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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凌晨，狄青统军进入邕州城，缴获金帛巨万，各种牲畜数千，下令释放被侬智高胁迫、掳掠的百姓。又收敛叛军尸体，堆积于城北，内有一尸着金龙衣，众人皆以为是侬智高，欲上奏朝廷邀功。狄青则反对此举，告之众人：“安知非诈邪？宁失（依）智高，不敢诬朝廷以贪功也。”⑤二年后，侬智高死于大理国，在宋朝遣使迫索之下，大理国函其首送交宋知邕州萧注。
交趾欲借侬智高叛事侵蚀宋边的企图未能得逞，侬智高被镇压后，交趾便又寻机向宋境扩张，进行武装入侵，劫掠财富。宋嘉枯四年（1059），交趾兵扰钦州。次年，交趾与甲峒蛮合兵侵扰邕州。赵祯为此下诏，令广南西路诸州发兵征讨。此后，交趾对宋境的侵扰与劫掠始终不断，边境不得安宁。
宋熙宁九年（1075）九月，交趾再次发兵侵入宋广西古万寨（今广西扶绥）。十月，交趾则发兵6万，号称8万，分水陆两路，大举入攻宋广南西路。水军白海上（今北部湾）直进，攻占廉州（治今广西合浦）、钦州；步卒则进兵邕州。宋邕州知州苏缄闻讯，立即调集军队，共2800人，部署防务，以迎击来犯的交趾军队。
交趾为掩饰其扩张，兵进之处，遍布榜文，“言中国作青苗、助役之法，穷困生民。我今出兵，欲相拯济”⑥。宋廷君臣对此愤慨已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王安石亲自起草文告《讨交趾榜》，给予驳斥，且调兵赴桂州（治今广西桂林）、潭州（治今湖南长沙），以援应广南西路宋军。
宋熙宁九年（1076）正月，交趾王李乾德率兵围攻邕州。知州苏缄率军队奋力抵抗，城破，苏缄令家人自尽，遂放火自焚，全城军民5800余人亦拒不投降，悉为交趾兵屠杀。
二月，宋廷任命宣徽使郭逵为安南行营经略招讨使，兼荆湖、广南宣抚使；以天章阁待制赵离为招讨副使，统兵号称10万，南下讨伐交趾军队。宋帝赵顼同时下诏，令占城（今越南南部）、占腊（真腊，今柬埔寨）出兵合击交趾。宋廷又支钱5万缗予广南东路转运司，令修筑州军城濠，以防范交趾军入侵。
郭逵、赵离统兵南征至长沙（今属湖南），先遣军将领兵收复邕州、廉州。随后大军入广西，进兵广源州，交趾守将刘应纪献城投降。至九月，宋军收复广南西路全部失地。十一月，宋帝赵顼再次下诏，令宋军继续反击交趾军。在宋军打击下，交趾军节节败退，逃回交趾国。十二月，郭逵、赵率军进入交趾境内。李乾德于决里隘屯聚重兵，以阻截宋军进攻。宋军攻隘，交趾军以象军迎击，宋兵以强驽射象，以刀砍象鼻，击退象军的进攻，遂乘胜反击，大败交趾军，攻占决里隘。
决里隘失守，李乾德又令交趾兵于夹口隘设伏。宋军绕过夹口隘，越兜顶岭向南推进，相继攻陷桄榔、门州等重镇，直抵富良江（今红河）北岸，距交趾国都城交州（治今越南河内）仅90里。然因无船渡河，欲战不得，而与交趾军隔河相峙。郭逵设伏兵于北岸，仅以少量将兵隔河邀战。交趾兵见宋军兵微将寡，发兵数万过江来战。郭逵指挥宋军发起勐烈攻势，伏兵出击，与交趾军激烈交战。此战，交趾军死伤无计，其王子李洪直亦为宋兵所杀，大将阮合被生擒，李乾德损兵折将，走投无路，只得向宋廷奉表乞降。
其时，宋军随军兵夫30万人，负责运送军粮给养。时值酷暑，交趾又多瘴地，兵夫多染病，死者过半。郭逵因此被迫撤兵，而交趾国亦不敢窥测宋境，只得恢复每年入朝贡献方物，广南西路遂得安宁。
注释①司马光《涑水纪闻》卷一三。
②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三○③④⑤《宋史》卷二九○《狄青传》。
⑥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七一。
第二十八章
熙河之役宋治平四年（西夏拱化五年，1067）正月，宋帝赵曙病故，谥号英宗，太子赵顼（劝旭）继位，是为宋神宗。其时，宋廷内忧外患，辽与西夏交相侵扰，赵顼急欲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朝廷有识之士亦希望富国强兵，革除朝政之弊逐渐成为潮流。
