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到贵州以后，他给大儿子秉义去了一封不短的信，言辞恳切地表明，自己已经不恨周蓉，但是太想她了，想到了夜里经常大睁着双眼睡不着觉的程度，快神经衰弱，开始服安眠药了。这是真的。他在那封信中恳求秉义将妹妹的地址告诉他这个可怜的父亲。他在信中保证，秉义的顾虑是多余的，完全没必要。作为父亲，自己既然调到贵州，与女儿同在一个省，从哪方面讲也应该亲自去看看女儿的生活情况啊！这是他作为父亲的起码责任，也是起码权利啊！不然，那他还配做父亲吗？
他是在扫盲时期才学会写一些字的。内容那么复杂的一封信，仅靠他所会写的那些字不够用。那种复杂的心理变化和感情表达，完全超出了他的实际表述能力。他只得放弃模范老工人的自尊，请工友中一名年轻秀才代笔。
那秀才叫郭诚，是工人业余大批判组的笔杆子，自命不凡，也很爱端架子。领导命他写报告，也得好烟好菜供着。他那种恃才自傲，几次将要被转成脱产的专业笔杆子，都因为有人强烈反对而没转成。据说，有那看不惯他自命不凡的样子的领导，对他做出了这样的指示
不妨利用，不得重用。此话传到了他耳朵里，他当时正在下棋，一边看着棋盘寻思棋步，一边以根本不当一回事的轻蔑口吻回应说：“利用人的人是因为自己没能耐，没能耐的人就没志气，有志气的话以后别再利用我。”
就说了这么三句话，他说一句顿一秒钟。三句话说完，依旧全神贯注地下棋，仿佛那事儿已如一阵耳旁风过去了。而且，他将那盘棋赢了。
后来，曾做过指示的那位领导照样好烟好菜地供着他。
不好烟好菜地供着怎么办呢？他写出的报告，即使由领导的嘴来念，工人们也很爱听，还时时报以掌声，还都能听得出来是他写的。这后一点，委实令有的领导羞惭又光火。
有的领导教导脱产的专业笔杆子们：“研究研究他怎么写的，研究明白了，也改改你们的文风。”
那些专业笔杆子不无醋意地问：“是让我们向他学习的意思呗？”
领导训斥道：“我说学习二字了吗？他是业余的，你们是专业的，我会让你们学习他吗？我是猪脑子吗？我说的是让你们研究研究他怎么写的，发现点儿诀窍。如此而已，仅此而已！”
那些专业笔杆子便聚在一起，认认真真地研究郭诚代笔所写的一份份报告，深入分析，展开讨论，最后只发现了一条所谓诀窍，那就是郭诚善于往一套套假大空的行文间不显山露水地塞进自己的“私货”。比如，他在“工人同志们”前边并不像有的专业笔杆子那样写上“亲爱的”三个字，而是在“工人同志们”五个字下边标上黑点，后边加括弧，括弧内强调“响亮的语音”——接下来呢，他居然重复一句：“我亲爱的工人兄弟们”……
“你看他，‘工人同志们’后边不用冒号，却用感叹号！紧接着这一句‘我亲爱的工人兄弟们’倒也不能说完全多余，但明明用在前的感叹号应该用在这里嘛，他却偏不用在这里，这里反而用的是冒号，显然小学时期没学好标点符号怎么用嘛。我要是当初也为领导这么写报告，估计是进不了咱们这个专业班子的。”
“是啊是啊，第二句他也只不过多加了一个‘我’字嘛！”
“这儿，这儿，你们看这儿——‘艰苦的环境算不了什么——只有在艰苦环境的外边站着说话不嫌腰疼的人才会这么说！而我要说的是，艰苦的环境真是让你们大吃苦头了，但你们硬是挺过来了！’——缺了几句什么吧？”
“在党中央的深切关怀下，在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光辉指导下——这么重要的一些报告常用语、关键词，他小子根本一句没写！”
