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之后，唐南生仍无动静。手机还在关机中。红叶宾馆、壹号公馆、肯德基等唐经常去的地方也未见他露面。有人甚至去政府找蔡副书记和庄副市长打听，因为唐南生常夸口“我和你们蔡书记、庄市长很熟”，并且人们也确实在多个场合见过他们关系亲热，异于常人，不是勾肩搭背，就是称兄道弟。两位领导对来探问唐南生下落的本地股东态度客气，他们凝眉思索片刻，说：“我还说找你们问问呢。”有人想到更江南集团在中原、内蒙古等地有实业，一些地方自己去考察过，与当地投资代表接触和交流过，因此翻出当初交换得来的名片，打电话过去。那些异地的投资者说：“这人已经很久没有消息了，我还想问你们呢。”
也是到此时，我们红乌股东才知道自己并不掌握唐的籍贯信息和家庭住址，根本没办法去联系他的家人，也没办法去当地找他。大家唯一清楚的是他说一口台湾话。
群情激愤之余，一批人主张报案，另一批人坚决反对。因为报案意味着债务无法清偿，债权人一次性只能得到较少赔偿，甚至是零赔偿，并且会失去继续追讨的机会。不到唐南生一个子儿也不肯赔，绝不应当走到这一步。于是有人说：“我们不报他骗钱，报他失踪总可以吧。”另有人质疑：“我们不是他亲属，有没有资格报他失踪呢？”他这么说，大家才意识到自己从未考虑过这一问题。股东队伍中有一人的兄长兼职做律师，叫郭朝凤。于是大家咨询他。郭朝凤查找文献，说一般情况下报案失踪须具备以下条件：
一、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失踪超过二十四小时；
二、报案人须系失踪人直系亲属，报案时须持本人身份证件和失踪人的关系证明文件，并提供失踪人户口簿及近期照片两张。
走投无路之时，众人想到公安局退休的副政委刘少余。刘的女婿在武汉经商颇有积蓄，刘的女儿想给刘一笔钱出门旅游。刘以签证难办为由拒收，因此刘的女儿做主，以刘少余的名义向更江南集团购买一笔股金，算是投资。众人想：刘家虽然只购买一笔股金，投入十五万元，但那也是钱，只要是钱就会让人心痛。因此他们相约去找刘。刘少余在朱雀路有一套三层的商品房。因为夫妻不和，妻子住二楼，他住三楼，一楼出租给他人做奶茶生意。刘少余在三楼种花植草、养猫饲狗，还喂了一大缸的红色金鱼，共计四百余条。刘少余头发浓密，像是理发时清洁碎发的琥珀色的刷子。在他的大鼻子和左眉眉弓上，各生长一颗黑痣。见到来说明情况的股东，他匆忙点起雪茄，含在嘴里，说：“啊！又有什么事？你们这些人，尽不学好。”烦躁之情溢于言表。因为他耳背，兼之脾气固执，人们花了十分钟才将事情跟他说清楚。他好像是第一次听说此事，说：“唐老板是骗子？跑了？我也投资了？我怎么不知道呢？”他取出手机拨打女儿电话，称呼对方“小朋友”。他从“小朋友”那儿问到确有这一笔投资后，姿态大变。他对股东们说：“真是岂有此理，一个大活人没了还不让查了？如果失踪的是孤儿，人们就不能够去报案吗？”众人说“就是就是”。他一挥手，带大家下到二楼，支走老伴，同时说：“这是牵扯到多少家多少户的事情啊。”众人说“可不就是吗”。在二楼客厅墙边的高腿茶几上，摆放着一台米黄色的电话机。刘少余揭下盖住电话机的罩布，抖抖，瞟了一眼期待地看着自己的众人，从嘴里发出“哧”的一声。墙上贴着一张通讯录，刘少余的手指在上边移动，定在“法制科”那儿。他一个个地捺号码，捺好，对着话筒说：“法制科吗？我免贵姓刘，刘少余。杨科长在吗？在的话叫他过来接电话。”然后张开嘴在那儿等，手上还抓着核桃玩。少顷，从话筒里传来对方的声音。刘少余把情况简要复述，问对方应当如何处理。“这种事总不可能不处理，对吧？”