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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太后听政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听从大臣王曾和吕夷简等人的建议，把“天书”随同真宗一起葬入永定陵，下令禁止兴建宫观，有力地遏制了大中祥符以来弥漫朝野的迷信狂热。既借用过奸相丁谓，也很快免去其权位，贬为崖州（今海南）司户参军，实为流放。接着，在全面把握朝政期间，时也从谏如流，颇有建树。如创设谏院，完善科举，兴办州学，澄清吏治，重视水利，连中国古代最早的纸币——交子，也是在她的批准下得以发行。当然也存在贬逐寇准、李迪等较为正直大臣，及稍有倚用宦官、放纵外戚等的过失。不过大体而言，史官对其治绩一般持基本肯定的评说：“内外肃然，纪纲具举，朝政无大阙失。”
再说仁宗母亲李宸妃，她开始只是刘德妃宫中的侍儿，即一位平常的宫女。由于生得还较端正庄重，且肤色明丽，言语不多，真宗一时高兴，让她侍寝而怀上了孕。生下仁宗后，封崇阳县君，又生一女（后早夭），方进为才人，不久迁婉仪。刘德妃为皇后，因无子，便把襁褓中的仁宗夺为己子，并让杨淑妃抚育，而李婉仪从此就失去了亲自抚育儿子的资格。仁宗从小就叫刘皇后为大娘娘，叫杨淑妃为小娘娘，“母子”感情融洽，而不知自己还有生母在宫中。李氏因为地位低下，不能论理，默然杂处在先朝宫嫔之中。直到仁宗少年即位，由于还是刘太后掌权，李氏也不敢有一点母以子贵的表现。人们都畏惧刘太后，也没有人敢对仁宗说出事情真相。而刘太后却让李氏去为真宗守陵，用隔绝其亲生母子的手段，来确保自己权力地位的稳固。同时，太后也派人访得李婉仪失散多年的兄弟李用和，给这个原本衣食无靠的小工匠当上三班奉职，做得也不算太绝情。
明道元年（1032），李氏病重，方得进位宸妃，不久去世，享年四十六岁。可悲的是，宸妃贵为一国君主之母，并与仁宗同住一宫廷中，却生前不能与儿子相认相聚。刘太后打算用一般宫人的礼仪在宫外治丧，宰相吕夷简上奏建议丧礼应从厚。太后怕在座的仁宗听出破绽，急忙引皇帝走开，然后单独回到帘下，责问吕夷简：“一宫人死，你提出厚葬，是要想离间我们母子关系吗？”吕夷简从容回答：“太后若不想到刘氏族人，就算臣没说；若为刘氏后人着想的话，则丧事宜从厚。”一句话提醒了刘太后：日后万一仁宗得知自己的身世，痛感生母生前死后都没有得到应得的待遇，一定会怨恨自己，就会迁怒于刘氏后人。于是就问该如何厚葬？吕夷简请下诏以一品之礼安葬于洪福院。同时，吕夷简还密令经办人员，要以皇太后的服饰装敛，且要用高档的水银宝棺。
明道二年，刘太后病卒。宋仁宗号泣忧伤，悲痛过度，茶饭不思。章惠太后（即杨淑妃）劝道：“她非帝母，帝自有生母。”燕王诸人也告知仁宗：“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宸妃死于非命。”在一番询问后，仁宗方知自己的身世，号恸顿止，不视朝累日，下哀痛之诏自责，尊生母为皇太后，谥号章懿。又亲临母亲所殡之洪福院祭告，同时派兵包围了刘氏府第。然后亲自哭着开棺验视，见生母穿着皇太后的冠服，在水银的养护下肤色如生，没有毒杀的痕迹，才感叹传言之妄，下诏将母亲棺椁陪葬真宗永定陵。于是撤去刘府围兵，又到刘太后灵前焚香泣告，对刘氏仍然恩礼有加。为了弥补对亲生母亲的愧疚之情，仁宗对李氏家族的恩宠益厚，一再提升母亲弟弟李用和的官职，拜为彰信军节度使、检校侍中，还将福康公主下嫁李用和的儿子李玮。
