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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帅得知宋廷主战派占了上风，外围勤王兵又在不断增加，自己久攻开封不下，怕处于不利境地，在得到钦宗同意割让三镇的诏书，并带着勒索来的金银，引兵北去。开封被围近四十天，到二月中旬终于解围。
四月三日，徽宗一千人悠然自得地返回京城，似乎只是做了一次江南旅行。这时要求惩办众奸臣的呼声弥漫于朝野，去年年底，陈东就率数百名太学生伏阙上书，要求朝廷严惩“六贼”，钦宗于是将“六贼”流放和赐死。然而其以为危机已过，把名将种师道罢职赋闲，后在其他官员的要求下，才让种师道出为河东河北宣抚使。师道建议集中兵力扼守黄河以北军事要塞，阻遏金军的再次南侵，朝廷置之不理。
六月，钦宗将李纲排挤出朝，去太原指挥军事。由于前线武将直接听命于皇帝，李纲指挥不动，只得提出辞职。钦宗居然以“专主战议，丧师费财”之罪名，将李纲贬官流放，安置夔州（今重庆奉节）。另一方面，钦宗以为和议可恃，不思备战，且压制抗金舆论。同时，钦宗与徽宗父子之间在权力问题上又勾心斗角，也根本无心备战。
八月，金兵再分两路南下。九月攻克太原，十月攻陷真定府（今河北正定）。十一月，金兵安然渡过黄河，并遣使到东京，提出两国割河为界。钦宗满口答应，还急派官员前往交割。闰十一月初，两路金兵会师东京。开始大规模攻城。钦宗这才想起已被流放的李纲，驿召他进京主持防务（然而李纲还在途中，东京就已陷落了）。这时开封还有禁军、勤王兵与民兵近二十万，如合理调配，至少可抵挡一段时间。而钦宗偏偏相信道士郭京的妖术，所谓只须用七千七百七十七人，即可扫荡金兵。二十五日，郭京驱兵迎敌，谁知一触即溃，金兵乘机攻入城门。次日，钦宗遣使金营乞和，金帅提出割地和人质等条件。钦宗又亲往金营为质，献上降表，受尽凌辱，才被放回。
金帅已摸透徽、钦二帝的心理，不立即俘虏他们，而是先让他们下令收缴城内的武器、马匹，剥夺宋人的反抗能力；而后又让他们下令官府为金军搜括民间所有的金银财物和妇女。钦宗回来后，即下令搜括计金一千万锭，银二千万锭，帛一千万匹，牲畜七千余匹及妇女一千五百名，弄得城内翻江倒海，搜财抢人，根刷殆遍，民不聊生。靖康二年（1127）正月十日，将钦宗与亲王、大臣等再召到金营囚禁。二月六日，令钦宗跪听金帝诏书，宣布徽、钦二帝废为庶人，另立他人为王。而后下令剥去钦宗帝服，礼部侍郎李若水抱帝大骂，被毒打砍死。次日，徽宗与皇族也押到金营，徽宗哀求能留广南一小郡奉祀祖宗，遭到拒绝。十一日，百官不得已推举张邦昌为帝。三月七日，金帅为张邦昌行册命礼，张一再痛哭，表示不忍叛立，然已身不由己。
四月一日，金军押着大批俘虏和战利品启程北撤，俘虏包括二帝、皇后、妃嫔、太子、亲王、公主、宗室、外戚、宰执和其他官员、伎艺、工匠、娼优等各色人群，共计十余万人。金银、马匹、丝帛、车辂、法物、礼器、文物、图书等战利品，不可胜计。而此时的开封城也已被战火焚毁，形同废墟。昔日繁华、富裕、昌盛的大宋王朝，只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就基本被摧毁。它毁于猖獗一时的金兵铁骑，更毁于这两个卑劣低能的皇帝。他们在压迫摧残自己的民众方面，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在抵抗外族的侵暴面前，又显得如此的懦弱无能和卑鄙无耻。当然，那些奸臣也难逃助纣为虐的谴责。那么，何为主要因素呢？
