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为什么不到葡萄园来为我工作呢，我会使你变得苗条、结实的。”我谢绝了他的提议。体力劳动不是我的特长，我也不想强迫自己去锻炼。
我仍然在考虑究竟是到大学去上学呢，还是寻找一份有意思的职业，这两件事令我举棋不定。可是，在蒙彼利埃居住了四个月后，我懂得了一个残酷的真理：当猎狗获得帮助时，狐狸不管躲在哪儿都是不安全的。
我定期在蒙彼利埃郊外的一家小店（以美国人的标准）买东西，那是阿曼德向我推荐的一家百货商店。我每星期两次去购买食品，平时需要什么也随时都去。那天，我按惯例去买东西，店员正在把我买的食品装进口袋，我突然想起还需要牛奶，就叫那个小伙子把我的那些食品放在一边（后面还有其他人在排队），然后我慢慢走到小店后面寻找牛奶。在返回收款处时，我绕过一排放着罐装食品的架子，看见收款台旁站着四个男人，而顾客和店员都不见了。
其中一个男人拿着一杆滑膛枪，还有一个端着的仿佛是一挺短管机关枪，另外两个都拿着手枪。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歹徒在抢劫店铺，那些店员和顾客都躺在地板上了。
但是当我转身想躲在架子后面时，一个男人喊道，“阿巴纳勒！”
我弯腰躲在架子后面，不料又看见三个穿制服的宪兵，都用手枪指着我。他们从四面八方朝我逼近，穿制服的，穿便衣的，手里都拿着手枪、滑膛枪、机关枪或猎枪，枪口都指着我。乱七八糟的命令像响鞭一样，在我耳边炸响。
“举起手来！”“把手放在脑后！”“靠在架子上，四肢分开！”“脸朝下趴到地板上！”
我举起双手。除此之外，我不知道还要服从哪条命令，我只知道自己肯定不愿意被开枪打死。而几位警官摆弄武器的架势令我感到害怕。实际上，他们也把其他警官吓住了。
“看在上帝的份上，别开枪，”我喊道。“你们有一个人告诉我怎么做，我照办就是了。”
一位又高又瘦、表情严肃的男人用手枪指着我。“趴在地板上，脸朝下！”他吼道。我在几只很不温柔的手的帮助下，照他说的做了。那些粗暴的手把我的胳膊扭到背后，另外几只无情的手用钢环牢牢铐住我的手腕。
然后，我被十分无礼地拉了起来，四周都是保安局侦探、国际刑警组织官员、宪兵和其他天知道什么警察，我被推推搡搡地拥出小店，粗暴地塞进一辆没有标志的双排座轿车的后座里。我不能说法国警察是野蛮的，但我要说他们对待嫌疑犯的态度过分严厉了。我被径直押送到蒙彼利埃警察局。路上没有人说话。
在警察局里，那个表情严肃的侦探和另外两位警官，也都是保安局的，把我引进一个小房间。法国警察在对付罪犯，尤其是审问嫌疑犯时，享有很大的行动自由。他们开门见山，直奔主题，根本不顾罪犯可能享有的权利。我认为一个小偷在法国没有任何权利。
“我叫马歇尔·加斯东，是保安局的，”那个瘦高的官员用严厉的口吻说。“你是弗兰克·阿巴纳勒，是不是？”
“我是罗伯特·蒙佐，”我火气很大地说。“我是来自加州的作家，是一个美国人。我怀疑你们这些先生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
加斯东狠狠地扇了我一巴掌，我脸上顿时火辣辣地痛。“我犯的错误大多数都是严重错误，先生，但在这件事情上我没有弄错。你就是弗兰克·阿巴纳勒。”
“我是罗伯特·蒙佐。”我顽抗地说，企图在他们脸上找到一丝怀疑。
