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来的邻居谷口是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他小心翼翼地在磨砂玻璃门上砸开一个洞,伸手进去拔开插销,拉开推拉门一看,果然是洋子在地上躺着呢。衣服穿得整整齐齐的。我和谷口急忙把她抬到起居室安排她躺好,谷口就跑出去叫医生了。不过我看洋子是没救了,没有呼吸也没有心跳,脸痛苦地扭歪了。
死因是氰酸中毒。眼看着就要战败的时候,上级给我们这个地区的各家各户都发了一小瓶氰酸,是让我们在紧急时刻服毒自杀用的,后来回收的时候我没有上交,埋在院子里了。也许洋子喝的就是那瓶氰酸。
我和谷口发现洋子的时候,洗澡间里没有任何异样,一切都跟平时一样。浴缸里没有水,盖浴缸的木板竖在浴缸旁边晾着,不可能有人在洗澡间里面。朝外开的窗户有两个,都是磨砂玻璃的,当时都插着插销。窗户外面有防盗木栏杆。为了让你了解得更清楚,我在下一页给你画了一张图。
最让人感到奇怪的是洗澡间里没有小瓶子或杯子之类的容器。如果洋子是服毒自杀,应该有小瓶子或杯子之类的容器留在洗澡间里,但是什么容器都没有。后来,装氰酸的小瓶子在厕所的垃圾桶里被发现了。喝下氰酸以后多长时间见效我不太清楚,但是总不可能喝下之后还东转西转的吧。按照警察的分析,洋子是饭做到一半的时候突然想自杀,就在厨房里把小瓶子里的氰酸倒进杯子里用水溶解,然后把氰酸含在嘴里,再把小瓶子扔进厕所的垃圾桶,再走进洗澡间插好门窗,最后咽下含在嘴里的氰酸自杀。这种解释也太勉强了吧。
按照警察的解释,我无法理解洋子自杀时的心理。喝下氰酸以后就把小瓶子和杯子放在身边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反正是自杀身亡的人了,难道还会考虑什么装毒药的小瓶子和杯子放在身边是不是羞耻吗?为什么还要费事处理那个小瓶子呢?还有,死的地方为什么是洗澡间呢?死在洗澡间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啊。衣服穿得好好的,死在家里的哪个房间都比死在洗澡间合适嘛。
根据警方的现场勘查,固定洗澡间的门框和窗框的钉子都生锈了,不可能被卸下来过,玻璃也没有被卸下过的痕迹。由于插销锈得太厉害,没有在上面查出洋子的指纹。
尽管警察已经认定了洋子是自杀,我还是想不通。最让我想不明白的是洋子自杀的原因。她根本就没有理由自杀。赎罪意识?她对什么赎罪呢?而且看她那样子,连一点儿反省的意思都没有。我跟洋子通过媒人介绍结婚以后,她一直少言寡语,甚至有些保守,是个贤淑的妻子。是战争结束后的混乱状态使她变成了这个样子。她讨厌自己了?这只不过是作为她的丈夫的我的一厢情愿。
如果说是他杀,可以有很多想象。具有杀死她的动机的人大有人在,我就是其中一个。也有可能是为她争风吃醋的男人,也有可能是冈田源三。甚至有可能是跟她发生冲突的女人。
一郎我儿,关于你母亲奇怪的死的经过就给你说完了。你从我以上的叙述中可以推测出凶手是谁吗?她的死当然不是自杀,而是他杀,凶手是存在的。那么,凶手是谁呢?
