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皮肤黑，你皮肤黑吗？”他说，“我肚子大，你肚子大吗？”
因此后学只能当王朝，辉东只能当马汉。
“王朝在吗？”
“喳。”
“马汉在吗？”
“喳。”
“王朝马汉听令，带犯人陈世美，”反动说，“速带犯人陈世美。”
这个游戏玩不下去。而安安矜持起来，他要等待反动的一句话，这句话就像一块糖、一个抚摸、一个及时的赞赏。他一定要等到，而不是自己贱兮兮地跑出来。最终反动悲叹道：“要是安安在就好了。”他一把跑出来，拍打衣袖，跪下，说：“陈四美到。”反动噎住，不过很快恢复开封府尹的威严，说：“你应该说犯人陈世美到。”安安说：“犯人陈四美到。”反动抛出稻秆，声如洪钟地喊：“王朝！”后学捡起它。“喳。”反动喊：“马汉！”辉东捡起它。“喳。”哈哈哈……反动仰天大笑，将犯人陈世美押上铡台。
后学和辉东将安安拖到铡刀下。阳光自遥远的天空投射下来，闪耀于刃口，像在那上面涂抹一层雪花。安安的脖子因为靠在冰冷的铡槽而发痒，他嘿嘿笑。他笑时整块牙龈露出来。笑什么笑？后学和辉东按死安安，可他笑得更加不可控制。反动迈着八字步走来，用鞋尖踢木柄，比画着刃口，拿嘴吹手指。他对眼睛骨碌转着的安安说：“犯人陈世美听好，开封府铡刀有三种，第一种是龙头铡，为皇亲国戚准备；第二种是虎头铡，为文武大臣准备；第三种是狗头铡，为黎民百姓准备。你是当今皇上的驸马，理当用龙头铡。你可知罪？”
安安哧哧地笑。
后学和辉东说：“你应该说犯人知罪。”
安安的眼里便放出磷火般的光：“犯人知罪。”
反动抬起手腕，看了眼不存在的表，说：“午时已到，铡。”说完摇动木柄，刃口挨到安安脖子时停止，算是铡过。接着是后学，将刃口停在安安脖子处也算铡过。最后是辉东，他朝手心吐唾沫。安安不耐烦地说：“等下轮到我了。”他也像反动和后学那样，将刃口停在安安脖子处，算是铡过。但是他在提起铡刀时感觉吃力，为着不丢面子—不让铡刀压不下来—他使尽力气，几乎是跳着让身体吊在刀柄上。那往下的力气便不受控制，像马车不歇气儿地坠向山谷。铡刀切掉安安的脑袋。笑声消失，像正流淌的河水不见。过了很久，血才从颈口一股股地喷出来。他们仨像大风吹刮的锡纸，哗哗作响，站着尿了裤子。他们看着不敢看的铡台。辉东太入戏，或者说本来就是“逆子贰臣”。后来，辉东之父吴主任赔偿安安家五万元。
（感谢方舟先生为我讲述这个故事的雏形。）
第8章 春天
一
“看清楚了。”年轻人长时间盯着，忽然捂住鼓起的嘴躬身跑开。我甚至看见泪水倾斜着滴向地面。看守高耸眉毛，睁大眼看我：“早说了不要看，有什么好看的。”他拉上裹尸布，这样她便只剩一个轮廓了。
我一直走到殡仪馆外。年轻人蹲在路边，已呕吐干净，不过指头仍按在地上，手臂不停地抖。我拍拍他，他转过头来，眼泪像伤口的血不停涌出。我完全理解这种痛苦。“不要难过，你毕竟来看过她。”我说。
他动动嘴角。
我扶起他缓慢地走。他回头望着殡仪馆。“我带你去漱口，”我说，“只是去漱漱口。”我们来到小卖部，我让他扑在柜台边，买了一瓶矿泉水。我说：“走，我们出去漱漱口。”但他好像睡着了。我用力拉，他反应过来，跟着走出来。他漱口的动作十分机械，好像老人在咀嚼什么食物。一辆挂满尘土的桑塔纳驰来，路过我们时猛然转弯，差点剐蹭到我们。
它停在殡仪馆门口。
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从驾驶室钻出来，匆匆走进馆内。他穿着棕色夹克以及肥胖人才穿的松松垮垮的牛仔裤，屁股后挂着一串钥匙。不久，从后座钻出一位矮个儿妇女。她穿黑色礼服、黑色裤子、黑色平底皮鞋，右臂用别针别着一块黑纱，手里还捏着一块黑纱。她挎着黑色的包，像鸭子追赶着前边的男人。
“我们进去。”暮色将至，年轻人才说。我感觉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并不知道世界发生了什么，不知道一个女孩死掉了，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来。但他终于醒悟过来，又哭上了。我扶着他走进馆内。现在温度是这么低，大厅阴凉，看守拖着水泥地面。他对我们说：“我真搞不懂。”
“您辛苦了。”我说。
