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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坐在电脑前听着音乐，展开了搜索。在这座城市的众多医生当中，只有一部分人的姓是以字母V开头的，而在这部分人当中，姓氏的拼写长（或者说罕见）到要以V医生来简称的人就更加稀少了。
我敲打着键盘，输入各种查询条件。
首先我将城郊区域排除在外，包括卡梅尔区、弗舍尔斯区、锡安斯韦尔区和平原区，然而后来我又将这些区域纳入了搜索范围，不断地扩大、缩小，调整着我的人员名单。我将精神病医生、心理医生、儿科医生和妇产科医生排除在外。深思熟虑过后，我将牙科医生和牙齿矫正医生纳入了搜索名单。天知道这些人中有没有V医生呢？我并不知道究竟要找谁，只是在努力地搜索、查找。
与此同时，我打开了地图软件，留神着上面的动静。这时，我看到一个蓝点在印第安纳波利斯从一个街区移动到另一个街区。这个蓝点就是马里斯，他口袋里仍然装着我的蝴蝶刀。我在刀柄上装了个微型定位跟踪器，他的位置和行动轨迹，我了如指掌。
我看着马里斯驱车经过林肯像，驶入梅里迪安街，然后向西转入西南街，随后又左转到了都城街。
我用了一个老招数，把追踪器弄到了马里斯身上，这招儿使起来非常容易。
在执法官署的人选中我之后，我在亚利桑那州的沙漠里接受了为期四个月的秘密培训，紧接着就执行了我的第一个任务。我学会了偷窥，撬锁，追踪脚印和指纹，格斗以及跟踪，入侵数据库，加密和破解密码。
培训结束后，我被送到了一间冰冷的小屋，里面有两个陌生的医生，我昏迷了两小时，醒来后，体内就多了一副无形的枷锁。
如今，我在监视马里斯，而盖瑟斯堡的人则在监视我，尽管受制于人，但这种感觉还挺美妙的。
录音机在播放杰克逊的《爱情牢笼》（Everybody’s Somebody’s Fool），我将其视为放松的信号，我听了一会儿配唱者演绎的优美旋律“舒波——舒波”。下一首歌是詹姆·布朗的歌，听到他的歌我不由得会心一笑，电台里很少播他的歌。他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是来北方巡回演出的家族式乐队的主唱之一，而南方将这种歌艺非凡的黑人带到北方，向大众宣扬南方是人间乐园的做法，实在是虚伪得令人作呕。而詹姆斯后来找了个机会溜走了，从布法罗的旅馆潜逃到了加拿大的魁北克，而后不断创作出美妙的音乐，并在世界各地巡演，但再未踏足美国。
“你们看看我！”他在欧洲登台演出时，抚摸着他那夸张的亮片花纹披风与靴子时说道，“看看那帮浑蛋夺走了我们的什么！”
这种事以往经常发生。杰西·欧文斯，一名亚拉巴马州的奥运会金牌得主，1936年参加柏林奥运会时打破了多项纪录，之后却去了苏联。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他成了苏联的一件战利品，时不时地接受《真理报》的采访，控诉美国堕落的奴隶制资本主义。
等休息够了，我又投入工作，一会儿记录马里斯的行车路线，一会儿又费劲地甄别着神秘的V医生。
在整理出一份初始的疑似“V医生”的人员名单后，我关掉了医院和诊所的页面，打开了城内和州内运营中的各家废奴组织的捐赠人名单。里面有一个叫“立即完全自由！”的本地组织（纯粹废奴派），有印第自由运动组织（渐进派），还有焰铃社的印第安纳州中部分会和黑豹党的印第安纳州分会。这几个组织的会员信息和捐赠人名单都是公开的，但黑豹党除外，官方已将其定义为恐怖组织。不过我已经侵入了印第安纳波利斯城区警察局的电脑系统，拿到了名单。
马里斯这时上了高速公路，他沿着465号公路东南方向向南行驶，驶向城郊。我在监视他的同时，也在脑中回想起他那明显的非洲口音，他对库克提起的“另外一个案子”。不对，尘埃还没有落定。
在一股冲动下，我大声说出了这句话，我从椅子上站起，摆出马里斯的冷漠脸，说道：“不对……还没有……”我自言自语，对着电脑，对着墙上的裂缝说道，“不对，尘埃还没有落定。”
然后我坐了下来，放松手脚，咧嘴而笑。我们高深莫测的库克警官说什么来着？“获得自由后的他适应得还好吗？”我是这么问他的，而他是怎么回答的？我学着他的油腔滑调说道：“他这个案子很特别。他是个特殊的小孩。”
