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们跳过来。摄像的，笔直站着，眯住一边眼，将摄像机摇来摇去；拍照的，时而单膝跪地，时而踮着脚尖，时而跑到更高一点的地方，咔嚓咔嚓，没完没了；写字的，不停在笔记本上写着，写完一页，便粗暴地翻过去。人们围到后边，轻踮脚尖，伸长脖子。“走开。”那些记者朝后头掸手。
只有一位穿鸡心领毛衣的矮胖记者一言不发，蹲在尸体前沉思。当有人招呼他时，他猛然伸出手制止。他就像我们天才的孩子，皱着眉头，歪着脑袋，一动不动，像要从尸体上谛听出什么。他找到一根小枝条，挑起草席一角，人们跟着侧下脑袋，想看见什么。只有阴影。他一直盯着那里，忽而又扔掉枝条，揭起草席。他一边站起身，一边揭，将草席掀到一边。然后他取出相机不停拍摄。拍完了，他将双手插进裤兜，转过身仰起头，继续沉思。
春天躺在那儿，衣服沾在身上，显现出鼓胀的胸部，有的地方没沾紧，储积着水。她裸露出的皮肤极其苍白，像猪被放过血、刮过毛，而在枕部、项部、腰部等处，则出现淡红色的斑块。这斑块不是隆起于皮肤上，而是隐藏于皮下。据说只要按压，就会消失，而一撤开手，它又重新出现。在她的腰下有一个边缘整齐的三角形小洞，是尸体被扔过来时压到了一颗小石子。她正像打鼾的人那样永睡，翘着嘴，鼻下鼓着一颗气泡。她眼球斜挺，睑球结膜处挤压着血块。她手握泥草，右手的食指和中指露出指骨。就算被绳索捆住，她那死去的手仍然紧握着泥草。
我感到难以忍受。尽管我早知道结局会是这样，知道这是这个神经错乱的姑娘的必然归宿，尽管如此，我还是难以忍受，猝然呕吐。这难以遏制的呕吐就像一个人被划开肚皮，怎么兜也兜不住往外滚的肠子。我双手撑住地面，蹲着，像加大了马力的抽水机那样吐着。人们仓促避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头儿拄着拐杖，跟着也呕了。秽物涌出来，一部分沾到他胸前的衣服上。“你非得看，”他的老伴儿恼怒不堪，拿手帕不停擦拭，“你就是有瘾。”
“我不看呢。”老头儿的眼泪滚出来。
我不再呕吐时，走上水泥道，走向斜坡，在那里坐着，一直坐到路上开来一辆破旧运输车。警察从车上走下来，大喊退避，对着尸体不停拍照。船夫不知从哪里溜出来，说：“你们总算来了。”
“没有哪辆车愿意来拖。”
警察将头歪向运输车，接着又转头回来继续拍：“你的钱别着急，我会帮你落实。”船夫点点头，不知该不该走掉，蠢蠢欲动，很久才说：“早上不是拍过吗？”
“早上光线不好。”
“是他们自己围过来的，我拦不住。”
“没事，你回吧。”
船夫便走掉了。警察拍完，招来搬运工。他们戴着污黑的手套，仰着头，将那硬得像家具的尸身抬到担架上。在要抬上车前，他们将担架半倚在车斗上，死去的春天便一动不动地靠在那儿，裤脚滴着水。司机跑来帮忙，将她弄上车。然后车辆一溜烟儿跑了。人们顿时感到萧条，不久都散了。
穿旗袍的小姐不停打着火机—她今天带来了纸钱—那玩意儿嗒嗒地发出声音，蹿出微弱的火星。直到穿鸡心领毛衣的记者来了，她还没点着。“他们说你来这里了。”他说。那小姐看了看他。
“我想采访下你。”他说。
“采访什么？”她说。
“听说你和死者关系很好。”
“是很好。”她停止打打火机，抬头望着天空。
“那你能讲一讲吗？”
“没什么好讲的。”她的两个同伴拉着她。
