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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三年（1006），宋真宗欲拜王钦若为相。王钦若为临江军新余（今江西新余）人，也就是说是南方人。淳化间进士及第，后钦若一路升迁，咸平四年（1001）已为参知政事（副相）。景德初，契丹军大举南下，他密请真宗南往金陵（今江苏南京），躲避北方战事，为寇准所叱责而止。出判天雄军（治今河北大名东），闭门待敌，束手无策。次年还朝，与寇准不合而去职，判尚书都省，领修《册府元龟》，功揽于己而咎归于人。不久又升大学士，以尚书左丞知枢密院事。其为人奸邪险伪，若拜他为相，国事前境很难设想。由是，宰相王旦上谏道：“王钦若遭逢陛下，恩遇已隆，今留之枢密，已属高位。臣见祖宗朝未尝有南人当国者，虽古称立贤无方，然须贤土乃可。臣为宰相，不敢沮抑人，此亦公议也。”说明不愿以王钦若为相者，乃朝廷众官员的公议。宋真宗只得作罢。等到王旦去世，王钦若才得任相，其愤愤不平道：“为这王老头，迟我十年做宰相。”
以上故事中“祖宗朝未尝有南人当国者”一语，出自《宋史·王旦传》，应该说王旦此语说得如此铿锵有力，宋真宗表面上也只得听从。其实。王钦若自景德三年再次入枢，一直都位居执政，虽没有宰相的名分，真宗对他言听计从，作用远在宰相之上。然而就因此语而晚得宰相名分，那么此语为北宋初期之国事惯例，还是太祖、太宗朝立下的祖宗家法？
据宋人笔记《道山清话》记载，宋太祖曾提出过“后世子孙无用南士为相”的家法，并亲笔书写“南人不得坐吾此堂”之言，刻石于禁中政事堂，以告子孙。到宋真宗时，先有王钦若为相，后又以苏州长洲（今属江苏苏州）人丁谓为相，据说该刻石被吏辈移至他处。宋神宗时，有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王安石为相，又有建州浦城（今属福建）人章悖为相，其时该刻石已不知去向。
查考宋初史事，太祖、太宗朝的确无南方人为相，因而“政事堂刻石”之事，似乎无可怀疑，至少事出有因。但查遍《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文献通考》等重要史籍，却未见对这重大事件著录一字，原因何在呢？
近代学者张荫麟认为，“政事堂刻石”之说虽言之凿凿，却实不可信。就以上述王旦上谏之事为例，其中存在的问题是：一、如有“政事堂刻石”存在，王旦为何不直接引以为据，而要说：“臣见祖宗朝未尝有南人当国者”，只是摆出有关的历史事实。二、宋真宗在王旦死后仍用王钦若为相，如有刻石在，他不怕违背祖宗之法？而宋初确无南方人为相，不是由于太祖定下了歧视南方人的国策，而是因为在太祖初期，国境未逾江南，其所需笼络的先朝重臣和所信托的心腹幕僚，有任宰相资格者，其中确无南方人。其后逐渐收复南土，南方人入朝者大都为南国降臣，自无取冠朝列之理。到第三朝皇帝宋真宗时，开国已三十多年，随着南方综合实力的加强，南方人科举入仕的比重和在中枢机构的比重，都与时俱进。此时，以科第起家而当宰相之任的南方人，开始逐渐产生。而北方人因久居的政治特权地位发生动摇，对南方人难免侧目，真宗朝歧视南方人的事例甚多，加上首位拜相的南方人王钦若确实为人奸邪，后来拜相的丁谓也是一个小人，都为朝中正直官员所侧目。到宋神宗时，北方人的地位逐渐落于南方人之后，王安石为相，其变法又存在许多弊端，而变法派以南人为主体是不争的事实，由是招致很多官员的不满，为了表示对南方人的歧视，尤其是为了反对王安石变法，才有人杜撰了“政事堂刻石”之说，欲从根本上否定王安石当政的合法性，所以刻石之说是不可信的。