“我看他是不屑于写！就他这种政治思想水平，怎么能进咱们这个专业的写作班子呢？别人都不反对了，我也要反对到底，他做梦去吧！”
专业的笔杆子们愤愤不平，研讨变成了批判。
只一味批判也不是个事儿呀，没法向领导汇报啊，于是胡乱凑了几条“研究成果”应付领导。领导对他们最终有所发现颇为满意，决定一份大领导将要在某次职工大会上所做的鼓劲儿报告由他们集体完成。
他们一个个受宠若惊，也一个个心里没谱了。
领导要求他们改改文风，也将报告写得让工人爱听点儿，不改明摆着不行。但他们写正规报告早已写惯了，一时不容易改成郭诚那样的文风。如果像郭诚那样刻意少用正规报告中的常用语、关键词，且不论别人的看法，在他们自己的头脑中，就首先受到各自认为正确的政治思想的坚决阻击了。
他们也只能照猫画虎地模仿着写，硬与自己轻车熟路的习惯写法作对地写。改了又改，终于完成了任务。
小领导过目后挺满意，胸有成竹地说：“看来，以后他郭诚连一点儿能被利用的价值也没有了。可悲，就那么一点儿能被正当利用的价值，自己不知道珍惜，不识抬举，不夹紧了尾巴乖乖地被利用，反而动不动就摆架子，要好烟好菜地供着。你们可以放出风去，就说我说的，让他永远死心塌地当工人吧，他再也没有从工地上请到这里来的时候了！”
领导如同一位主宰命运的神灵，似乎他的话一句句都是命运之钉，刚一说完，郭诚便被牢牢地钉在命运之柱上了。
专职笔杆子们爱听啊，听了解气！当然也都很乐于充当传旨的神仆。
那次郭诚在看别人下棋，听了仿佛没听到，继续为一方支着：“马换炮！还犹豫个什么劲儿？过河卒子干脆不要了，车吃相，将一步，另一车再将！”
在他支着下，这一方扭转败局，下了盘和棋。
他这才拍着传旨者的肩，笑道：“劳您大驾了啊，可惜我没小费给您，尽义务吧。转告亲爱的领导同志，感谢他以往的多次抬爱，我也不愿意没完没了地被利用啊。当工人光荣，劳动增强体魄，艰苦磨炼意志，工人之间的友谊更可靠。我是工人的后代，对工人阶级有深厚的感情，所以从没觉得当工人有多么可怕。”
那神仆听得眨巴着眼睛一愣一愣。
郭诚则坐下与人在棋盘上厮杀起来。他喜欢下棋，下得不错。
几天后召开工区联合大会，大领导在台上慷慨激昂，工人们在台下不是报以热烈掌声，而是发出阵阵哄笑。他们听出来了——第一，不是郭诚写的；第二，是模仿郭诚的文风写的；第三，模仿得不怎么样，缺乏真情实感。
会后，大领导极为不说。
将要调往贵州的“大三线”建筑工人中，就郭诚一人是河北军团的。基层干部怕他想不开，闹出什么不良的事件来，哄他说：“此次单独把你一个河北的调到贵州去，是作为特殊人才支援贵州的。你是有文化的工人，又年轻，那边希望调去几个你这样的。领导舍不得，但得发扬风格，你千万别产生什么不对头的情绪。”
这次，他没那么多明嘲暗讽带刺的话了，只淡淡地说了两个字：“明白。”
他当然明白有人在整自己，让他领教领教在更加艰苦的环境中，形单影只的孤独是一种什么滋味。
到贵州后，他被分在了周志刚的班里。这个班全是东北军团的老建筑工人，几乎个个目不识丁，沉默寡言，还都是倔脾气。他们经验丰富，劳动时遇到某些意外情况，不必到处找技术员工程师，更不会停工等待领导的什么指示，往往凭大家的经验一商议，就能将问题及时解决了。那些倔脾气的东北农民和“闯关东”闯到东北去的山东农民，脱胎换骨成了沉默寡言的工人，如果不是周志刚那么一个忍辱负重、团结工友的班长率领着，别人还真不好带。
郭诚很快就尝到了孤独的滋味。在四川时他是“青年突击队”的，一下子与这些半老不老的倔人编在一个班，太不适应，所以只能以自觉的孤独来对抗人际关系造成的孤独。
班长周志刚看在眼里，自然主动地经常接近他，试探着找些他喜欢聊自己也能聊几句的话题，为他补鞋，编草鞋送给他，有空儿还陪他下棋。