是的,凶手不是别人,就是我。
杀人动机就不用详细解释了。为了让你能够理解我的杀人动机,我已经在前面啰啰唆唆地写了那么多。我发现洋子躺在洗澡间以后,跑出去找谷口帮忙是明智之举。如果我一个人把玻璃砸了,把门打开,就没有办法证明洗澡间是一个除了洋子以外谁也进不去的密室,我就会被怀疑为凶手。不对,应该说我在隔着磨砂玻璃看见洋子躺在地上之前,就把一切都计划好了。但是,我感到奇怪的是,我跟谷口一起看到洋子的尸体的时候,我心里曾经反复想过,是自杀还是他杀呢?如果是他杀的话,凶手是谁呢?我那时候精神有些不正常,自己干过的事情,就像消失在远方的云霞里了,忘了个一干二净。
我模模糊糊地记得那瓶氰酸是我从院子里挖出来的,我也模模糊糊地记得我多次想过要杀死洋子。但是,七月二十五日上午的事情,我一点儿都不记得了。
在前面我已经承认了很多值得同情的事实,我一点儿都不怀疑洋子是我杀的。可是,让我感到苦恼的是,我说什么也想不起来我是怎么杀了洋子,又是怎样布置了那样一间谁也进不去的密室的。
洋子肯定是我杀的,这一点非常明确。事件发生在我家里,别人没有可能成为凶手。我不恨洋子,我一次都没有想过要恨她,无论她对我做了什么,她都是我最亲的人。但是,我希望洋子只属于我自己。那时候,我已经知道,洋子经常跑到冈田那里去,她的心早就飞到冈田身边去了。于是在我的心里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就算她的心不在这个家里了,她的身体也必须在这个家里,死也要死在这个家里。
所以,我杀了她。我杀了她,但是我是怎么把她杀了的,我却想不起来了。洋子已经死了两年多了,她死了以后我整天想的就是这件事:我究竟是用什么方法把她毒死在密室一样的洗澡间的呢?这就是所谓良心的谴责吧?我的内心充满了痛苦。我多次想到了死。可是,你还小,我不能扔下你不管。我把这些写下来,是觉得将来你也许能解开这个密室之谜。我是解不开了,但是,如果不托付给某个人解开这个谜的话,我死了以后灵魂也不会得到安宁的。两个小窗户都插着插销,外面还有防盗栏杆,谁也不可能从窗户进出。门里面插着插销,里面的人不拔开插销出不来,外面的人不砸碎玻璃进不去。
我一边明明知道是自己杀了洋子,一边又提出这样的疑问,真是一个大傻瓜。其实我这一辈子就是一个大傻瓜。你看这封信的时候,我只希望你不要觉得父亲做了什么让你感觉到不体面的事情。说句奇怪的话,不,说句不负责任的话,就我现在的心情而言,我已经感觉不到我的身体是我自己的了。
我想象不出你读了这封信以后会是怎样一种感觉,你对父亲一定感到很失望吧?可是我不给你写这样一封信就感到坐立不安。请对你这没出息的父亲表示一下哀悼吧。
写完以后我不敢再看一遍就要把它装进信封里了。
被多野国夫
昭和二十三年十月十二日

在接受军国主义教育,接受强加的愚蠢的价值观的时代,不能说没有健康成长的人。但是,人格彻底被损毁的人也应该有很多。
降生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人都是人,人与人之间应该是平等的,可实际上,有的人蛮横无理,颐指气使,有的人只能像狗、像猴子一样活着,哪能有这种浑蛋逻辑!
这是为什么呢?我认为都是日语这种语言的构造造成的。想想这也许是一件很难理解的事情,我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就看穿了这个谁都没注意到的问题。
有的人只能使用标准的敬语,有的人则整天说那种毫无礼貌可言的蛮横的话。这两类人的差别可以说是一个地下一个天上。由于嘴里说出来的话不同,这两类人都产生了错觉。一类人认为自己是至高无上的强者,另一类人的人格则从骨子里变得卑下,就像我父亲那样。当时我还是个孩子,所以能够冷静地观看大人们的闹剧。但是,最让我感到气愤的还不是冈田源三那种人。我最痛恨的是那种根本不知道这是闹剧,一天到晚在所谓强者面前摇尾乞怜,靠讨好人家过日子的女人,也就是我母亲洋子那样的女人。
所有的事情都想起来了。我母亲洋子,是我杀的。我对自己过去犯下的重大罪行感到恐惧,于是选择了在忘却中逃避。