刘说。然后两下无话，众人判断这会儿杨科长正搁下话筒，走向文件柜，扫视书脊，然后拉开玻璃，抽出其中贴满小便签条的一本，蘸着口水翻动。很快从话筒里传来声音，杨科长建议各位股东按照公安机关查找疑似被侵害失踪人员的相关规定，到刑侦大队申请立案，依据是人员携带大量财物失踪，且在失踪前与他人有重大矛盾纠纷。刘少余又拨打刑侦大队电话，刑侦大队指引他们去大队报案。当日，大队值班领导是教导员，他指定分别在市区中队和技术中队实习的两名警院学生处理报案，有事向市区中队民警高晓强请示汇报。高晓强以前是北片中队的副中队长，因犯错误被降职。
十六
两名实习生都是异地儿郎。一名叫陈敏，蓄平头，戴眼镜，眼小鼻短，皮肤黑黄，个子显矮，性格温顺，然而并不柔弱。真要是打架，两个人拿不下他。他是跑步爱好者，每天跑八至十公里，周末跑三十公里，但凡有马拉松比赛就设法去参加。因为跑步，其小腿肚鼓胀而结实，用手去抓，和抓石头一样。在刑侦大队，民警因工作需要常穿便服，只有陈敏穿制服，并且戴警帽、打领带，有时还戴白手套。他总是在腋下夹一只黑色公文包，内藏材料纸、印泥和笔。从外表就能看出他做事比较拘谨，一板一眼。另一名叫秦彤，眉清目秀，唇红齿白，皮肤吹弹可破，然而思维和行动敏捷。相较于陈敏，他对打扮更为上心，有时甚至穿那种黑色、宽松的丝绸衬衣，衬衣上印制数只鼓翼飞翔的白鹤。其人爱笑，爱去体育场看球赛。陈敏每做一件事前，都会隆重地问：“秦彤，你怎么看？”
我们红乌股东一共有三十人到刑侦大队报案，后在高晓强建议下，精减为五人，以吴胜火为首。陈敏、秦彤在大队会议室接待他们。陈敏、秦彤要求他们出具唐南生的有效身份证明。“兀哪里有哩？”吴胜火说。在我们红乌方言里，“兀”是助词，用于句首，无义，和《诗经》里“维以不永伤”的“维”近似。
“我们只是问一下。”陈敏、秦彤说，然后在笔录上记下：报案人无法出具证明。他们又问：“你们是否在其他地方报过案？”
“没有。”吴胜火答。
“我们也只是问一下。”
接着，陈敏、秦彤又问：“唐南生失踪前是否与他人有重大矛盾纠纷？有没有人说过要找他报仇、杀了他之类的话？”
吴胜火等人说：“这倒是没有。人生气倒是有的。”
又问：“有谁生气？”
他们答：“个个都生气。你说他欠人那么多钱，被欠的还不能生气？说起来我们真是倒霉，摊上这么一个老板。我们烧香拜佛求他还活着，他活着就还能还钱。真要死了，我们什么指望都没了。”
之后，两名年轻人骑电瓶车到红叶宾馆，举起相机，眯着一只眼，对着唐的住房进行各个角度的拍摄，然后掏出镊子夹走唐留在枕巾上的碎发，并取走唐留下的指纹、掌纹。他们还扣押唐的手机、衣服、牙具等所留物品。他们开列清单，要曹姨作为见证人签字。曹姨急得汗如雨下。两人只好作罢。两人锁上房间，贴上封条。曹姨见此，脸色惨白，不停地跺足。秦彤问为何，曹姨说自己损失太大，一则这间房再也不能用于住宿，二则其他房客看见这间房门上贴着封条肯定害怕，别的房间也不敢去住。秦彤问房费一个月多少，曹姨说六百。秦彤让她掏出手机，用微信转过去六百元。
“以后呢？”她说。
“以后的事以后再说。”秦彤说。
“那别的房间呢？别人看了封条还敢住别的房间吗？”她说。
“你或许可以整块帘子盖住封条。”秦彤说。
如此曹姨才作罢。
就如何查找唐南生的下落，高晓强拟定“四三三”方案，让两名实习生逐项去做。“四”，即从人际往来、交通出行、财产处置、通信记录四个方面来查找唐南生失踪前后的活动情况。“三”，即从本市110、派出所接处警记录中比对查询，从周边地区新出现的绑架、杀人等犯罪案件中比对查询，从“全国未知名尸体信息管理系统”和“全国公安机关DNA数据库”中比对查询。另一个“三”，即向报案人、唐南生家属及其他关系人调查唐南生情况，制作询问笔录。