模仿完后，我恢复成自己惯有的神态。我从椅子上起身，从上锁的箱子里取出逃犯的卷宗，再读了一遍我最喜欢，也是让我最纠结的那句难以理解的话：已知疑犯有潜逃回印第安纳州印第安纳波利斯市的意图。
这句话和他们的对话全都暗含玄机，而其中的玄机又究竟是什么呢？在这些只言片语下隐藏的真相正蠢蠢欲动，等待有人来发掘。
我继续下一项工作，比对医生和废奴组织关联者的名字，圈出来一些，再划掉一些。完成后，我在旅馆提供的便笺上用铅笔端端正正地写下了四个人的姓氏：瓦西莱夫斯基、沃西宏斯基、维尼西亚-卡巴奇、威夏帕拉沙姆。10分钟后，我查到一篇两年前的杂志专访，在“印第安纳州每月名人专访”上发表，标题是《印第安纳波利斯的无名英雄》。文章大肆褒奖了一名全科医生，她关掉了自己在郊区利润丰厚的诊所，转而在自由人城北边、黑人工薪阶层居住的老城区休威尔，开了一间临街的诊所，这名医生对来看诊的病人来者不拒，且用三分之一的时间来诊治没有医保的病人。
“医疗权是基本人权。”伊丽莎贝塔·维尼西亚-卡巴奇医生如是说。
“很好。”我边说边把注意力放到另一块屏幕上，“很好，非常好。”
马里斯看来仍在开车，标示他的蓝点从东郊出口离开了高速公路，他开上了42街，经过露天市场，然后向南来到了凯斯通。
我一边打电话，一边仍在关注他的动向，在维尼西亚-卡巴奇医生的前台人员接电话时我站了起来，换了副嗓音：“喂，女士，你好！”我的声音有些混浊、疲惫，如同一个需要看医生的病人，我称自己为肯尼·莫顿（我推开阳台门，望着停车场）。我说道：“是的，我想预约，女士。没有，女士，我没有医疗保险，而且我的钱不是很多，我是不是能用别的方式……明天没问题……对，我知道是星期六，我可以约这个时间吗？太感谢你了，女士，真的是有劳你了，谢谢。”当我倚在阳台上，含糊不清地打着电话，摆出一副怯懦的工人姿态时，往昔的回忆又走进我的脑海，它破空而出，如同鲜血淋淋的战马，穿行于停车场的车阵，呼啸而至。
“原来你在这儿啊，神秘先生，我的救星。”
她换下了牛仔夹克，换上了一套短袖衬衣和裙子，不过仍然穿着那双马丁靴。她的小腿上有一串文身，仿佛在她光滑的肌肤上画了一幅深色的墨笔画：向日葵、牡丹和玫瑰。她的儿子穿着游泳衣，肩上披着一条超人毛巾。白人女子与我并肩前行，走在旅馆二楼的走廊上，小男孩跟在身后。
“对了，我叫玛莎。”
“幸会，我是吉姆·德克森。”
“哦，吉姆·德克森。对不起，我不知道得说出全名。”她的年纪在30岁左右，不过个头很小，笑起来很开朗，很忘我，像是个十几岁的少女。“我叫玛莎·弗劳尔斯。他是莱昂内尔，名字和玩具火车的牌子一样。”
“妈妈！”小男孩抱怨着，故意撞了一下他妈妈，“是和动画片里的狮子一样。”
玛莎翻了下白眼：“你看过那部动画片吗？小狮子莱昂内尔？拍得可烂了。”
“才——不呢，一点不烂，妈妈！”莱昂内尔说，“拍得别牛逼！”
“喂！不行哦！”玛莎装出受惊的模样，轻轻拍了拍儿子的肩膀，“不准说脏话。”
“可你会这么说！”
“我是大人，可以说。”
我微笑着看着这一切：小孩说错话，母亲的责备，母子间温馨的互动……我对父母与子女间情感交流的学习过程，和我学习其他很多东西一样，通过几年时间的观察和持续关注，后来我将这几年的时间称为我的灰暗岁月：当时我脱离了奴隶制的控制，却仍未完全融入文明世界。我在存钱购买合法身份，不敢光明正大地活动。在内珀维尔，我住在教堂的地窖。到了芝加哥后，我住在城西的铁路桥下。那时我会花费整天的时间在城区图书馆的阅览室里，缩在一个角落，读着各种伟大的奴隶文学作品，包括埃利森、鲍德温、莱特等人的作品，从他们的作品中，我了解了黑奴的历史。我读了佐拉·尼尔·赫斯顿的杰作，这本书是在佛罗里达州废奴法通过之前20年创作的，是一页一页从一个甘蔗种植园里携带出来的，这本著作的经历本身就是个传奇。
我会到咖啡厅慢慢品尝咖啡，有时候待在角落里，观察人们的交流，学习自由人的美国式语言，学习人们能自由大笑时的开心样子。到了夜里，在地下室的地板上我会不断地对自己大笑。
电梯到了，发出“叮”的一声。“跟我们来吧，吉姆·德克森。”玛莎说道，“到游泳池来聊一会儿。”