父亲是个善良的男人,甚至可以说是善良到可怜。他觉得自己有杀死妻子的动机,结果分不清什么是幻觉,什么是现实,最后认定自己毒死了自己的妻子洋子。父亲太善良了,善良到了这种程度。他不可能想起是用什么方法把妻子毒死的,因为他根本什么都没做。他说是他把装氰酸的小瓶子从院子里挖出来的,根本就没有那么回事。因为那个装氰酸的小瓶子是我挖出来的。父亲所说的那一切,都是善良的产物。
因为善良,父亲每天都在谴责自己根本没有犯过的罪行。在写下这封信两年以后,他终于住进了精神病院。又过了一年,可怜的父亲在医院里自杀了。
我确信,在战争结束后的混乱年代里,我是唯一能够冷静地判断当时状况的人,于是,我按照自己的判断行事,对母亲处以死刑。
现在想起来真是不可思议,国家居然给自己的国民分发毒药!这种平庸而浑蛋的国家确实存在过。自以为冷静的我,也不可能完全跟疯狂的时代绝缘,不可能不受影响。
我把那种叫氰酸的剧毒物质溶解在水里,端到正在切洋白菜的母亲面前。母亲笑了笑,放下菜刀,接过杯子,一口气喝下大半杯。
大概是因为天太热了吧,母亲的额头上渗出细汗。喝下我给她的那杯水以后,难以言状的苦痛在她的身体内涌动,她瞪大了眼睛看着我。那时候我的心里充满了无法用语言形容的恐惧,我感到万分后悔。母亲被疼痛折磨得弯下腰,手中的杯子里剩下的毒药水泼在了洋白菜上。
后来我为什么把装毒药的小瓶子扔进了厕所的垃圾桶里,我也不能理解。扔在洗澡间应该更合适。但是,一个孩子的智慧是有限的,不可能事事都想得那么周到。这给我后来的人生带来了不幸。
我把母亲拖进洗澡间,把门和窗户的插销都插得紧紧的,然后像龙虾似的缩在大洗衣盆里,把盖洗衣盆的木板盖好。
我从小身体瘦弱,个子长得不大,知道自己可以勉强在洗衣盆里藏身。我家的洗衣盆比一般的洗衣盆大很多。
那时候我的感觉就是在捉迷藏。当时我是一个孤独的孩子,经常一个人玩捉迷藏,一个人琢磨怎么藏大人才找不到我。其实那时候就是父亲发现我藏在洗衣盆里,我也觉得没什么。首先他不会怀疑是我杀了母亲,再有就是我那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干下的事情的严重性,毕竟我只是一个六岁的孩子嘛。
至于为什么要把母亲拖进洗澡间,现在想起来也很难理解。一个六岁的孩子,不可能先设计一个所谓密室杀人计划,然后再去杀人。恐怕我就是觉得洗澡间是最合适的地方吧。小时候我经常去附近的河边捉小鱼小虾,捉回来以后总是放在洗澡间里。也就是说,小时候我有一个习惯,喜欢把自己的猎物放在洗澡间里。
父亲看见了躺在洗澡间地上的母亲以后,慌慌张张地和邻居家的小伙子一起把母亲抬进起居室,没有发现藏在洗衣盆里的我。我悄悄地从洗衣盆里爬出来,走出家门,在附近的路上用钉子画起画儿来。
几年以后,我在家后面的菜地里,发现了我扔掉的那个装氰酸的小瓶子。那个年代,人的粪便总是被当做肥料直接施在菜地里。小瓶子没盖盖子,里面也没有毒药了。可是我扔的那个小瓶子里还剩着毒药,盖子也盖得好好的。所以那也可能不是我扔在我家厕所里的那个小瓶子。
但是,这个小瓶子让我鲜明地记起了临死之前痛苦万状的母亲,鲜明地记起了泼在洋白菜上的毒药水。于是,我眼前绿色的蔬菜全都变成泼上了毒药水的蔬菜。在我的意识深处,蔬菜就是毒药,绿色就是毒药。打那以后,我不敢吃蔬菜,后来又发展到绿色恐惧症。
很久以前已经发黄的一封信,解开了我长年解不开的谜团。但这不是我所希望的,我的心情很不愉快。
当时我还那么小,怎么会犯下如此大罪呢?现在分析起来,恐怕是因为同情父亲吧。我犯了罪,受到惩罚的应该是我,可结果受到惩罚的却是父亲——上帝给我们父子开了一个大玩笑。多少年来,我一直在逃避自己犯罪的事实。
我不想要孩子的原因也清楚了——我怕孩子,我对孩子抱有一种几乎可以说是本能的恐惧。
我的虚弱体质和绿色恐惧症,如果是对于我杀人罪行的惩罚,那就太轻了。是的,怎么想都觉得太轻了。所以我马上意识到这只不过是更大的惩罚的导火线。
我在街上偶然碰到了经常给我看病的医生。他问我是否已经在服用PPS和H·C。我愣了一下,问他PPS和H·C是什么。他说:“奇怪呀,一个月以前我就告诉您的妻子了,吃不了蔬菜就去药铺买PPS和H·C,常服这两种药可以补充维生素C,她没给您买吗?”