上述观点虽说得颇合逻辑，但也仍是一种推测，并没有拿出十分可信的证据来直接推翻《道山清话》中有关“政事堂刻石”的记载。所以宋初太祖是否制作过这块“刻石”，仍是个没有解开的谜。
宋真宗泰山封禅宋真宗即位之初，尚能广开言路，锐意进取，勤政治国，社会经济有所发展，出现了成平年间的小康局面。但与辽订立“澶渊之盟”后，以纳岁币求苟安，施政方针也日益保守，且崇道信佛，劳民伤财。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一国君臣有如一群患有臆想症的精神病人，共同演绎了几场“天书”、“封禅”之类的迷信闹剧。其中一些神秘细节的具体操作过程，将永远是宫廷历史之谜。
澶渊之盟后，宋真宗赵恒心情一直不好。原来想到世人对其父宋太宗皇位合法性问题的非议，及对自己替代兄长继承皇位问题的种种看法。心里就一肚子的不高兴。此时资政殿大学士王钦若又告诉他：“城下之盟，《春秋》所耻。陛下以万乘之尊而与辽国立城下之盟，难道还有比这更可耻的吗！”真是旧患未除，又添新耻，真宗心里就像吃了一只苍蝇，说不出来的窝囊和憋气，心病不轻。
王钦若揣摩到皇帝的心事，也为了迎合真宗好大喜功的心理，提出：“只有封禅泰山，才能镇抚四海，夸示外邦。”真宗听了果然心动。而后，王钦若又告诉真宗：“自古都是先有‘天端’，帝王才行封禅之举，那么怎么求得‘天端’呢？难道伏羲时真有所谓河图洛书吗？不过是圣人以神道设教罢了。天端虽非人力所为，但只要皇上深信而崇奉，以明示天下，则与天降祥端无异。”真宗又去问秘阁直学士杜稿：“河图洛书是怎么回事？”杜稿随口回答：“就是所谓‘龙马负图出于河、神龟负书出于洛’，其实都是古来即有的圣人设神道为教而已。”真宗听了，心领神会，决定施行。
真宗感到需要先将以宰相王旦为首的一批官员买通，让他们也心悦诚服地加入到这一剧情的演员行列中，那戏才会演得逼真。王钦若去转达了真宗的有关“圣意”，王旦半信半疑地勉强表示顺从。不久，真宗召群臣欢宴，提出不分君臣而以主宾就座，知枢密院事陈尧叟、权三司使丁谓，及王旦、杜稿等大臣不敢，真宗说：“今天只想和爱卿们乐乐，就不要讲君臣大礼了。”喝到高兴当口，真宗命侍者给每人一个红包，打开一看，都是大颗珍珠。真宗请大家继续喝酒，说等会还有赏赐，席终果然还有良金重宝之赐。尤其是特赐给王旦御酒一樽，嘱咐回家与妻儿共享。王旦回府打开一看，见樽中都是亮晃晃的大颗明珠，联系到前些天王钦若传达的“圣意”，顿然有所领悟。