上述历史真相中，刘太后应该说是一位还算不错的垂帘听政者，她掌权的天圣、明道年间，基本恢复了真宗早年咸平、景德间的小康发展势头，也为仁宗的庆历盛世奠定了基础。史传曰：“虽政出宫闱，而号令严明，恩威加天下。”她的政治才干决不在其夫真宗和其子仁宗之下，临朝时的个人品德也并无大的阙失。虽说刘太后未必不想效法武则天，但宋代限制后宫干政的家法颇为森严，众臣的监督谏阻也算有力，使刘太后只得明确表态不做有负祖宗的事情。晚年，太后召见曾反对她预政的大臣李迪，问道：“我今日保护天子与大宋江山至此，你以为如何？”李迪表示心悦诚服。
当然，在对待李宸妃的问题上，刘皇后有自己的私心和不当行为，但这也与当时的后宫制度有关，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她不得不这样做。同时，她也并没有使出如其他朝代一些后宫之间的残忍手段，应该说对李氏并没有完全绝情，仍还有一点天良，故使李氏得以善终，且还提携了李氏家人。这与民间小说戏剧中刻画的刘皇后，一个有着阴狠毒辣之心肠与手段的皇后形象相去甚远。说到这里，仁宗生母的谜团已清晰解开。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民间社会对这样一位还算清明的刘皇后形象要进行如此的歪曲？把一位实有功于宋朝统治的太后描绘成一个丧尽天良、恶毒卑劣的刽子手？
郭皇后暴卒的细节宋仁宗即位之初所立的郭皇后，实是太后强加于少年皇帝的婚姻，所以久不得宠，却又骄纵泼辣。一次后妃之间的争风吃醋，失手打了皇帝，闹出廢后风波。宰臣与宦官的推波助澜，使郭后终被废黜，出居道教宫观。问题是，仁宗后有悔意，打算召郭氏回宫，这时郭氏突然暴卒。是被人暗害而死，还是上天无情？留下永久之谜。
宋仁宗的婚姻一直很不顺心，主要是由于刘太后在其中强行贯彻自己的意志。开始为仁宗挑选皇后时，蜀人王蒙正的女儿姿色冠世，入京备选，仁宗一见倾心，刘太后见了却认为此女过于妖艳，恐对少主不利，就将她改配给自己的侄子刘从德。眼看绝代佳人成为他人之妇，仁宗久久不能释怀，然也无可奈何花落去。在准备正式立后之时，仁宗属意于张美人，但刘太后又坚持立平庐军节度使郭崇的孙女，胳膊扭不过大腿，仁宗只能顺从母意。天圣二年（1024），郭氏立为皇后。
宋仁宗仁宗对母亲硬塞给他的皇后并不喜欢，而郭皇后却仰仗着太后的偏心而非常骄纵，使仁宗难得亲近其他嫔妃，仁宗早就憋了一肚子的气。不久，刘从德去世，仁宗内批封王氏为遂国夫人，允许她出入宫禁，因朝臣竭力反对而作罢。从中也可看到，由于郭皇后始终没有博得仁宗的欢心，所以仁宗总把旧情放在心上。
