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也就如此了。后来她去找亲家母，亲家母找来陈晓鹏，说：“以后别出去花心了，成何体统。”母亲说：“也别说晓鹏。都是夫妻，夫妻应该有夫妻的照应。”
“晓得的。”
后来陈晓鹏至少在样子上过得去，接送朱丹下班，夜晚也搂她肩膀睡，可后者并无起色。即使是吃阿普唑仑、百忧解，也不见效。
终于有一天，母亲带着朱丹去省城看心理医生。那医生说：“深呼吸。”朱丹做了几分钟深呼吸，果然头晕脑涨，立足不稳。
“是不是感觉就要死了？”
“是。”
“怕不怕死？”
“怕。”
“在死之前，你给我做一件事，背着双手，蹲下去，朝前跳一步。”
朱丹有些错愕，母亲说：“让你做你就做。”朱丹背着双手，蹲下去，像青蛙一样僵硬地朝前跳了一小步，引得医生哈哈大笑。他说：“你觉得一个快死的人还能跳远吗？你见过吗？”母亲跟着笑起来，朱丹看着母亲也笑起来。“什么事都没有。”医生说。
“是啊，一向都是疑神疑鬼的。麻烦医师再开点药。”母亲说。
“开个屁。我跟你说，你女儿的病就是自己暗示自己的。身体一不舒服，比如呼吸急促、胸闷—这是多么正常的事啊—就觉得是死亡的征兆。因此惊恐。惊恐得越厉害，她又觉得，要不是快要死了，怎么会如此惊恐？死个屁，快死的人能跳远吗？”
后来母亲咂摸几天，一看见朱丹便恶毒地说：“死个屁。”女儿便低下头。可这也只好了半个月，朱丹有时走着走着，瞧见没人便弓着身子跳一步，次数多便成了强迫症。
此事久了，便由痛苦而厌烦，由厌烦而麻木，慢慢变成生活永恒的一部分。只是到退休那日，睹万物萧条，母亲才忽然意识到女儿比自己老得还要彻底。以前看女儿，觉得今日与昨日并无区别，这一天却像是多年后重访，诧异于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头发已像薄雪盖煤堆，灰白一团。
“你怎么不去染一下？”
“染了前边是黑的，发根长出还是白的，更难看。”
你还要活很久。母亲想，开始跟踪女儿。女儿总是目不斜视，像鹅，撇着双手沉闷地走。母亲有些不齿。女儿自打第一次骑车摔倒后便不再骑，现在满街妇女都骑电瓶车，只有她走路，搬什么都搬不了，像个文盲。女儿早上从夫家走到单位，中午从单位走到娘家，傍晚从单位走回夫家，既不理会人，也不被人理会。没人知道折磨她的人或事是什么。
由她去吧。有一天母亲意识到这样的跟踪早被察觉，便朝回走。她边走边抹泪，后来索性坐在路边水泥台阶上，看红尘滚滚。这些、那些，去的、来的，欢快的、悲伤的，一百年后都不在了。这样痴愣许久，她见着女儿坐出租车一驰而过。她迟疑片刻，像被什么弹了一下，趔趄着下到马路，拦停下一辆出租车。女儿若是出门办事，定会有公车接送。打电话至办公室，果然说是回娘家。方向却是反的。
那车辆出了城，驶过六七公里柏油路，转进村道，穿越一大片油菜花地、竹林和池塘，到达一座唤作二房刘的村庄。放眼望去，村舍鳞次栉比，贴着瓷砖，装铝合金窗，各有三四层，独女儿轻车熟路去的这家只有一层，仍是青砖旧瓦。女儿像是融进黑洞那样走入大门。大概也只五六分钟，她又出来，后边跟着一对老人。女老人矮小，笑着，真诚地看着她；男老人骨瘦如柴，只剩一张黄黑的大脸，眉毛、鼻孔、嘴角紧绷着，正将巨大的左手搭在女老人肩上，努力将右腿拖过门槛。
“爸，妈，不用送了，好好休息吧。”
那女老人便回头说：“死老头儿，小朱跟你说再见呢。”女儿又走上前，捉住男老人瘫痪的右手，唤了一声“爸”，细声交代几句，他那原本像一块块废铁焊死的脸便忽然开放，露出全身心的笑。“要得，要得。”他说。
中午，母亲坐在餐桌边，看见女儿上得楼来，像上演哑剧那样，换鞋，放包，上卫生间，洗手，择菜，淘米，收拾茶几。她既不问母亲为什么不做饭，也不想知道保姆去哪儿了。她说了多少年的谎，骗了我多久啊？母亲心下闪过一丝恐惧，阴着脸坐着一动不动。女儿后来终于流露出惶恐的神色。
“把碗放下来。”母亲说。
女儿的身躯明显震动，接着她听到母亲说：“给我。”她惶惑地望着，将茶几上的鸡毛掸子递过去。母亲指着她说：“告诉我，这些年你都干了些什么？”
“没干什么。”
“没有？”
“没有。”
“那你怎么管那中风老头儿叫爸？”
“我没叫。”