景德五年（1008）正月初三的早朝上，内侍来报说宫城左承天门南角发现像书卷一样的黄帛有两丈多长，黄帛上隐约有字。真宗便向群臣讲了一个天方夜谭式的故事：“去年十一月某日夜里，有神人来告，谓来月在正殿建道场一个月，将降下《大中祥符》天书三卷。朕自十二月朔日已在正殿设了道场，恐内外起疑，所以未曾宣布。今日之帛书想必是天书下降了。”王旦带领群臣马上称贺，随后真宗率领众人来到左承天门，焚香望拜，让内侍上城楼取下“天书”，由真宗跪受。“天书”上写：“赵受命，兴于宋，付于恒。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其中“付于恒”，当然是指真宗赵恒，可见真宗即位是天命所归，且可“传世七百”，永葆宋祚。真宗大喜，把“天书”收藏于金匮之中，然后大宴群臣，令改元为“大中祥符”，“大中”有万事适中之意，“祥符”就是“天端”。接着大赦罪犯，官员普加薪俸，京城放假五天，公费欢宴庆祝。并遣使祭告天地、宗庙、宫观，群臣也纷纷上表称贺，一场闹剧拉开序幕。
大中祥符元年三月，兖州知州率千余人赴京上表，称天降祥符，万民称颂，请圣上封禅泰山，以报天地。真宗命朝臣讨论此事，众臣以为封禅泰山是帝王将自己统治天下的功德昭告天地的大礼，秦皇汉武都举行过这一大典，大宋创建以来，国泰民安，丰衣足食，天下大治，完全有必要举行这一大典。四月，又有“天书”降于宫中功德阁，进一步表明了天意。宰相王旦率领文武百官、外来使臣、僧道耆寿等各界代表二万四千余人伏阙上表，请求真宗封禅。这样规模大代表广的上请，竟达五次之多。这班老臣也的确配合默契。
真宗遂决定当年十月赴泰山举行封禅大典，曾问权三司使（财政大臣）丁谓经费有无问题？丁谓回答：“大计有余。”这更坚定了真宗过封禅瘾的决心。六月的一次朝会上，真宗又继续演绎着上回那个故事说：“去年那位神人又托梦告知，将有‘天书’降于泰山。”果然，王钦若上奏说，泰山下有礼泉涌出，泉旁的亭中有“天书”下降。于是群臣再纷纷上表称贺，乞加尊号“崇文广武仪天尊宝应章感圣明仁孝皇帝”，真宗拜受。至此，封禅的舆论准备，可谓相当完满。其他准备工作也正风风火火地进行着，如令匠人们专门制造了奉迎“天书”使用的“玉辂”。
十月初四，以玉辂载天书为前导，赵恒在庞大的仪卫扈从下居中，文武百官紧随其后，封禅队伍浩浩荡荡向泰山进发了。大队人马走了十七天，才从京城来到泰山脚下。仪仗、士卒遍列山野，两步一人，数步一旗，从山下一直排到山顶，其气势着实宏大。十月二十三日清晨，赵恒在斋戒三天后，头戴通天冠，身穿绛纱袍，乘金辂，备法驾，在众臣簇拥下，登上南天门，来到岱顶神庙。次日，举行隆重而繁琐的仪式，封祭吴天上帝及五方诸神，礼毕下山。再以同样隆重的仪式，在杜首山祭地祗神。最后登上朝觐坛，接受百官、外使和众僧的朝贺，上下传呼“万岁”，振动山谷。然后大赦天下，文武官员进秩，赐天下大酶三日，各地举行公费宴庆。
这里顺便提一下泰山中天门之下，海拔八百米的“回马岭”，这里山重水复，峰回路转，景色优美。传说宋真宗到泰山封禅，骑马上山，至此坡路高峻陡峭，马不能行，只得在此回马。现有石坊—座，额刻“回马岭”三字。可是从历史记录来看，宋真宗并不是骑马上山的，而是坐山轿上的山。泰山岱庙的《宋真宗封祀坛颂碑》记述：“上乃乘轻舆，陟绝嗽，跻日观，出天门。”即乘坐山轿，攀盘道石阶而上。而这“回马岭”，据说唐代就有此名。有人认为应是唐玄宗封禅泰山的回马之处，也有人认为应是汉光武帝登封泰山的回马之处，不知哪个推断的可信度较大？