看守在一块已很干净的地方来回拖了一阵子，示意我们坐到东边那排椅子上。这样我便能看见坐在西边的那对男女。不像我们这边—年轻人正靠着我说着呓语—他们分开坐着，隔两个座位，不停争吵。他们吵得越来越凶，声音嗡嗡地飘浮，弄得大家头昏脑涨。
“吵什么？”看守将拖把重重蹾在地上。男子抬起头，而女人掏出手帕抽泣。有时哭得欢快了，她便停住，用食指和拇指冷静地擤出鼻涕。看守躬下身继续拖地。我觉得是过度的无聊摧垮了他，使他将地板当成反复擦拭的艺术品。
我看见男子里头穿着暗红色T恤，手戴金戒指。他一会儿揉搓头发，一会儿抓痒。他将放在空椅上的黑纱别到胳膊上，转过头对女人说：“我戴着了，我知道这不光是你的女儿，也是我的女儿。”然后他看表，问：“还要多久？”看守继续拖地。“你就这么急？”女人说。男人盯着她，眼露凶光：“要不是在这里，我早揍死你了。”不过在一阵沉默过去后，男人眼眶却红了，鼻下也挂出鼻涕。
“我只有你这一个女儿啊。”他抽抽搭搭地哭起来，从口袋里摸出烟盒，将烟抖出来叼到嘴上。他又摸出火机点燃它。他一边咳一边抽烟，眼泪都滴在烟卷上了。
“请熄掉你的烟。”看守说。
“熄在哪里？”男人望望地面、座椅以及摆放着各式骨灰瓮的橱柜。看守继续拖地，看起来要收尾了。男人歪斜着脑袋，阴沉沉地看他，非常用力地吸了一口。“我跟你说了，公共场所不许抽烟。”就是我怀里的年轻人也被这声咆哮吓坏了。看守气势汹汹地走过去。
“不许就不许，你说话就不能客气点？”
“你不懂公共场所不许抽烟的吗？”
“你客气点说不行吗？我得罪你了吗？”
“你没得罪。”
看守走到他面前，继续说：“你没得罪，要抽的话，请出去抽行吗？”男人一只手揉搓着眼窝，另一只手仍然夹着烟卷，烟灰积得老长，不久掉落在地。看守的眼光跟着落向地面。“我就是抽了，你能怎么样？”男人说。
“怎么样？”
就是看守自己大概也没想到，他抽了男人一耳光。这下子热闹了，男人挺身而起，将骨瘦如柴的看守拎起来。“你知不知道，这里烧的是我唯一的女儿，我只有这么一个女儿，她被烧了，你知不知道？”他猛击着看守脸部，“你知不知道？”
看守大喊大叫。男人望了一圈四周，将他丢下来，踢了一脚，“去你妈的。”然后男人取下钥匙串，大步走向门外。我先是听见桑塔纳啾啾地叫起来，接着听见车门被嘭地关上、发动机启动，后来是车辆转弯时轮胎与地面发出急剧摩擦的声音。他逃了。
女人坐着发抖。看守爬起来时，她说：“我跟他没关系，他早就不是我的丈夫了。”看守盯着她，她便朝后退缩。随后，一个穿白色阻燃工服的工人提着铲子赶来。她重复了那句话。那铲子冒着烟，可以想象，它刚取出时一定被烧得通红，现在灰扑扑的。我记得铲子上曾滴下一滴黏稠物，就像塑料被燃烧时会滴下的那样。接着女人又说了一句话，就是这句话惊醒了年轻人。他笔直地站起来，反复捏紧拳头，朝大厅后头的火化间走去。在我赶到前，他直通通跪在地上，双手展开，胡言乱语起来。我想他是在哀求，不要将一个已经死去的女孩再弄得尸骨无存，尽管这无法避免，我还是盼望着不要就这样一下子将她烧个干净。
他的脸上像是有人在一盆盆地泼水。我他妈的也要哭了。那个女人，也就是死者的妈妈说：“春天，是你爹让你这样的啊。”
她一直在咕哝：“每一次都是我来揩屁股。没有一次不是。你为这个女儿负过什么责？你负责都负到哪里去了？你算准了我，你知道我心软，知道把春天丢在马路边一个人走掉，我就一定会去把她抱回来。你真狠心啊。但是春天又不是我一个人生的。你这做爹的难道半点责任也不该负？为什么每次都是我来给你揩屁股？我难道天生是你的用人？”
在看守和工人跑向领导办公室后，这个穿着黑色礼服、黑色裤子、黑色平底皮鞋，别着黑纱，像一只黑鸭子的妈妈，步履蹒跚但内心坚定地走出去，追随她前夫的脚步。她边走边说：“说什么我也不回来。我受够了，早就受够了。我决定了，你不回来我也不回来，你以为我回来，我就不回来，我看是谁回来，看是谁更狠心。你随她怎么样，我也随她怎么样，我看是谁回来。”
二
他掏出一张不足三十字的介绍信。看格式原是开给看守所的，现改写成给殡仪馆了。在填写探视理由处，警官画了个斜杠。这里最好能写上具体内容，比如“协助调查采访”，他面露难色。“这就够了，”警官说，“我们这里还没开过这样的介绍信。”
他用了两天来解决此事。打电话给自己报社的记者，让他们帮忙联系这座城市的政法口记者，再由后者联系这边公安局熟人。一环比一环疏远。他得到这边记者的承诺，说马上，却从上午等到下午。最终他闯进报社，喊叫着记者的名字。