另外一位保安局官员上前一步，一只手攥成了拳头，但加斯东抬起一只胳臂阻止了他。加斯东的眼睛始终牢牢地盯着我，然后他耸了耸肩。
“我们可以给你吃点苦头，强迫你招认，但没有那个必要，”他说。“我有的是时间，阿巴纳勒，但我不打算在你身上浪费太多。我们可以把你一直关到世界末日，或者至少等我们找到证人证实你的身份为止。在那之前，除非你决定合作，不然我就把你送进关押普通醉鬼的刑事犯的牢房。你可以在那里待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一个月，这在我来说没有什么差别。但你不会有东西吃，也不会有水喝，除非你决定招供。你为什么不干脆把我们现在想知道的都告诉我们呢？我们知道你是谁。我们知道你做了什么。你只会给你自己找麻烦。
“还有一点，阿巴纳勒。如果你逼着我们费尽周折，把你现在就能告诉我们的情报从你嘴里掏出来，我是不会忘记的。而且我向你保证，你也会永远记住这样做的后果。”
我望着加斯东，知道他说的每个字都不是儿戏。马歇尔·加斯东真是一个很厉害的角色。
“我是弗兰克·阿巴纳勒。”我说。
我并没有像他们希望的那样坦白交代。我从不主动提供我在法国从事的任何犯罪活动的任何细节。但如果他们知道某个具体的事件，并且大致描述给我听了，我就点点头，说，“大概就是那样的，没错，”或者“是的，是我干的”。
第48章 黑漆漆的监狱小屋
加斯东起草了一份文件，记录下我的许多罪状，以及我被捕和被审问的情况，然后让我看了一遍。“如果大体符合事实，你就自己在上面签个字吧。”他说。
我对这份文件提不出什么异议。他甚至把他打我一巴掌的细节也写进去了。我签了字。
这份证词还透露了我是怎么被捕的。法航空公司在蒙彼利埃不设航班，但经常有空中小姐和其他航空人员光顾这个地方。两个星期前，法航的一位空中小姐来蒙彼利埃来看亲戚，无意中看见我在买东西，认出了我。她看见我钻进汽车，就记下我的汽车牌号。回到巴黎后，她找到她的机长，把她的怀疑告诉了他。她是那样确信无疑，机长就报告了警察。
“我敢肯定就是他。我和他约会过。”她一口咬定。
我始终没有弄清跟我过不去的是法航的哪位空中小姐。谁也不会告诉我。在过去这些年里，我与好几个法航空姐都逢场作戏过。我希望不是莫妮克。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那个报信者到底是何许人，但我认为不会是莫妮克。如果莫妮克在蒙彼利埃看见我，她一定会上前来同我见面的。
我在蒙彼利埃关了6天，在此期间有几位律师找到我，提出要为我服务。我挑选了一位中年男子，他的相貌和举止言行使我想起阿曼德，尽管他坦率地说明他认为不可能为我赢得自由。“我查看了警方的所有文件，证据确凿，你无法抵赖。”他说。“我们的最大希望就是争取轻判。
我对他说，能这样我就满足了。
令我吃惊的是，我被捕后不到一星期就被押送到佩皮尼昂，到那里的第二天就被带到重罪法庭接受审判，法庭由一位法官、两位陪审推事检察官和9名市民陪审员组成，他们将联合判定我是否有罪。
实际上那简直不算什么审判，只持续了不到两天。加斯东列举了对我的指控以及他收集到的支持这些指控的证明。有大量的证人可以出庭作证。
“被告怎样答辩？”法官问我的辩护律师。
“我的当事人对这些指控不作辩护，”律师回答。“为了节约时间，我们愿意简要概括一下我们的观点。”