周志刚自幼经过名师指点，那位名师便是他的父亲。他父亲虽也是农民，却有幸读过四年私塾，不但能背些“四书五经”，还被善弈的私塾先生培养成了方圆百里无对手的民间棋王。周志刚下棋并未成瘾，有那下棋的工夫，他宁肯闲坐会儿，发发呆，享受地吸支烟。下棋要动脑子，他不愿费那份脑子。
下棋使郭诚有了班里的第一个朋友。
元旦联欢会前，周志刚让他少干两天活，准备准备，代表班里出个节目。
他问：“就我一个？”
周志刚说：“咱们班的工友，哪个能上台演节目呢？唱不能唱，跳不能跳，逗也不会逗，没法集体上台嘛！你不代表，谁还能代表呢？”
郭诚为难了，推托说：“可我也是个没有文艺细胞的人啊！”
周志刚鼓励道：“在四川时，我听说你爱写诗，还喜欢朗诵。你就来首诗吧，但别朗诵什么诗人的诗，谁知道哪一个诗人现在被划在哪条线上了呢？那会惹出麻烦的。再说朗诵别人的诗也没多大意思，得朗诵你自己写的，要不我凭什么给你两天假呢？你必须代表咱们班在联欢会上露一手，就这么定了。”
周志刚没有失望，郭诚在联欢会上确确实实露了一手，他声情并茂地朗诵了一首长诗《工友》。
来自五湖四海的“三线”工人们虽然普遍对诗不感兴趣，但是在一九七三年元旦，在贵州深山里，在布置成联欢会场的潮湿山洞，许多人听《工友》听得热泪盈眶。
郭诚在新的环境里一夜成名。
随后，新领导找到了周志刚，向他了解郭诚的表现。他当然逮着那么个机会就充分利用，将郭诚实打实地夸了一番。在他看来，郭诚确实是个好青年，一名好工人，除了自命不凡，再没什么别的缺点。即使自命不凡的毛病，到贵州后也快改没了。周志刚已经开始喜欢郭诚了。
新领导坦率地说，打算将郭诚调到《工地快报》当记者，但还需观察考验他一个时期，要求谈话内容保密。
几天后在工地休息时，郭诚悄悄问周志刚：“班长，你成心想要让我快点儿出名，是吧？”
周志刚一边想着自己的心事，一边说：“你明明是个有特长的青年嘛，不能长期埋没在咱们班。”
郭诚又问：“班长，我早就看出你有解不开的心事了，我能帮上什么忙吗？”
周志刚说：“你不能。是人都有心事，以后别问了。”
郭诚点点头，紧接着说：“最后一个问题——那事，你为什么不透露给我呢？”
周志刚看他一眼，明白了他问的是什么事，低声且严肃地说：“领导要求保密，八字还没一撇呢，你可千万别四处打听，对你不好。”
一个星期天，当周志刚求郭诚代笔给大儿子秉义写封信时，郭诚备觉荣幸，放下正在洗着的衣服赶过来。
他嬉皮笑脸地说：“班长，我不管替谁写家信、写情书、写检查、写入党申请书、思想汇报什么的，一向不是无偿的。我不是贪小便宜，图的是享受一份飘飘然的好感觉。”
周志刚就掏出包“大前门”烟塞他兜里了。
他却得寸进尺地说：“别人一包就行，你得两包。”
周志刚不高兴了，冷下脸说：“小郭子，这你可得给我说清楚。怎么别人一包就行，到我这儿就得两包了？”
郭诚一本正经地说：“班长你是谁呀？你是连续多年的各级劳模，别人与你比不了。你又是班长，你求我写封家信居然给我两包烟，那我说起来什么感觉？你要是也只给我一包，说起来不就稀松平常了？我要是非将一包说成两包，那不是说谎吗？你和别人不一样嘛，不能一概而论。也算我求你了，快去再买一包吧，班长大人！”
“你这个小郭子呀，真是拿你没治！”周志刚无奈，只得又去买了包“大前门”。
待周志刚讲完女儿的事，接着讲完家人出于怎样的顾虑不把女儿的地址告诉他，以及他对女儿的感情变化，郭诚嘬起牙花子来。
周志刚失望地问：“怎么，连你也觉得不好写吗？”
