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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父长出了一口气，轻轻地点了点头，然后缓缓收回了自己的手。此刻，他也许是这样想的：就这样吧，让这个人付账吧——这对他来说也是一种恩赐，好歹让他觉得自己已经努做了些什么。并非我很疯狂，但我的确相信，在某些时候我拥有这种奇异的力量——窥测别人的内心。不是读懂对方的想法而更像是读懂对方的感觉。读懂这个人，去了解他们的感受。
我从外套的兜里翻出几张皱巴巴的钞票，然后把它们放到账单上一张张抚平。紧接着我从桌子上递给他一张纸，其实是一块污迹斑斑的餐巾纸碎片。“这是我的手机号码，不管怎样，我留给您。万一您哪一天改变主意了呢……”
巴顿神父盯着这张餐巾纸。
“求您了，神父先生，”我说，“请您收下它吧！”
他收下了那张纸，然后起身理了理牧师服的衣领，就在那一刹那，我突然对这个男人充满了厌恶，这个自以为是的“男孩”。说什么“我相信废奴运动，这关乎政策和信仰”，有那么一瞬间，短短的一瞬间，我恨恨地想：见鬼去吧，孙子！带着你对我的怜悯和你那僵硬的衣领，还有那洁白的脸蛋……统统都见鬼去吧！不过，我没有说出口。一个字也没有吐出来。我没有提高分贝或者攥紧拳头重重地敲打桌面。愤怒是毫无用处的，顶多能招来角落里那两个警察的注意罢了。那个脖子粗大的白人警察和他那大笑不止的黑人伙计，可能会迈着警察惯有的闲散步子慢悠悠地走来，然后问神父是否一切安好，或者，如果他们不嫌麻烦的话，也会要我出示相关证件。
我借口说要去卫生间，然后匆忙离开，尽力保持镇定自若。
有一次，我在电视上看到一个商人，他在中西部拥有一个美式橄榄球特许经营机构。这个富得流油的人一面宣称自己是废奴主义者，一面又极力捍卫自己的“过渡时期”特权，购买黑奴，为自己的机构增加人手。
“我喜欢这个制度吗？”这个男人说完摇了摇头。他穿着一身价值数千美元的西装，梳着价值几百美元的考究发型。“我当然不喜欢。但我要告诉你们的是：这对于这些小伙子来说是一次机遇。而且，我爱他们。所以，我说这是一个糟糕的体制，但我爱这些小伙子。”
我极其痛恨那个夸夸其谈的男人，而在今天的这顿晚餐中，我也像恨他一样痛恨着眼前的巴顿神父。奴隶制度对这个“孩子”一样的人来说不过是一场游戏，正如电视上那位巧舌如簧的球队老板所认为的那样，也如那些明面上对黑人球队报以嘘声、不屑一顾，暗地里却躲在自家客厅看周日比赛的球迷一样。
对于巴顿神父这样的人来说，表达憎恶奴隶制的态度是轻而易举的，不仅简单而且实用，更可以取悦自己，产生居高临下的满足感。当然，奴隶制的残忍与无情，他们永远无从体会。
我的愤怒喷薄而出，然后偃旗息鼓。他走到餐厅的门口，安慰性地拥抱了我，紧接着，这位神父转身走向他的车，直到他中途停下回头向我投来忧虑的一瞥——正如我所预料的样，我知道他一定会这么做。他的那一瞥，看到了静静站在门口的我，一个低声下气、伤痕累累的男人。这时，我摘下了我的眼镜，泪水缓缓滑落，一滴接着一滴，滑过我饱经风霜的脸。餐厅的服务员探出头来，告诉我已经打包好剩下的晚餐，但我对她的话恍若未闻，因为我正忙于在脸上流露悲伤。
第2章
我14岁时就已经是自由身了。但是在今天这个特别的夜晚，仪表盘上的GPS（全球定位系统）带着我穿过印第安纳波利斯陌生的街道时，我即将迎来40岁的生日。