十一月，真宗的大队人马还拐到曲阜谒拜了孔庙，加谥孔子为“玄圣文宣王”，命近臣分奠七十二弟子，然后参观了孔府，游览了孔林，赐钱三百万。以封禅礼成，诏改干封县为“奉符县”。真宗还作《庆东封礼成诗》，令诸臣唱和，最后盛宴群臣。回到京城开封，诏定“天书”下降京城之日为“天庆节”，“天书”降于泰山日为“天贶节”，命文臣将其封禅泰山之行编成《大中祥符封禅记》一书。封禅大典前后历时五十七天，此后天下争言符瑞，群臣也争上表章，竞献赞颂之词，举国如痴如醉。
在其后的日子里，各地不断有符瑞吉兆像卫星一样放出来。如陕州报告说：“黄河自清”了，解州又发生“池盐不种自生”的奇迹，河中府百姓居然在中条山苍龙谷发现了黄金护封的仙书《灵宝真文》……真宗都深信不疑。大中祥符三年（1010）六月，河中府士人、父老、僧道一千二百人恳请真宗到汾阴祭祀后土，其后又有文武官员和各界代表三万余人到京请愿，要求真宗亲祀汾阴后土祠。真宗这时对制造大排场以抬高声望的做法似乎已经上瘾，决定明年春天亲祭汾阴地神。
大中祥符四年（1011）正月二十三日，赵恒又率众启程，西祀后土的队伍仍以“天书”为前导，经洛阳，出潼关，沿黄河北上，直趋汾阴（今山西万荣县西南）。历时二十一天才到山西宝鼎奉柢宫，以封禅泰山的隆重礼仪祭祀后土地祗。完成后，真宗又过黄河，折道向西，来到华山，补上拜谒祭祀西岳庙的礼仪。归途中，又在洛阳停留了二十多天，再去巩县（今属河南）拜祭祖宗三陵（太祖之父的永安陵、太祖永昌陵、太宗永熙陵）。直到四月初才回到京城，前后闹腾了近七十天，这趟“西祀”比“东封”耗费更大。准备工作就做了年余，修行宫、治道路、征民夫、役兵卒、贡钱物，动辄上万人，几十万钱帛。一些正直的朝臣上书劝谏，真宗根本听不进去。回来后，又是加官进俸，又是派使臣分赴五岳，为诸岳册封帝号，仍忙得不亦乐乎。
大中祥符五年（1012）十月的一天，真宗又忍不住演绎上回的故事，还说那位神仙托梦，传达天帝的旨意：“令先祖赵玄朗授你天书。”不久，这位先祖果然托梦告诫真宗：“要善为抚育苍生。”真宗认下这位子虚乌有的先祖后，马上出台了一连串举措：一是命天下为圣祖避讳；二是为圣祖上尊号，并配上一位圣母；三是在京城建造景灵宫，供奉圣祖和太祖、太宗像，其规模仅次于太庙；四是在京城最大的道教宫观大殿里供奉玉皇和圣祖的塑像；五是下令天下州县天庆观增建圣祖殿，官员上任和离职都必须拜谒；六是命宗正寺修订皇室家谱，增入圣祖事迹。由是真宗带头撰写《圣祖降临记》，王钦若的《圣祖事迹》、盛度的《圣祖天源录》等也纷纷出笼。
大中祥符六年（1013）六月，老子故里亳州的官吏和父老三千多人进京请愿，强烈要求真宗亲谒亳州太清官，拜祭老子。数天之中，群臣们也凑热闹，再次吁请。于是，真宗下诏，明年春天驾幸亳州，加老子“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尊号，命丁谓判亳州，筹措相关事宜。几个月后，丁谓又称瑞兆频生，从亳州献上灵芝三万七千枝，真宗另辟一殿展览这些灵芝。次年正月，仍以“天书”为前导，真宗率众又浩浩荡荡地开赴亳州（今安徽毫县），在太清宫拜谒老子后，一个月后才回开封。
