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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撒谎。”
“啊，不会吧？”
“他是在试探你。”
“那就让他试探吧。”
“你可以搞定他的。”
“我会试试。”
布里奇又重复了一遍，不强硬，也不带指责，只是一字一顿地揭晓了最终答案：“你必须搞定他。”
这个人讲话的风格就是这样，简单明了。我们共事的这几年来，我从未从他的话里听出过讥讽和不确定的语气。他的语气总是一成不变，冷淡且固执，毫无起伏，带着点南方口音，像是枪管里冒出的低语呜咽的烟。
我和布里奇之间的交涉十分简单，每件事都一清二楚，清晰如探照灯，强硬如律法。
根据《潜逃法》的规定，在美国任何一个地方，无论是奴隶制区还是自由区，服劳役期间的逃亡奴隶会遭到追捕并被遣送回原地。所有的执法机构都有义务执行这些措施（事实上，是“所有的良好公民”都有这个义务），但实际上，这是属于美国执法官署的工作。
这项法案首次通过是在1793年，那时用的是不同于现在的最早的名称，然后它又被不断修改更新：在1850年得以加强，1861年再次得到补充，此后又经过多次修改和调整。1875年，国会最终废除了奴隶制度，用不断上涨的费用安抚了那些支持蓄奴的力量。1935年，罗斯福总统提出为种植园建立一个“全面的规章制度”（并规定劳工办负责执行此条例），他颁布了一项“全面豁免法案”为南方的议员争取权利，保护执法人员，使得他们不会受到北方狂热分子的侵害。
针锋相对——协商调解——妥协让步。这就是同盟最以生存的方式。
不过人们仍然在寻找逃脱全面豁免法案压榨的办法。地方警长把案件调查都像堆沙袋似的堆放在一起；州立法机关出台苍白无力的个人自由法，不管最高法庭已经多次将草案以“违宪”为名打回。每年都有很多“良好公民”被送进监狱，因为这些人拒绝与猎奴者同流合污。自1970年以来，根据《摩尔修正案》，美国黑人执法人员被允许可以为自己提出不参与此类行动的辩护。
因此，美国执法机构亟须寻求其他手段来保证执法顺畅。
那就是我为什么会存在。我就是所谓的“其他手段”。一个无名无姓的、随时待命于一个秘密组织的准雇员，活跃于不同的城市，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却受到马里兰办公室电话的时时监控。布里奇负责根据案件指派任务给我，但具体怎么做将由我自己决定。我步步为营地进行着自己的工作，并且一旦完成了我的工作，我的过去就会被抹去。我只留在自由的北方，还能用平等交换，协商调解，相互妥协的方式来行事。
通完电话，我的情绪十分低落。这是我在和布里奇通完话后经常会产生的情绪。这样的情绪一直在我的胃里翻腾，几乎要冲到咽喉才会停止。一些实实在在的记忆不断向我袭来。一如既往地，我掐灭了烟蒂，从阳台上的黑暗望向停车场那更深更宽的黑暗，感觉自己本身就是虚无的。
但我却是真实存在的，那个任务也是真实存在的。此时，有一个孤独的出逃者正躲藏在这个城市的某处，他惊惶不安、筋疲力尽，在自由世界的景象和光芒中惊慌失措，而我，将要找到他并把他带回家。“家”。
就像布里奇说的那样，完整的文件明天就会到来。明天，我的搜查将会正式展开。
第5章
我们建造的任何一个工事，只要稍做思量，你就会发现它是多么了不起。所有的这些复杂的工事：堡垒、隔板、壕沟以及迷宫，都将保护我们免受侵扰和伤害。
第二天，也就是周四早上，我走到一楼大厅。昨晚我睡得很好，头脑十分清醒，此刻的我冷静专注。时间即将来到早上7点半，都城十字路口旅馆的大厅里只有我一个人在自助就餐区吃早餐。侍者布置好了就餐区，我喜欢趁着人还不是太多的时候，来这里享用这顿免费的早餐。那些人往往成群结队地来，他们一边微笑地交谈，一边往面包上涂抹着黄油。我是个不习惯大清早就与人闲聊的人。
我找了个临窗的位置坐下，把报纸摊开在桌子上读了起来。平常，我总是找这样提供免费早餐的旅馆住，这些早餐往往是在盘子边上放着些温热的培根、一些用香料烹制的土豆丁、一大杯咖啡、一块香甜的松饼。我的经验就是：只要是免费提供给你品尝的食物，只要是用得上的，只要是摆放出来可以自由带走的，就尽情享用吧。
