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克莱利抿紧了嘴唇。“是的，他说得很清楚，那个人是因为儿童性犯罪被抓进去的。他似乎觉得这很有趣。但他既然知情，又为
什么要雇这样一个人呢？”
“阿伯特听到你们的谈话了吗？”
“不，应该没有。他在房间里，但是一直和我们保持距离。他在另一个角落，我们中间隔着不少人。”
“你有看到他们两个中的任何一个前往风月楼吗？”
“你是说那个花园尽头的小屋吗？勒·梅苏里尔先生和我说过，他说那是他的‘私人空间’，虽然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但那显然是他的得意之作。不过我很快就离开了，所以什么都没看到。我和安东尼聊了聊，然后又遇到了些其他人，但我不太适应这种场合。我是素食主义者，那些肉派、香肠我都吃不了，目前也不能喝酒。而且，我还在等一通打到酒店的电话。”
“你知道自己离开时大概是几点吗？”霍桑是在试探她，他已经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了。
“实际上，我还真记得。我当时在走廊里问了凯瑟琳，你知道，就是马克·贝拉米的助理。当时是九点二十五分，这样我有三十分钟的时间赶回来，足够了。幸运的是，迷你巴士很快就能出发，那个留着胡子的司机就站在门口。我问他能不能开车去酒店，我们就走了。”
“就你一个人吗？”
“车上还有六七个人，但我不知道都是谁。当时天太黑了，我也没和他们说话。”
“你在等谁的电话？”
安妮越来越困惑了。“你不会觉得这个案件和我有关吧？”她问，“我不
喜欢勒·梅苏里尔先生，但我更没理由伤害他。”
“只是搜集一下各种信息。”霍桑朝我笑了笑，“托尼可能会把案件写成一本书。”
“嗯，我希望他能帮我改个名字。”她显然不想说电话的内容，但她知道自己别无选择，“是我的经纪人从洛杉矶打来的电话。”
“在星期六晚上？”
“你真的不了解那些好莱坞的经纪人，霍桑先生。我的经纪人也不想周末工作，但我们有一些很激动人心的消息，目前还是保密的。迪士尼想买下‘闪光弹系列’的版权，他们打算改编一部电影，会付很多版税给我。”她看了我一眼，“所以我希望你不要把这件事写进书里。迪士尼让我签了一个保密协议，非常夸张，有整整十二页！只要我有一丁点违反协议的可能，整个企划都会作废。当然，被卷进谋杀案也不是我的错，但我们的合同还没签完，所以我还是很紧张的。”
“你的经纪人怎么说？”
“她最后只给我发了一条短信，说目前还没有新的消息，等下周再聊。”安妮从包里翻出了手机，点亮了屏幕拿给霍桑看，“看吧！可能你的职业本能就是不能相信任何人，但被怀疑还是让人很难受。”
“我没想让你难过，安妮。”
“嗯……”
“所以，你昨天晚上没有听到，或者看到其他可能有助于破案的事吗？”
“如果有的话，我一定会告诉你的。我
只知道今天早上下楼时他们说不能离开这座岛了，那我能不能出酒店呢？”
“最好和前台说一下你要去哪儿。”
“我不想整天都窝在房间里。”她看向窗外，“预报说今天天气很暖和，我想出去走走。这边的海滩真美，我们要在岛上待多久？”
霍桑耸了耸肩：“可能几天吧。”
“他们会付住宿费吗？”她抱住手臂，“我的钱不多，那些书是我唯一的收入。前夫没离开的时候，他靠画画也没赚到什么钱。但现在不一样了，我的经纪人说，有了迪士尼，我就能发财了！”
“你前夫知道迪士尼的事吗？”
“我还没告诉他，但他总会知道的。现在这个年代什么消息都藏不住，不是吗？”
她喝完茶，站了起来。她的书很成功，被翻译成了六种语言，还卖了版权给迪士尼，简直就是作家的终极梦想，但她离开的时候看起来还是很悲伤。因为她的伤痛并非来自事业，而是源于生活。
第十二章 非暴力不合作
特里还在酒店外等我们。见我们过来，他立刻收起了手中的奥尔德尼期刊。我们上车，霍桑说了目的地，车启动了，他又补充道：“希望你能帮我一个忙。”
“当然了，霍桑先生！”特里兴奋不已，我很惊讶他竟然还能正常开车。
“你认识迷你巴士的司机吗？就是那个昨晚把大家从派对接回酒店的人？”
“哦，是汤姆·麦金利，我当然认识了。”
“你可以和他说，我希望能跟他聊聊吗？”
霍桑就坐在我旁边，我忍不住好奇地看了他一眼，问：“是因为安妮·克莱利说的那些吗？”
“我想知道她是不是真的坐上了那趟巴士。”
