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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坐回椅子上去。”说话的是个女人，声音严肃，却不含恶意，语气里还有几分促狭，“快起来。”
我尽量照办，首先扶住椅子的扶手，然后用力拉起自己，再转身坐下。中间我不得不停下喘了几口气，屁股翘在空中，闻了闻这里的味道（我这是到了什么地下室？），然后又听见了笑声，笑声充满了我脑子的所有角落。
我想起让人扎了一针的刺痛，那罐药水，那个短粗的罐子里装的是毒药。有人给我打了一针什么东西。不管是什么，反正让我晕过去了。我走进了别人的圈套，显然，这一切都是计划好的。
“坐下来，宝贝。”那女人说道，我渐渐看清了说话人的脸，是那个出现在广场上的女人，那个给我打了一针的女人。她摘掉了橘色的头巾，一头短辫子，张牙舞爪地向四面伸开。她现在蹲在我身前。她眼眶凹陷，嘴唇鲜红，肤若凝脂。一条红色的浴巾刚才从我腿上落到了地上，她现在捡了起来。应该是我在椅子上昏睡时用来给我遮羞的，我接过浴巾，重新遮住了下半身。
“听着……”我开口说道。
“安静，老兄。你现在要好好休息。”
“不用了，他没事。”一个站在另一头的人说道，然后又有人说：“他没事的。”然后又响起了另一个女人的声音：“他身体好得很。”引起一阵哄堂大笑。但这次我没有笑。
“你听我说……”我刚开口，那个女人又让我闭嘴，语气坚定。
这里是厨房！我在一间地下厨房，没完工也没有装修的厨房。一个人坐在料理台上晃着腿，另一个靠着电冰箱，怀里搂着一个姑娘，一副老电影里热恋情侣的架势。
在场的都是黑人。所有人都穿着吊带裤，胸口有一个标识。这些人要么光着脚，要么穿着凉鞋。
屋子里还放着音乐。我开始时没注意，但现在听到了，旋律真悦耳。有圆号、小号，似乎还有萨克斯，还有鼓声、架子鼓和钹。音乐欢快、甜美，洋溢在整个空间中。我感受着音乐，它仿佛一块硬糖。
“对不起，刚才在广场上对你粗鲁了点。”一头小辫子的女人说道，“两个黑人进一辆车，白人会觉得是阴谋。几个黑人把另一个黑人毒打一顿，不算什么大事。没有人在意。黑人打架，警察们才懒得管呢，巡警也一样，他们会转过身去。”
“转过身去？”坐在料理台上的人说道，“得了吧，埃达，他们肯定会赌谁输谁赢。”
“没错。”埃达说。她伸出手，摸了摸我的额头，我闪了一下，头仍然很疼。“没办法，演戏就得演得真一点。得罪了。”
“行了，我懂。”我说。我眨了眨眼，想看清这女人的长相。“你是律师吗？”
“要命了。你不喜欢跟人扯淡，对吧？”
“你是不是律师？”
“不是，”她说，“我不是。”
埃达站了起来。她只是个妙龄女子，年龄可能是22或23岁。她是个奴隶，这些人都是干家务活的奴隶。我的体内仍然感到一阵一阵的刺痛。屋里的音乐变得激情澎湃，高亢兴奋，圆号齐鸣，鼓声震天。
“谁是律师？”我问。
“听着，先别问那么多。”她说，“我刚才给你打的是大剂量的奥氮平。你现在根本没办法办正事，老兄。”
我摇了摇头，现在连摇头都不利索了。我又站了起来，但双腿打战，叫埃达的女人使劲把我摁回椅子上。这时我离她很近，能看清肩带上的标识：一个木槌上缠着一条蛇，一把弓下面吊着一只桃子。
“坐下，你还好吗？”她转身吩咐，“给他倒杯水过来。”
“我去倒，埃达。”又是一个陌生的人说道。这屋子里到底有多少人？
“听我说……”
“坐下。”
地下室里似乎在开一场派对，我在椅子上坐了有一两小时，人们不断从我身边经过，穿着吊带裤和凉鞋，留着爆米花式的黑人发型或一头发辫的模样俊俏的黑人，他们如同我梦中的人影，而我的头不停地从一个梦境切换到另一个梦境。浴池里有一池冷水，旁边放着许多没有标签的酒。一盘曲奇饼在大家中间传来传去，角落里还放了一桶花生和另外一个装花生壳的桶。
我欣赏了一会儿音乐，想融入节奏中去。有人递了一杯水给我，我喝完了水，还想再来一点，于是有人又给我倒了一些。
“你要学会放松点。”给我倒水的女子说道，说话时害羞地看着我。放松这个念头让我忍俊不禁，我实在忍不住，笑了。真不知道我上次放松，无所事事是什么时候了。我也想随性而活。可巴顿、布里奇，所有人都在等着我回话。印第安纳波利斯，盖瑟斯堡，好多地方在等着我复命。