医生的话让我想到一件可怕的事,我的心凉透了。我一直都非常相信我的妻子,所以想到那件可怕的事的时候受到的打击更大。
我去调查了一下。妻子背着我买了巨额人寿保险,而且都是她娘家出的钱。妻子早就等着我死呢。
这是一种复仇,是上帝在利用我妻子为我母亲报仇。妻子还年轻,我死了以后她可以利用到手的巨额保险金开一家店什么的,开始新的生活。
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我一点儿都不生气。我现在已经到了父亲住进精神病院时的年龄,我的内心深处有着跟父亲同样的善良。这是我犯下的罪行,我应当受到惩罚。
我下班回到家,妻子用跟平时一样的笑脸迎接我。家里没有鲜花,没有绿色植物,今晚的餐桌上,大概也没有蔬菜吧。
我信步走到阳台上。太阳已经落下去了。远处那一点点绿色变成了黑糊糊的颜色,眼前是水泥和玻璃组成的煞风景的都市。恐怕没有比我更适合住在这样的都市里的人了。
常务理事疯了
(由Lonelygod00手打)

我以前在西荻窒住,所以经常去荻窒的一家烤肉店喝酒。那时,我经常碰到一个英俊的青年。不知道为什么,我很喜欢这个青年,见过几次面之后,就跟他聊上了。
青年的名字叫吉敷。我问他在哪里高就,他告诉我说,他是东京警视厅一课的刑警。我吃了一惊,对他更感兴趣了。
我喜欢看推理小说,尤其喜欢看以前那些古色古香的侦探小说。我期待着能从吉敷那里听到散发着大正时代(日本史学界把1912-1926年这段时间称为“大正时代”)气息的犯罪奇谈,所以经常去荻窒那家烤肉店,指望着能碰到吉敷。也许是因为他的工作太忙吧,难得在店里见到他,去五次也不一定碰见他一次。
那大概是昭和五十五年(1980年)夏天的事吧。那是一个闷热的夜晚,我不想回我的单身公寓一个人喝闷酒,就又去了那家烤肉店。这回总算碰到了吉敷,我们一边喝啤酒一边聊起来。
我自封为当代小泉八云(1850-1904 生于英国伦敦,是旅居日本的英国人,原名Lafcadio Hearn 到日本后与岛根县松江中学的英语教师小泉节子结婚,加入日本籍,在东京大学担任英国文学教授。他从妻子那里听到许多日本民间故事,便着手用英文改写成短篇小说,集结成《怪谈.奇谈》一书,后由平井呈一译成日文,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小泉八云因此成为日本怪谈文学的鼻祖)。在东京发生的罕见事件,犯罪奇谈,几乎没有我不搜集的,我甚至把搜集这些东西当成自己的工作。我把自己搜集到的各种不可思议的事件讲给吉敷听,他好像并不反感,于是我越讲越起劲。这个事件是小说创作的好素材啦,这个奇怪的事件不可能在现实生活中发生啦,放高利贷的遇到了强盗啦,三角恋引起了杀人事件啦……我一边说还一边感叹:这些事件都太一般了,不刺激,没意思,怎么就没有一两个珍奇怪闻呢?
吉敷开始只是微笑着喝啤酒,听我这样说,才开口说话。
“怎么没有?今年发生的事件就都挺奇怪的。”他说。
他的话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是巧妙的计划性犯罪吗?”
“那方面的也有。”吉敷稳健地回答说。
我说,我想听的是都市里的怪谈奇闻,而且想听逻辑性很强的怪谈奇闻,否则我是不感兴趣的。
听我这样说,吉敷笑了。“前两天就发生了一件符合您要求的事件。事件发生在位于日比谷的一家商社,可以称得上是怪谈奇闻了。”
“真的?” 我向前探了探身子,激动得心跳都加快了。
“一天早晨,那家商社的职员像往常一样去商社上班。一个女职员走进常务理事的办公室一看,只见那位一向被认为很有能力的常务理事,正傻乎乎地盯着办公桌上的一只高跟鞋在那里发呆,哈喇子流了一桌,怎么叫他都不理,看起来是疯了。”
“哦?怎么知道他是疯了呢?”