这使我们想到：为什么面对如此卑鄙、昏聩的君主之统治，人民根本就无可奈何？人民几乎没有任何选择的权力，只有听从命运的安排：来一个所谓的“好”皇帝，便以为是人民的大救星，感谢帝王恩赐的太平盛世；遇到昏君暴主，也只有痛苦的承受，同时许多人仍在高歌皇恩浩荡。最多只有少数人在作一些无谓的上书痛陈之类的抗争。这就是中国传统君主专制体制的运作特色，这个体制有时也的确能构造起外表相当金碧辉煌的大厦，然而它绝不是创建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之上，其质地是极其脆弱的。约一百五十年后，蒙古铁骑也只用了年余时间，就从北方誓如破竹般地南下，攻克南宋都城临安。皇帝与后宫、众臣数千人被俘北迁，靖康之难一幕又逼真地重演，元政权很快就取代了宋王朝。通过上述的实例分析，我们领悟到这座大厦突然就会轰然倒塌的主要原因了吗？
真假公主柔福帝姬是徽宗的女儿，曾随父被金兵北掳。三年后，她居然从北方逃了回来，受到宋高宗的优遇。但十二年后，又被高宗母亲韦太后指为假冒帝姬而被处死。不过，民间却认为是韦太后为个人隐私而杀害帝姬。不知何者是历史事实。
柔福帝姬一般来说，皇帝的女儿被称为公主。北宋政和三年（1113），宰臣蔡京建议，可仿照周代“王姬”的称号，宋廷公主一律改称“帝姬”美名，这一制度维持了十多年。这样，宋徽宗有三十四个女儿，也就是有三十四帝姬，柔福帝姬约在其中排位二十。靖康之难，这三十四帝姬，除十四人早夭外，其余二十人都随父亲徽宗、哥哥钦宗及赵氏宗室一起，被北掳金国，成为离乡背井的亡国奴。
在被金兵北掳的成千上万的俘虏中，嫔妃妇女的结局是最悲惨的，不说道途中大批受虐死亡，到达金国后更是倍遭蹂躏。如《靖康稗史笺证》诸书载，金主“宴诸将，令宫嫔等易露台歌女表里衣装，杂坐侑酒，郑、徐、吕三妇抗命，斩以徇”。“烈女张氏、陆氏、曹氏抗二太子意，剌以铁竿，肆帐前，流血三日”。“妇女千人赐禁近，犹肉袒”。大批妇女被送入洗衣院，金酋将官们可随意掠娶洗衣院的女俘，其在某种意义上实为军营妓院。不能忍受肆意糟蹋而自尽者，也不在少数。
《鹤林玉露》载，南宋建炎四年（1130），有一女子来到宫廷，自称是柔福帝姬，经千辛万苦终于从金国逃了回来。宋高宗下诏，遣老宫人去察验，觉得这女子的相貌确实颇像柔福帝姬，便再问以宫禁旧事，也能答出个大概。惟一值得怀疑的是这女子的一双脚似乎长大了许多，这女子不胜悲苦地解释道：“金人驱逐我们就像赶牛羊一样，曾光脚走了万里路，哪里还能保持原样呢？”高宗觉得言之有理，尤其是该女子还能直呼高宗的小名，便不再怀疑。下诏让她入宫，授予福国长公主的称号。不久，又让她下嫁永州防御使高世荣，赐予嫁妆一万八千缗。此后，高宗仍对她宠渥有加，先后赏赐近四十八万缗财物。
