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次，看守用他的大手重重掴了一记我的脑袋。“别跟我说话，”他吼道。“这是不允许的。不许说话，不许唱歌，不许吹口哨，不许哼小曲儿，不许发出任何声音，不然就要挨打。”他狠狠关上沉重的门，不再听我的苦苦哀求。
那只木桶就是我的厕所。他们没有发给我手纸，木桶用过后也不给我拎走倒掉。我很快就习惯了那股臭味，但过了几天，木桶满得溢出来了，我只好挪换着地方，睡在自己的排泄物里。我从身体到精神都太麻木了，感觉不到恶心。最后那股气味实在太令人作呕，就连看守似乎也无法忍受了。一天，在两顿饭之间，门吱吱呀呀地开了，另外一个囚犯像一只耗子似的鬼鬼祟祟地溜进来，一把拎起木桶，匆匆逃走。几分钟后，他把桶又拎了回来，里面已经空了。在我被囚禁在那个小坟墓期间，这个同样的程序又被重复了大约六七次。但我被关押期间只有两次来人把牢房地上的粪便清理干净。每次都是由一个看守把着牢门，一个犯人用软管冲洗牢房，然后用拖布把洞里汪积污水吸走。两次我都冒着看守发怒的危险，总算在软管喷溅的水花中勉强冲了个澡。两次的清洗工作都是在绝对沉默中进行的。
在我关押期间，只有这两次算是好歹洗了洗身子，尽管我偶尔也用发给我的那份水浸浸双手或润润面颊。
他们不许我刮脸，也没有给我剪过头发。我天生毛发浓密旺盛，现在没有办法阻止它们的生长势头，头发和胡子就蓬蓬勃勃地长起来了。很快，我的头发就垂到肩膀下面，变成潮乎乎的、纠结蓬乱的一堆，我的胡子摩擦着我的胸脯。
第50章 在暗牢里向往光明
头发和胡子都油腻腻的，散发着恶臭，因为我无法不把身体浸泡在我自己的秽物里。
虱子和其他小得足以进入这间臭气熏天的牢房的昆虫，在我的体毛里做窝，吞噬着我的血肉。我的身体由于我不停抓挠和不断接触脏东西而感染发炎，我身上到处都疼。很快身体上就长满了疥疮，成了一个专门培养五花八门细菌的培养体。在狭窄压抑的空间里，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我失去了平衡感，当我试图活动活动，伸展一下四肢，或做一点简单的锻炼时，经常会摔倒在地，在粗糙的墙壁和坚硬的地面上碰得青一块紫一块，进一步加重了我的伤势。
我被收入佩皮尼昂监狱时体重210磅。单调的一日三餐里包含的营养和热量不足以维持我的需要。我的身体开始从它自身吸取养分，那些肌肉和筋腱贪婪地吞食着储存的脂肪和油脂组织，为我跳动的心脏和我的循环系统提供燃料。不出几个星期，我就可以用手指环绕住我的二头肌了。
我并不是独自一个人受苦。我很快就得出结论，佩皮尼昂监狱里的大多数（即便不是全部）钢门后面都关着一位悲惨的犯人。
各个牢房之间的石墙很厚，相邻的犯人彼此不能对话，但这些石墙绝对不是隔音的。模糊不清的喊叫和咒骂，痛苦而凄惨的哀号，以及压抑的呻吟和哭泣，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外面的走廊里回荡，这些声音有时戛然而止，又在几分钟内骤然响起。这些总是充满绝望的声音，像某个被围困的通报死讯的女妖精的叹息和啜泣一样，渗透进我阴冷潮湿的囚牢的墙壁，经过石头的过滤，从地下渗出来。有时，那些声音里带有气愤和狂怒的性质，使人想起一只觅食的野狼的悠长的吼叫，或一只受伤的狼狗的倔强的狂吠。