我生命中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蓄奴四州之外度过的，在美国的自由之处。但即使过了这么多年，我每天还是会为这小小的自由而惊叹不已。
我就这样头脑清醒、肚中饱饱地走出了餐厅，手里还拿着一个塑料泡沫的打包盒子。在上车之前，我在停车场稍做流连，嗅着潮湿的沥青的味道，感受落在我额前的一丝轻盈细雨。我知道如果我愿意，我完全可以穿过这片街区，走进一处公园，在公园的长椅坐下，读一会儿报纸。但我还是坐进了那辆车，感受着屁股下坐垫的质感，引擎发出的咳嗽般的咔咔声，以及汽车低沉的颤动。这所有的一切细小的体验，于我而言，都是自由的奇迹。
我坐在一辆普通的日产阿蒂玛车里，它的引擎可提供175马力，车里的内饰是单调的褐色，但我还是很喜欢驾驶着它的感觉。在我开车的前些年，人们很难看到一辆日本车，因为日本在很多贸易领域一直都是被美国拒之门外的。但我很幸运，2012年上任的新首相，对之前的政策做了大幅变动，推行了“利益相关者影响”（该词组源自以色列语）政策。对罪恶要有恨，对罪人要有爱。开放边境就意味着开放对话，而且是全线开放。
我才不在乎什么国际外交关系，但我实在太爱这款阿蒂玛车了。因为这车发动起来十分方便，它的加热器、雨刷器、刹车、车窗以及磁带卡座，样样都运行得十分顺畅。
我小心地朝梅里迪安街的北边开去，驶离了喷泉餐厅，驶离了巴顿神父和他那空洞的歉意。收音机里所播放的那个世界跟我透过车窗看到的这个世界一样，同样的灰暗、肮脏，四处散发着暴力的气息，又充满了对暴力的恐惧。本周巴特里奇听证会的状况是：参议院充斥着怒喝声，街头巷尾也抗议不断。只是因为一个女人的提名就引发了“激烈的论战”，就像广播里常常宣称的那样。在华盛顿特区和候选人的家乡费城，甚至是更多的地方，示威的和反示威的人随处可见。这就是暴力——以及对暴力的恐惧。
在某些小地方，也有部分争论是关于一个名叫“苏西的衣柜”的募捐活动。民众聚集在教堂的地下室，一起为种植园制作爱心包裹——毯子、糖果和其他一些东西。起初他们采访一个为流浪者辩护的人，追问我们为什么要关注其他事情，在“自家门前存在如此多苦难”的时候。接着，一个黑豹党发言人站出来说这场运动“不过是改良运动”，而苏西本人太过天真。这些听来都很刺耳，因为那个叫苏西的小女孩也只有9岁而已。
这都是老生常谈的事——所有新鲜的故事都不过是历史重演。
我关掉了收音机，从副驾驶座前的抽屉中掏出一张迈克尔·杰克逊的磁带。当我推入磁带的时候，咝咝声传了出来。这是一张很多年前我自己翻录的带子。他们说，不久之后，新的汽车内将不会再有磁带卡座了，因为美国的市场即将被CD唱片占领。不过，至少现在还没有。
我调高了音量。迈克尔·杰克逊唱着专辑《战栗》（Thriller）中的《人之本性》（Human Nature），我也跟着唱了起来。
当我开车返回旅馆时，我在路上的一个检查点停了车。由于巴特里奇事件和北纬49度发生的几起严重事故，现在的印第安纳波利斯时局很是紧张。和许多城市一样，印第安纳波利斯宣称要建立一个“高度安全的环境”。所以警察有权利随时叫停黑人驾驶者，让其靠边停车，甚至不需要什么确切的理由。到了79街的迪奇路时，我听到了警车的鸣笛声，然后我慢慢走下车，一点也不给他们添麻烦。我举起双手，他们让我站哪儿我就站在哪儿，目光空洞地看着路旁的一家杂货店的门口。这时，一个脸带伤疤、嘴里有异味的粗壮巡警走过来搜我的身。