《四朝闻见录》载，绍兴十二年（1142），高宗生母显仁韦太后被金国放归，见到儿子悲喜交加，拉着高宗的衣袖垂泪不止。突然，她停止哭泣，对高宗说：“你被金人笑话呢，说你错买了颜子，柔福早已死了。”当年东京有条颜家巷，制作和买卖的器物都以次充好，以假充真，极不坚实不耐用，所以人们称假货为“颜子”。《鹤林玉露》也载，韦太后回来说：“柔福死沙漠久矣。”高宗闻言大惊，便下令将柔福帝姬交诏狱审讯。审理的结果，帝姬原来是一女巫。该女巫曾经遇到一个流落民间的宫女，宫女说她的容貌与柔福帝姬十分相像，便告诉她许多北宋宫中的秘事，教她如何冒名顶替。于是她假称柔福，来宫中享受了十几年的荣华富贵。此案以柔福认罪伏诛告终。
《宋史·公主传》是说，有名开封尼姑叫李静善，有人说她容貌像柔福帝姬，她便自称帝姬，由蕲州兵马钤辖韩世清送至宫中。最后被韦太后识破，送法寺惩治后处死。另有一名宦官从金国北还，又说柔福帝姬在五国城，曾嫁给徐还，死于绍兴十一年（1141）。后其骨灰南还，朝廷以礼葬之，追封和国长公主。
然而，民间却流传着另一种说法。如《随园随笔》引《琐碎录》言：“柔福实为公主，韦太后恶其言在虏事，故亟命诛之。”就是说，柔福帝姬知道一些韦太后在金国受辱之事，如她被金将完颜宗贤所占有，并生有二子等，这些事确实非常令太后难堪，怕人泄露，便强指帝姬为伪。就连高宗也煞费苦心地把母亲被俘时年龄从三十八岁增高到四十八岁，就是为了让世人相信：年已五旬的老妇绝不可能会有那号事的。同时，高宗实奉母命杀人，容不得柔福辩解，终使柔福死于非命。当然，这一说法也没有什么真凭实据，且死无对证，所以柔福帝姬的真伪，只有上帝知道了。
第四章
宋高宗禅位宋太祖在斧声烛影中不明不白地死去，当时天下就传言“太祖之后，当再有天下”。一百余年后的南宋高宗果然绝后，且其近亲后裔大都已被金兵掳去，只得“广选艺祖之后宗子”。最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高宗居然在身体还相当强健的五十六岁盛年，主动让位给太祖之后的孝宗，这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绝对是罕见的。
靖康之难，金军押解了二帝及宋宫“妻孥三千余人，宗室男妇四千余人。贵戚男妇五千余人，诸色目三千余人，教坊三千余人”等北还，其中就包括赵构康王府的三位有名位的妻妾和五个女儿，其正妻邢氏已有身孕，结果在北迁的路上“以坠马损胎”。惟有妾潘氏也已妊娠，因无名位，住在开封自己家中，独得躲过这一劫，后回到赵构身边。赵构即位一个多月之时，即建炎元年（1127）六月，其子赵旉降生，潘氏也晋立为贤妃。
建炎三年（1129），武将苗傅和刘正彦在杭州发动兵变，逼迫高宗逊位，立他的三岁幼子为帝。后韩世忠统兵历时一个月平定了叛乱，处苗、刘以磔刑。然而此事变最严重的后果是：赵构在此次事变中受惊吓而从此阳痿，才二十三岁就丧失了生育能力。不久，三岁太子也受惊吓而离开人世。在潘贤妃妊娠期间，正值金军破开封府前后，她成天提心吊胆，生活艰难，故所生之子先天不足，体弱多病。据说七月间一天，赵旉患病时，恰好有一宫女，不惧踢翻了一只鼎，“仆地有声，太子即惊搐不止”。高宗大怒，“命斩宫人于庑下”，然而仅过片刻，赵旉就停止了呼吸。两件事发生于同年，如此巧合，莫非天意。