有时候那声音是我自己的，因为我在孤独中经常跟自己说话，只是为了听到人的声音。或者，我会低着脑袋站在门前，朝看守大声叫嚷，要他们放我出去，或要他们像对待一个人一样对待我，即使没有尊重，至少也应该给我体面和关心。我咒骂他们。我咒骂我自己。我咆哮、狂吼、哭泣、尖叫、唱歌、狂笑、呻吟，声嘶力竭、胡言乱语，我把木桶狠狠扔到墙上，把粪便泼洒在板条箱般的牢房里。我觉得自己快要发疯了。
我相信佩皮尼昂的许多犯人都疯了，因他们遭受的这种疯狂的待遇而精神错乱。几个星期后，我就知道我肯定也会丧失理智。我已经没有能力分辨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虚幻的，我开始出现幻觉。我经常发现自己又回到了皇家花园旅馆，周围簇拥着我那些可爱的“机组人员”，奢侈地品尝大龙虾或烤牛肉，或者发现我用手臂搂着莫妮克，在布拉瓦海岸的金色海滩边悠闲地散步。然后我突然恢复理智，发现面前的现实是潮湿阴暗的地牢，我在自己的排泄物中打滚，恶声诅咒把我打发到佩皮尼昂来的命运。
我认为，如果我没有那么丰富生动的想像力，肯定会真的发疯，然后作为一个疯子惨死在佩皮尼昂的监狱里。我的出色的创造力在过去几年里使我发明了许多高明的骗术，并使我落到今天的悲惨境地，但现在却像一个救生员一样挽救了我。
我拿定主意，如果我要出现幻觉，也必须是我自己设计的幻觉，于是我开始自己编造梦境。比如，我经常坐在地上，回想我穿着飞行员制服的形象，假装自己是一个真正的飞行员，是一架波音707的机长。突然之间，我身为囚犯的这个狭窄、泥泞、令人作呕的土坑变成了一架光滑、整洁的喷气式客机，里面挤满了兴高采烈的乘客，漂亮的、光彩照人的空中小姐正为他们提供服务。我假装自己驾驶飞机滑行，离开机场，然后起飞绕过高塔，我把这架大机器送入空中，在35000英尺的高空改为水平飞行。在这样想入非非的过程中，我用上了过去几年学到的所有航空方面的专业术语。
然后我会拿起泛美的麦克风。“女士们先生们，我是机长。欢迎大家乘坐阿巴纳勒航空公司的西雅图到丹佛的572次航班。我们目前的飞行速度是每小时575英里，天气晴朗，我们会顺利飞到丹佛。坐在机舱右侧的乘客应该能够清楚地欣赏到下面远处的雷尼尔山。诸位也许已经知道了，雷尼尔山海拔14410英尺，是华盛顿州最高的山峰……”
当然啦，我有时候成了英雄，驾驶我那架巨大的飞机与恶劣的风暴搏斗，或者战胜可怕的机器故障，把机舱里的乘客安全地送到目的地，然后享受乘客们对我的感激。特别是女人。特别是漂亮女人。
或者，我会想像自己是一位旅游车司机，向一群情绪激动的旅游者展示大峡谷的辉煌，或圣安东尼奥、新奥尔良、罗马、纽约市（我居然记得纽约市也有其迷人之处）或其他历史名城的风景名胜，并用我滔滔不绝、充满智慧的演说为他们作着介绍。“现在，女士们先生们，你们左侧的这座大宅第就是城市的创建人之一J·P·格林斯塔夫的家。他大半辈子都在挣大线。问题是，他把事情做得太大了，现在只好在一家联邦监狱里聊度余生。”
在这些白日梦中，我想是谁就是谁，这很像我被捕前那5年的状况。我是一位大名鼎鼎的外科医生，为总统作手术，用精湛的医术挽救了他的生命。我是一伟大的作家，荣获了诺贝尔文学奖。我是一位电影导演，完成了一部获奥斯卡奖的史诗般的影片。我是一位登山导游，把陷在危险的半山腰的不幸登山者救了出来。我是补锅匠、裁缝、印第安酋长、面包师、银行家和手腕高明的骗子。因为我有时会重温我的几个特别难忘的骗术。还有我的几个特别难忘的爱情场景。