母亲举起掸子劈下，被匆促躲开：“跪下。”女儿便扶着桌沿转圈，像是快要哭了。“跪下，死东西，我叫你跪下呢。”女儿不肯从命，母亲便举着掸子四处追打。此时朱卫恰好归来，说：“打什么，你从小到大就知道打，打得还不够吗？还不嫌丢人吗？”母亲便说：“你问她，问问清楚，她外边是不是有一个野老公？”
“没有。”
“还没有。”母亲又打将下去，女儿却是仰头挨了。母亲便不再打，只见女儿委屈地抽动鼻子，哭哭啼啼，取过包要走。母亲捉住，说：“别走，今天说清楚，不说清楚，就是死也要死在这里。”女儿挣脱不开，便恼怒地说：“还不是因为你。”
因此，母亲知道自己当年拆散了一对鸳鸯。当时她只当提个醒，却不料真的拆散了。她曾毫无来由地教训女儿：“你喜欢一个人时一定要想清楚。你只有一生，就像只有十块钱，一冲动，就花出去了。你脑子就是容易发热，喜欢听花言巧语。记得，你不慎重对待人生，人生也绝不会慎重对待你。”后来朱丹的表姐妹带着男人来做客，个个穿着文雅、举止得体。“你看看他们，要么家财万贯，要么父母当官，一起来，多有面子。”母亲说。
朱丹寻思母亲看出端倪来了。她背地里和同学谈了三年恋爱，那人退伍后到亲戚的电池厂当销售主任，叫起来“刘主任，刘主任”，颇是好听，却终究还是农业户口。“不过，无论如何，那都是我自己的选择，是我决定的，我不可能没有任何感情，”朱丹说，“现在想起来，我要是跟他过，苦是苦了点，也会比现在好。现在人不人鬼不鬼的。”
“那你当时怎么不说？”
“我敢说吗？”
“你就是处处寻思和娘作对。你想想，要是我死了，不存在了，不干涉你了，你还会要他吗？你愿意和这样的人过一生？”
“那至少也比现在强。”
这时朱卫插了嘴：“丹丹的想法我理解。可是，天下执政党总是吃亏的，等在野党变成执政党，你就会明白，它们连前任都不如。政治不可靠，男人也一样。你跟那人过得下去，我不信。”
“不是这回事。”朱丹说。
他们却是因此又知道朱丹还曾经历一个恐怖的夜晚。那时距离她与陈晓鹏结婚只有半个月，母亲出差，父亲陪同前往旅游，而哥哥则在医院照应妻子，偌大的新居只剩她一人看守。她像只兔子，一回家便将门锁死，试图让自己相信男友刘国华并不知情。但后者还是在酒局上听到了：“你的女人和别人拍婚纱照了。”
那众人的目光像是巨大的气体，推着刘国华朝险地走。“算了吧。”一个朋友说。
“算什么？”
他取过蒙古刀，走向朱家。据说他们炸开了锅，除开一人思前想后报了警，剩余人都骑摩托车逃回了家。值班民警说：“口头犯罪不算犯罪。”
“难道要等他把人杀了才能算？”
“理论上是这样的。”
那当过特种兵、身高一米八的刘国华凭着一股戾气走到护城河，像野狼一般嘶喊许久。那四周原本有灯火的便都熄了，朱家的那盏也在犹疑中熄了。此时，刘国华的真气已一而鼓再而衰三而竭，他用手拍打防盗门，啼哭起来：“丹丹，你开门呀，我的心被割得痛死了。”
这一两个小时，朱丹脑袋一直嗡嗡作响，只觉得无法解脱，人间所有的不快与折磨都涌上来，就像有无数条鞭子在抽打，就像自己躲在逃无可逃的角落，而猛虎不停用利爪拍打脆弱的栏杆。她想撞墙，想有一把手枪对准太阳穴，射进去子弹。她想要通透，一种光明的通透。“我快要疯了，”她对母亲说，“我没办法。”她打开门。刘国华滚进来，抱住她的脚。他除开哭只会不停地问：“为什么？”
“我妈不同意。我跟她解释了几年，没用，她不同意。”
“那你还爱我吗？”
“不知道。”
“不知道，你不知道啊，”刘国华拍打着桌子，眼泪汩汩而下，“分明是你自己不要我了，你嫌弃我了。”
“我没办法。”
随后她又说：“我想过办法的，对不起。”
“你嫌弃我。”
“我没嫌弃。”
“那你怎么还和别人结婚？”
“人总是要结婚的，我年纪大了。你别说，你听我说，我等过你，你总是说你会赚钱，你赚的钱去哪里了，你造的房子在哪里，你难道要让我嫁到二房刘去？”
这是分手的好时机，刘国华连口说“好，好”，就飘到楼下去了。她未曾想如此轻松，出了一身汗，跟下来。他一出去就关门，这是她期盼的，但她强撑着倚在门边目送他，以示并不绝情。
“不行，我还是爱你，”刘国华从黑暗中走回来，“我根本没办法克制自己不去爱你，离开你我完全活不下去。”后来他像疯子一意孤行。他找到一个新的武器，那武器挥舞起来是如此自如，以至于让他的软弱得到隐藏，同时也让他所有过分的要求得到尊重。
要么你死，要么我死，要么一起死。