郭诚说：“不是不是！这封信可太有写头了，对我的水平具有挑战性。我得找个不被打扰的地方去写，两小时后咱们见。”
说罢，他将周志刚推走了。
两小时后，郭诚不知在何处将四页纸的一封长信写完了。他带着信封胶水来见周志刚，神情凝重地说：“班长，这封信我不能在帐篷里念给你听，帐篷里人太多。”
周志刚点头称是。
于是二人找了一处僻静的地方，各自坐在小溪旁光溜溜的大石头上。背后是一片野竹林，前边不远处，山泉从一道石缝间无声地流淌下来。
郭诚替周志刚点燃一支烟，之后慢声细语地念起信来。
待他念完，抬头一看，见老“三线”工人周志刚泪流满面。
他也鼻子一酸，仰面朝天地说：“好信呀好信，我郭诚写信的水平从没发挥得如此淋漓尽致，估计以后再也写不出这么感人的家信了。”
在北大荒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某师当上了师部教育处干事的周秉义收到那封信后，并没立即回信。他当然也认为那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信写得很有水平，但那些让父亲老泪横流的话语，竟没怎么打动他。因为不是父亲那笔画笨拙的字所写的信，他有种看什么人作品原稿的感觉。父亲写给他的信中总夹杂着错别字，涂涂改改，这封信却一个错别字也没有，标点符号用得规范，每一页都干干净净，像是由草稿誊抄过来的。
他猜测得不错，郭诚确实写了草稿，字斟句酌地改了一遍，才认认真真抄成此信。
周秉义没怎么被打动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对于妹妹周蓉的所作所为，他根本就谈不上什么原谅不原谅，并不像父亲似的有一个心理转变的过程。他起初也震惊，可是收到妹妹从贵州寄给他的自白长信后，他理解了。当时，他读妹妹那一封长信时倒是被感动得泪流不止。妹妹的信让他确信，她绝不是一时冲动才那么决定的，也不是为了体验什么“小布尔乔亚”式的浪漫情调，更不是为了寻求心理刺激好玩，她是要践行自己那种爱情至上主义，无怨无悔地践行。
“哥哥，亲爱的哥哥，你是全家最明白我的人啊！你知道的，我是你有信仰的妹妹呀！没有信仰我就会像一只被扯掉了头的蜻蜓，可是……我也只有信仰爱情了！除了爱情……”妹妹信中这一段话，秉义当时没太看明白，也不能说完全不明白，意思一看就明白，只不过他自己无法断定省略号省略了些什么字。好在他从团里调到了师里，离郝冬梅当知青那个农场近了。从郝冬梅所住的村子到农场场部才十几里，从农场场部到他那个师的师部二十几里，在公路边经常可以搭上本师的过往卡车。
于是，他俩见面频繁了。不论哪一方，只要想见到对方，除了大雪阻路的日子，每个星期日都可以见到。
周秉义见到郝冬梅时，将妹妹的长信给她看了。
郝冬梅在周蓉的信上，确切地说是在“可是”后边执笔加上了“现在”两个字；又在“除了爱情”后边，加上了“还叫我相信什么”一句话。
如此一来，就能念通顺了。
周秉义划根火柴将妹妹的信烧成了灰炵。
他说：“那我这个哥哥，也只有祝福自己的妹妹了，但愿她所信仰的那种爱情，能够对得起她的一片真挚。”
郝冬梅说：“对得起对不起，谁都无法替她打包票，但是再真诚的爱情，那也得以起码的物质基础作为保障，是不是？”
周秉义低头沉默片刻，决定地说：“以后我每月给她寄去十元钱。我才三十二元工资，也只能给她寄十元。”
他长叹一口气，抬头望着窗外。他和处长同一间办公室，处长是现役，回湖北探家去了。办公室在师部大楼的二层，正值深秋，远山上霜后的红叶红似火。