明道二年（1033），刘太后去世。宰相吕夷简手疏八事，劝帝重整朝纲，语真情切。仁宗与吕夷简商议重建宰执班子，意在逐渐消除太后的影响，创建自己的权力班底，准备把原为太后亲信的执政夏竦、张耆和晏殊等都罢政出朝。退朝后，仁宗随口与郭皇后说到这件事，郭氏却说：“难道吕夷简独独就不依附太后吗？他不过为人机巧善变罢了。”仁宗听了，想想似乎颇有道理，就决定把吕夷简的相位也给罢了。第二天早朝，宣读了皇帝的诏令，除上述诸相被依次免职外，末后吕夷简也罢为武胜军节度使，出判陈州。吕夷简大为惊骇，也大惑不解，这样被出乎意料地罢相，不知是何事忤旨而遭此遣，就托入内都知（宦官）阎文应打听，才知底里，遂对郭皇后怀恨在心。
宋仁宗复召李迪、王随等人执政，还用旧相张士逊，他曾是仁宗在东宫时的老师，所以颇得信任，但张很快就坐事罢相，出判许州。半年后，仁宗感到新班底并不是十分满意，还是有点思念吕夷简，所以又召他为相。
后宫中，仁宗比较宠爱尚美人和杨美人，而郭皇后却不时与她们争风吃醋。一次，郭后与尚氏同在仁宗前侍谈，没说几句，又起口角。尚氏恃宠不肯相让，并当着仁宗的面讥刺郭后，郭后气愤之极就跳起来打尚氏的面颊。仁宗看不过去，起座拦阻，不料郭后已经出手，而尚氏闪过一旁，一巴掌正打在仁宗颈脖之上，指尖锐利，掐成两道血痕。一怒之下，仁宗决定废黜郭后，遂找宰执近臣商量。宦官阎文应给仁宗出主意，让仁宗将颈脖上的伤痕给执政大臣们看，以取得他们对廢后的支持，仁宗也照着做了。
宰相吕夷简对前不久因郭后一句话而被罢相一事，一直耿耿于怀。这次正是报复的机会，怎肯轻易放过。由是他不但赞同廢后，以为“皇后如此失礼，不足母仪天下”，还提出两条强有力的理由：一是皇后在位九年，却无子嗣，二是汉唐故事中，光武帝素称明主，其皇后郭氏只是怨怼就被废黜，何况陛下被伤颈脖。说得仁宗遂下决心，下诏废郭后，封为净妃、玉京冲妙仙师，赐名清悟，居于长乐宫。
廢后诏书公布后，引起朝臣们的轩然大波。主要是御史中丞孔道辅率领范仲淹等十余名谏官、御史，向皇帝上了很多道奏折，认为皇后没有大过，不应轻率废黜，请求重新审视此事。吕夷简指示有关部门，不得接受台谏官的章奏，所以反对廢后的奏疏无法上达仁宗手中。于是御史们准备进殿面奏，要求仁宗接见。然而吕夷简与阎文应等早有布置，殿门紧闭不开。孔道辅等只得拍打门环，大呼：“皇后被废大事，奈何不听台谏入言？”仁宗便令宰相去向台谏官当面说明情况。
吕夷简只得硬着头皮至中书与台谏官们商谈。孔道辅、范仲淹等台谏官指斥夷简道：“大臣服事帝后，就像儿子服事父母，父母不和，只可劝解，奈何顺父出母呢？”夷简答：“后伤帝颈，失礼太甚。且廢后亦汉、唐故事，何妨援行。”道辅厉声说：“此乃汉、唐失德事，如何引为法制？”辩论中，双方唇枪舌剑各不相让，最后吕夷简只得同意他们明天直接向皇帝进谏，然后拂袖而去。
吕夷简回去对仁宗讲述了台谏官请对的要求，认为实非朝政太平之幸事，要仁宗早做准备。第二天清晨，台谏官们早早上朝，准备与皇帝、宰相当廷辩论。不料，仁宗先下了即日起不许台谏请对的诏书，同时对为首的台谏官员进行了处分：孔道辅、范仲淹出知地方州郡，其他台谏官员分别给予罚金处分。在皇帝与宰相的联手打压下，这场廢后风波得以平息，台谏官的进谏未能见效。
景祐元年（1034），被废的郭后又出居瑶华宫。而尚、杨二美人越发得宠，一有机会就缠着仁宗，几乎每晚都共同陪侍上寝。为此，仁宗搞得圣体疲乏，或累日吃不下饭，不久一场大病，数天不省人事，内外忧惧。朝臣们私下议论，认为主要是二美人侍寝过于殷勤之故，杨太后（即真宗时的杨淑妃）与内侍阎文应轮流劝说仁宗，黜逐二美人以保重龙体，仁宗无可奈何之下只得点头同意，阎文应便把二美人用车送出后宫。次日传出诏旨：尚美人出为道士，杨美人出为尼姑（一说别宅安置）。九月，立大将曹彬的孙女为皇后。