“你知道吗？你让我感到害怕。”她摇晃起来。
“我不管。”
起初他像是在表演，后来便彻底陷进去：“搞死我吧，只有这办法了，你看，我根本克制不了对你的爱情。”她去厨房给他倒水，出来时，看见他极其夸张地回到悲伤状态，便完全克制不住嫌恶。她说：“喝口水吧，别说那些傻话了。”他一饮而尽，以一种动物般无声而可怖的眼神看着她，说：“你到底爱不爱我？”
“你喝多了。”
“你到底爱不爱我？我问你呢。”
“不爱，”她突然进入罕见的平静中，说，“我告诉你，我不爱你，永远不爱。这辈子不爱，下辈子也不。你就是将我杀了，我也会这么说。”
“你以为我不敢吗？”刘国华抽出刀子说。
“那就来吧。”
她闭上眼。在那分外寂静的等待中，她像烈士，被一种前所未有的自主感包围，她说：“来吧。”刘国华便绝望地嘶吼，他表达够对自己以及对方的眷恋，猛然一刀刺向自己的手掌。
“你干什么？”
“滚开。”
那野兽往下便像个出色的行刑人，先后在自己肚皮、胳膊、膝盖以及额头上画起线来，初时只觉那线突然变白了，接着便有一排鲜红的血珠蹿头蹿脑冒出来。
“你要干什么？”
“滚开。”
在她错愕时，他又喊了一声：“滚开，你这婊子。”她便眼见着他将左手食指置于桌面，像切菜那样切下来。然后他说：“我就是要让自己记得。我将身上弄出这么多疤痕，就是要让自己记得。这样我就永远不会对你心软。我让这些疤痕替我记着，我和你有深仇大恨。从今天起，我们有深仇大恨。”
“我保证，有一天我会回来清算你。我什么时候都可能回来，我可能搞坏你，也可能搞坏你父母、老公，还有孩子，可能搞死也可能搞残，可能搞一个也可能搞全部。搞一个还是搞全部，搞死还是搞残，全凭我的心意。我会等你长成一颗大桃子，再来采摘。我说到做到。到时就是你求我，我也不会原谅你。我以这根手指头发誓，我永远不原谅你。”
然后他永远地消失了。
朱丹因此呆滞了。所有人都知道她在婚礼上惊恐不定，她不时向门口张望，总是缩在父亲身后，一旦程序走完，便快速走回房间，锁上门。当时大家只当她是羞怯。“我怕他来泼硫酸，”她对母亲说，在后者将她纳入怀中时，她号啕大哭，“孩子生下后，我怕他突然蹿出来，将孩子夺下来摔死。这些年，他就像一块钢板塞在我脑子里，让我不得安生。妈，我就像站在孤庙里，雨地里到处是马蹄声，我转着圈，不知道危险会从哪里来。我怕。”
“别怕，我会救你的，我这就来救你。他来过吗？”
“没。他消失了。我一度想，他当时只是虚张声势，时间终将会改变一切。时间会让他的愤怒消失。甚至我以为这威胁本身就是恶作剧，恶作剧就是目的，他依靠这个来惩罚我。这个国家毕竟还有王法。他吓吓我，吓得我过不了日子，他的目的便也达到了。但正当我这样想时，他托人从外地带来一只包裹，那里有一个塑料袋，袋沿滴着透明的黄油，袋内装着一根发霉的手指。那是他剁下来的食指。
“他就要回来了。”
尽管不太相信这说法，母亲还是在盛怒中召集本族在街上的人，杀气腾腾地去了二房刘村。“刘国华呢？刘国华在哪里？”他们在这青壮年都外出打工的村庄呼吼，找到那矮小的房屋。男老人照例用左手扒住女老人的肩膀，拖着残废的右腿出来。
“你们算什么东西？”母亲说。那男老人嘴角瞬时流出一摊水，说：“说些什么呢？”
“她说，国华害了她女儿。”女老人说，接着又对母亲说，“你们也要讲良心，我们世代都是农民，我也知道你们是城里人，他们俩没好上，我们从来没怪过姑娘。不是一个条件。”
“什么不怪？你儿子说要杀了我女儿。”
“不可能，我儿子那么老实。”
“怎么不可能？”母亲使了疯，大声嚷起来。只见那男老人眼中滚下一滴球大的泪水，强忍着说：“你们走啊。”
“走什么走？我今天特地来告诉你们，我们朱家就没怕过谁。”
“走啊。”
“我只是来告诉你们，我女儿这些年到你们家来，求你们，讨好你们，好让你们儿子回心转意，不要祸害她。她值得吗？你们配吗？你们哪一点配得上她讨好？”
那男老人怒得不行，颤抖着从随身包里抓出玻璃杯，掷过来，却是在距母亲还有一米时掉下。女老人马上大哭：“都死了人啊，都没一个人出来做主啊。”母亲倒不怕什么村人，就怕人家又要中风了，强上几句嘴，便镇定地钻进车里，一溜烟儿回到县城。她找到派出所所长，所长二话没说，将刘国华申报为追逃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