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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文戏”渐少，广义上的“武戏”明显增多；
5．小说的文学性得到了全面提升；
6．小说里的侦探大都有以下特征：
（a）以第一人称“我”登场；
（b）身份为私家侦探，但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执照，属于非法经营；
（c）有着异常灰暗的经历，没有婚姻或离婚；
（d）嗜酒如命，好色；
（e）经常被包括警察在内的各色人士痛打；
（f）经常和妓女、毒贩、黑社会接触；
（g）接受的委托人大多比罪犯更肮脏，揭示出的真相往往比谎言更不堪。
从这些特征不难看出，硬汉派侦探小说完全依托于前面提到的“硬汉现象”而存在并发展。某种程度上，这种侦探小说是硬汉们对于世界的抗争。他们渴望得到应得的回报，他们渴望一切回到那个简单快乐的年代，他们不肯接受“英雄无用武之地”的现状。
相对于“穷途末路”的尴尬，也许，硬汉们更愿意战死疆场。因为，面对着陌生且一片漆黑的世界，他们的抗争必然是徒劳的。摆在面前的只有两种结局：毁灭，或者同流合污。
这一时期，美国的硬汉派侦探小说大多发表在一些大众杂志上。这些杂志使用廉价、粗糙的木浆纸，因此，这类作品也被称为“廉价小说”。因为符合时代特色，里面又充斥着吸引眼球的感官描写，一时间，小说得到了市场认可，逐渐成为了主流。很快，硬汉派小说取得了对于传统侦探小说的全面胜利，以至于到了今天，西方世界专门从事古典主义侦探小说创作的作家凤毛麟角。
评论者将这次侦探小说的改朝换代称为“美国革命”。鉴于硬汉派侦探小说的特质，这次革命也被称为“黑色革命”。
革命的主力军，除了达希尔·哈米特和雷蒙德·钱德勒之外，还有几位也贡献颇多。
詹姆斯·凯恩（1892—1977）创作了《邮差总按两次铃》（1934），这是一部关于性和金钱的小说。作品辛辣而简洁，其中关于“性”的处理现在看来比较正常，在当时则相当出位。凯恩的作品给人一种“原生态”的感觉，甚至有些粗俗（这也是不足之处），十分符合三四十年代美国电影的口味。他的两部代表作《邮差总按两次铃》和《双重赔偿》不但是经典的小说，更被拍成了脍炙人口的电影。
米基·斯皮兰（1918—2006）的情况和凯恩很相似。他的小说里充满了硬汉派小说最原始的性和暴力——这固然是深化主题的手段之一，但其负面影响是无法回避的。斯皮兰的小说在美国的销量超过了两亿册，但始终没有达到哈米特和钱德勒的高度。
乔治·西姆农（1903—1989）的成就则足以比肩哈米特和钱德勒。他一生创作了300余部小说，塑造了侦探小说史上最伟大的侦探之一——梅格雷探长。西姆农的作品兼具古典派和硬汉派的特质，通俗却不失深刻。他是一位心理学大师，却不在作品里加入任何直观的心理描写；他的作品成为了纯文学小说的典范，却一再声称侦探小说里要摒弃纯文学元素。在创作侦探小说之前，西姆农生活极度窘迫；而在其封笔的时候，已经可以坐在私人游艇上环游世界了。
除此之外，像W．R．伯奈特、康乃尔·伍尔里奇、乔纳森·拉蒂默等，都是硬汉派侦探小说的代表作家；而在今天，美国人比尔·普洛奇尼和劳伦斯·布洛克无疑是最佳的代言人，我们在下一节会谈到这两位作家。
既然被称为“革命”，必然有着不朽的意义。除了“推翻了一个旧世界”，革命的最大功绩，莫过于“创造了一个新世界”。从这个角度来说，今天西方世界侦探小说的格局，完全拜“黑色革命”所赐。我们喜爱的好莱坞大片、007系列、《达芬奇密码》等等，全部脱胎于这场大革命。而这些，也是下一节我们需要了解的。

第三章 大革命 革命特别成功
——侦探小说黑色革命对西方侦探文学的影响
没有那场变革，我不敢想象今天的好莱坞将是什么样子。
——希区柯克
“黑色革命”堪称侦探小说史上最成功的变革。无论是当时的成果，还是对后世的影响，这场革命都足以被载入史册。当代最着名的美国侦探小说家杰夫里·迪弗说过：“很遗憾我们无法摆脱黑色革命的‘诅咒’，我们看到的电影，读过的书——包括我自己写的，都是这次革命的产物。”
影响首先体现在电影领域——“黑色革命”直接催生了美国历史上的黑色电影时代。
“黑色电影（Film noir）”一词最早由法国评论家弗兰克提出，用以形容20世纪20年代开始在美国盛行的侦探片。“黑色”一词来源于黑色幽默、黑色文学一类词汇。
当时的“黑色电影”情节非常简单：主人公总是受到官方与犯罪集团的两面夹击，虽然在与对手较量中总会获胜，但却又不得不服从社会法制规范——而这法制规范又是在纵容或包庇犯罪，因此主人公的胜利是没有任何社会价值的。第二次世界大战阻断了“黑色电影”的发展，直到“黑色革命”爆发，这类电影才重获新生。