他仔细端详着我的证件。此刻，夕阳西斜，犹如一个黄色的污点浮在洗碗池的水面上。
黑豹党（Black Panthers）：美国黑人社团，活跃于20世纪60年代，具有左翼的激进色彩。——编者注
此处指代美国与加拿大接壤的边境界线。——编者注
第3章
用餐接近尾声时，趁着我们为买单这事而争论的时候，我偷走了巴顿神父的钱包。这个天衣无缝的小伎俩对我来说简直是不费吹灰之力，而且，这也没有什么值得担心的，因为我曾经做过好几次类似的事情。他就在那里，那个可怜的男人，他被我的悲伤弄得窘迫不安，被我的固执弄得心烦意乱，他正抓狂，急于挣脱出这张煽情的罗网。在这样一个复杂的情形下，要追踪一些如此平常、世俗的物件的下落——比如说一钱包——毫无必要，需要追查的事情实在太多了。在洗手间我利用手机上的一个微型设备对钱包的内容物进行拍照，紧接着，在我们拥抱告别的时候，我顺势将钱包又放回他的衣兜里。
此时，我回到了位于86街的都城十字路口旅馆，锁好房门，拉上窗帘。然后，我打开笔记本电脑，开始在地图软件上输入数据。我输入了巴顿神父驾照上写着的家庭住址。接着，我依次输入了他最近去的三家餐厅和五个加油站的地址，这些信息是从他钱包里的信用卡收据上得知的。然后我又输入了他常去的健身房、图书馆，以及体育美发连锁店地址。我还输入了位于梅里迪安街那家我们俩此前用餐的饭店地址，还有那个圣凯瑟琳教堂的地址，几小时前就是在那里，我还装疯卖傻地搭讪可怜的老卢艾伦来着。
在此之前，我从没来过印第安纳波利斯，但我去过很多其他的城市，并且发现其实每个城市都一样，社区和水路，大路和小道，都别无二致。商业区在中心围一圈，高速公路又在外边围一圈，就像一层一层的狗栅栏。有穷人区，也有富人区，黑人区和白人区混杂在一起。不论你去哪里，这个世界好像都是一样的，到处都有CVS和星巴克，沃尔玛和唐尼斯百货。
或者我应该说是在北边，每一个北部的城市基本上都是一样的。这些日子以来，我发现我对于南方远没有北方熟悉。
这个地图软件所做的工作，就是把我刚才输入的每一个地址都标示成一个发光的小红点。完成数据的输入后，我查看了一下完整地图，立马就有一个点闪动起来了，那上边显示着我的名字。
其他大多数的点都以神父所在的教堂为中心，集中分布在它的四周，子午线街以北，86街拥挤的购物街沿线，以及距离我现在所处位置以西一两公里的地方。但是有一个点却与众不同，远在市中心的另外一个区域。它位于38街和格兰茨大街的十字路口处，在一个叫作落枫溪的地方。
“好了！”我大声喊道，“可以了。”我伸出一根手指放在这个发光点上，就像是要触摸它，去感知它的力量。
我的名字不是吉姆·德克森。
我也不叫达德利·文森特，那是在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我住在机场附近的希尔顿花园酒店时用过的身份。不过那个身份只持续到昨天晚上，当布里奇先生叫醒我并让我收拾行李为止。文森特的驾照和美国运通卡早已经被销毁成碎片，埋在克利夫兰购物中心背后一处施工现场的垃圾堆里。
我有许多名字。或者，更准确地说，在开始一份新工作前，我是一个根本没有名字的人，甚至都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我是一个消失了、失踪了、藏起来了的人。我不是一个简单意义上的人，而是某种意志的呈现。我是一个机械装置，一个设备。这就是我。