“我要讲。”她平静地说。
“没什么好讲的。”
“不，她就是被他们害死的。”她拨开身边掐她的伙伴，提着裙子走到记者面前。
“别说。”她们说。
“什么别说？要是没做亏心事，他们为什么跑掉？”
“事情都过去一个月了。”
“就是因为这个，就是。”
她觉得旗袍很闷，叉开两腿，像只圆规那样站着。她的同伴退到一边。她在讲述时不时回过头来强调：“我要讲。”人们围拢过来，那记者推阻着，就像这事只有他才有资格听。可其实谁都听得见。小姐越说越激动。
最终，人群散去，我听到焦躁的喇叭声。那是属于我的暗号，有人在命令我。我家的老爷车正停在斜坡上那条通往城外的道路上，小莉从车上走下来，走来走去，好不耐烦。我们要去一个农庄。我知道等下她会说：“我一刻也待不下去啦。”
八
一则消息：
本报讯（记者何放）昨晨6时许，护城河东段赵家闸处打捞出一具女尸。据在附近晨练的李老先生称，尸体是天亮前被一起晨练的伙伴发现的，随后报警。赵家口公安分局民警赶到现场安排打捞，并在上午将尸体运走。据记者在事发现场目测，女子20岁出头，身高约1.62米，穿着白色上衣、黑色九分裤以及白色松糕鞋，皮肤苍白，部分位置起鸡皮疙瘩，双手被绳子捆住，已经死亡。记者从警方了解到，该女子身份不明，是否他杀正在确认中。
九
我没见过小莉发这么大的火。她双手打战，无休止地咆哮“滚滚滚滚滚”，像连珠炮发向紧闭的电梯门。滚哪！她在补偿，刚刚春天在时她一直噎着。我夹紧她胳膊，搂着她回家。她不停挣脱。“你说是不是这样，是不是？”她说。
从此她不再原谅春天。这是女人关系的本质，一旦撕裂，永远撕裂。我们呆坐于沙发上，房间就像被龙卷风刮过的废墟。早上，我们仨还一起吃饭，但在上午，有一个离开了。在早上我们不能预测到这个结果。我们以为还要一阵子。我走向春天的卧室。枕头被丢在台灯下，床单和毯子胡乱堆着，露出暗红色的席梦思。剩下就没有什么了。墙壁上挂着几幅画，空调插头悬吊着，窄小的衣柜敞开，只有一只袜子。我不奇怪春天能这么快收拾走所有的东西。我们借给她的地方不大，无法让她繁殖出自己的物品和世界。
我在小莉提着拖把出来时，溜进卫生间。我憋了很久，现在却一点也拉不出来。我越想拉，越拉不出来。写这些你不会舒服，但没有比这更能说明我造孽的事情了。我觉得是在占用别人的卫生间。小莉和她男人趿拉着拖鞋在外边走来走去，你搞不清他们是在提醒我还是本来就要走来走去。他们让我全身发紧。他们透过这扇薄门监视我。我在这里占用他们的马桶呢。我真丢人。我想只有住在旅馆才能好好地痛快地上一次厕所了。
我坐在席梦思一角，起身时，感觉很多杂碎跟着弹了一下。这感觉不真实，但我还是去揭开席梦思。天哪，在席梦思下竟然藏着鞋带、扣子、别针、牙签、起子、筷子、剪刀、镜子、手机、电池、电线、铁盒、名片、颜料、打火机、烟灰缸、罐头盖、口香糖、避孕套、打折卡、购物袋、不干胶贴纸、木雕观音像、一本叫《茶花女》的书以及一本写着密密麻麻心事的日记。我们用过而熟视无睹的东西和她自己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积攒的小宝贝，在这里组建成一个王国。
