真，并非她说什么，人家就信什么。
他们严肃地问：“你说是‘大三线’老工人的女儿，怎么来证明呢？”
她就从旅行兜内取出了粗粗的纸卷，撕开包在外边的报纸，于是父亲所获得的许多奖状呈现在“知青办”那些人眼前。
她从来不是莽撞的姑娘，重大行动之前一向精心准备。
一看就不由人不信。那个年代没人敢造假奖状，但“知青办”的人又有疑问了——这么多奖状都是你父亲在四川的“大三线”工程单位获得的呀，如此看来他人不在贵州啊？
她就说父亲确实还没到贵州，但已在信中告诉家人，自己很快就要调到贵州了。为了给父亲一份惊喜，她义无反顾地到贵州插队了。
“知青办”的人大受感动，多有孝心的一个女儿呀！他们知道，按她的家庭出身，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当兵团战士毫无问题，离家近不说，每月还有三十二元工资呢，可人家姑娘偏偏只身来到贵州了！眼下，与父母划清界限，对父母铁石心肠的儿女他们见得多了，眼前这个姑娘可太不一般了！人家一句革命口号没说，开口直言就是为了能经常照顾父亲才来到贵州的，实实在在是个好姑娘啊！
他们问：“那你父亲将被调到哪里呢？”
她就说出了冯化成接受劳改的地方。
人家说，那是很穷的地方，你父亲他们又要受苦了！
她说，就把我分到那儿附近吧，我受点儿苦心甘情愿。
“知青办”的人安排她在临时招待所休息，专为她开会研究，都主张既要考虑到她的一片孝心，又要争取把她分在不太苦的村里。那一带山区他们也不熟，打开地图意外地发现，那一带很穷的山区，居然还隐匿着一个得天独厚的所在。他们都为她高兴，一致决定将她分到那个村。
可以这么说，在许多人都不知该怎么做个好人的年代，周蓉遇到了贵人，而且遇到了不止一个。他们不但愿意做好人，也知道该怎么做。
他们真是些很好的人，其中一个还陪周蓉在贵阳逛了一天。
两天后，周蓉成了那个穷山区一颗珍珠般的村子的第一名知青。
它叫金坝村，意指那一片面积不小得天独厚的可耕地，对于村里的人们来说如同金子。金坝村的人们虽然也属于山民，却因为拥有面积可观的耕地，更具有农民的特点，包括生存意识。山民的生存意识往往只不过是种被动活着的意识，而一个自然环境好的村子里的农民，便有主动争取活得更好的可贵意识。他们珍惜村里村外的一草一木，热爱那一带的山山水水，不论大人孩子，绝不会做污染河流、毁坏山林或泉眼的坏事。农作物多了，村里养得起猪了，各家各户也有心思养鸡鸭鹅狗了。
“大三线”建设给金坝村的农民带来了他们都不曾梦想过的福祉。往山外走二十里，不但出现了他们从未见过的宽阔的水泥公路，还出现了传说中的铁路。列车从远方驶来，主要是运送“大三线”物资的货车。偶尔，货车后边也挂一节或几节客车车厢。据说，“文革”前有位彭德怀元帅便是乘一节客车车厢先到达那里，之后乘吉普车进山视察。不久，那里建起了一座座楼房和许多排砖房，成为一处“大三线”建设指挥部。接着，出现了物资仓库、卡车停车场、医院和商店。最终，那里成了终日车水马龙、人们往来如织热闹非常的地方。倘按今人的看法，那种热闹无异嚣乱，但对于当年金坝村的农民，那种嚣乱便是他们喜见的热闹，置身其中是极其快乐极其享受的。每年重要的节日前夕，村民成群结队去往那热闹的地方，将自家的东西卖给“大三线”的人们，再从“大三线”人的商店里买他们所需的东西，马灯、手电筒、塑料凉鞋是他们的最爱。以前不到县城去绝对买不到，而县城离他们太远了。他们将那热闹的地方当成了县城，有病也可以在“大三线”医院里治。一般小病，往往不收钱。工人阶级的医生护士们很热情特体恤农民兄弟攒点儿钱不容易。在这一点上，工农一家亲不是虚话。而金坝村农民们对“大三线”工人阶级的感恩戴德，也转化成了对周蓉的关爱。