我浏览着《印第安纳波利斯星报》的头版新闻，里面全是关于多纳泰拉·巴特里奇的新闻，现在，这已经成了舆论风暴的中心，也成了一切论战的根源。她被总统提名为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主席，树大招风，没过多久，就有好事者将她的硕士论文挖了出来，她在论文中强调了“现行法律下的诸多可行措施”可以用来惩罚靠种植园贸易赢利的投资公司。接着巴特里奇接受了《时代周刊》或者是《美国新闻》的采访，在其中一家的采访中，她拒绝推翻自己的观点，她强调会不带任何偏见，一视同仁地履行她的义务。总统，一个在复杂问题上自称“中立派”的人——正如你所了解的那种能当总统的人——在收时候竟然做出了令人大跌眼镜的决定：拒绝撤销对巴特里奇的提名。
“这会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吗？”报纸的第一页这样写道。我嚼着百吉饼继续往下看，“这会是一个改天换地的时刻吗？”
“不。”我对着报纸说道，“这不是什么转折点。”我又咬了一口百吉饼，翻到下一页。
这时，一个穿着蓝色牛仔装的白人女孩走了进来，她脚上穿了一双磨损得很旧的黑色马丁靴，手里拿一个大号的女士皮包。当我看见这位年轻的女士时，她就开始随意地往这个大包里顺东西。当然，我不得不说，这位年轻的白人女士需要再精进偷窃技能才行。她的偷窃技巧就是眼睛左右看了看，只要没有人注意就下手，就像一只偷奶酪的卡通老鼠，不管抓到什么——一只香蕉，或者一盒什锦麦片——统统都放进自己包就万事大吉了。
一个旅馆侍应生走了进来，穿着卡其色的长裤和马球衫，静静地向女孩靠近，厚厚的地毯完全消除了他的脚步声，而那个女孩也没有注意到。只有我这样对任何细微的声音都很敏感的人才能听见他的脚步声。他静待着，观看着，双臂叠放在胸前。那个女孩从咖啡机旁取出一个纸杯，然后开始往里倾倒那含脂量为2%的专门冲食麦片的牛奶。
“女士？”侍应生突然大声说道，“需要帮忙吗？”
“什么？”这个女人极快地转过身，猛地把纸杯从牛奶机下取走，牛奶溅得到处都是。“不。不用，谢谢你，我很好！”
这个旅馆侍应生向着她走过去，那副高傲的样子仿佛是因为他身上穿着绣有“十字路口旅馆”字样的衬衫。我把眼光收了回来，继续看报纸，浏览着一条条新闻提要：巴特里奇听证会、步行者队险胜、威尔明顿步锡拉库萨和底特律破产之后尘，下一个破产的会是哪座城市？
“所有摆出来的食物只在早餐时间供应。”
“噢，等一下。”女孩努力挤出一丝微笑，看了看四周，但她还是没能编出一句谎话来，“我是说，好的。噢，当然了。”
侍应生审视着她：“很抱歉，您能告诉我您住在哪个房间吗？”听他的声音，俨然是那种自酒店管理学校科班毕业的酒店经理人，说他是一气呵成、尖酸刻薄且咄咄逼人都不为过。女孩子脸上的笑容不自然而僵硬，然后转瞬间消失了。
“啊。当然。”她说道，手指着她头上明黄色的蝴蝶发卡，“我不，呃，我现在记不起具体是哪个房间了。”
“那么，你也可以给我看下您的房卡？”
这个酒店经理的胸卡上的名字是“保罗森先生”，但我其实早就知道他的名号了。我认出了他，光秃的头皮闪闪发亮，头大身子小，简直不成比例，让他整个人看起来就是一副阴险的恶棍模样。昨天就是这个家伙给我办理的入住，他递钥匙给我的时候让我在“有色人种来宾”一栏签字，嘴里还不时说着：“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在这里写一下你的全名、出生年月还有社保卡号。”然后他递给我一把旧的备用钥匙，“这是公司规定，不过如果我能做主的话……”我没有还击他，我已经习以为常了，毕竟我经常住酒店。
“好吧，实际上，我没有房间钥匙。”白人女孩说着，重心从一只脚换到另一只脚上，“您瞧，我们现在正住在这里，我的意思是，我……们将要住在这里。”她顿了顿，改口说出了我们。
“你在说什么？”保罗森问，“你打算住这家酒店？”
我凝神听着他们的对话，整个身子半掩在报纸后面，吃着百吉饼。有人用那种丑恶又略带恐吓的口吻诘难一个白人，这倒是奇闻一件。这个年轻的女士，她是那么弱小，一张稚气未脱的脸，一双柔和的棕色眼睛，粉红色的嘴唇，那一头乱糟糟的棕色头发用一个黄色的塑料蝴蝶发卡固定住。被酒店经理吓唬的时候她只是不住地点头，表现得就像个受到校园欺凌的学生，眼泪在眼眶里不住打转，脸颊更是涨得通红，一双眼睛也随之慢慢地睁大。