而这时，年近六十的隆祐皇太后孟氏，突然“尝感异梦”，梦见太祖赵匡胤说：“只有把皇位传给我的子孙，国势才能有一线转机。”太后自二十四岁时被宋哲宗废黜，长期过着痛苦的幽居生活，不过也由此而没有被金兵北掳，也算不幸中的大幸，此时看到宋廷所遭劫难也时有所思，于是“密为高宗言之，高宗大悟”。
在这样的形势之下，高宗也知道自己恐无希望有子嗣了，不如顺水推舟，便说：“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子孙不得享之，遭时多艰，零落可悯。朕若不法仁宗，为天下计，何以慰在天之灵。”（《宋史·孝宗纪》）于是同意“广选艺祖之后宗子”比自己低一辈者。
选太祖后裔比赵构低一辈者，就是在其“伯”字辈的宗室子弟中访求。据说太祖后裔香火还特别旺盛，其“伯”字辈约有一千六百余人，当然朝廷只从七岁以下儿童中遴选。最后选出儿童十人，再让高宗逐一审看。据说，一次审看两人，某次一瘦一胖两个孩子出场，让高宗仔细端详，突然有一只猫走过来，胖的为童心驱使，踢了猫一脚，高宗以为，胖孩“如此轻狂，怎能担当社稷重任”。于是把胖孩淘汰，而那位瘦的，就是后来的宋孝宗赵伯琮。最后，高宗选了两个孩子：赵伯琮和赵伯玖，时为绍兴二年（1132）。
两个孩子来到妃嫔面前，张婕妤用手一招，赵伯琮便向她的怀里扑去，高宗便命张婕妤养育伯琮，命吴才人养育伯玖。伯琮后赐名赵瑗，伯玖后赐名赵璩。赵瑗天资聪颖，博闻强记，异于常人，颇受赵构钟爱，还亲自教之读书。绍兴五年（1135），封赵瑗为保庆军节度使、建国公，入资善堂上学，并诏：“建国公禄比皇子”。然而，高宗却不正式立赵瑗为皇太子，原因是对自己能否恢复生育能力，仍抱有一定的希冀，就是说心里还是不太情愿由这个太祖的后裔入继大统。绍兴八年（1138），又封赵璩为节度使、吴国公，使两个孩子处于平列的地位。由此，高宗表明自己尚无立储之意，诸大臣提出不同意见，尤其左相赵鼎竭力反对，据理力争，高宗只得收回成命。然而到第二年，依然封赵璩为保大军节度使、崇国公，“赴资善堂听读，禄赐如建国公例”。
此时，右相秦桧进谗言道：“赵鼎欲立皇子，是谓陛下终无子也。宜待亲子，乃立。”此话说到高宗心里。后秦桧独相十八年，是赵瑗成长中最为艰难的岁月，时或与奸相产生嫌隙。直到秦桧病死，总算扫除了立皇储的一大障碍，高宗对自己的生育能力也已不抱希望。这时，赵瑗为普安郡王，赵璩为恩平郡王，两人都已长大成人，且才能不相上下，高宗一时踌躇不决，不知立谁为皇储。
最后灵机一动，决定用女色进行试探。他给两人各赐靓丽宫女十名，过一段时间后再将二十名宫女招回，进行身体检查。赵瑗听从老师史浩谨慎对待的劝告，不近女色，所以其宫女依然是处女，后“完璧归赵”。而赵璩则采尽了秀色，十名宫女都已不是处女了。高宗并未将此事公布，但心中已有定数。此事载于周密《齐东野语·高宗立储》之中，令人不解的是：高宗本人就是一个荒淫好色之徒，他怎么会在这方面严格要求子嗣呢？其所用方法，以当时的科技条件能进行比较准确的鉴别吗？周密的记载会不会想立奇而作假呢？或只是采之于无法考据的道听途说？
绍兴三十年（1160），高宗下诏：“以瑗为皇子，仍改赐名玮”，进封建王。任命赵璩为判大宗正事，置司于绍兴府，并改称皇侄。至此，拖延了近三十年的立诸问题，终于在宋高宗五十四岁时得到解决，时赵瑗已三十四岁。高宗教导皇子说：“须是读书，便知古今治乱，便不受人瞒。”实是要赵玮学习做帝王的机谋权术。