半年过后，真宗又想出崇道的点子，宣布天帝的尊号为“太上开天执符御历含真体道玉皇大天帝”。大中祥符八年（1015）正月初一，在隆重的礼仪中，真宗在玉清宫向天帝正式奉上尊号，参加这一仪式的除文武百官外，还有少数民族领袖、宗教界僧道代表和外国使者等。同时命令天下官员和百姓都须在家中设案焚香，向玉皇大帝致敬，地方官要派人检查，民间“玉皇大帝”的称呼也始于此。天禧元年（1017）正月初一，真宗又到玉清宫向玉皇大天帝献上宝册和龙服。全国各地也同日分设罗天大醮，以供民众僧道烧香跪拜。这样，将全国都卷入这一敬拜“玉皇大帝”的狂热迷信活动之中。
为了把以“天书”为中心的崇道活动搞得场面壮观，从大中祥符元年开始，真宗就在京城和全国大兴土木，营建宫观。其中最大的玉清昭应富有二千六百多座殿宇建筑，役使数万工匠夜以继日，用了七年多时间才竣工，并动用了全国最好的建筑物资，其宏大豪华之规模，超过秦之阿房和汉之建章。次年，真宗又命令全国各州县都必须建天庆观，供奉三清玉皇，总数在千所以上。真宗还在寿丘（今山东曲阜境内）建景灵宫，有一千三百二十多座建筑，以供奉圣祖赵玄朗，又造太极观供奉圣祖母。由于曲阜太远，真宗不便亲致礼拜，就在京城也分别建造景灵宫和太极观。
干兴元年（1022），真宗去世，“天书”也随葬入陵，总算结束了长达15年的荒唐闹剧。真宗晚年已完全沉浸在这出自导自演的荒诞戏剧中，满口胡话，神魂颠倒。当然还有大量的必不可少的配角，才能把这场戏演得如此生动鲜活。其中王钦若、丁谓、林特、陈彭年和刘承规五位配角最为重要，他们相互勾结，行踪诡秘，号称“五鬼”，将朝政搞得乌烟瘴气。然而各人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不同，王钦若为人奸巧，智数过人，胆大妄为，又懂道教，这出戏由他首创建议，作用最大。丁谓狡黠机敏，开始主要是推波助澜，后来居上累官宰相，成为真宗末年政治中举足轻重的角色。林特工于算计，善于逢迎附和，接任三司使，主管封祀和营造的财政大计，几乎把太祖、太宗朝的家底积蓄都挥霍殆尽。刘承规是宦官，官居皇城使，当时伪造“天书”，多由皇城司奏报，或兼负责道具的制作。陈彭年擅长礼法，颇有学问，为东封西祀参订仪制，历翰林学士、参知政事。天禧大礼，为天书仪卫副使，负责闹剧场景的设计。宰相王旦名为正直，以美珠一樽，竟箝其口，且屡次力请封禅，冒称众意，利令智昏到如此程度。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僧道、耆寿、外臣乃至大量士人、百姓都参与了进来，搞得举国如痴如醉，进入迷狂状态。
那么，是什么魔力能动员起全国这么多的各阶层人士，最后完成这令后人深感可笑又可悲的荒诞闹剧呢？其中有多少人在不同程度的参与作假？多少人明知“天书”等符瑞吉兆有假，却依然崇信有加，痴狂不已？为什么此类文化现象有如此之感劭而在中国历史上能常演不衰？
宋仁宗生母之谜演绎宋代宫廷故事的元代杂剧《抱妆盒》和包公戏《狸猫换太子》等剧目，都是讲述宋仁宗母亲、宋真宗的李宸妃如何遭到刘皇后的陷害，仁宗也差点险遭不测的传奇故事，其遭遇之坎坷，情节之跌宕，令人扼腕。为什么民间对宋代宫廷的这段故事如此津津乐道呢？其历史的真相又是如何的呢？
第三章