仁宗身体康复后，一天游览御花园，见到郭后原来乘过的轿子，触景生情，黯然泪下，颇有悔意，作《庆金枝》词一首，派内侍给郭后送去。郭后见词也觉伤心，答和一词，凄怆哀婉，动人情怀。仁宗看后颇为感触，又派人告之有重召郭后回宫之意。郭氏一想到被废时的情景，顿感万分屈辱，表示若再受召回宫，必得百官立班受册方可。吕夷简、阎文应听到此消息，大为吃惊，两人在仁宗面前说过郭后的许多坏话，担心郭后回宫将对自己不利。恰好郭氏得病，仁宗派阎文应带太医前去诊治，几天后，郭氏暴卒。
郭后的暴卒，当时就引起不少传言。有人怀疑是吕夷简、阎文应所害，认为二人力主廢后，与郭后已势不两立，而仁宗欲郭后回宫复位，这必定造成二人心理上的恐慌，从而采取措施将郭后害死。还有消息说，阎文应在带太医诊治郭后的过程中，故意用药引发其病，使其病体加重而亡；或说是阎文应乘机进毒，致郭氏暴亡。甚至有人传言，郭后在病体加重，但尚未断气之时，阎文应就向仁宗报告郭氏病亡的消息，然后急忙用棺木收敛。当时有谏官王尧臣等人对此反常现象提出疑问，要求重新察验郭后的病历起居记录，但仁宗不同意，最后只得不了了之。
史载，仁宗得知郭氏病亡，“深悼之，追复皇后”，却不加谥号，也不行附庙之礼，仍葬于佛舍而已，这一做法也是够奇怪的。联系前面仁宗并不深究郭氏暴卒的原因诸事，也让人看不懂。就是说，郭后究竟在仁宗心目中是个什么地位，其实也是一个谜。
后来，范仲淹回朝任天章阁待制，他虽提不出什么过硬的证据，但始终认为郭后之死应与宦官阎文应有关，阎带医就治郭氏小疾，几天后暴卒，起码有失职之咎，于是上书弹劾，阎文应终于被贬逐岭南，死在路上。吕夷简对此事颇感不快，就递过话来：“待制乃是侍从之任，不是口舌之任。”言外之意让他闭嘴。范仲淹却反击道：“向皇帝进言，正是侍从所应做的！”范仲淹虽对吕夷简也有看法，但拿不出任何有关凭据，后在揭发吕夷简存在结党营私诸行为的斗争中，又被贬出朝廷，出知饶州。
总之，前面怀疑吕夷简、阎文应加害郭后的种种说法，应该说都只是社会传言，而没有多少真凭实据，因此郭氏之死留下一个永久的疑问。
北宋亡国北宋王朝经历了一百六十余年的发展，不管从人口、疆域、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诸方面都可谓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国。尤其是其经济的繁荣、文化的昌盛，在中国历史上也可算一个巅峰时期。然而，东北地区刚刚崛起的金国，只用了一年时间，就用铁骑摧毁了这个庞然大物，其原因何在呢？