郝冬梅也将目光望向了窗外，沉思着低声说：“她是你妹妹，便是我的妹妹。你知道的，我俩曾处得像亲姐妹似的，以后我也要每月给她寄五元钱，不许你反对。如果两个人的爱情正经受严峻考验，亲人们是有义务呵护它的。即使真爱，也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坚韧，恰恰相反，往往也是非常脆弱的，甚至可能比雌雄鸟兽之间那种相依为命的关系还脆弱。因为动物之间的爱情是不附丽任何想象的，也是不寄托任何希望的，所以它们之间的雌雄之爱没什么失望可言。而人会对爱情附丽太多的想象，寄托太多的希望，越是一方付出很大的代价去追求的爱情，越容易导致后来感到很大的失望。如果咱俩不及时帮助你妹妹，只怕她的爱情结局会被我们不幸言中。”
秉义专注地听完冬梅的一番话，站了起来，也将她从椅子上轻轻拉了起来。
他看着她的眼睛问：“你的话也是说给我听的吗？”
“也是说给我自己听的。”她嘴角微微一动，脸上浮现出心心相印的浅笑，情不自禁地偎在他怀里，手臂轻柔地搂住了他的腰，耳鬓厮磨脸贴着脸了。
他深情地说：“爱情不可能不附丽着想象与希望，但我对我们的爱情的想象和希望控制在极其现实的范围以内，所以你放心，我是不会对我们的爱情失望的。”
她说：“我也是的，所以你也要放心。”
周秉义看了父亲求人代笔写的信，两天后的星期日带着信去找冬梅。
郝冬梅看过信后，感叹地说：“写得真好，看得我心里一阵一阵地难受，也不知爸是求什么人写的。这封信不许烧，值得保留。”
自从下乡后，她不再叫周志刚“叔”，自然而然地叫“爸”了，但周志刚还没听到她对自己叫过“爸”。
秉义说：“那就由你保存。”
冬梅问：“你回信了吗？”
秉义摇头道：“没有。不知该怎么回，所以要听听你的看法。”
他将自己内心的顾虑说了出来，父亲如此小题大做又迫不及待地向自己要妹妹的地址，让他觉得父亲仍耿耿于怀地怨恨着妹妹，一旦有了地址，父亲将会亲自去讨伐。
冬梅谴责道：“你怎么能这么猜测自己的父亲呢？不但你，你弟和你妈都知道你妹的地址，想给你妹写封信就可以给你妹写封信，连我这个未来的嫂子也有她的地址，能和她经常通信。就咱爸至今还没你妹的地址，如果不是你或你弟在写给他的信中捎带告诉他你妹的情况，他对你妹的情况就一无所知啊！这对一位父亲太不公平了吧？他到了求人写信向你要你妹地址的可怜地步，证明他对你妹的思念正如信中写的那样！你想嘛，别人写完这封信能不念给他听吗？肯定是要念给他听的呀！如果他内心里强烈又真实的念头是要亲自去‘讨伐’，听完这么一封真情饱满的信，仅仅为的是能从你这儿骗去周蓉的地址，那岂不是太虚伪太可怕了吗？咱爸是那么老谋深算的人吗？咱爸什么时候言行不一过？只有无耻的政客和文痞才耍这种卑鄙的伎俩！而你，我亲爱的人，你又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这么复杂了？连自己父亲的真情表白都胡乱猜测起来了？你的猜测明明是一个儿子对父亲的严重侮辱嘛，连我都不答应！我代表咱爸向你提出强烈抗议！”
冬梅的一番谴责让秉义面红耳赤羞愧难当，连说：“你批评得对，我错了错了，我也不是……其实我只不过就是有那么点儿……”
已是一月下旬，二人都觉得事不宜迟，怕写信父亲不能及时收到——从北大荒到贵州山区，太远了啊。特别是，在一头一尾两个地区将一封信压住三四天是司空见惯之事。二人决定赶到县城去发电报，而且要发加急的。
离开邮局没走多远，秉义说只发一封加急电报还是不放心，拉着冬梅手跑回邮局去又发了一封。
二月八日，周志刚同时收到了两封加急电报，让他有时间为去看女儿做些必要的准备。