这样的方案，条理分明，对两名实习生而言是一次很好的锻炼机会。它不但有助于两人熟悉工作流程，而且也能快速培养他们和各种人打交道的能力，比如处理事情找谁批准、找哪个级别批准，去车站、电信这样的机构调查时和哪个部门对接，来往公函应如何写。甚至致谢时是敬礼还是鞠躬，询问的口气是软还是硬，事先都要考虑好。
也正是通过这次调查，唐南生是台东人的说法被澄清。实际他是福建省莆田市仙游县赖店镇留仙村十一组人，原名唐锣生，别名唐伟俊。其妻患结核病早逝，未曾生育子女。其家常年无人居住。前几年台风，老宅浸泡水中，自行瓦解、倒塌。
不过收获一时也就这么多。两人准备向高晓强请示，去调看视频监控。正当此时，以吴胜火为首的我们红乌股东前来献言，说现在探头这么多，何不去瞧一下呢？可谓不谋而合。高晓强说：“我何尝不知道要去看监控。看监控已经成为我们公安机关最重要的破案手段。我们只要开展侦查工作，首先想到的就是调看监控，甚至可以说是‘本能地就想到’。它在追溯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和搜集犯罪证据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它神奇到什么程度呢？好比它是一只盒子，你只要揭开，就一定能发现里边有自己想要的东西。我们在第一帧画面看不到的东西，在第二帧会看到。在第二帧看不到，在第三帧也会看到。只要我们想看，就总会看到。无非看累了，多滴几滴眼药水。我记得有一阵子，我眼睛都看得充血。我听说，在很多地方，技术已经发展到这一步：监控系统已经不再是对事物进行被动地感知，而是像人脑一样，可以主动地去认识、分析。换句话说，已经用不着我们用肉眼去察看。遇有可疑处，它就自动示警。我们红乌也快了。也许你们实习没结束，我们的技术就到达这一步了。在这种情况下，感到沮丧的除开犯罪分子，还有我们刑警。刑警不再是侦查活动的主导，而可能只是监控系统一个可有可无的帮手。刑事侦查作为一项古老的、综合性的技艺，正面临失传的危险。你们学历比我高，见识比我多，我说的这些你们一定懂。”
“我们也只是接触一点点。”二人答道。
“你们知道这件事为什么直到今天还存在吗？”
“什么事？”
“就是去调查一个明显是跑路的人被侵害。这非常荒谬。你们知道这件事一直到今天还存在，是为什么吗？”
“不知道。”
“是我们不忍心拒绝刘老政委。你想，债户失踪，那不就是不想还钱吗？股东们应该去找‘处非办’和经侦，可他们害怕在那边立案后，自己的钱没人还了。他们又不想让人家就这么不见了，因此想到来我们刑侦报案这一出，就说唐老板可能被侵害。你看人的心思是不是很微妙？这件事直到今天还存在，还因为荆教导把它当成一次演习，专门锻炼你们实习生。说说看，这些天你们都做了啥？”
两人将自己的调查经过一五一十汇报。高晓强一边听一边颔首，说“好”“不错”“孺子可教”。然后他思虑再没有别的什么要锻炼他们了，就说：“现在你们可以去调看视频监控了。”他说：“我的本意不是不让你们看视频监控。今后你们办案切记还是先看监控。我只是想交代，你们千万不要因为有了监控，就丢掉其他侦查技能。你们得有一技之长，否则就容易被替代。看监控是连小学生都会的事。我说得对吗？”
“您说得对极了。”二人说。
“乖，去吧。”高晓强说。
十七