“是的。您看，我是从埃文斯维尔来的，来这里参加招聘会的。是一个医疗招聘会，您知道吗？我是……我之前是一名护士——家庭护工。现在，我正在找一个新的，呃……不管么工作都好。关键是我的姐姐说她住的地方非常冷，但我觉得是因为她男朋友和她住一起或者……我不知道，或者是其他什么的。”她局促不安地对保罗森笑着，后者则连脸上的肌肉都没有动一下，对她的话没有什么反应。“对不起。是我一下子说太多了吧？但是我今晚真的需要一间房住，我对天发誓，真的。”她肩头动了动，再次笑了笑，“住房间的话就有早餐服务，对吗？”
“没错，有自助早餐供应。但前提是你得在这里住。”
就餐区站满了客人：两个面色苍白的肥胖商人，因为肥胖，他们的双下巴显得异常红润，他们把餐巾别在正装的衬衫里；三个女大学生，穿着美式的长笼裙，看上去就像福音派的信徒。他们每个人都自顾自地忙着，没有留意到自助餐这边正上演的好戏。这时，一个小男孩拽了拽我的袖子，我低头看着他，他仰着头对我笑：“嘿，报纸上说了什么？”
这是一个黑人小男孩，圆圆的脸颊，肤色是漂亮的棕色（家族中有白人的缘故），眼窝深陷，瞳孔像一池美丽的清泉，脸上充满了恶作剧般的欢乐。他穿着一件印有美国队长头像的衬衫，他灵活地快速移到我手肘的位置，侧过头来去看报纸标题的内容。突然，场景就在此时此刻定格了：白人女孩说“我们”，保罗森正跟她对峙着。另一边白人母亲和她的黑人儿子，都在努力地活在这个世界上。
“您就不能……比如说，先提供我今天的早餐？”她接着说，“在我入住这里之前先提供早餐给我？”
“不能！”保罗森先生回答，“公司的规定不允许这样。”“规定”这个字眼像是一扇门降了下来，接着他应该会说诸如“恐怕我得叫保安了，如果……”之类的话了。
这个时候，她的儿子，也就六七岁的样子，正全身放松地靠在我身边，盯着我的报纸看：“这个词是什么？”
“争议。”我告诉他。
他点点头：“噢。”他毫无顾虑地发出一个音，真是个勇敢的好小子。我想应该没有人对他说过不要跟陌生人讲话吧。不过也许是陌生的黑人就没事吧。他眯着眼睛看着这个词，嘴唇动了动：“争议。”
“女士，如果你方便的话请……”
“嘿，知道吗？没关系的，我可以给你看。”
带着夸张的尊严，白人女孩缓慢地将她夹带的“赃物”一个接一个翻出来：三个麦芬蛋糕、一盒燕麦、一根香蕉和两个橙子，还有两个塑料勺和一盒酸奶。她把所有的物品排成一条线放在自助餐桌上，就像摆放祭品一样，而旁边穿着紫红色衬衫的酒店经理此刻正如同降临在她头上的复仇女神般，抱着手臂站在一旁。
而当她折回我的桌子边上拉回她儿子的时候，她和我眼神对接了一下，我看见她眼睛里一闪即逝的懊悔神色，那意味很明显：“这个人真是个白痴，是吧？”
这是我和白种人之间关系的一个标志，尤其与白人女士的关系更是如此。这不仅是与我的职业操守有关，也与我的成长经历有很大关系，所以我没有回看她一眼。我于是给自己找事情做，伸手去拿桌上的新餐巾。正当我忙着这些的时候，那位女士把她的儿子带走了。我的《星报》头版还挂在那孩子的手指间，从后面看去就像替她拿着件披肩一样。
我坐在位子上回味着那种感觉，持续了一两秒时间，然后我把剩下的报纸折了起来。
刻薄的小保罗森高傲地大步迈出了就餐区，没有为刚才两人对峙的那一幕道歉，却对像我一样的人说了一句抱歉。
那个白人女孩的车在车库里很容易找到：一辆破破烂烂的南美产的报废车，靠近驾驶座的门都凹陷了，原先的粉漆有的已经剥落了，上面满是锈斑，和她所穿的牛仔外套以及磨损得厉害的马丁靴相映成趣。她正坐在一袋化肥堆起来的“驾座”上，为了保持平衡，驾座的顶部放着一本精装书，硬壳封面垫在屁股下面。她现在一脸的忧色，眯起了眼睛，嘴角咬着一撮头发。她的儿子坐在副驾驶座上，一条腿抵在前面仪表盘的抽屉上，正玩着掌机。
我想过去敲他们的车窗，但我没那么做。我只是把之前攒下的食物连同盘子一起放在离他们驾驶座不远的地方，就回去工作了。
第6章
把车停在墓地西边的大约四分之一英里开外的街上，我步行了几个街区的路程。此时天空泛起鱼肚白，太阳渐渐照在柏油路面上。今天还没有下雨，但感觉雨马上要到来了，乌云聚拢，黑暗逐渐吞噬天空。
我穿过中央大街朝着落枫溪走去，望向南边，只见明火的白烟混杂着野营的青烟，从野营的帐篷处聚集升起来。那个地方就是自由城，一个距市中心大约五英里远的地方。也许就是这样简单：也许在自由中心的某处，我要找的那个人此刻正裹着一条破破烂烂的毯子，绝望地躺在一个塞满了远房表亲的房子里，而且没有任何取暖的设备。这种典型的、傻瓜式的逃跑线路，真的是只有绝望的逃亡者才会选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