“眼镜耷拉到鼻子下面,哈喇子流的到处都是。送到医院里一检查,说是精神异常。”
这仿佛是爱伦坡或柯南道尔的故事。当代东京也会发生这样的事件吗?我着了迷似的听了起来。
以下是我把从吉敷那里听来的故事整理出来的一篇小说。吉敷说他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件,我呢,也是第一次听说这样的事件。四年过去了,我依然能够回忆起刚刚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所受到的震惊和感动。
我现在关心的是这篇小说的读者们。相信各位也会像那位常务理事那样经历一场极端的恐惧。各位当心啊,千万别像那位常务理事一样被吓得变成疯子。

位于日比谷的那家商社的大楼是一座古旧的建筑。日光灯管裸露在天花板下面,原本是白色的天花板被整天吞云吐雾的职员们熏得黄黄的,四面的墙壁到处是细小的裂缝,不少地方涂料剥落。职员们用的办公桌也都破旧不堪了。
但是,常务理事犬童慎太郎的办公室却非常漂亮。墙壁贴的是高档壁纸,堪比高级公寓的卧室,进口豪华家具一应俱全。丹麦制造的成套沙发茶几,英国制造的办公桌,不一而足。现年四十一岁的犬童常务理事,每天都坐在办公桌后面的高级皮椅上,抽着菲律宾特制的印着犬童名字的高档雪茄。
靠墙摆着的菲律宾红柳桉木的酒柜里排列着高级白兰地。在这家商社,只有犬童一个人享有在上班时间喝酒的特权。
常务理事的办公室位于五楼。窗户下面,可以看到一片很大的绿地。绿地呈锐角三角形,有草坪,也有树丛。围着绿地的是单向行驶的马路,不时有车辆通过。
在高楼林立的大都市里,不知为什么会有这么大一片绿地,形状虽然不是很规整,也谈得上奢侈了。三角形的顶角处还有一个小喷泉呢。
犬童刚成为这间办公室的主人的时候,绿地上还有花坛,从五楼看下去,五颜六色,非常漂亮。东京奥运会之前,一度酝酿在绿地上做一个花卉钟,后来不知怎么没做成,再后来花坛也没人侍弄了,只剩下一片草坪。草坪周围镶着水泥砖,中央部分有树丛。
这块绿地在高楼林立的闹市区可有人气了。日比谷公园离这边远了点儿,一到午休时间,在这一带的公司上班的穿着制服的女职员们,就三三两两地来到草坪上坐下,吃饭聊天。
犬童慎太郎是个很有才干的人,工作上可以说严格得有些冷酷。虽然有好色的缺点,一般而言还算是一位温和的绅士。
不过,他有一段极不光彩的历史。二十岁那年,从九州来到东京的他,因为没有学历找不到工作,就去轻井泽那边打工卖冰棍儿。那时他过得还很不顺利,自暴自弃。还在九州的时候,他就多次被关进少管所,不在少管所的时候也是被监管的对象。他是为了逃避监管跑到东京来的。
昭和三十五年夏天的一个暑热稍退的下午,犬童穿过一片蝉鸣阵阵吵得人心烦意乱的树林,来到一座非常清静的别墅前。周围看不见过往行人,只有一个穿着黑色高跟鞋、白色超短裤、白色纯棉衬衫的姑娘在悠闲地荡秋千。
犬童走进那姑娘,以卖冰棍儿做幌子跟她攀谈起来。谈着谈着了解到别墅里没有姑娘的家人在,犬童兽欲大发,把姑娘按倒在草地上强暴了。
如果犬童只强暴姑娘这一次,罪过还可以说是轻的。
那姑娘是一个大财阀的女儿,名叫育子。犬童强暴了育子之后并没有放过她,而是一直在调查她的底细,回到东京以后依然继续偷偷调查。
后来,育子嫁给了有名的小池外交官,改姓小池。犬童得知了这一消息之后,利用小池育子不敢声张的弱点,千方百计地敲诈她现在看来这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可是在六十年代,名门家的媳妇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也要隐瞒这种见不得人的事。小池育子被犬童敲诈了大量钱财,甚至背着丈夫卖掉了她父亲死前留给她的土地等遗产。
犬童利用从小池育子那里敲诈来的钱,跟几个朋友一起开了一家商社。由于他出资较多,轻而易举地坐上了常务理事的宝座。他还盯住了总经理的位子,相信过不了多久自己就能当上总经理。
犬童好色,几近一种病态。他有漂亮的妻子,还有两个分别读中学和小学的孩子,但是,他玩弄的女人越来越多。他把办公室布置得那么好,就是为了招女人来。他不愿意去宾馆,嫌花钱太多。在办公室里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是一个很爱算计的家伙。
犬童在工作方面也是有一套的。他经常吹嘘自己是英雄好色,在管理上,他确实有手腕,能让部下老老实实地为他的商社卖力。
他敲诈了小池育子巨额钱财之后,并没有放过她。他在轻井泽强暴小池育子十五年之后的昭和五十年,得知作为驻法国大使馆外交官夫人的小池育子回国的消息之后,就胁迫她和自己发生肉体关系。
小池育子是个非常软弱的女人,她害怕以前的事情败露,就答应了犬童的要求。她已经分不清自己是受到胁迫还是搞婚外恋了。实际上犬童并不是个坏男人,而且仪表堂堂。小池育子越来越轻易地答应犬童,越来越难以向自己的丈夫坦白了,也许是因为外交官夫人的生活太憋闷的缘故吧犬童的胆子越来越大,大白天也敢把小池育子叫到办公室里来。小池育子最初表示反抗,不管怎么说,白天那么多男女职员在商社里工作,常务理事的办公室跟职员们的大办公室只隔着一道墙,实在没有心情在这种环境里做爱,而且自己还是一个有名誉有地位的外交官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