我们红乌共架设监控探头五千台，分布在大街小巷、重要路口、学校商场、机关单位以及居民小区。监控点还在逐年增加。可以说在悄然间布下天罗地网。在红乌市区主干道，红绿灯一般安装在长臂灯杆上，有一天，人们发现，歇足于灯杆上的不再是一排麻雀，而是望向各处的摄像机。陈、秦二人去市局指挥中心查看监控材料前，好生做了功课。他们翻看、分析询问材料，并重新走访关键知情人，初步确定唐南生失踪于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三日夜，具体消失于肯德基至红叶宾馆的一段返程路。那么，去查找相关路段当天及之后几天的监控视频就好。这就好比在进行手术或尸体解剖前，先在肉体上比画，找准下刀的地方。
除开应酬，唐南生一天三餐都在肯德基快餐店解决。他每次都是从永修路的红叶宾馆出发，西行至环岛，然后沿人民北路南下，经过两个红绿灯，到达开在原市区中心的肯德基。西行的一段距离是四百米，南下的一段距离是一千五百米。加起来是一千九百米。一天往返共六次，合计十一点四千米，对应手机里统计的步数约是两万步。唐南生将它理解为一种旨意，每天虔诚且甜蜜地去执行它，甚少违反。我的感觉是他虚无而疲乏的生活需要填入一副合金骨架，填入能让他感受到活着的东西。当然这只是我的臆测。肯德基是唯一到我们红乌落户的国际著名餐饮连锁品牌。开业之日，顾客队伍排到店外四百米处。一些原有的快餐品牌如KBC、麦肯基，有如李鬼见李逵，羞愧难当，无脸见人，拉上卷帘门歇业了。我们红乌人对肯德基的感情很深，虽然它招聘的员工都是本地人，我们还是常对他们竖大拇指，说：“你们干得好。”我们都知道，像星巴克、麦当劳、哈根达斯、赛百味这样的品牌是不来的，就是来了也会摇头走掉。只有肯德基不单来了，还租下整整两层楼。我们像是被封锁的国家，看见一位体面的朋友穿越迷雾，前来和自己建交。阳光每天穿过洁净的玻璃窗，照射到肯德基米黄色的餐桌上。我们红乌人举家出动，来到这过去只有在电影里才能看见的地方。那些小孩定睛，抓着汉堡、鸡腿认真地吃，仿佛他们的胃天生就为这些垃圾食品准备。大人也忘记几千年饮食传统对自己的约束，变成“中西餐并重”的杂食者。肯德基外的十字路口原先是市区中心，曾有交警在路心岗亭值勤。在肯德基东边、和肯德基隔一条马路的是几代人的购物中心：百货大楼。仍然存在的柜台代表着森严的等级秩序。曾经，柜台里的人面无表情，高高在上，柜台外的人翻出辛苦一年赚来的一点钱，看着它被全部拿走。我听说当初有人为了能进柜台内工作，而向竞争者下毒。现在它早已失去往日的繁荣，就是照进来的阳光，也比别的地方晦暗。可是人们只要望见它，就像望见弃用的断头台，心中仍会感觉悚然。在物资匮乏的年代，是百货大楼集中了几乎全部物资，好让我们白白看着，数落自己的贫穷。肯德基斜对面是农行储蓄所，我记得储蓄所后曾有一幢四层的农行职工宿舍楼，墙体刷成青色。大约二十年前，宿舍楼被拆除，现在出现在它位置上的是一家酒楼。我记得我这一生第一次喜欢上的女孩，就住在那青色的宿舍楼里。我没有得到她任何眷顾，哪怕是一次礼节性的握手。在我脑海里，她是那么神秘、深奥、难以捉摸，她说的每句话都值得详加分析。我认为她配得上我这么爱她。直到互联网来了。在互联网时代，她即使没有说什么，但她选择过什么、关注过什么、对什么点过赞，还是无情地暴露出来。她的思想、见识、趣味，以及骨子和本能里的东西，被泄露一空。她变得太清楚。我为自己曾喜欢这样一个人感到费解和难忍。唐南生把肯德基的菜品挨个儿吃完，他最喜欢搭配一杯冰镇可乐。他一边用餐，一边摆弄两台手机。有时他会来到门前台阶，坐下，看像大规模迁徙的鱼群一样打马路经过的骑电瓶车的中学生。有时他会对落单者说：“小女生，我跟你讲，你知道你有多漂亮吗？”她们在经过时会看他。她们心里的话是那么明显。她们边看边用眼神示意同伴，似乎在说：“快瞧，这里有一个台湾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