我注视着38街上的那个发光点。这个点闪烁着，而我也冲它眨着眼。这个地址来源于一张三天前的取款交易凭证，时间是周日下午4点32分，交易发生于一个支行银行的自动取款机，交易金额是200美元。我又敲了几下键盘，电脑飞快地运转起来，按照我请求的人口统计数据信息刷新了地图。这项信息是根据美国黑人的人口数量做出相应的统计，用颜色的深浅标示出这个城市每个街区的黑人分布情况。
做完这一切后，我坐了回去，把双手平放在桌上电脑键盘的两侧。发光点集中的地方，代表着巴顿神父的日常活动区域，这些地方位于浅色区域，即美国黑人的比例占5%~10%，或者更少的地方。但是其中有一个点很特别，它位于落枫溪。它并没有出现在地图上颜色最深的区域，而是在市中心西北部的一块区域。我想，那应该就是自由城。但毫无疑问的是，巴顿神父星期天下午取走钱款的那个地区是黑人聚集的地方。
我轻轻地吹着口哨，依然一动不动地坐着，双手还是静静地平放在桌子上。
“好吧。”我低声说，“好吧，好吧，好吧。”
CVS：美国的连锁药店。——编者注
第4章
夜里，9点49分。
我从那张摇摇晃晃的木桌旁起身，舒展了一下身体，向上举起双手，直到它们轻轻碰到旅馆房间里那低矮的天花板。我在自己脱下的外套里摸索出一包香烟，将它在桌子边缘轻轻敲了几下，随后剥掉锡箔纸，抽出一根烟来。
9点50分整的时候，我的电话响起。它总是在9点50分准时响起。
“你好。”
“晚上好，维克多。”电话那头的声音低沉而平稳，“你的进展如何？”
那是布里奇先生的经典开场白。只要一个案件开始，只要一份档案被激活，他都会这样说。他总是在9点50分打给我，连声音都听不出一丝变化。
“‘进展’她很好，谢谢。”我回答道，“您母亲还好吗？”
布里奇没有笑，他从来没有笑过。他又重复了一遍刚才的问题：“你的进展如何？”
“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说话间，我悄悄溜到了小阳台上。我住的房间在二楼，站在这儿，我甚至可以闻到楼下停车场飘来的苦涩的烟味。“坦白说，如果我拥有完整的文件，一定会更加顺利的。”
“你会有的。”
“您已经说过了。”我点燃手中的烟，吸了一口。
“明天中午，珍妮丝会准时把完整的文件发送给你。到时候你可以用二号服务器下载。”
“明白。就这样。”
冰冷的沉默。他的坚定令我对他的话深信不疑。我的这位在美国执法官署的上司是一位严谨的人，对于自己做不了的事情，他很少做出承诺。虽然完整文件被莫名其妙地搁置了，但我已经知道了其中最重要的内容。
一个签了劳动协议的人潜逃了。他的服务名叫作“寒鸦”。他的身份证号是78312-99。他所属的那家公司位于亚拉巴马州松林区塔斯卡卢萨郊区，是一个名为“南雄成衣公司”的种植园。
一个人逃跑了，而我的工作就是找到他。
“维克多？你那边进展如何？”
我快速地吸了一口烟：“好吧，我和那位好心的神父一起吃过饭。我化名为德克森，有一个叫简特尔的妻子，她被分配到了卡罗来纳州挖矿。”
电话的那一头又是一阵沉默。布里奇先生对事情的细节毫无兴趣。他需要的是信息。我和他从未真正见过面，但我们已经通过电话联系了整整六年，我甚至完全可以在脑海中想象出他在马里兰州盖瑟斯堡的办公室里坐在书桌后的样子：他笔挺地坐在电脑键盘前，一张苍白的圆脸，泛着粉红的下颔，留着规规矩矩的胡子，也许还很浓密，不过一定是修剪齐整、一丝不苟，眼神漠然得如同硬币上的头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