可我还是放松了下来。接下来的一小时，也许是好几小时，我没干别的事，一直在数屋子里面有几个人。我模糊感觉到人们在来来往往，他们都很友善，欢声笑语，掌声不断。一直有人在开玩笑，大家气氛融洽，笑闹不止。我不时听到：拜托，哥们，你知道我没扯淡。她提那个干吗！她提那个事干吗！
我感觉身边有一大群人，一群快乐、生机勃勃的黑人，但实际上屋里除我以外只有五个人，或者说在我头脑清醒后看到的只有五个。除了埃达外还有两个女人，一个叫玛丽莲，小矮个，有些淘气，一头长发在脑后扎成辫子，她就是给我倒水的人。另一个是沙伊，年纪要大一些，生了一对丹凤眼，善于察言观色。大块头叫奥蒂斯，皮肤很黑，一身结实的肌肉。最后一个叫马龙，留着脏兮兮的山羊胡。他是在广场上揍我的人，不过也是他用纸袋装了些冰块，轻轻压住我耳朵上的瘀青上为我消肿。“我打人时下手是挺重的，”他一边说一边调整着冰袋，“没办法，我就是这脾气。”
“你们都没有服役名吗？”我问马龙，然而回答我的却是玛丽莲，她站在房间的另外一头，我没想到她会听见我说的话。“当然有了。我们才懒得用那个名呢。”
我笑了。我看了看玛丽莲，竟发现脑海中没有可以形容她肤色的词汇，比如野蜂蜜色或浅色系什么的。我六年前在亚利桑那州训练时背过颜色表，但我找不到词来形容她的肤色。如果所有这些事，我冒的这些风险，最后徒劳无功，我又回到布里奇的控制之下，我的日子肯定不会好过。想到这里我脱口而出：“感谢上帝。”马龙问：“为什么感谢上帝？”
“不为什么。”我说。我小心地移开冰袋，又谢了他一次。
“你没事了吧？”他问。我答道：“没事了。”于是他把冰块扔进了水槽里。
音乐暂停了一下，有人将磁带换了面，音乐再次响起，这回声音更大。有很多人在演唱，有时候有歌词有时候只有曲调，原始的、自由自在的旋律配上和音，然后是不断重复的快速乐段。强劲的鼓点、拍手声和口哨声混合在一起。不管是什么音乐，它仿佛打开了我尘封已久的记忆，我的记忆中有一段这样的音乐。我曾经渴望着了解它，我终其一生，体内都有着这种渴望。
我感觉我慢慢地活过来了，如同一口枯井又一点一滴地蓄满了水。我站了起来，大家都在对我鼓掌，之后他们的笑声停止了，因为我傻里傻气地鞠了一躬。我跟他们跳了会儿舞，还婉拒了玛丽莲递给我的大麻烟，我可不想知道奥氮平和大麻搅和在一起是什么感觉。
之后我坐到了厨房餐桌边上，这时我才发现有一个很老的白人老头在屋子里。我敢发誓他之前没有在屋里，否则我肯定会看见他，可另一方面他看起来似乎一直就在屋子里，他坐在轮椅上，靠近餐桌，穿着深色西装，打着黑色领带，活像是出席葬礼。其他人都拿着易拉罐或是玻璃瓶，而他弯曲的手指却握着一只玻璃酒杯，里面有一些冰块，还有一点残留的深褐色液体。
“我的杯子是不是空了，孩子？”
“什么？”我刚才一直在看着窗外——这间地下室两扇挑的花园窗，可以看见一片灰暗的天空。我一直在想自己在什么地方。
“屋子里很暗，不过我想我的玻璃杯应该是空了。”他的嗓音十分微弱，不过仍然带着深厚而考究的南方腔调，“我的杯子确实空了。能麻烦你给我倒点酒吗？在冰箱旁边的柜子里有一瓶尊尼获加的红标威士忌。”
他用苍老的眼睛看着我。我找到了威士忌，给他倒了一杯。
“谢谢你了，年轻人。很感激你。”白人老头慢慢品着酒，舔了一下他开裂的一双薄唇，“我想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
“他叫以利亚，先生。”埃达抢着说道。她来到了我旁边，一手握着我的肩膀。他弯过细长的脖颈，看了她一眼。
“以利亚？”他问，眼神慢慢地回到了我身上。
“没错，律师大人。”埃达定定地看着我。我说道：“对，先生，我叫以利亚。”然后，我又按照礼数说道，“认识您是我的荣幸。”
“荣幸……”他努力清了清嗓子，“能认识你才是我的荣幸。”
他可能中过风，因此身体行动不便。身体有一边瘫在了轮椅上，像是正在融化的蜡烛。我想他可能有100岁了吧，说不定有上千岁了。他看上去老态龙钟，老得不成人形了，脸色苍白，坐在一张老式轮椅上，全身没有半点生气。
“以利亚。”他看着我，用舌头舔了下一口黄牙，“现在，你的任务已经开始了。你正在找通往自由的道路。以利亚，你度过了最困难的时候，但前方仍然阴云密布。我很难想象……”他又顿了一下，费劲地清了清嗓子，“很难想象你现在是什么感觉。但大家都知道这里，孩子，在这间屋子里没有人会不欢迎你。因为，这里是……”他尽量张开了骨瘦如柴的双手，“庇护所。”