绍兴三十二年（1162）五月，大臣草拟立皇太子手诏进献，高宗下诏说：“朕以不德，躬履艰难，荷天地祖宗垂祐之休，获安大位三十有六年，忧劳万几，宵旰靡惮。属时多故，未能雍容释负，退养寿康。今边鄙粗宁，可遂初志。而皇子玮毓德允成，神器有托，朕心庶几焉，可立为皇太子。”又赐名眘，宋廷举办了一系列立皇太子的典礼。六月，高宗又出御笔说：“思欲释去重负，以介寿臧，蔽自朕心，亟决大计”。“皇太子可即皇帝位，朕称太上皇，退处德寿宫，皇后称太上皇后。一应军国事，并听嗣君处分。朕以澹泊为心，颐神养志，岂不乐哉！”随后在紫宸殿行内禅之礼。皇太子先不肯接受，退到大殿一侧，经赵构再三勉谕，大臣一番苦劝，太子方才答应，接受了皇帝的宝座。
可见高宗的逊位完全出于自愿，无一丝一毫勉强的成分。年初，高宗曾带太子“扈跸”建康府（今江苏南京），时值天寒，雨雪不止，父子骑马而行，“雨湿朝服，略不少顾”，而随从大臣中，反而多有乘轿者。五十六岁的高宗能骑马而行，说明其身体还相当强健。退位后，高宗至高寿八十一岁才去世，也足以说明当时的身体状况。在身体还相当健康，又处于五十多岁的中年，且国事平稳的情况下，国家最高统治者自动退位，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少有的现象。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宋高宗主动退位呢？
有人会说，其父宋徽宗还是在四十四岁时就禅位于钦宗了。那是什么时候？那时金军重兵压境，国家危在旦夕，徽宗这才被迫撂担子。而高宗退位时南宋正当“边事寝宁”，去年金海陵王率军南侵，最后不但采石一战大败而退，且为部将所杀，金国政局动荡，而这时南宋正好可过略为安稳的日子。有人或说，乾隆也在晚年禅位于嘉庆。那时乾隆已多大年纪？八十五岁，这一年纪退位在某种程度上说，已是十分不得已。而宋高宗才五十六岁，且身体强健，确实令人有些不可思议。
王曾瑜《荒淫无道宋高宗》中说：“他固然贪恋皇帝的尊荣，却又苦于国事之‘忧勤’，故在逊位诏中还是说了一些实话。他愿意以太上皇的地位继续享受皇帝的尊荣。却又免于国事的‘忧勤’。他认为在‘边事寝宁’的形势下，正是自己‘释去重负’之机。”或者说，赵构做皇帝已做得身倦神疲，想罢脱这国事操劳之苦，而过太上皇的清闲日子，所以就把这副担子扔给了皇太子赵眘。
这样的解释似乎颇合情理，也符合赵构自己的说法。但是太上皇并没有如其禅位时宣称的那样，从此不问朝政，在深宫颐养天年，而是一到关键时刻，就会多方掣肘，出面干涉。如新任命的宰执必须到他那儿“入谢”，面听“圣训”，尤其在与金战、和问题及恢复大计方面，太上皇更是寸步不让，说明他对权力还是有些不舍。尤其是做皇帝真是如此“忧勤”辛苦，主动退位就犹如“释去重负”吗？那为什么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绝少有皇帝做出如此举动呢？要知道“皇帝”在中国是个什么概念？那就是别人都是奴才，只有他才是主子，整个“天下”都是属于他的。在一定意义上他可以为所欲为，可以驾驭任何人、任何财物。所以上述退位即可“释去重负”的解释，总让人觉得有点勉强，不怎么到位，然而又找不到更确当的原因。