新时期的“黑色电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主人公对社会有了清醒的认识，变得愤世嫉俗，但却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危机之中；在艺术手法上则是突出惊险场景的刻画，突出莫名其妙的忧郁，总给人一种恐怖莫测的危机感。而这些新特征，很明显是受到了硬汉派侦探小说的影响。
上一节提到的达希尔·哈米特和詹姆斯·凯恩是新时期“黑色电影”的引导者。1941年的电影《马耳他黑鹰》与1942年的《玻璃钥匙》都是以哈米特的作品为剧本制作的（哈米特几乎所有的作品都被拍成了电影）；而同一时期的影片《双重赔偿》和《邮差总按两次铃》则是改编自凯恩的小说。这4部电影堪称“黑色电影”的“模板”，由此可见硬汉小说在这个时期的影响力。
随后，伟大的雷蒙德·钱德勒将“黑色电影”推向了巅峰。他的代表作《长眠不醒》成为了那段时间最卖座的电影，之后的《再见，吾爱》、《湖底女人》和《漫长的告别》更是一发不可收拾。一时间，比利·怀尔德成了钱德勒最好的伙伴；而后来成为一代宗师的希区柯克此刻仅仅是钱德勒的“学徒”。
黑色电影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我们耳熟能详的《北非谍影》、《七宗罪》、《无间道》等经典都可以算作这类影片；而其他类型的好莱坞大片，也或多或少地体现着“黑色电影”的精髓。而这一切，全部是拜“黑色革命”所赐。难怪希区柯克感慨道：“没有那场变革，我不敢想象今天的好莱坞将是什么样子。”
从电影回到文学创作，不难发现，黑色革命已经为西方侦探小说“设计”好了所有路线。
路线一：硬汉到底
纵观“黑色革命”到今天的西方侦探小说发展脉络，不难发现，硬汉派侦探小说自始至终占据着统治地位，不曾被动摇。后来的作品相比于哈米特、钱德勒时代，虽然在各个方面都有了新特色，但在核心思想上，都从来不曾动摇，反而随着推广条件的进步更加普及深化。
美国人劳伦斯·布洛克（1938—）是无可争议地“硬汉第一人”，出生于纽约市郊区的他从19岁起就开始了文学创作，半个多世纪里从未停笔。布洛克的作品主要分为四个系列：酒鬼侦探马修·斯卡德系列；小偷伯尼·罗登巴尔系列；失眠侦探伊凡·谭纳系列；杀手凯勒系列。此外，他还写有非系列作品《小城》《骗子游戏》等。
马修系列是布洛克最具水准的作品，主人公马修·斯卡德的知名度甚至超过了雷蒙德·钱德勒塑造的菲利普·马洛。马修早年是个警察，因为在执行任务时误杀了一个女孩，从此对生活失去了信心。他辞去工作，离开了妻子和孩子，常年住在旅店里，终日与波本酒相伴。“酒店关门之后，我无家可归”——这是马修的口头禅，也是对其生活最恰如其分的概括。
为了生计，马修会接受一些委托，并为此奔波于纽约的大街小巷。可以说，马修是当代文学世界里纽约最好的代言人。通过这个酒鬼，我们不但可以体会到硬汉派作品的精髓，更能见证水牛城在近半个世纪里的变迁。
相比于其他硬汉派小说，劳伦斯·布洛克的作品更加“雅致”，无论是文笔还是情节布设，都具有一种“小资”情调。因此，布洛克的作品为广大精英分子喜爱，唐诺、朱天心、朱天文、侯孝贤等人都是他最坚定的粉丝。影帝梁朝伟甚至多次表示，非常希望在布洛克的一部作品里出演一个角色，即便是个配角。着名导演王家卫的作品《蓝莓之夜》，也是出自布洛克笔下——他的风格和功力，由此可见一斑。
女作家苏·格拉夫顿（1940—）是当代最优秀的硬汉派作家之一，出生于美国肯塔基州的格拉夫顿属于天才型作家，不但精通侦探小说的创作，还热衷于撰写电视剧脚本。在20世纪80年代，她竟然将典型英国田园风的阿加莎·克里斯蒂小说改编成了充满美国风情的电视剧，而且取得了不错的收视率。
最能展现格拉夫顿创作天赋的是她的“字幕系列”。很明显，侦探小说的创作是非常困难的，既要考虑文学创作的普遍规则（文笔、人物、情节、思想等），又要兼顾类型特点（诡计、误导、逆转、解答等）。而格拉夫顿偏偏不信邪，在本来就不大的创作空间里进一步“自我压缩”——通过书名进行自我迫害！
“字母系列”作品以26个字母为主题，每本书配合一个以该字母为首的单词，再根据这个单词创作故事。举例说明：系列第一作品名为《A：不在现场》，原文是“A is for Alibi”，其中的“Alibi”即“不在现场”的意思，全书紧紧围绕着不在场证明诡计展开；第二作品名为《B：窃贼》，原文是“B is for Burglar”，“Burglar”是“窃贼”的意思，顾名思义，本书的主题和一名梁上君子有关……