宋熙宁元年（1068），建昌军司理参军王韶入朝，上《平戎策》3篇。王韶（1030—1081），字子纯，江州德安（今属江西）人。早年因试制科未中，客游陕西，访采边事，故对宋夏关系及西夏扰边侵疆颇为熟知。他在《平戎策》中指出：“西夏可取。欲取西夏，当先复河（治今甘肃临夏东北）、湟（治今青海乐都），则夏人有腹背受敌之忧。”因而建议先招谕吐蕃确氏贵族，使率其部族居于河西，“为汉有肘腋之助，且使夏人无所链接”①。赵顼对其所言颇感惊奇，令召其入官，详细询问治边方略，随即委他为管勾秦凤路经略司机宜文字。
蕃部首领俞龙珂的部众于青唐羌（吐蕃族的一支）诸部中势力最为强大，渭源羌（吐蕃族的一支）与西夏都竭力拉拢他，欲使之隶属于自己。宋秦凤路经略司诸将力主发兵先征讨俞龙珂部，王韶正巡视边境，遂亲率数骑人吐蕃境，直抵俞龙，珂帐下，向他申明成败大义，招谕其归顺宋廷。直交谈到深夜，索性留宿其帐中。次日凌晨，王韶将返回，俞龙珂等即遣其首领随王韶赴宋境。以后，俞龙珂又率其部众12万人内附。
宋熙宁二年（1069）十月，王韶主张修筑渭州（治今甘肃平凉）、泾州（治今甘肃泾川西北）上下两城，以屯驻军队，安抚、招纳居住于洮州（治今甘肃临潭）、河州的叶蕃各部落。此议交泰凤路经略使李师中再议，李师中则以为不可，认为：“今修筑必广发兵，大张声势，及令蕃部纳土，招弓箭手，恐西蕃及洮河、武胜军部族生疑。”因而他主张：“今不若先招抚青唐（今青海西宁）、武胜及洮、河诸族，则西蕃族必乞修城寨，因其所欲，量发兵筑城堡，以示断绝夏人抄略之患，部人必归心。”②李师中之议遭宋帝反对，遂下诏，罢免其经略使职。
王韶又主张“渭源至秦州（治今甘肃天水），良田不耕者万顷，愿置市易司，颇笼商贾之利，取其赢以治田”③，请求官府贷钱为本。赵顼从其所请，下诏令秦风路经略司将益州（治今四川成都）交子务钱交予王韶，且令他提举市易司。李师中又上奏以为不可。宋同书门下平章事王安石则力主王韶之议，遂削李师中职，贬为知舒州。另以窦舜卿接替，且派李若愚核实王韶募人耕种缘边土地情况。李若愚到边境，向王韶询问耕田所在，王韶无言以对。窦舜卿又查寻文簿，仅得垦田一顷，然而该地主人对此有诉讼，只得将地归还本人。为此，李若愚上奏朝廷，称王韶欺诈。王安石又将窦舜卿罢免，再改任韩缜。韩缜则附会此事，谎报耕田。于是王韶又升任太子中允、秘阁校理。其后鄜延路（治今陕西延安）统帅郭逵亦上奏，称王韶贪污秦凤经略司所贷市易钱。王安石认为是无稽之谈，而将郭逵改任为镇泾原。正是在宰相王安石的全力支持下，王韶方得以排除众议，悉心经略河、湟，扭转了西部的战局。
赵顼决意收复河州、陇州（治今陕西陇县），下令筑古渭城为通远军，委王韶为知军事。宋熙宁四年（1071）八月，宋廷置洮河安抚司，令王韶为长官，开始经营河湟地区。熙宁五年（1072）七月，王韶率军进击河、湟地区吐蕃部，筑城渭源堡及乞神平。吐蕃蒙罗角、抹耳水巴等吐蕃部据守险要，以迎击宋军。宋军诸将欲于平坦之地布阵，与吐蕃军交战。王韶则认为：“贼不舍险来斗，则我师必徙归。今已入险地，当使险为吾有。”④乃指挥宋兵直趋抹邦山，居高临下，压敌军而阵。王韶告诫众将士：“敢言退者斩！”未几，吐蕃部兵向宋军阵营发起勐攻。宋军虽奋力抵抗，仍稍有后退。王韶见状，亲自挽弓，披挂上阵，指挥帐下卫兵迎击敌兵。吐蕃部兵大溃而逃，遂焚毁其庐帐。宋军大捷，洮西地区为之大震。
吐蕃瞎征部闻宋军来攻，即起兵援应蒙罗角、抹耳水巴部。方渡洮水，即遇溃败之兵，瞎征遂聚集溃兵，欲迎击宋军。王韶令其别将大张旗鼓，自竹牛岭进军，而自己则率兵悄悄越过武胜（今甘肃临洮）。王韶领兵进击，与瞎征首领瞎药所部遭遇，宋兵勇猛冲击，再大败之。随后，王韶令兵士于此筑武胜城，建成镇洮军。城成，瞎征集部兵来攻，宋军再击败之，且收降其部众2万，余众溃逃而去。王韶此次出击，屡败吐蕃部兵，拓地1200余里，收降吐蕃部众30余万口。宋廷论王韶之功，进为右正言、集贤殿修撰。不久，赵顼令镇洮军更名为熙州（治今甘肃临洮），且将熙州、河州、洮州、岷州（治今甘肃岷县）四州以及通远军（今甘肃陇西）合为一路，置熙河路，治所设于熙州，王韶则以龙图阁待制知熙州，又进为熙河路经略安抚使。然而其时河、洮、岷三州犹未收复。