然而，我的戏总是有大幕落下的时候，于是我又回到现实中来，只知道我在这间阴冷、黑暗、臭气熏天的牢房里做了一次虚幻的旅行。
一天，牢门在一个出人意外的时间吱呀打开，一个看守把什么东西扔进牢房。
第51章 美国领事也帮不上忙
这是一条薄薄的、脏兮兮的、散发着臭味的褥子，实际上比枕芯套大不了多少。但我赶紧把它铺在地上，蜷缩着躺在上面，尽情享受它给我带来的舒适。我一边沉入梦乡，一边纳闷我到底表现出了什么良好的品行，竟受到这样奢侈的奖励。
我突然惊醒，原来是一个粗壮的看守野蛮地把褥子从我身下抽走，他大声讥笑着，一边把钢门重重关上。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时间。但是过了很长时间才有人给我端来早饭。吃过晚饭后过了一段时间，门又刺耳地打开了，那条褥子又被扔在台阶上。我赶紧抓在手里，感受着它的柔软，像抚摸一个美人似的抚摸着它。可是，我又一次被惊醒，一个看守又把褥了从我身下粗暴地抽走。后来某个时候，褥子又啪的一声落到台阶上。我终于明白了。看守是在跟我玩游戏，一个残酷、野蛮的游戏，但不管怎么说还是一个游戏。我对自己说，他们玩弄的另外一些老鼠死了。后来我就不再理睬那条褥子了。我的身体已经适应了平坦的石头地面，或达到了柔软皮肉和坚硬石头接触所能适应的程度。我再也没有用过那条褥子，尽管看守继续每天晚上把它扔进来，我猜想他们是希望我再次使用它，再给他们带来一些乐趣。
我在佩皮尼昂监狱关押五个月时（这个事实是后来才弄清的），牢门外响起一声敲击，然后门被拉开了一条缝，透进来一丝微弱的光线。我大吃一惊，因为我一直不知道这扇门有一道滑槽，它设计得太巧妙了。
“弗兰克·阿巴纳勒吗？”一个无疑是美国人的声音问。
我跌跌撞撞地扑到门边，朝外面窥望。一个又高又瘦，脸上也皮包骨头的男人站在走廊的另一面，他是被臭气熏得退到那里，用一块手绢捂住嘴巴和鼻孔。
“我是弗兰克·阿巴纳勒，”我急切地说。“你是美国人吗？你是联邦调查局的？”
“我叫彼得·拉姆赛，来自马赛的美国领事馆，”瘦男人把手绢从脸上挪开，回答道。“你怎么样？”
我吃惊地瞪着他。上帝啊，看他这副样子，就好像我们是在马赛的街头咖啡馆里，端着一杯葡萄酒聊天！话语像开了闸的淤泥一样，从我嘴里滔滔不绝地涌出来。
“我怎么样？”我用几乎歇斯底里的口吻重复他的问话。“我来告诉你我怎么样。我病了，我全身都疼，我光着身子，我饿，我身上都是虱子。我没有床，没有厕所，没有洗脸盆。我睡在我自己的粪便里。我没有电灯，没有剃须刀，没有牙刷，什么也没有。我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间，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不知道现在是几月，甚至不知道今年是哪一年，看在上帝的份上……他们像对待一条疯狗一样对待我。如果我再在这里待下去，大概真的要发疯了。我会死在这里。这就是我现在的情况！”
我瘫倒在门上，因这番长篇大论的激烈演说而精疲力竭。
拉姆赛除了被我牢房里散发的臭气熏得蹙眉皱眼外，他的面部表情并没有丝毫变化。我说完后，他无动于衷地点点头。
“我明白了，”他平静地说。“这样吧，也许我应该解释一下我此行的目的。你明白吗，我每年两次巡视我的管区，拜访这片地区的美国人，我最近才听说你在这里。慢着，在你燃起希望的火苗之前，先让我告诉你，我是没有能力帮助你的……我十分清楚这里的条件，以及你所受的待遇。
