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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毫不怀疑，安东尼·伯克莱曾是一位坚定的古典主义侦探小说推崇者；但是，这个天才却来了一个华丽的转身，对自己奋斗终身的事业进行了颠覆性的“批判”！
在1930年，安东尼·伯克莱在一篇文章中说：“我个人相信，简单纯粹的犯罪解谜，完全依赖情节设计，不擅长角色塑造、行文风格，甚至是幽默感的小说，已经落在了审判者的手中。侦探小说已经到达了一个阶段，未来的侦探或犯罪小说，吸引读者兴趣的，心理层面将超过数学层面。”
很明显，安东尼·伯克莱是一位了不起的“先知”。他在自己的创作生涯，以及古典主义侦探小说发展到巅峰的时候，理智地发现了这类作品的局限性，并准确地预言了侦探小说未来的发展方向。单纯以“解谜”为乐的小说必将枯竭，只有在角色、行文、文笔等方面下工夫，侦探小说才能避免被淘汰的命运。
安东尼·伯克莱用“数学”和“心理”两个词，精准地概括出了“黄金时代”和“后黄金时代”侦探小说的特征与区别。我们在前面也提到过，古典主义侦探小说的本质就是数学层面的逻辑推演运算，是作者和读者之间的斗智；而至于心理层面的侦探小说是什么样，我们在下一节会详细论述。总之，实际证明，伯克莱是伟大而睿智的。
伯克莱并没有停留在理论层面，而是努力把自己的预言变成现实。他以“弗朗西斯·埃尔斯”为笔名，先后创作了《杀意》和《事实之前》两部小说。这两部作品风格与“黄金时代”的作品大相径庭，不以解谜为最高原则，而是将重点放在人物的塑造和对犯罪心理的描绘上。毫无疑问，这是两部具有地标式意义的作品。
现在我们总结一下：创作外延的僵化，创作内核的枯竭，创作思想的解放——一切的一切都预示着，“黄金时代”和这个时代特有的古典主义侦探小说，已经能够走到了尽头。
历史的趋势是必然的。冥冥之中，总会有一些不可抗拒的力量为没落的事物钉上棺材的最后一根铁钉。为“黄金时代”“送葬的”，是人类历史上两场空前的浩劫——1929年爆发的经济危机和1939年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纵观侦探小说的历史，我们会惊奇地发现这样一条屡试不爽的规律：侦探小说的发展总是伴随着国家经济的突飞猛进。验证一下：1841年美国人爱伦·坡发明了侦探小说，但在以后的50年里，这种类型文学在美国几乎没有任何发展；19世纪后半叶，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英国一举跃升为“日不落帝国”。而我们反复提到的、由福尔摩斯引发的侦探小说短篇“黄金时代”，恰好是这个时期；到了20世纪上半叶，美国后来居上，取代英国成为世界霸主。于是我们看到，长篇“黄金时代”虽然开始于英国，但后来绝大多数的辉煌，全都是山姆大叔的同胞创造的；进入20世纪50年代，日本经济以令人咋舌的速度崛起，而日本推理小说崛起的速度，似乎比经济的崛起还要快……
其实仔细想想，这并不难理解。侦探小说（不管是数学层面还是心理层面）的本质，不过是一种休闲读物。在这个前提下，经济的富足必然会成为侦探小说繁荣的基础。不止是侦探小说，几乎所有类型文学都具备这个特点。
具体到“黄金时代”的作品，这条规律尤其明显。“黄金时代”，是资本主义制度从确立走向繁荣的时代。因此，这个时期的作品充满了安定、祥和、富足、充实的气氛，即便是谋杀，也会发生得非常彬彬有礼，没有丝毫的恐怖感和血腥气息。
物质生活已经得到了极大满足的绅士和富人们，在茶余饭后，当然会钟情于这类侦探小说。有人这样评论当时的现象：“在安逸得有些令人难以容忍的生活中，似乎没有比阿加莎·克里斯蒂出版新作品更大的事件了。各种年龄和性别的人们，都会第一时间把新书买回家，然后花一个通宵读完它。因为，第二天上午它就会成为每个人谈论的话题。”这一方面说明“女王”的作品魅力无穷，另一方面也说明当时的社会环境是多么的舒适。
但是，1929年爆发全球性经济危机让这种生活一去不返。一夜间，失业、贫困、饥饿、绝望……几乎所有的不愉快爬上了每个人的心头。资产阶级精心营造的理想得有些虚幻的世界，原来是如此的不堪一击。不难想象，当不断有人因为加塞领取救济粮被殴打致死的时候，谁也不会再有闲情雅致坐在安乐椅上阅读侦探小说了。