我用食指轻推门，使它虚掩着。我快速翻动着日记本。有时她一笔一画写，可是平静里埋藏着极大的恐怖，她在给世上的每一个人定罪；有时则行笔快捷，由楷而行，由行而草，终于让一个个感叹号充斥着整页，就像她在反复戳杀。最后，每一页日记都被画了凶狠的大叉。我听到脚步声。她一定也说了我坏话。我身上没法藏，只有裤兜，而这会使裤兜分外鼓囊。小莉走进来：“你看，她都搞了什么？”我揭开席梦思。小莉眼睛睁大：“我说呢。”她将席梦思扶住：“我说呢，啧啧。”
“这里还有她写的日记。”
我还没搞清楚自己说了些什么，日记本就递到小莉手上了。也许仓促间我想到这样会坦荡一些。我埋头看《茶花女》。小开本。白色封面。女子的剪影。睫毛上翘。法国小仲马著。王振孙译。我反反复复看着这些。一个逃跑的人跑，天经地义，可追赶的人也会因此越来越有信心。如果他转身走向后者，情况会不会改观？“哦。”等下我要这样说。
小莉逐行逐行、逐页逐页地看，眉毛拧作一团，鼻翼张大，脸颊跟着抽搐。我等着她扔掉它，站起来责问我。她却轻描淡写地说：“这傻子。”接着她说：“你过来看。”我便乖乖坐过去，侧过脑袋看。
用不着这样，小气鬼，用不着。我只不过用了你家的热水器一会儿，就用了一会儿，费不了多少钱。小莉你不用在我洗澡时关掉热水。用不着这样。我会在桌上留五元钱，作为我对你们的补偿。我以后每用一次就付一次钱，以前用的也会慢慢补给你们。你用不着在我面前装什么大方。用不着，小气鬼。
“这他妈是我关的吗？热水器不是自己常坏吗？”小莉说。我点头。“我得罪你什么了？你能识点好歹吗？给脸不要脸。”她接着说。
“算了。”我接过日记本，重新翻。我看到招聘经理淫邪的目光，路人跟随她一整天试图抢夺她的包，每辆汽车都要撞死她—我感觉自己站在拥挤的被告席上，充满凑热闹的安全感—我当然也看到我如何处心积虑地勾引她，路过时蹭她，用手指勾她下巴，将手掌捞向她下体，等等。
“没这回事。”我说。
“我知道。”小莉皱紧眉头，不停晃荡着脑袋。我本想说，我没什么机会和她长时间独处。但我觉得不需要了。我撕掉构陷我的这一页，也撕掉构陷小莉的那几页。“你最好把它们全撕了。”小莉看着我，但我还是当着她的面，将日记本和《茶花女》放进敞开的衣柜。她没亲口说出来，我便不能扔掉它。我让它从此一直待在那儿。这没什么不妥。如果有天小莉找起来而它不在，我还要解释很久。我就让它一直坦荡地待在那儿。
这傻子。每隔一段时间，小莉便会斥责那离去的人。然后她连傻子是谁也忘了。正是这遗忘导致她在听闻春天死讯时猝不及防。而我早已看到这个结局。这种预见就像隐秘的癌细胞，愈长愈大，愈长愈多，折磨着我的心魂。
我曾以为这是对狗也会有的人道。当我们在一起生活时，彼此不快，恨不能直接叫她离开，可一旦这间卧室空出来，我便心酸起来。我毕竟不是铁石心肠。我们毕竟生活过一段时间。我被妈妈养的狗咬过，妈妈抱紧它退向墙角。我说：“你是要狗还是要我？”
“都要。”
我抢夺过来，将它从窗户扔下去。“你疯了。”妈妈哭着说。“我没有，”我拉起裤脚让她看，“我要去打针，不打针我就死了。”我在楼上听见小狗狺狺哀吠。它拖着摔折的后腿，爬到门口，最终让屠夫捡走了。它的脑袋从口袋里伸出来，前腿扒住袋沿，看着我们楼上。我突然感到愧疚，不是因为妈妈，而是我想到屠夫掂量它的动作。我觉得是我处决了它。
我一直在想—春天走到这一步说到底也有我的责任—不过我又想，是，这样很好，但这样的好心也导致你成为毫无防守能力的木偶，任人绑架和利用。虽然春天只对我说过一次，你可以理解这样的话她对很多人说过，可能都记不清楚跟谁说过，但它却成为抓紧我心脏的利爪。她只说了这么一句，我便从此受它奴役。即使她离开我们、放走我们，我还是被这样的威胁牢牢控制。即使她说的明显不讲理。