宋熙宁六年（1073）二月，王韶统兵进击河州。于击败吐蕃兵后，占领河州。不久，宋军收降的吐蕃部众复又反叛，王韶立刻率兵返熙州平息叛乱。瞎征乘宋军大部撤离之机，重新占据河州。王韶闻讯，又领兵回击，攻克诃诺木藏城，穿越露骨山，南入洮州境。宋军进兵所经之地，山地崎岖，道路狭窄，马不能行。王韶遂令兵士下马步行，因此进军缓慢。瞎征认为有机可乘，遂留下部分兵士戍守河州，自己率兵尾随宋军，寻机进攻。王韶令宋军与之激战，终击退追兵，瞎征再度败逃，宋军又乘胜收复河州。九月，王韶率军又连续攻占岷州、宕州（治今甘肃岷县西南）二州，洮州、迭州（治今青海西宁）的吐蕃首领相继献城宋熙宁通宝降宋。此次王韶出兵连续行军54天，长途跋涉1800里，尽据河、岷、宕、洮、迭五州之地，斩首数千级，缴获牛、羊、马匹以万计。先后“招抚大小蕃族30余万帐”⑤，其所经营的河湟地区，幅员已达2000余里。宋廷为王韶所取得的胜利大为振奋，百官人朝向宋帝祝贺，赵顼甚至解下自己所佩玉带，赠予王安石，同时升任王韶为左谏议大夫、端明端学土。次年，又召王韶入朝，加资政殿学士，且赐第崇仁坊。
宋熙宁七年（1074）二月，宋知河州景思立与吐蕃部将青宜结鬼章战于踏白城，宋军不敌，战败，景思立亦为吐蕃兵所杀。青宜结鬼章遂率兵进围河州。一时间，吐蕃气焰复炽，吐蕃部将木征亦率兵围攻岷州。宋军处境极为危急，宋朝臣甚至主张放弃熙河路，赵顼也感到左右为难，而下诏告诫王韶坚守城池，持重勿出。
王韶返回熙河，行至兴平年（今属陕西），即闻景思立兵败，河州遭围攻，遂日夜兼程，急驰至熙州。熙州守将方部署城防，欲守城御敌。王韶入城，下令撤除城防，乃选精兵2万，与诸将商议进兵去向。诸将认为当进兵河州，夺回城池。王韶向众将分析道：“贼所以围城者，恃有外援也。今知救至，必设伏待我，且新胜气锐，未可与争。当出其不意，以攻其所恃。”⑥遂领兵直奔定羌城，拔之。又击败吐蕃结河部，切断吐蕃与西夏国的信道。继而又兵进宁河，分兵令偏将统领出南山，彻底扫除吐蕃设于河州外围的援兵。瞎征正围攻河州，见援军相继为宋军击败，料河州难以破城，只得拔寨而去。围攻岷州的木征部，亦为宋将高遵裕击败。撤围而走。宋廷得知王韶击退吐蕃军，熙河路安然无羌，极为欣喜。
王韶还师熙州，随即派兵沿西山，绕至踏白城后，袭击集结于此处的瞎征部众，焚毁其8000余帐。瞎征见大势已去，走投无路，只得向宋军乞降，宋兵俘获瞎征，熙河路自此稍得安宁。
熙河之役为北宋建国以来，对外用兵的一次重大胜利，使北宋重新据有河湟之地。王韶亦因此再擢升为观文殿学士、礼部侍郎。未几，复召为枢密副使。然而，其后因与宰相王安石及赵顼有隙，遂罢职遭贬。
注释①《宋史》卷三二八《王韶传》。
②《宋史》卷三三二《李师中传》。
③④《宋史》卷三二八《王韶传》。
⑤《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七。
⑥《宋史》卷三二八《王韶传》。
熙宁新法宋帝赵祯庆历年间的“新政”失败后，守旧势力再度控制朝政，在“守内虚外”的基本国策下，宋朝统治集团依旧将“内忧”置于首要的地位，致使自宋初以来百年间的种种弊政不断加剧，尤其是“三冗三费”问题日趋严重。宋廷官僚机构在赵祯在位时已是极为庞大，通过恩荫（任子）、科举、军功、进纳、胥吏出职等多种途径均可入仕。宋真宗时，文武百官约为9700员，至赵祯皇韦占年间（1049 ～1054），已增至17000余员，其中尚不包括未被差遣的京官、使臣及选人等。其后竟高达24000余员。宋初，全国总兵力约40余万，分为禁军、厢军、乡军、蕃军，之后为守卫京师之需，不断加强禁军，又以募兵养兵之制，防范饥民的骚乱，于是军队数量巨增，赵祯时，仅禁军即达80万人，总兵力高达140余万。冗官、冗兵，加之挥霍浪费，开支无度，又导致宋廷年度支出逐年勐增。宋太宗至道三年（997），朝廷岁入2224余万余缗，当年尚有大半节余。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岁入15085余万缗，岁支出12677余万缗，尚余2407万缗。赵祯皇枯元年（1049），岁入12625余万缗，“而所出无余”①。到英宗赵曙治平二年（1065）时，岁入11613余万缗，岁支出12034余万缗，又有非常支出1152余万缗，当年即亏1573余万缗。朝廷收人逐年减少，而支出却有增无已，亏空数额逐年扩大，“累世所藏，几乎扫地”②。