经济的窘迫还没有被摆脱，更加残酷的世界大战接踵而至。本就破烂不堪的房子成了一片废墟，数以亿计的生命变成了炮灰，人们的心灵被折磨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如果说之前的经济危机还只是让人们怀念逝去的美好，那么，战争则使得很多人开始质疑过去的生活方式。繁荣、美好、享乐……美好的东西如此不堪一击，脆弱人类还有必要苦心经营这种美好吗？这难道不是自我麻醉和欺骗吗？
当绝望的、灰色的、自我怀疑的世界观充斥在每个角落的时候，“黄金时代”的侦探小说退出历史的舞台，真的是一种“物竞天择”。
那么，这样一个问题被推了出来：古典主义侦探小说的退出，是否预示着侦探小说这种类型文学的没落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不然安东尼·伯克莱的预言就落空了。
古典主义侦探小说将被一种怎样的新派侦探小说取代？读者们应该依稀感觉到，就是之前伯克莱提到的那种“心理层面”的小说。这种小说从何而来？当然是本着“艺术源于生活”的精神，来源于大危机和大战争之后的现实生活。
危机过去了，战争结束了，有一群叱咤风云的人回家了。然而，面目全非的世界对于这群远方的归客，已经十分陌生。
他们需要重新认识世界，试图改造世界，不然，干脆毁掉整个世界！
第三章 大革命 黑色革命
——冷硬派侦探小说的诞生及代表作家作品
还有什么比把一个肮脏的世界捏碎更值得高兴的事情。
——雷蒙德·钱德勒
上一节我们提到，战争结束了，一群回家的人改变了侦探小说的命运。我们不妨先举一个普及程度很高的事例，这样可能更有利于读者了解在这个时间段究竟发生了什么。
1995年，视角极其平民化的经典电影《阿甘正传》击败了同样经典的《肖申克的救赎》，一举斩获了年度奥斯卡大奖。除了阿甘，相信另外一个角色也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就是甘在越南战场上的顶头上司，那位酷爱香烟的丹先生。
丹先生出身于行伍世家，他的祖先参加了美国历史上任何一次战争——独立战争、南北战争、太平洋战争、朝鲜战争，乃至他本人正在经历的越南战争。更令他沮丧的是，每次战争结束，他家族的人无一例外地会成为“烈士”。
丹先生是个简单粗暴的家伙，但这并不妨碍他忠诚地对待国家和朋友，更不妨碍他成为一个好人。相比他的祖先，丹先生的结局要好得多——至少他活了下来。在一次行动中，丹先生不幸受伤。政府像对待所有伤兵一样，截去了他的双腿，然后把他送回家。
终日与轮椅相伴，领取微薄的抚恤金，找不到工作，被所有的人嘲笑——这就是丹先生“精忠报国”的回报。他惊讶地发现，整个世界和自己离开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自己在战场上的英勇和忠诚，在现实中反而成了致命的弱点；周边没有了最起码的真诚和同情，取而代之是欺骗和利用。
丹先生突然意识到，原来，战场才是最简单的“生活方式”，那里只有战友和敌人，只有胜利和失败，只有生和死，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而在现实里，自己的“个人英雄主义”完全失去了生存的空间，这里非常复杂，而且是那种十分肮脏的复杂。
失去了忠诚的丹先生，只剩下了简单粗暴。他终日吃喝嫖赌，与酒精和妓女厮混；他三天两头被小混混或警察打得鼻青脸肿，因为在前者眼里他很碍眼，在后者眼里自己就是个混混；他骂政府和上帝是狗娘养的，因为世界对他太不公平了。
丹先生出现了个人分裂：一方面，他无可救药地陪同这个世界堕落下去；另一方面，他又不断试图冲击、改变这个世界，尽管看上去非常可笑。
好了，现在我们的丹先生的案例向前推移。读者会惊讶地发现，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场上回来的英雄们，其处境和丹先生简直如出一辙。或者说，他们处境更加槽糕，毕竟，世界大战对心灵的创伤，不是越南战争可以比拟的。
对于这个庞大的群体，以及这个群体引发的社会想象，人们找到一个专用名词来形容他们——“Hard-Boiled”。在中文里，我们习惯把这个词翻译为“硬汉”。
于是，在这种大背景下，一种全新的侦探小说应运而生，并以风卷残云之势推翻了古典主义侦探小说的统治地位。这种新小说，被人们称为“硬汉派侦探小说”。
硬汉派被诞生于美国。