无须多言，这个系列的创作难度可想而知。但是，在苏格拉夫顿手里，一切显得驾轻就熟。从1982年《A：不在现场》出版，她已经完成了“字母U作”，距离奇迹只有一步之遥。其中，“A”斩获美国侦探作家协会大奖，“B”和“C”则荣获了安东尼大奖和夏姆斯奖，整套作品的销量已经超过三千万。也许，面对这样的天才，我们要做的只是静静等待，期待“Z”问世的那天。
同样在硬汉路线上坚定不移的作家还有很多，比如莎拉·派瑞斯基、东尼·席勒曼、鲁斯·兰黛尔等。这个流派作品的市场占有率要占到整个欧美侦探小说市场的60%以上，处于绝对的统治地位。
路线二：外延伸展
古典主义侦探之所以没落，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这个流派对作品的内涵和外延限制得非常苛刻，试图创新的人会发现，自己寸步难行，无法越雷池一步。而硬汉派侦探小说则没有这层约束，流派本身的特点决定了这类作品的外延可以是五花八门的。
于是，我们看到，很多今天耳熟能详的类型小说，在这个时期羽翼渐丰。
由于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各国之间关系日益密切复杂。创作者紧跟这一变化，创作出了很多高质量的间谍小说。
其中的代表是大家再熟悉不过的英国作家伊恩·弗莱明（1908—1964），也就是“007系列”的谛造者。二战期间曾经在英国情报部门工作过的弗莱明掌握了大量一手资料，这使得他笔下的007号特工詹姆斯·邦德一跃成为迄今为止最具知名度的国际间谍。1952年，第一部 “007系列”小说《皇家赌场》出版，随后，弗莱明陆续出版了14部系列作品，累计销量超过3亿册。
1962年，第一部 007电影《诺博士》面世，全世界的影迷第一次直观地欣赏到了“邦德模式”——永远不会失败的男人、妩媚性感的女郎、深不可测的反派、豪华奢侈的场景、匪夷所思的道具……这些被一再重复的元素，已经陪伴我们走过了半个多世纪。每一次，人们都会津津乐道于这些其实已经被用滥了的桥段。007电影至今一共上映了22部，超过20亿观众走进影院为这个间谍捧场。从迈克尔·康奈利到乔治·拉赞贝，从罗杰·摩尔到提摩西·达顿，从皮尔斯·布鲁斯南到丹尼尔·克雷格，007已经经历了六代。一切似乎都在变化，但这个间谍的魅力始终没有褪色。皮尔斯·布鲁斯南这样总结“007”长盛不衰的原因：“是美艳的邦德女郎、是新奇的道具、是性、是罗曼蒂克、是幻想、是最终的英雄，赋予了这部电影长久的生命力。”
除了伊恩·弗莱明的“007”，弗雷德里克·福赛思（1938—）和约翰·勒卡雷（1931—）也是间谍小说领域的佼佼者。前者的代表作是《豺狼的日子》和《阿富汗人》，后者则以“史迈利三部曲”而闻名。此外，毛姆、格拉汉姆·格林等人的作品也非常具有代表性。
有一部分作家，将古典主义侦探小说里的悬念和解谜与硬汉派侦探小说“镜头感”很好地融合起来，创作出了大量悬念小说。
着名导演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1899—1980）无疑是个中高手，他的小说和电影已经成为了“悬念”的代名词。西方人在表述结局难以预测时，总是会说：“只有上帝和希区柯克才知道最终的结局。”
美国作家杰夫里·迪弗（1950—）同样擅于制造悬念。他在11岁的时候就发表了第一部 作品，从此之后再也没有停下手中的笔。迪弗的代表作是“林肯·莱姆系列”。莱姆是一位美国情报人员，在一次勘察现场时不幸被钢筋砸中，颈部以上完全失去了知觉，后半生只能躺在床上。上帝是很公平的，他把一个叫阿米莉亚的助手派到了莱姆身旁——这位天使曾经是位模特，身材样貌可想而知。于是，莱姆的大脑和阿米莉亚修长的双腿很好地结合在了一起，解决了很多棘手案件。
莱姆系列包括《人骨拼图》、《棺材舞者》、《石猴子》等作品，其中《人骨拼图》被搬上了好莱坞大荧幕，莱姆由影帝丹泽尔·华盛顿出演，阿米莉亚则由安吉莉娜·朱莉扮演——迪弗作品的分量可见一斑。难怪有人评价：“看迪弗的小说，就像揣着定时炸弹在奔跑，心情永远无法平静。”
近些年最能体现悬念小说特点的，无疑是美国作家丹·布朗。关于他的作品，已经无须多言。他那部地球人都看过的《达芬奇密码》，就是这一类型小说最好的模板——层出不穷的谜团、层层递进的悬念、紧凑的情节、急速的镜头切换，该有的元素这部作品一样不缺。从这个角度上讲，《达芬奇密码》电影版的大红大紫一点都不意外，它的镜头感是与生俱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