然后，他开始口若悬河、情绪激昂地为我辩护，请求对我宽大处理。他指出我是多么年轻———我当时还不满21岁———他把我描述成一个不幸的、迷茫的年轻人，是一个破碎家庭的产物，“与其说是罪犯，还不如说是一个少年犯。”他指出，我在那里犯下同样罪行的另外十几个欧洲国家已经正式提出，一旦我还清在法国的债务，就要将我引渡过去。
“这个年轻人很可能许多、许多年都见不到自己的祖国，即使他有朝一日返回家乡，也是带着锁链，面对的只是那里的监狱，”律师辩论道。“我无需向法庭指出，这位年轻人不得不在这里忍受的监狱生活有多么严酷，我请求在量刑时考虑到这一点。”
我被宣判有罪。但当时我欣喜若狂地认为我的律师虽说输了一场战斗，却赢得了整个战争。法官只判我一年监禁。
我被押至佩皮尼昂的监狱———“拘留所”，那是一座建于十七世纪的阴森森、令人生畏的石头堡垒，我在那里待了几天之后才意识到法官究竟有多么宽大仁慈。
两名看守接收了我，他们粗暴地命令我脱光所有的衣服，然后就把我那样一丝不挂地押到楼上，顺着一道狭窄的通道往前走，两侧不见牢房，只有厚厚的石墙，上面镶着一扇扇坚固的钢门。看守在一扇金属门前停下脚步，其中一个打开锁，把门推开。门发出吱吱呀呀的声音，使人想起一部恐怖电影，另一名看守把我推进漆黑的小房间。我跌跌撞撞，摔倒在地，脑袋撞在牢房的后壁上，因为这是一间凹陷在地面下的牢房。我没有注意到有两级台阶通下来，说实在的，我始终没有看清那两级台阶。
我陷入完全的黑暗中。一种潮湿、阴冷、令人窒息和恐怖的黑暗。我站起来去寻找电灯开关，不料脑袋撞在了坚硬的天花板上。
没有电灯开关。牢房里根本没有电灯。事实上牢房里除了一只木桶外什么也没有。没有床，没有卫生间，没有洗脸盆，没有下水道。什么也没有。只有那只木桶。事实上它不是一间牢房，而是一个洞穴，一个升出地面的地牢，大约5英尺宽、5英尺高、5英尺深，天花板和门都是厚厚的钢板，地面和墙壁是石头的。天花板和门摸上去冰冷刺骨，墙壁不停地嘀嘀嗒嗒地落着冷冰冰的水滴。
我等着眼睛适应这里面的黑暗。没有光线从任何地方渗进牢房。头顶上、墙壁上都没有一丝缝隙。这扇由钢板和石头做成的匣子的年代久远的门，像一枚封印一样牢牢镶在门洞里。我的眼睛无法适应，人的眼睛无法适应绝对的黑暗。
有空气进入牢房。每过一段时间，就有一股阴风像湿漉漉、滑腻腻的手指一样掠过我的皮肤，使我浑身泛起鸡皮疙瘩，那真是一种冷得发颤的异样感觉。我不知道这股阴风来自何处。不管通风管在哪里，总之是漆黑一片。
我瘫倒在地上，浑身发抖，感到自己像被活埋了一样。紧张和焦虑使我抖得更厉害了。我试图理智地分析我的处境，以使自己平静下来。我对自己说，这里肯定不是我要被关押一年的地方。也许他们把我关在这里为了观察我。但我立即摒弃了这种想法。谁要在这间牢房里观察我，他的眼睛必须具备X光透视功能。好吧，那他们是为了让我领教一下如果我不放规矩点，就会吃到什么苦头。没错，这种待遇一定是为了保证我被关到普通犯人中间后能够循规蹈矩。毕竟，只有不服管教的犯人才会被独自关在条件如此恶劣的牢房里，不是吗？毫无疑问，任何一个文明国家，其监狱看守都不会无缘无故执行这样残酷的、非人道的惩罚。
然而法国就这么做了。或者曾经这样做过。 下期我曾被关在铁窗后面，那次只有几个小时，它使我相信拘留所和监狱都不是很舒适的居住场所。但是我读到过、听到过和看到过的任何材料都没有显示监禁竟是如此野蛮和缺乏人性。
第49章 真正的暗无天日