实际上，早在20世纪30年代，以戴利·金（1895—1963）为代表的一批作家就尝试将传统侦探小说的内涵和形式颠覆，塑造一个全新的侦探小说流派——尽管戴利·金创作了很多优秀的古典主义侦探小说。正如上一节提到的，当时正逢世界经济大萧条，美国经济更是举步维艰。民众生活失去了最基本的经济保障，各种犯罪和暴力事件层出不穷。由于动机皆源于贫困，所以在这一时期，美国社会出现的犯罪几乎毫无“技术含量”，完全只是人性的写照和血腥的表象。戴利·金等人正是抓住这一社会现实，创作了大量的反映人性和社会现状的犯罪小说。而这一类小说也渐渐从传统的解谜式侦探小说分离出来，形成自己的特点。
到了20世纪中叶，客观条件已经成熟，硬汉派侦探小说应运而生。而这一流派的创始人，毫无疑问应该是达希尔·哈米特和雷蒙德·钱德勒。
达希尔·哈米特（1894—1961）是个独立、坚韧的激进分子，看上去并不像典型的美国人。他13岁离开学校，从事过各种工作，包括在平克顿侦探社做私家侦探。
1929年，哈米特出版了第一部 长篇小说《血腥的收获》。这部作品的主人公是一位没有名字、在大陆侦探社工作的私家侦探，是个极具颠覆性的角色。他没有福尔摩斯或波洛那种敏锐的直觉和严谨的逻辑，有的只是常人的外表和一颗不大寻常的心。他游走于大街小巷，不断和三教九流各色人等发生关联，经常参与殴斗和黑帮火并，完全没有“黄金时代”的神探风采和绅士气息。为了达到目的，无名侦探经常破坏侦探社的制度，甚至不惜践踏一切碍手碍脚的法律。单就他的某些行为而言，读者很难把侦探和罪犯泾渭分明地区别开。
除了侦探的颠覆，哈米特的行文也与以往的侦探小说大不相同。他的文风极其简约，很少在情节的构筑和叙述的技巧上“耍花招”，几乎完全倚仗故事本身的魅力和深意吸引读者。在这里，侦探小说的类型化特征被削弱，文学性和社会价值则得到了空前的提升。
之后，达希尔·哈米特先后创作了《戴恩家的灾祸》、《马耳他黑鹰》、《玻璃钥匙》、《瘦子》等作品，无一不秉承了《血腥的收获》的颠覆性。其中，《马耳他黑鹰》已经彻底超越了类型文学的范畴，升华为世界经典文学小说。时至今日，以这本书命名的“马耳他黑鹰奖”依然是侦探领域最知名、最权威的奖项之一。
雷蒙德·钱德勒（1888—1959）的创作之路起步很晚。年轻的时候，他在英国为杂志撰写评论和诗歌。一战之后，他当上一家石油公司的美方主管，创作因此停滞。44岁时，他失去了工作，不得不重新开始创作，以便养家糊口。和哈米特一样，他的声望同样来自长篇小说。
1939年，雷蒙德·钱德勒出版了第一部 长篇侦探小说《长眠不醒》，这部小说为他带来了无上的荣耀。在书里，私家侦探菲利普·马洛登场——这同样是一位贪杯好色、敢于践踏一切规则、游走于正义和法律之间的中年男人。在将近一百年之后，美国侦探作家协会毫不迟疑地，将马洛评选为“最受欢迎的男侦探”。
钱德勒之后又创作了《漫长的告别》、《高窗》、《再见，吾爱》、《湖底女人》、《小妹妹》等作品，成为硬汉派侦探小说最佳代言人，并且获得了“侦探小说中的桂冠诗人”的称号。
钱德勒善于把握文字的弦外之音和内在含义，对地点、事物、人物也有着敏锐的观察力，对于行文和文字的驾驭堪称完美。日本作家村上春树曾经把《漫长的告别》读了十几遍，并亲自将其翻译为日文。
对“黄金时代”的作家来说，情节就是一切，文风往往可以由编辑代劳；而钱德勒认为“情节也许是个让人讨厌的东西，就算你擅长此道”，但是“一个不注重文风的作家对我来说，根本不算是作家”。我们阅读钱德勒的作品，首先是读他的文风，然后是加利福尼亚背景、笑话、社会观察以及马洛这个人物。另外，雷蒙德·钱德勒对卑鄙和腐败的事物有着强烈的愤慨，这对于他的创作也起到了重要的影响。
毫无疑问，钱德勒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作家，也是一位优秀的评论家，还是一个敏感、智慧的人。他为自己写了墓志铭，所用的正是他那种机智诙谐的文风：“能够接受一种普通的形式，并且使之毫不沾染文艺气味，也算是一种技巧……任何一个体面的作家或许偶尔将自己当成一名艺术家，但是终究要被人遗忘，这样更好的作家才能被人记住。”很明显，雷蒙德·钱德勒的作品不会有被遗忘的危险。关于他的贡献，下一节我们还会提到。
好了，现在让我们来总结一些这种新派侦探小说的特征。
1．小说描绘的重点从大脑调整到了心灵，故事从单纯的智力博弈变成了深刻的哲学思考，“人性”这个命题被推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2．小说格外注重对社会问题的阐释，因为这是“人性”赖以生存的温床；
3．无论是对于人性的描绘，还是对于社会的阐释，其结论十有八九是令人绝望的，即便不是黑色，至少也是灰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