“我死给你看。”
因为这句话，她走向窗户时，我会想到她跳楼；她拿起刀，我会以为她要抹脖子；她剪指甲，我又以为她会刺瞎眼睛。她什么干不出来？她走时我松了一口气，以为从此眼不见为净，可终究还是抵不住对死这种可能的害怕。我想到她死了，别人在她尸身上觅到遗书，指称这一切都因为我，我是道德上的凶手，是人渣和败类。她说这句话时毅然决然。她恶狠狠地盯着我，像用刀将这五个字（我死给你看）一刀一刀刻在我心上。她离开也许正是为了让这恐怖的誓言实施得容易些。我想我是不是应该去找她，二十四小时跟着她，以防她想不开。你跑不了，我会死给你看，一定会，你就是一株随时等我收割的稻子，你等着。她长时间看着我。
我去找做心理医生的同学。过去我们亲如兄弟，现在他仍如此，而我却将穿着白袍的他视为心灵之父。我期待他抚摸我的头，将我纳入怀抱。我说：“我总是担心。”
“担心什么？”
“别人死了。”
“为什么？”
“我心软，总担心别人死了，我善。”
“不，”他宽和地嘲笑道，“你这不是善。你其实并不关心对方。你担心的不是别人死了，而是别人死了带给你的结果，你害怕承担责任。”
我觉得他说得对极了。他接着说：“你这是强迫症。人或多或少都有这点虚伪。我也一样。你应该跟自己说，死就死吧，去死吧，我巴不得你死。”
后来，我打电话给春天。无数次我都快要拨通，瞬间又放弃。这次我咬着牙，拨完号码。嘟嘟的声音漫长而稳重，像路灯一盏盏亮一盏盏熄，最终全部寂灭。我一共拨了四次。她终于接了，看得出来，她正在忙别的事。
“干什么？”她说。
“最近还好吗？”
“还不是那样。”
“那就好。”
“就这事？”
“对，就这事，专门问问。”
这时我听到电话那头有个男人的声音：“跟谁打电话呢？”
“一个朋友。”春天说。
“男的女的？”
“你管得着吗？”
“一定是个男的。”
“闭嘴，”春天又转到话筒里来说，“挂了啊。”
我听到她一边嬉闹，一边挂断电话，一时大为宽心。我不知道为什么就这么宽心。她终于被别人接收了，这定时炸弹终于被别人抱走了。我解放了。我开始怀着真正的柔情和小莉生活，我从来没这么喜欢过小莉的身体。我们的生活就像才刚刚开始。
十
第五次。最后一次。在处死犯人前，会让他得到一顿像样的伙食。我们预留了春天的筷子、小勺与碗，等候她。我们做的是她喜欢吃的皮蛋瘦肉粥和煎鸡蛋。但这只是试图缓和彼此还要相处的痛苦。我们不知道她当天会离开。我们只是希望她信守承诺，十几天后离开。
“不吃。”
小莉走出来。乳黄色的光从春天房里照出来。“她坐在那儿发呆，说她不吃。”小莉说。然后她坐下端起碗，夹萝卜丝。我也这样做。我们像处在劳作间隙的民工沉默地吃着。我从没听过我们嘴里会发出如此奇怪的声响，我们哧溜哧溜地吃。其间我走向春天卧室。我倚在门边。灯光打在春天身上，在地上留下阴影。她蹲着，皮箱敞开，整齐地摆着化妆盒、镊子、卫生巾等零碎，床边小桌上也摆着一些。她将皮箱里的放到小桌上，将小桌上的放进皮箱里。如此反复。她声音平静而认真，判别哪件物品属于小莉哪件又属于自己。“先吃吧。”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