郭诚对周志刚去看女儿的事特上心，如同周蓉与自己有特殊关系似的。他在正月初二那天为班长联系好了一名运生产物资的卡车司机，人家承诺可以让周志刚坐在驾驶室里。但初二那天工地出现了特殊情况，全班工人苦干到晚上九点多才下班，一个个泥猴儿似的回到帐篷里快十点了。在由工兵们爆破炸出的山洞里，先由其他班工人进行一番清理，将松动的石块撬下，将尖锐凸出的石头凿平。之后，周志刚那个瓦工班才接续进入山洞，用石块和砖砌平两侧，用水泥封顶。封顶时，洞顶滴水不止，水泥根本挂不住。周志刚和工友们认为，山都掏空了，那水不可能是地下水，只不过是山体上部有积水层而已，彻底解决的办法唯有自下而上打通积水层，让积水完全泄光。大家议决了就干，那也是他这个班一贯的作风。他们借了几把粗电钻，自下而上钻了多处泄水孔。这下不得了，水柱像拧开的高压喷水枪似的直泄而下，泄塌了一片洞顶。洞顶一出塌方更不得了，仿佛有一大游泳池的水迸泄下来，将水泥搅拌机都冲倒了，周志刚和郭诚等几名工友被一直冲到了洞口。洞顶滴水问题倒是解决了，洞内却变得一片狼藉。接替他们的下一个班工人们不干了，指责他们搞出了事故，人家那班长还把工地值班领导连同工程质量监督员一块儿找来了。
领导首先问周志刚：“都伤着没有？”
周志刚忐忑地说没有，自己和郭诚只受了点儿表皮伤，不碍事。
郭诚等工友就抢着说，不是班长独断专行造成的，是大家一致的决定。
领导又说：“没有伤员我就放心了。大年初二，如果出了伤员太对不起你们工人了。”领导转身又问工程质量监督员：“你怎么看？”
监督员己这里那里观察过了，向领导报告：“还多亏了周师傅他们，如果先用干水泥勉强将滴水的地方堵堵，马马虎虎的也能封顶。”
一名老工人嘟哝：“我们也不能那么干啊。”
领导说：“那么干不是后患无穷了吗？”
监督员说：“是啊是啊，肯定的。”
领导最后说：“要对周师傅这个班予以表扬。”
班里的老工人们还就是与众不同，都主动留下来帮助下一个班的工人们清理施工现场。
周志刚毕竟五十岁出头的人，比不得年轻时候了。前一天太累，睡得也太晚，结果没能早醒过来，也就没能搭上郭诚替他联系好的卡车。
郭诚非送他一段不可。
“我是去看女儿，咱俩又不是要分别了，你送我干什么呢？回去好好休息！”当班长的坚决反对。
郭诚说：“你背着挺沉的东西呢，我帮你背一段也好啊。”不管三七二十一，硬从他身上取下了竹篓。
周志刚见他犟了起来，只得由他。
二人走在轧道机轧过的碎石山路上时，宣传站的高音大喇叭开始广播表扬他们班，几里外也能隐约听到。
郭诚商量着说：“班长，让我跟你去行不行啊？”
周志刚说：“不行。我去看女儿，你与她不认不识，跟去算怎么回事？”
郭诚沉默了一会儿，又说：“班长，你是一位伟大的父亲。”
周志刚不悦地说：“别讽刺我，我一名建筑工人有什么伟大的？只不过比别的工人多得了些奖状！”
郭诚说：“我指的不是荣誉方面。你女儿那种做法，不是所有父亲都能原谅的。你不但原谅了她，还主动去看她，对她多年没给你写信也能宽大为怀，这很不容易做到。”
周志刚叹道：“她是不敢给我写信啊！”
路上，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地聊着。
“你女儿周蓉，让我联想到了一个神话传说中的人物。”
“什么人物？”
“白素贞。”
“白素贞是什么人物？”
“《白蛇传》中的白娘子。”
“你小子怎么偏不往好人物身上联想？”周志刚生气地拍了郭诚的头一下。