起初一年多，她住在老乡家，是队里的一名知青社员。
一天，冯化成从天而降似的出现在她面前，让她喜极而泣。
她没想到，冯化成就在列车站当搬运工。
金坝村的老支书和队长，不知怎么就与那处“大三线”指挥部的领导们拉上了关系。说穿了也不是太费周折的事，拎着鸡鸭带着腊肉直接找上去攀谈，正中对方下怀。当然也不是多大的头儿们，科级干部而已。据说，人家那指挥部的大头头们可是正局级领导呢，想见县里和贵阳市的领导是推开门就往办公室里进。
周蓉没敢对父亲讲自己怎么随身带着父亲那些奖状，怎么在“知青办”撒谎的详细经过。哪敢据实讲呢？沾点儿父亲这名“大三线”老工人的光是一回事，撒谎骗人可就是另一回事了，父亲肯定会认为她已变得品质不好了。她更不敢说这里之所以对她有吸引力，主要是因为自己事先知道冯化成就在这一带接受改造。那不是明摆着搓父亲的火吗？她只不过解释几句话，周志刚就明白了个大概。
她是赔着小心与父亲交谈的，她多么希望父亲能为她辛苦而来，高兴而去呀。但作为女儿，那也不能父亲问什么才回答什么，父亲不问就不主动找话说啊！何况，父亲还没问过什么呢！
不承想，就因为自己主动与父亲多交谈了几句，竟惹得父亲出其不意地发了大火！
她不安地满眼含泪了。
“你衣服上边绣那个东西，怎么回事？”——周志刚终于开口问女儿第二个问题了。他一直想问，却一直不知该怎么问才好，怕万一一问，问到了女儿的痛处，迫使她讲出尴尬的事来。他见到过某些被划入另册的人的衣服上缝块白布，白布上写着“地富反坏右“五字中的某字，却从没见过工作服上绣只花蝴蝶的事。
他一直在猜测，那花蝴蝶对女儿的政治身份和名声究竟是何种意义。
蝴蝶与风花雪月有关，这让他的猜测一度往男女之事偏过去。转而一想，女儿那是何等规矩正派的一个女儿，绝不会做出丢人现眼的事啊，一忍再忍地忍住没问。
他生气了，顾不了许多，单刀直入地开口便问。
周蓉心里也在不断地猜测这位父亲。
那年头将许多人都弄得疑神疑鬼，父母儿女之间往往也难排除疑心。
她如同受了奇耻大辱地说：“爸，你想错了。”
他训斥道：“我没怎么想！我要听你自己说！”
周蓉告诉他，工作服是她求老支书走后门从“大三线”人手中买的，因为结实，耐穿。指挥部有明文规定，“大三线”人是可以把自己节省下的工作服卖给当地老乡的，但工区番号必须用颜料涂去，或缝一小块布盖住。她没那么做，觉得难看，就自己绣上了只蝴蝶。
周志刚这才释疑，暗舒了一口长气。
他的心态却并没完全放松下来，继续训斥女儿：“不许你了解那些用不着你了解的事！不许你纪什么实！毛主席在北京什么都了解！他老人家有千里眼顺风耳，全中国根本没什么他不知道的事！他目前是在用主要精力抓头等大事，顾不上管咱们这些凡夫俗子才着急的事。连这点儿起码的政治头脑你都没有吗？说到底，这个村子能收下你那就是你的万幸！你别不识好歹想这样想那样，企图做胆大包天的事。扣你一顶对现实不满的帽子那还是轻的！他姓冯的已经那样了，难道你也想有样学样，和他一块儿破罐子破摔吗？”
他越说越激动，脸涨得通红。
周蓉屏息敛气，呆呆地看着父亲无言以对。父亲已经把话说得那么重了，她不敢再说半句。自从出生以来，她从没见父亲的样子如此令人畏惧，也从没听父亲一口气说过那么多夹枪带棒的话。父亲说话一向简短，特别是对儿女说话，点到为止，最重的话无非就是——“还用我再说什么吗？”
她的泪水夺眶而出。
但她刚听到的却还不是父亲最严厉的话。
父亲突然喝道：“跪下！”
周蓉浑身一哆嗦，备感屈辱地跪下了。刚见到父亲时她那一跪是身不由己，此时她却跪得有几分不情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