为解决朝廷府库入不敷出的窘困境地，宋廷便采取搜刮盘剥百姓财富的办法，不断增加赋税徭役。赋税中除保留前代的“二税（田税）”外，又有“加耗”、义仓税、身丁税、杂变税、支移折变等诸多名目。徭役之外，尚有差役（职役），城市中则有“科配”。如此繁重的赋役已使社会中下层百姓难以应付，而宋廷又“不抑兼并”。宋太祖赵匡胤认为：“富室连我阡陌，为国守财尔。缓急盗贼窃发、边境扰动。兼并之财，乐于输纳，皆我之物”③。宋初以后，土地兼并亦不断加剧，“地各有主，户或无田产，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卓锥之地，有力者无田可种，有田者无力可耕”④。这不仅使下层百姓丧失土地而陷入更加贫困的境地，造成社会贫富差距的进一步加剧，又影响到朝廷赋税收入的增加，更使已十分尖锐的社会矛盾日趋激化，各地农民抗税、杀贪官污吏及豪强地主等反抗斗争连绵不断。宋朝统治危机四伏。
边境局势亦风波不止。虽有“澶渊之盟”，宋辽之间再未发生大的战争，但西夏倚契丹为援，侵边不止，辽亦借西夏之势邀索不已。辽、夏两国自北、西北二方构成“犄角之势”，夹困宋朝，亦加重了宋朝统治者的“外忧”之感。
“外忧内患”与人不敷出更清楚地显现出宋朝的“积贫积弱”国势。为扭转这一局面，继“庆历新政”之后，又有一些官僚对原有的制度进行了某些变更。庆历八年（1048），陕西转运使李参为解决当地驻军粮草不足的困难，于百姓春荒之时，“令自度谷麦之人，予贷以官钱，谷麦熟则偿，谓之‘青苗钱’”⑤，即由官府借贷帮助生产。到皇祐占五年（1053），当地军粮已自给有余。两浙转运使李复圭等曾改差役为募役，个别地区亦实行过令民户代官府养马，以解决军马之需。这些措施的实行，都收到一定的成效。
嘉枯八年（1063）三月，赵祯病逝，庙号仁宗，其继子赵曙即位，是为英宗。皇帝的更替，给“庆历新政”后受沉闷保守的政治气氛压抑的改革派势力带来希望。面对仁宗遗留下的弊政，赵曙也提出“积弊甚众，何以裁救”⑥的看法，流露出“更张”的意图。但仁宗的曹皇后此时以太后身伤垂帘听政，她认为“祖宗法度不易轻改”。对赵曙的言行极为不满，处处加以提防，甚至“权同处分军国事”。曹太后的党羽秉承其意图，亦与赵曙处处为难。一度太后与赵曙间矛盾重重，赵曙为之气恼，口出“太后待我无恩”⑦之语。后经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韩琦、参知政事欧阳修等人的劝解，母子间的关系稍有缓和，曹太后遂还政于赵曙。但在此过程中，枢密使富弼未介入，恐赵曙执政于已不利，又对韩琦耿耿于怀，竟辞官而去。刚刚执政的赵曙原本身体多病，又见辅臣间如此勾心斗角，不禁忧虑重重，终未及有所作为，即于治平四年（1067）正月病故。其子年仅20岁的赵顼即位，是为神宗。
赵顼“性气越紧，尤欲更新之”⑧即位前，即常与侍臣议论天下大事，对真宗、仁宗之时的朝政弊端深感其危害，有意革除。及即位后，更欲有所作为，想效仿唐太宗，也希望自己的身边能有像魏征那样直言敢谏的辅臣，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赵顼选中了王安石。