郭诚辩解道：“班长，你错怪我了！白娘子虽然是蛇精，但她可是中国男人心目中的爱神啊！咱们中国和外国差不多，几乎什么神都有了，偏偏没有一位名正言顺的爱神，这真是怪事儿了！幸亏有《白蛇传》这么伟大的传说故事，这可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传说故事，白娘子填补了咱们中国爱神的空缺……”
周志刚更不爱听了，训道：“别胡咧咧起来没完，让我耳根子清静清静！再胡咧咧你干脆请回吧！”
郭诚虽不敢胡咧咧了，却喊了起来：“爱情万岁！我是爱神丘比特！我要搬开一切爱情的绊脚石！我要让天下一切有情人终成眷属！我要庇护周蓉！我要用神力助周蓉幸福！”
太神奇了，他的喊声一落，身后压过来半天空乌云，骤然间闪电频频，雷声大作！
郭诚惊奇地大叫：“班长，你看我多有能耐，连老天爷都回应我的愿望了！”
周志刚却跺着脚吼：“这是因为你冒充那个什么‘特’，他光火了！你说你不是给我找麻烦嘛！”
说时迟，那时快，哗哗地就下起了雨。
周志刚说什么也不让郭诚再往前送了。
郭诚只得放下竹篓，帮班长背上。周志刚虽已用塑料布将竹篓里的东西包住，郭诚还是怕面粉被淋湿，脱下自己的帆布工作服将竹篓罩严。
望着周志刚冒雨前行，只穿件红色跨篮背心的郭诚在大雨中提醒地喊：“班长，迷路时就看看我为你画的图！”
郭诚真是细心，预先替周志刚问过许多人，还画了一张路线图，图上连在什么地方会看到一棵什么样的大树都标明了。
周志刚回应道：“我会的！你小子别着凉，快往回跑！”
郭诚其实也没送多远。雨声中，周志刚仍能清楚地听到安装在不同方向的三只高音大喇叭的广播。一位电讯专家说过，只要以那样的方位安装三只高音大喇叭，土地爷在地府里都能听到广播，想听不到都无计可施。
广播的已不是表扬稿，而是郭诚那首暴得大名的长诗《工友》——由女广播员念，但不如郭诚自己在联欢晚会上朗诵得那么好，那么感人。
冒雨前行的周志刚，却听得心里一阵阵热乎乎的。
他忽然想到，自己还有工友之情经常烘暖着安慰着疲惫不堪的身心，谁会安慰那个将自己的女儿勾引到这荒山野岭间的“现行反革命”诗人呢？女儿吗？那谁又来安慰自己的女儿呢？如果身边连个能安慰她的人都没有，对女儿也太不公了啊！同样是喜欢写诗的男人，瞧人家郭诚就能因为写诗带来好运。骗惨了自己女儿的那个男人，他究竟写了些什么狗屁诗，居然写成了“现行反革命”呢？难道自己的女儿就得一辈子做“现行反革命”的妻子吗？
周志刚又觉得心里不那么热乎了，如同昨天晚上被洞顶的积水自上而下“冲压”了一番似的，身心一阵冰凉，觉得自己在天地间顿时变小，竹篓变得沉重了。
“爱情万岁！爱情就他妈的万岁！爱情万万岁！……”
耳边又传来郭诚的喊声。
那小伙子还在雨中目送他，同时蹦着高喊，仿佛《工友》根本不是他写的，女广播员通过大喇叭所念的诗句与他毫无关系。
周志刚知道，郭诚的婚姻完蛋了。妻子忍受不了没有年限的两地分居，已在老家与别的男人同居了，他不久前在寄来的离婚证书上签了字。那是郭诚为自己代笔写信两天后的事。
作为班长，他不晓得该怎么安慰郭诚。他的班里以前没谁需要那方面的安慰，他毫无经验。
《工友》安慰得了许多工人，却完全安慰不了郭诚自己。
周志刚不由得加快了脚步，他希望世界静下来，起码能越来越快地将广播声和郭诚的喊声甩在身后。
按照路线图的指引，周志刚望见了一个村子，靠路边一户人家的门前有棵树，树上吊着一头精瘦的猪，一些大人孩子围观着。快走近才看清，吊在树上的不是猪，是条半大不小的狗，正被剥皮。那狗分明还没死，尽管脖子套着绳索，忽然张大了一下嘴，喘了口长气，听来如同呻吟。那是它的最后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