“正是因为那种待遇，我才无能为力。你明白吗，阿巴纳勒，你受到的待遇和被关押在这里的法国人所受的待遇是完全一样的。他们并没有额外对你做什么，他们怎么对待你，也就怎么对待关押在你两边的犯人，实际上监狱里每个牢房里的犯人的待遇都是一样的。每个牢房里的设施都和你的一样。每个人都生活在同样的肮脏环境中。每个人都吃同样的东西。每个人都像你一样被剥夺了权利。
“你并没有被专门挑出来加以虐待，阿巴纳勒。只要他们对待你的方式和对待他们自己人的一样，我就没有办法帮助你摆脱困境，甚至不能提出抗议。
“只要他们歧视你，或者因为你是美国人、外国人而对你有所区别，我就可以提出干预和申诉。那也不会有什么作用，但我可以代表你进行调解。
“但是如果他们对你执行的惩罚和他们自己人的一样，那就没有办法了。法国监狱就是法国监狱。据我所知，它一直就是这样，而且以后也会永远这样。他们不相信通过感化使犯人悔过自新。他们相信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简单地说，他们认为必须严惩被判有罪的犯人，而你就是一个被判有罪的犯人。说实在的，你的运气还不错。信不信由你，以前的情况比这还要糟糕呢。犯人每天都要被毒打一次。只要没有人专门虐待你，我就无能为力。”
他的话传入我的耳朵，就像鞭子打在我的背上。我觉得我仿佛被宣判了死刑。这时，拉姆赛带着一丝淡淡的微笑，递给我一纸缓刑令。
“据我了解，你在这里只要再待30天就行了，”他说。“当然啦，你不会获得释放。我听说另外一个国家的政府———究竟是哪个国家我不清楚，要把你引渡到那个国家去接受审判。不管你去哪儿，待遇肯定比这里要好。好了，如果你想让我给你父母写信，告诉他们你的下落，或者想让我与其他人联系，我都乐意效劳。”
这是一个很仁慈的姿态，实际上他没必要这么做的，我觉得他的提议很诱人，但我很快就克制住了自己。“不用了，没有那个必要，”我说。“谢谢你，拉姆赛先生。”
他又点了点头。“祝你好运，阿巴纳勒。”他说。他转过身，似乎消失在一片突然迸射的强光中。我赶紧往后一跳，捂住眼睛，痛苦地尖叫起来。我后来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走廊里灯光的亮度是可调节的。当一个牢房的门或窥视孔被打开时，光线就被调暗了，暗得不足以对囚犯的眼睛造成伤害，因为他们终日像鼹鼠一样生活在毫无光线的地洞里。当某个像拉姆赛先生这样的拜访者光临时，灯光就被调得很亮，使他能够看清脚下的路。
第52章 犯人被押向别处
他离开时，一个看守过早地扭动了调光开关。照顾犯人们的视觉，这是佩皮尼昂监狱对犯人表现出的惟一的体贴行为。
拉姆赛走后，我靠坐在墙边，等眼睛的疼痛缓解后，开始思索他刚才透露的那个消息。难道我的刑期真的要结束了？难道我被投进这个可怕的地牢真的有11个月了？我不知道，我已完全失去了时间概念，但我觉得他对我说的不会有错。
从那以后，我试着计算日子，想在我脑子里的月份牌中清点那30个日子，后来发现这不可能。在一个满是污秽、没有光线的封闭的空间里，即使有任何支离破碎的时间存在，也都被用来挣扎着存活下去，在这样的境况里，根本不可能记清日子。我相信过不了几天，我就只能勉强维系理智，不让自己发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