元代杂剧《抱妆盒》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宋真宗的李宸妃生了一子，刘皇后十分忌妒。便令宫人寇承御假传圣旨，说皇帝要见儿子，诓出婴儿勒死，再抛尸河中。寇宫人有怜悯之心，但不知如何救这孩子。正好此时，真宗派太监陈琳怀抱妆盒到园中采摘新果，送与御弟楚王祝寿，在金水桥巧遇寇宫人。寇宫人请陈琳帮助，陈琳便将婴儿放入妆盒，带出宫来拜见楚王，细禀此事，楚王将孩子收养家中。十年后的一天，楚王带此子谒见皇兄，刘皇后见宋仁宗此子声容举止都酷似李宸妃，心生疑窦。回宫后拷问寇宫人，寇宫人不甘屈辱，当即头撞石阶而亡。数年后，楚王将此子身世婉转告之真宗，真宗将他立为太子，由刘皇后收养。五年后，真宗驾崩，仁宗继位。仁宗怀疑自己身世，亲自查审此事，陈琳这才和盘托出。此时李宸妃早已过世，可怜母子生前没能相认，仁宗下旨尊母亲为纯圣皇太后。刘太后逆天悖理，手段残忍，应严加惩办。但仁宗考虑到先帝的尊严，刘太后年岁已老，也算有养育之恩，姑且容之，奉养如旧。加赐封赏楚王与陈琳，并重建寇宫人之墓，封为忠烈夫人。
包公戏《狸猫换太子》讲述的相关故事却如此演绎：开封府尹包拯外出巡视，一天在路上，突然被一阵怪风吹落了帽子。包公感到这风来得蹊跷，就随飞滚的帽子追去，来到一座破窑前。窑中住着一位双目失明的老妇人，衣衫破旧，面容憔悴，行动中却隐隐透出一些宫廷风范。包公上前问候，并报出姓名。老妇人得知来者是当朝铁面无私的“包青天”时，不由得泪流满面，喊出一声“包卿，可要为奴家伸冤啊！”这声叫得包公大惊失色，这“包卿”岂是普通人可随便叫得的？仔细询问后得知，老妇人实为当今天子宋仁宗的亲生母亲，宋真宗的李宸妃。因为给真宗生下皇子，却被生不出儿子的刘皇后调包夺走。刘皇后勾结太监郭槐，买通接生婆，用剥去皮的狸猫换出皇子，诬李宸妃生下怪胎妖孽，打入冷宫加以陷害，要将李宸妃治罪。多亏宫人冒死相救，宸妃才得以逃出深宫，隐名埋姓，流浪颠簸至今。包公开始半信半疑，老妇人取出当年真宗留给她的玉佩，包公见是宫中之物，才知老妇人所言不假，可怜她身为国母，却母子不能相认。于是包公将老妇人带回京城，设计使仁宗认母，并惩办了此案的郭槐等恶人。
上述两个故事虽然都是讲述仁宗生母的悲凉遭遇，而情节却相距甚远。其实二者都为后人虚构，与历史真相存在较大差距。那么后人为什么如此热衷于演绎这段宫廷故事呢？它应该不会完全是捕风捉影吧？有关的历史真相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先说刘皇后，原为真宗的德妃。真宗的原配是潘仁美的女儿，即位前已去世。即位后所立的郭皇后，也在景德四年（1007）病故。其后，中宫虚位多年。在众多的嫔妃中，真宗属意的是刘德妃。德妃名刘娥，太原（今山西）人，后徙益州华阳（今四川成都），出身低贱，却生得玲珑秀眉，擅长播弄鼓乐。十来岁就嫁给当地匠人龚美。雍熙初年，夫妻来京城谋生，龚美因为贫寒准备叫刘娥改嫁。此时，真宗为襄王，很想娶一个有才艺的川妹子为妾，经襄王府给事张耆的张罗，刘娥就这样进了襄王府。这时她年才十五，风华正茂，大受宠爱。太宗知道此事，嫌其出身卑贱，令将刘娥逐出王府。真宗实在舍不得，就暗中让她寄居在张耆家。十余年后，真宗即位才将她接回宫中，立为美人，重得宠幸，她在后宫的地位也升得很快，大中祥符初已为德妃。当真宗打算立刘德妃为后时，大臣们以其出身为由而激烈反对，但真宗力排众议，终于在大中祥符五年（1012）将德妃立为皇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