北宋王朝经历了一百四十年的稳定发展，到宋徽宗即位，或可说进入了一个“太平极盛之世”。从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的叙写，从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的描绘，我们都可看到北宋都城汴京的繁荣景象。从人口方面说，宋徽宗初年，户数已超过两千万，一些学者估计人口已过一亿，在农业社会中，人口是衡量国家强弱的主要尺度，而一亿人口，还有近百万的兵力，这在当时的世界上，绝对是首屈一指的大国。从疆域方面看，自崇宁以来，随着对西夏战争的节节胜利，“斥大土宇，靡有宁岁”，直到宣和元年（1119），宋军在统安城战败，方被迫与西夏休兵。后又攻辽，从金军手中讨得燕云诸州，增置燕山府及云中府路；宋徽宗对这时国家的富盛，也颇自鸣得意，时时粉刷太平，好大喜功。词臣奉命进诗：“四海熙熙万物和，太平廊庙只赓歌。”
然而就是这个看上去庞然富强的宋王朝，这个拥有世界上首屈一指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宋帝国，在与东北刚刚崛起的小国——金国的较量中，仅一年多的时间，这座外观金碧辉煌的大厦竟然轰然倒塌，京城陷落，二帝及大批人员被掳，万民涂炭，其憷目惊心的惨状，实在惨不忍述。那么，为什么这样一个貌似富强的帝国会如此不堪一击？为什么这个上亿人口的宋王朝会如此迅速地被金兵的铁骑所摧毁？尤其是这摧毁仅仅用了两国军队交锋后的一年时间，这到底是金兵有这么大威力，还是宋王朝自取辱败呢？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北宋最后的两个皇帝，及其周围人们在北宋王朝最后的日子里的各色精彩表演，或能对这个问题有所领悟。
宋徽宗是历代帝王中屈指可数的天才艺术家，他在音乐、绘画、书法、棋艺、诗词等方面确有不俗的才华，如在书法上独创瘦金体，他的花鸟画精致逼真，他懂音乐，词也填得不错。然而处置军国大事的昏聩，生活奢侈腐化的程度，手下奸臣贪官的数量，也都和历代昏君有一拼。他指挥着规模空前的宫殿、后苑等的建造，穷侈极丽，设立造作局、应奉局，开运“花石纲”，挥霍民脂民膏，用之如泥沙而不惜。他酷嗜女色，五、七日必御一处女，即授名号或进阶，退位时出宫女六千余人，总数盖以万计。甚至还不满足，专设行幸局，毫无顾忌地微行于妓馆酒肆，追声逐色，寻花问柳。其纵情于声色犬马，竭天下以自奉，浩大的宫廷开支，完全由人民的血汗在供养。
同时，宋徽宗口头上也自诩“永惟继志之重，深念守文之艰”。很快沿袭哲宗“绍述”神宗的变法方针，进一步惩罚反变法派，采取了财政、教育诸方面的新政，如继续方田均税，重视农田水利，进行盐法、茶法改革，奖励开发矿业，还有学校科举改革。加重赋税，崇奉道教等。其一系列新政呈现着复杂的情况，不能说其中没有合理的、有积极意义的成分，但大多是搜括民脂民膏的内容。而崇奉道教就更是荒唐可笑，自封“教主道君皇帝”，一大批自吹道术高明的道士被徽宗尊为上宾，玩着自欺欺人的把戏。
宋徽宗周围的一帮宠臣，人们号称“六贼”：有宰臣蔡京、王黼、朱和宦官童贯、梁师成、李彦。人称蔡京为公相，童贯为媪相，梁师成为隐相。其实，当时的奸佞决不止上述六人，再如宦官杨戬、兰从熙、谭稹等，官员李邦彦、高俅、蔡京诸子蔡攸等及孟昌龄、孟扬、孟揆父子等，这些人窃据要津，援引亲故，广结党羽。如蔡京之子六人、孙四人同时为执政、从官，其他奸臣同样效仿，一时乳臭童稚，目不知书，而官已列禁从者比比皆是。于是招权纳贿，货赂公行，尤其是对民众的各色残酷掠夺，有关史料俯十皆是。