我被关在佩皮尼昂监狱的第一天，没有人给我送来食物。我是在下午四五点钟被投进这间阴森森的牢房的。几小时后，我精疲力竭，又冷又饿，内心充满疑惑、恐惧和悲凉，倒在硬梆梆的地上昏昏睡去，睡觉时蜷缩成一个球形，因为我身高有6英尺呢。
门吱呀呀地打开，惊醒了我。我坐起来，不舒服的睡眠姿势使我浑身酸痛、麻木。门口赫然出现了一名看守的模糊身影。他把什么东西放在我地牢的台阶上，就在他起身准备把门关上时，我猛地惊起，采取了行动。
“等一等！等一等！”我喊道，跌跌撞撞地扑上前，用双手扳住门的内侧，不让它关上。
“为什么要把我关在这里！我要在这里待多久？”
“待到你服刑期满。”他说完就猛地把门关上了。他的话在我耳边铿锵作响，这时传来钢门撞进石头门框的令人万念俱灰的金属声。
我身子往后一倒，被这个恐怖的事实惊呆了。一年？我要在这个漆黑的棺材里生活一年？没有光线？没有床铺？没有衣服？没有卫生间设施？什么都没有？我告诉自己，这是不可能的。没有人能在这种条件下、在这样一个漆黑的空间里生活一年。他会死的，而他的死将会是缓慢的、十分痛苦的。这还不如干脆判我死刑，把我送上断头台来得痛快呢。我爱法国。但是支持对我这种罪行施行这种惩罚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如果政府对这种监狱条件不了解，人民也不清楚，那么我被送入其手中的那些法国监狱管理学家们又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毫无疑问，肯定是道德沦丧的恶魔、疯子、性变态者。
我突然从心底里真的感到恐惧。我不知道在这个地狱般的囚笼里我怎么能够生活一年，也许根本就活不下来。直到今天，我的噩梦里还经常会出现我被关押在佩皮尼昂监狱里的情景。与佩皮尼昂的监狱比起来，印度加尔各答黑牢算是一个减肥疗养胜地，而法属圭亚那的魔岛简直就是一个度假的乐园。
我从没有指望监狱生活是轻松愉快的。我曾被关在铁窗后面，那次只有几个小时，它使我相信拘留所和监狱都不是很舒适的居住场所。但是我读到过、听到过和看到过的任何材料都没有显示监禁竟是如此野蛮和缺乏人性。
我四下摸索着，找到了看守刚才拿进来的食物。是一罐一夸脱的水和一小块面包。这顿简单的早饭甚至没有装在托盘里端进来。看守只是把那罐水放在最上面的台阶上，把那块面包扔在旁边的石头上。但我还是三口两口把面包吞下肚，一口气喝光了罐里的水。然后我可怜巴巴地蜷缩在潮湿的花岗岩石墙边，思索法国司法部的险恶阴谋。
我不是在监狱服刑，这是一种意在摧毁我的心灵和身体的折磨。
佩皮尼昂监狱的菜单始终一成不变。早饭送来的是面包和水。午饭包括一份寡淡的鸡汤和一块面包。晚饭是一杯不加奶和糖的咖啡及一块面包。食物永远是那么几样，只是供应的时间和顺序有所变化。我没有办法知道时间，很快就算不清日子了，我本来还想在脑子里记住时间和日期，但端饭的看守在供应我那些少得可怜的食物时总是变来变去，使我的时间观念更加混乱。例如，有几天的早饭、午饭和晚饭的供应时间很有规律，是在早上7点、中午12点和下午5点，然后突然之间，晚饭变成了上午9点，午饭到了下午2点，而早饭挪到了下午6点。我只是大致地估算时间。我实际上并不知道什么时候有饭吃，也不知道这是白天还是夜里。我经常一天只吃到一顿或两顿饭。偶尔我一整天都吃不到任何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