“没看到我正在忙吗？”对方说。
“我只是着急去看一下，兄弟，”他越说越缓和，“她是我女朋友，是我女人。”
“你看分局那边也快下班了。”
在等待时，他想：实在不行，就将汽油倒在停车场角落的废弃灵车上，反正仅有的一只轮胎也瘪了。车内锈迹斑斑，塞满湿润的木条。将这些木条点燃，让它们冒出浓烟，然后在他们赶出来时，潜入殡仪馆。这办法并不明智，还不如手持木棍，将他们逐一打翻。
当他第一次走进殡仪馆时，看守拦住他：“你怎么搞的？”他看见自己的鞋在刚拖过的地面上留下印迹。“你要干吗？”看守说。
“我来看我的女人，她死了。”
“运来多少天了？”
“应该有七八天。”
“带户口本了吗？”
“没。”
“结婚证呢？”
“我们没结婚。”
“那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你是她男人？”
“我就是她男人。”
“那我也是。”
看守接着说：“你总得有个证明。”
“我骗你干吗？到现在我还没看她一眼呢。”
“每个人都这么说，都说自己是死者的亲朋好友。但你不觉得殡仪馆也是个单位吗？你们想来就来，就走就走，难道就不应该对它讲点规矩吗？”
“你看这里一个人也没有。”
“这是规矩。”
“您行行好。”
“我为什么要行好？我在这里上班，干的就是这事。我得保证死人不受打扰。”
“她真的是我女人。”
“没有人不是这样说的。”
“你知不知道，我在这世上爱着的只有她，我见不到她，就活不下去。我活不下去，你也别想。”他从钱包里先后掏出两张钱，哀望着看守，可看守将手插进裤兜头也不回地走掉了。后来看守又提着拖把回来，在年轻人脚下拖来拖去。
“我没工夫和你玩什么柔情。”看守说。
“我是记者，”他想了很久，说，“我有权对她的死因进行调查。”
“刚才你不是说你是她男人吗？”
“我是记者，同时是她男人。”
“那你的记者证呢？”
“没带。”
“走开。”
他掏出这张不足三十字的介绍信，递给我看：“我也不知道这个行不行。我是顺道来向您告别的，您是好人。”
“你要先休息下，你可以到我家休息。”
“来不及了。”
“那我陪你去，我反正也没什么事。”
“我得感谢您，但这事最好还是我一人去干。我应该怎样向您表达我的拒绝呢？我得感谢您，您是好人。”他显得为难。“我终归也是要去送她一程的。”我说，然后搂住他肩膀，走向车库。我载着他朝西郊行驶。下午的阳光射向车窗，他迷糊起来。他睡得很少，即使有时间睡，脑子里也应该交织着种种噩梦。不久他果然醒来，问：“到哪儿了？”
“还早。”
“我一定睡了很久。”
然后他眼神空洞地望着前方。最终，一根冒着烟的大烟囱进入视野。“就是那儿。”他说。我们便开到烟囱下的殡仪馆。它的门前有着龟裂的水泥停车场以及一座狭小的花坛，摆着两排塑料花盆，里头都是塑料菊花。
看守穿着仪仗队式样的制服，一身洁白，包括皮鞋和手套，只有肩章和袖口的缀条是红的。他弹着裤缝，看着我们走来。年轻人拿出中华烟，很久才知道怎么拆开封条。他将过滤嘴都捉皱了，说：“师傅抽根烟。”看守将手抬到唇前，摆了一下：“不抽。”他确实很该死。
“您看看。”
看守接过介绍信，背过身，就着阳光研究。这时，年轻人攥紧右拳，将它提到胸前，准备给看守的后脑勺一击。我扯他的衣角，却是让他更加愤怒。他等待着，直到看守招招手，说：“你们也知道，我也是按规章办事，规章规定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办。”
我说“是啊是啊”。
我们跟着往里走。进门前，看守说：“擦干净。”我们便在一块红色门垫上来回擦鞋底。年轻人一直沉浸在自我赋予的勇气中，可一进到这巨大而安静的大厅，人便发软，苍白的脸上渗出许多汗珠来。
看守领着我们穿过大厅来到领导办公室。一位戴眼镜的男子正在看报，介绍信递过去后，他看也没看便签了字。然后我们回到大厅，从西北侧小门走出去。路的尽头是火化间，据说那里的化尸炉泛着银光，像面包烤箱排列整齐。停尸房在通往火化间的路途中间，左边连着冷库。“制冷坏了，修了几次没修好。因此无论如何，今天也要把她化掉。唉，到时候可能还要切开尸体，否则会爆掉。”看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