“你不会是认真的吧？”我从没想过她会在这个问题上撒谎。
“我是认真的。如果有人告诉我一件事，我就去确认，一直如此。”
“但安妮·克莱利没有杀害查尔斯·勒·梅苏里尔的动机啊？”
“那又怎样？”霍桑之后就没再和我说话了，直到我们抵达目的地。
我们在博蒙特牧场下了车，这里是奎利佩尔医生夫妇的家。牧场位于奥尔德尼岛东部，被赛耶湾和朗基斯湾两处向内凹陷的峡湾夹在中间。奇怪的是，房子本身并不面向大海，至少从客厅是看不到海的。相反，大大的观景窗映出的景象有些支离破碎。首先是这座岛上四处可见的荒芜草地，到处是野草和欧洲蕨，间或穿插着几片牧场和
被围栏圈起的属地。中间突兀地立着几棵热带棕榈树，像是被谁不小心种错了地方。远处是一片零散的棚屋和仓库。再向前看去，广阔的天空下，一条仿佛世界尽头的直线将小岛的边缘与英吉利海峡隔在了两端。
特里说，这栋房子是奎利佩尔家祖传的，看起来也确实历史悠久。这栋房子并不“美丽”，却给人一种坚实可靠之感。它屹立在草原上，完美地融入了周围的景色，让其他新造的建筑自惭形秽。房子有一扇前门，两层楼高，白墙黑梁，一边是六扇对称的窗户，另一边是落地窗，面向花团锦簇的庭院。红色的屋顶中央有一节烟囱，冬天的时候肯定还会冒出烟来。
来的路上，特里为我们介绍了屋内的住户。这也是住在奥尔德尼岛的乐趣之一：所有人都互相认识。不仅如此，他们还对彼此的生活细节了如指掌。
“奎利佩尔医生是个好人，大家都喜欢他。去年我妈妈怕自己得了癌症，他帮她住进了南安普顿大学医院。房子是他父亲留下的——以前也是个医生，但五年前，夫妻俩在法国南部出了车祸，去世了。奎利佩尔医生就这样失去了双亲，太悲惨了。他的夫人也很亲切和善，在小学教书，孩子们都很爱她……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好好学习，考试照样不合格。她努力维持小学的运营，大半辈子都在给学校拉赞助。建新
校舍、新设施……没完没了！大家都说，学校没倒闭全都是她的功劳。奥尔德尼岛上怎么能没有学校？我连想都不敢想。”
终于，车在一条狭窄的路边停下，我松了一口气。我和霍桑下车，特里留在车里，看着我们走向奎利佩尔医生的家。
“托尼，你能帮我个忙吗？”走到前门时霍桑忽然说，“我说话的时候，注意不要透露任何案件信息。”
我知道，他是在说上次的两个案件。两次我都在无意间透露了案件的信息。
“你这样说有点不公平。”我反驳道，“我这次已经很小心了。”
“或许还不够小心。”
他按响了门铃。
过了一会儿，门开了。开门的是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士。看着她，会让人想起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她有一双蓝眼睛，金发在脑后绾起一个发髻，没有化妆，只涂了一层明亮的口红，双唇被苍白的肤色衬得鲜红欲滴。她站在门口看我们，我好像见过她，对了，是在我和霍桑的座谈会上。她坐在乔治·埃尔金旁边，问了我一个关于学校图书馆的问题。
“请问有什么事吗？”她礼貌又警觉地问道。
“您是奎利佩尔夫人吗？”霍桑问。
“是的。”她有些困惑地回答道。
“我叫霍桑……”
“我知道你是谁。”
“早上我和您丈夫聊了聊，他在家吗？”
“他在家。”她不情不愿地说道，但仍然把我们挡在门外。
“我想和他说两
句，我们能进去吗？”
“可以，当然。”她终于让我们进了屋内。这是我见过的最温馨的家：花卉图案的窗帘，墙上贴着壁纸，老旧却不复古的家具，一只猫正趴在摇椅上睡觉。“我叫苏珊·奎利佩尔，来，这边。”她带我们穿过客厅，我看到了落地窗、一架立式钢琴，还有两张条纹沙发。
“怎么了，亲爱的？”亨利·奎利佩尔喊道。厨房里，三人围坐在一张松木桌旁，烧水壶正呼呼冒着蒸汽。
奎利佩尔医生离门最近。他坐在桌面上，跷着二郎腿，脚悬在空中。那个历史学者——乔治·埃尔金竟然也在，就坐在奎利佩尔对面。他旁边是一名陌生女子，也许是他的母亲，体型是他的两倍，年龄似乎也更长一些。但是，转念一想，她看起来并不年迈，应该是他的妻子。此刻，她心情愉快，留着一头黑色短发，笑起来有两个酒窝。但她的体重太不寻常，眼中也隐约有一丝痛苦。她可能患了某种甲状腺疾病，不知是否伤及了运动能力。我们进来后，她嘴边的微笑消失了。