“那么，”我说道，“谢谢你。”除了这句话也没别的可说了。
“是的，先生。律师大人，”埃达代我解释，“以利亚要上路了，要去应许之地了。”
“上帝祝福你，孩子，”律师说道，“上帝保佑你。”
说完后他仿佛睡着了，头歪向一边，眼睛合上，像个洋娃娃一样。
“先生？”埃达问，“拉塞尔先生？”
“他睡着了。”刚好经过的马龙说道，手里拿着一瓶啤酒。
“没错。”埃达拍了拍老头的手，“你说得对。”
“知道吗，早晚有一天，他睡着睡着就过去了。”
“给我闭嘴。”埃达说。她冲着律师温柔地笑着，马龙晃到别处去了。“不过他说得对。他总是这样睡着又醒过来，总有一天他不会再醒来的。”
周围的人渐渐安静下来，小声交谈，窃窃私语。大块头奥蒂斯和娇小的玛丽莲坐到了我之前坐的椅子上，她坐到了他的大腿上，两人互相依偎着。
“所有新来的人都叫以利亚，我们就是这么告诉他的，省得麻烦。”
我挠了挠额头：“北边的人交代我，来这儿之后的安排要和他商量。”
“行啊，”埃达说，“你和他说去吧。”
我看了看律师，又看了看她，她露出笑容，我也笑了。
“行不通，对吧？”埃达摇了摇头。她拿了条毯子盖住老人的腿，拨了拨他眼前的几根白头发。“可我们没法对北边的教会大爷们解释，是一群黑鬼在打理这边的事。”
库克和我驱车经过梅里迪安街去纪念碑时，他也跟我说过类似的话，说这是知更鸟思维，说这话的时候还带着一脸嘲笑。
“所以他……”我警惕地看着熟睡的老人，“他是你们的主人。”
她又笑了，笑声低沉，悦耳。“对，他是我的主人，以利亚。这栋房子，这座院子，屋里的东西，屋里所有的人，都是他的。”
“你相信他。”
“当然。我们很相信他。对他的信任胜过其他任何人。你听说过格利弗的案子吗？”
我听说过这件事。我再一次看向老人，试着在他衰老的面容下找出些端倪。有一段时间我痴迷于奴隶法的历史，研究了所有的高等法庭的判决书，背诵过长篇大论的裁决和异议。
埃达这句话唤醒了我对格利弗案的记忆。案子中的奴隶工作名叫格利弗，原本是路易斯安那州一个小农场主皮博迪的奴隶，皮博迪带着他去纽约州参加了表兄的婚礼。在婚礼进行的过程中，在夜店外等候的格利弗和几个当地年轻人起了冲突，他出于自卫参与了斗殴，结果因持枪罪进了联邦监狱。在牢里待了八个月后，一个当地的废奴组织赶在皮博迪之前带走了他，并且向法院起诉，索要他的自由权，他们机智地提出，联邦监狱位于废奴区域，在其中住满了半年之后就满足长期居住条款。根据这一条款，这名黑奴的住址已发生变更，所以他已经获得自由了。
纽约巡回法庭判决他胜诉，而最高法院本来也可能做出相同的判决，然而坏就坏在从亚拉巴马州来了个巧舌如簧的律师，是那种表面光鲜的南方律师，穿着白西装，里面有红背带，留着山羊胡，和桌对面这位垂垂老矣，拿个杯子手都在颤抖的老头完全不一样。
“那个案子本来会成为里程碑式的案子，对不对？”埃达说，“是对蓄奴者旅行条例的沉重一击。可是那个混账律师从畜奴州大摇大摆地来到法庭，说什么……那个，什么来着？说旅行的时间长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打了个响指，试着想起那个词，“马龙？那个……”
“意图。”律师睁开一只眼，轻轻说道，“根据法律条文，决定性因素不是奴隶旅行的时间长短，而是蓄奴者旅行的意图。”
“没错，没错，律师大人。”
他的眼又闭上了，呼吸轻微而平缓。
“他成功了。最高法院吃他这一套。”埃达说，“格利弗戴着手铐脚镣，让警察押回了农场。皮博迪一转眼就把他卖到了国外。”
这件事让我心头生出一股悲凉，一股悔恨的酸楚。所有人都有自己的归宿。我想起了玛莎，拘谨地坐在熊童子餐厅里，她现在肯定走了，应该走远了。我希望如此，可我又希望她没走。
律师的两只眼睛都睁开了，两只小小的、混浊的、湿漉漉的眼睛。他举起酒杯，说道：“敬格利弗，干杯。”
在场的奴隶们也举起了杯子，齐声说道：“敬格利弗！”他们饮尽杯中的酒，继续聊天，律师的眼睛又合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