“不孝”宋光宗退位的宋孝宗驾崩，作为儿子的当朝皇帝宋光宗，不仅在其父病重时不事探侍，甚至不肯主持父丧，这一绝对有悖于传统人伦礼制的罕见现象，就发生于南宋中期的皇帝家族之中。其原因人们众说纷纭，让后人猜测不透。
淳熙十六年（1189）二月，六十三岁的宋孝宗禅位给四十三岁的儿子赵悖，是为宋光宗，又诏立光宗元妃李氏为皇后。孝宗于是为太上皇，养老于重华宫。光宗为表示对父王的尊敬和孝心，下诏“五日一朝重华宫”，后又改为一月四朝。次年宋光宗改元“绍熙”，光宗初政就暴露出一些有违明君之德的嗜好，如对优伶歌舞乐此不疲，还饮宴无度等。开始两年，父子关系还较为正常，然而自绍熙二年（1191）十一月，光宗发病以后，光宗与孝宗之间的父子关系，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绍熙三年（1192）前后，我们还可时常看到“帝朝重华宫”，就是光宗去看望其父王宋孝宗的有关记载。问题似乎出在绍熙四年的九月，“重明节，百官上寿。侍从、两省请帝朝重华宫，不听。”此后即不断有大臣上疏，请帝朝重华宫，但都往往没有结果。如十月“秘书省官请朝重华宫，疏三上，不听。”后有二百多名太学生上书，“请朝重华，皆不报”。而后“帝将朝重华宫，复以疾不果”。直到十一月，“帝朝重华宫，都人大悦”。但好景不长，到绍熙五年（1194）的四月，光宗又旧病复发，不再朝重华宫。
尤其是五月，太上皇孝宗病危，宰相留正等请光宗去重华宫侍疾，光宗还是不同意，留正等“乃泣而出”。起居舍人彭龟年叩首苦谏，额血渍红了龙墀，也没能感动光宗。此后众大臣不断有人上书恳请或当面叩头请光宗朝重华宫，然都不果。丞相等甚至以罢职为手段力请，但一切努力都见效甚微，最后光宗只同意让皇子嘉王赵扩诣重华宫问疾。孝宗一直不见儿子侍疾，或显凄然不快，这时见孙子来问疾，才颇感安慰。孝宗弥留之际，丞相和众臣及皇子嘉王都泣请光宗去见父王最后一面，光宗还是不听。
六月，太上皇宋孝宗驾崩。而他的儿子、当朝天子宋光宗不仅在其父王病重时未去问候探视，此时也居然借口有病，不肯主持父丧，只下诏：“俟疾愈，过宫行礼。”大臣留正、赵汝愚率群臣拉住光宗泣谏，衣裾为裂也无济于事，以致连老皇帝的国丧都无法正常进行。朝臣们都手足无措，人心浮动，政局动荡。最后其祭奠大礼只得由年已八十的太皇太后（宋高宗后）代行主持，这在古代社会中是极为罕见的反常现象。
皇帝父子如此不和，使满朝文武为之不安，认为于社稷不利，于人伦有悖，一时朝野议论纷纷。宰相留正在一次上殿时扭伤了脚脖子，迷信自己流年不利，是不祥之兆，又面对如此棘手的政局，心里发慌，便称病辞职，很快逃回老家。知枢密院事赵汝愚根据众大臣要求立太子的奏章，及光宗自己也有“历事岁久，念欲退闲”的御批，便主张光宗马上退闲，禅位给太子。在有关官员的建议下，赵汝愚遂请外戚官员韩侘胄助一臂之力。韩为太皇太后吴氏妹妹之子，便通过太监向太后转达了诸大臣的建议。经过劝说，太皇太后终于同意禅位之事。经过周密布置，在太后的主持下，光宗缺席的情况中，勉强禅位给太子赵扩，是为宋宁宗，而光宗被尊为太上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