说起来，这间旅馆的游泳池相当简陋，池子很小，分成了深水区和浅水区，没有跳水板等设备。一块木板上写着游泳池使用须知：不准跳水，不准打闹，本游泳池没有救生员。在屋子的另一头有一面玻璃墙，照射出了整个“健身中心”的样子：几台跑步机，一盘水果，墙面上挂着一台电视，现在正播放着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频道的节目。
莱昂内尔放下毛巾，快走几大步，将身体缩成了一个球跳进了水里，很快又浮出了水面，嘴里吐着水，笑容满面，水不断从他的眉毛上滴下来。
“哇，上帝啊。”他大喊道，“水好冷啊，妈妈，你得下来试试。水特别冷。”
“没门。”
“来吧！”
“我没带游泳衣。”
莱昂内尔冲她咂了咂舌头，然后又钻进了水里，拍打着水花，在加了氯的蓝色水池里掀起一道浪花。没过一会儿，他的脚就伸出了水面，一前一后地蹬着水。
“我儿子特别棒！”玛莎突然轻轻说道，“对了，昨天早上谢谢你帮我们解了围，让我们能吃上东西。你人真好，真善良。”
我耸了耸肩：“去招聘会有收获吗？”
“好极了！”她用手拨了拨头发，“非常好，特别……特别好。”她自嘲似的笑了，但眼中却闪过一丝担忧和害怕，仿佛悄然而至的未来正向她袭来。“这种招聘会呢，第一天是应聘者给公司递简历，互相认识一下，如果人家想找你面试，第二天会打电话让你过去。”我还记得她放在腿上的那沓文件，折了角的复印资料，用圆珠笔画出了好多个重点。“结果呢，你也看出来了，”她说，“我现在都有空到游泳池来了。”
说什么好呢，我也有我自己的事要忙，有我自己的难题要解决。
游泳池又来了几个孩子，是三个吵吵嚷嚷的白人小孩：一个13岁左右的小姑娘和一对和莱昂内尔年纪相仿的双胞胎小子，女孩脸上有雀斑，男孩们留着中西部常见的平头。几个人扑通扑通都跳进了池子里，男孩们立刻和莱昂内尔打闹在了一起，这个年纪的小孩都这样，玩起来和动物嬉戏似的，你推我一把，我撞你一下。
“你到这儿来有何贵干呢？”玛莎问我。我做沉思状，表现出德克森该有的彬彬有礼。她继续说道：“你是来工作还是来玩？我猜你是来工作的。”
“为什么猜工作？”
“这不是明摆着的吗？一个男人独自出行，还能为什么呢？而且是到印第安纳波利斯？这地方是不错，不过，怎么说呢……”她说到这儿笑了，“毕竟这里不是坎昆，对吧？”
“没错。”我也笑了，“你猜对了，我经常到各地出差。”
话一说出口我就有些后悔。这话我没过脑子顺嘴就说出来了，很多余。玛莎对我的话产生了兴趣。“真棒！天哪！我也希望自己能到处出差。你是干哪一行的？到这儿来干吗？”
“我在苏拉维西数字服务公司做运营场地分析师。”她听完我说的话眨了眨眼。我笑道：“这是一家手机服务运营商，总部在印度尼西亚。”
“你们公司叫什么？苏拉……苏拉什么？”
“这个啊……”我笑了，作为运营场地分析师的我对此已经见怪不怪，“这正是我们要改变的地方。我们公司希望在美国开设一些店面，提高品牌知名度。所以我会到各个城市出差，探访临街的店面和购物中心，评估这些零售场所的潜力，然后我会就候选场所的相对吸引力向位于印尼雅加达的总部提交一份报告。”
用德克森式的热忱，向不同的人讲这些话，进而浇灭他们的热情，这种方法我已经演练过不下10次了。大多数的人，当我说到分析师、相对吸引力这样的词汇时，已经表现出不耐烦了。而这个叫玛莎的姑娘，却瞪大了眼睛，轻轻点着头，饶有兴致地听着，仿佛我在讲自己的职业是杀手似的。
她甚至还追问了我一个问题，问我怎么判断一个场所是合适还是不合适。我告诉她要综合考虑以下因素：人流量、附近的人口构成、场所的竞争力等。而在这段时间，莱昂内尔一直在和他的新朋友嬉戏、打闹。如果她愿意，我可以整天和她唠叨这些。至于我身份的这一层掩饰，是做过调研的，有翔实的理论支持的。
玛莎叹了口气：“我最远只到过文森斯。它是我环球旅行中唯一去过的地方。”她的眼神一瞬间变得迷离了起来，“你去过最迷人的地方是哪儿？”
“最迷人？”
“对，最迷人的！就是，最有趣的地方。”
我本要脱口而出“贝尔农场”，因为贝尔农场很有趣。然而我却答道：“芝加哥。”
“哇！你去过芝加哥！我一直都很想去芝加哥。你去过很多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