“霍桑先生！”奎利佩尔医生站了起来，“没想到这么快又见到你了。”
“他说想和你聊聊。”苏珊·奎利佩尔解释道，仿佛把我们放进来全是她的错。
在场的四个人都很心虚，原因再明显不过了。我们打断了他们的“军事会议”。桌子上散落着各种小册子和照片，还有
一堆写着BAN NAB标语的传单。墙边竖着六七个标牌，同样用红色的油漆涂着BAN NAB几个字母。一切准备就绪，只要把标牌插在路边就可以投入使用。埃尔金的手指上还留着红色颜料，他们被抓了个现行。
“希望我没有打扰你们。”霍桑轻快地说。
“当然没有。”奎利佩尔医生很快就从尴尬中恢复了，“你要坐一会儿吗？要喝茶吗？”
“不必了，谢谢。”
“如果你想和我单独聊，我们可以去隔壁。”
“没事，很高兴能见到大家。”
“我们之前见过了。”乔治·埃尔金说，“这位是我的妻子，乔治娜。霍桑先生是一名侦探，”他对妻子说，“他是为了谋杀案来的。”
乔治和乔治娜，还挺适合他们的。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我也直说吧，你确实打扰了我们。”苏珊·奎利佩尔有一种漠然的冷静和自信，虽然直接反驳了丈夫的话，但她看都没看他一眼。“我们正在开会，聊诺曼底-奥尔德尼-不列颠电缆工程的事。”
霍桑转向奎利佩尔医生：“今天早上在瞭望阁的时候，你说那些不是你做的。”他看向了那些油漆标牌。
“哦，是的，我说错了，非常抱歉。查尔斯·勒·梅苏里尔的事让我太震惊了，一时有些晕头转向。”
“你说谎了。”
“其实没有，当时你问我，那些标牌是不是我画的，我确实没画过。我不会画画。”
“是我画的。”苏珊·奎利佩尔自豪地说道。
“我们必须非常小心。”奎利佩尔继续道，“查尔斯·勒·梅苏里尔很难对付，如果我们越线了，他会毫不留情地让法律团队把我们一举拿下。我们一开始就决定了要采取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比如标牌、传单、游行示威……”
“还有谋杀？”霍桑提议道。
苏珊·奎利佩尔笑了起来。“这项指控太荒谬了，你真的什么都不懂，我们之中不可能有人伤害查尔斯。我丈夫是一名医生，我是教师，乔治是著名历史学家。没有人犯过法，我们只是在行使公民权利，因为我们不希望这里修建电缆。虽然现在发生了变故，但这与我们无关。我们今天见面就是为了谈接下来该如何继续抗议。”
“也可能就不必继续抗议了。”乔治·埃尔金补充道，“现在勒·梅苏里尔死了，科林·马瑟森没准会解释他支持这项工程的原因。他肯定是被威胁了，现在他不用怕了。”
“我们都不用怕了！”乔治娜喊道。
霍桑转向了奎利佩尔医生：“今天早上，你暗示说勒·梅苏里尔手里握着科林·马瑟森的把柄。”
“我现在也是这么想的。”
“他一开始是强烈反对电缆工程的。”苏珊·奎利佩尔插嘴道，“他当时就坐在这张桌子旁，说修电缆是个很糟糕的主意。”
“那他为什么改变了想法呢？”
“他被指派成了NAB委员会的代表。
现在想想还挺好笑，我们当时听到这个消息都特别开心。”
“当时这是个好消息。”奎利佩尔医生赞同道，“我认识他好多年了，他是我们的朋友。他结婚时，我甚至是他的伴郎！”
“但是一夜之间，他就叛变了。”苏珊·奎利佩尔继续道，“他知道这会对我们的友谊造成怎样的打击，但他不在乎。他改口说这项工程能为奥尔德尼岛带来经济收益。”
“根本没有什么经济收益。”乔治娜唾弃道。
“更便宜的能源，更快捷的网速，新的工作岗位。他们承诺了这些，但都是骗人的。”
“更奇怪的是，朱迪斯居然也站在了他那边。”奎利佩尔医生说，“她不蠢，也很爱这座岛，我不敢相信她会眼睁睁地看着丈夫毁掉这一切。”
“关于朱迪斯·马瑟森，你都知道些什么？”霍桑问。
“大家都知道，没有朱迪斯，科林就什么都不是。”乔治·埃尔金回答道，“她的家族世代都住在奥尔德尼岛，靠旅游业攒下了一笔财富。朱迪斯帮柯林斯进了议会，他们住在她的房子里，也是靠她家族的财富在供三个孩子上私立学校。他一点错都不能犯，不然就完蛋了。在他们家，朱迪斯才是顶梁柱。”
这并不让人意外。光看她发的那些邮件就知道，朱迪斯·马瑟森是一个控制欲非常强的人，见到她本人更让我确认了这一点。至于科林，他本来就不太起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