不要以为这些奸佞都是草包，其中一些人也是才子。如蔡京就是大书法家，进士及第，文章也写得漂亮，首倡“丰亨豫大”之说，鼓吹太平盛世，徽宗朝曾四度为相，长达十七年之久。其弟蔡卞与京同年进士及第，王安石招为女婿而从安石学，官中书舍人兼国史修撰时，“文饰奸伪，尽改所修实录、正史”，二任宰执之官。蔡京诸子也颇有文采，如蔡僚着有《国史后补》、《北征纪实》、《西清诗话》、《铁围山丛谈》等。王黼《宋史》本传称其：“为人美风姿，目睛如金，有口辩，才疏隽而寡学术，然多智善佞。”
尽管官场上一片乌烟瘴气，宋徽宗仍在标榜要惩治腐败，针对官员的受贿作弊，朝廷也处分了一批官员。如河北路转运副使李昌孺、河北监司贺希仲、滁州知州唐恪、提点江东路铸钱王阐等官员，都因贪墨而遭贬黜。然而，其体制中没有多少权力制衡机制，尤其是对最高当局，基本上没有监督能力。从而其体制腐败的根子就在皇帝本人，他其实就是最大的受贿者，其周围一大批高级贪污犯更备受皇帝的青睐，恩赏有加。
面对隐伏危机的表面盛世，也有一些正直的官员和太学生，起而痛陈时弊。如官员李纲上疏，被贬谪某县税务。太学生朱梦说屡次上书，被贬官池州。太学生雍孝闻力诋蔡京家族，被流放而死于海南。甚至有人上奏历数蔡京、童贯诸奸臣之罪，“中外大骇”，而宋徽宗却对此类忠言完全置若罔闻。
燕人马植由童贯荐引，献联金灭辽之策，宣和二年（1120）入金谈判，缔海上之盟。宣和四年（1122），金人约宋攻辽。在长期作战中，陕西军成为宋军精锐，然而在童贯率领下两次进攻辽都燕京，都被打得一败涂地。金军乘势拿下燕京，这时也看清了大宋王朝外强中干的实质。金军在向宋横敲一笔军费后，将古城洗劫一空，留下几座残破不堪的空城给宋。而宋朝君臣却还在自我陶醉，为收复燕云诸州，“功臣”们一一加官晋爵，徽宗还命人撰写《复燕云碑》来歌功颂德，似乎太祖、太宗未竟的事业，真的由他来完成了。所以，在金兵进攻之前，大宋王朝始终给人们一个盛世富强的印象。
宣和七年（1125）十月，金太宗下诏伐宋，兵分两路：一路攻太原，一路攻燕京，然后会师开封。领枢密院事童贯在河东听到金军南侵的情报，竟以赴京汇报为名丢下军队，逃之夭夭。十二月，燕京宋军投降，不过金兵在山西太原、河北保州一带还是遭到宋军的殊死抵抗。此时，徽宗才感到事态的严重，被迫下诏罪己，承认种种弊政，并于二十三日匆忙传位于钦宗，不负责任地把一副烂摊子撂给儿子。应该说此次金军初攻南方，宋军尚有抵抗能力，而徽宗却已吓得仓皇南逃，蔡攸、童贯、高俅等也随同而去。
靖康元年（1126）年初，宋钦宗见父王南逃，也想逃往陕西，在李纲的一再苦谏下，这才打消去意。命李纲为尚书右丞、亲征行营使，负责东京防务。金军打到东京城下，宋军防守严密，金兵死伤累累而不能得手，只得遣使入城议和。钦宗求之不得，在宰相李邦彦的力主下，答应割地赔款的苛刻条件，派兄弟亲王为人质赴金营，并派官员向民间勒索准备和议的金银。后各地勤王兵陆续抵京，名将种师道也率军到来，其将姚平仲立功心切，说动钦宗偷劫金营，李纲也不反对。然而劫营失败，姚弃军亡命。金军向钦宗追究责任，钦宗恐金症再次发作，罢免了李纲和种师道，遣使谢罪，准备交割北方三镇。可见，钦宗面对险恶的局势毫无应对能力，只是来回摇摆于投降和冒险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