王安石像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自幼随其父赴任而辗转南北，且百家诸子之书，无所不读。中进土第后充任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七年，任鄞县（今浙江宁波）知事。此后历任舒州（治今安徽潜山）通判、开封（今属河南）群牧司判官。嘉枯二年（1057），调任常州（今属江苏）知州。次年，调任江南东路提点刑狱。未几，召为三司度支判官。多年在地方任官的经历，使他更多地接触和了解社会，尤其是对社会日益加剧的贫富差距深感忧虑，由此进一步认识到宋朝的统治“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据此，王安石向宋帝赵祯呈《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即《万言书》）⑨，主张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改革，以彻底扭转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在《万言书》中，王安石明确指出宋朝统治的时弊及改革之策。首先是吏治败坏，官吏多为“不才苟简贪鄙之人”、“奸悍无赖”之徒。学校传授仅“讲说章句而已”，实属“无补之学”。科举选士、恩荫任子而步入仕途者，不懂治世之道，“无用于世”，故需革除其弊端，从地方上选拔治世人才。其次，官吏侵渔百姓，尤其是下层官吏俸禄微薄，“委法受赂，侵牟百姓，往往而是”，故需发展生产增加财税收入，“盖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因此改弦更加迫在眉睫。王安石以历史为鉴，指出“盖汉之张角，三十六方同日而起，而所在郡国莫能发其谋；唐之黄巢，横行天下，而所至将吏无敢与之抗者。汉唐之所以亡，祸自此始”。他疾呼道：“以古准今，则天下安危治乱尚可以有为，有为之时莫急于今日。”王安石的此番改革主张，并来受到赵祯及在朝宰执的重视，奏书上呈，竟石沉大海。六年，王安石充任知制诰，仅负责为宋帝起草文书、诰令。虽然他的改革主张未被采用，却因此受到要求改革的士大夫们的推崇和敬重，引起社会的重视，王安石的声望日渐提高，企盼改革的士大夫将厚望寄托于他的身上，期待他登台执行，推行改革。
赵曙在位时，王安石感到变法尚未成熟，故借母亲病故，居丧金陵（今江苏南京），屡召不起，而于家中收徒讲学，宣传自己的变法思想和主张，这为其后的变法实际培养了一批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此时尚未继位的太子赵顼却很赞赏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极想与他当面交谈，商议治国之道。及赵顼即位之初，即于熙宁元年（1068），起用王安石充知江宁府，不久，又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从此，王安石便同年轻的宋帝赵顼一道议论治国之道，悉述自己改弦更张的主张，深得赵顼赏识，要求他“可悉意辅朕，庶同济此道”⑩。与此同时，官僚集团中及社会上要求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独负天下盛名的王安石已成为众望所归的人物。不过，赵顼起初仍不敢重用他，而仍想得到富弼等一批旧僚老臣的支持。但当赵顼即位后召见富弼，商议治世之道时，得到的却是消极悲观的回答，不禁大失所望，遂于熙宁二年（1069），令王安石任参知政事，主持变法。为使改革得以推行，宋廷专置制置三司条例司，以吕惠卿主其事，章悖为编修三司条例官，曾布为检正中书五房公事。三年，王安石升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在其“变风俗，立法度”思想的指导下，终于形成了宋帝赵顼熙宁年间的变法高潮。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旨在“修吾政刑，使将吏称职，财谷富，兵强而已”，即富国强兵，以此扭转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其为富国而推行的新法是以发展生产，充实朝廷府库为先，自理财入手，“理财以农事为急，农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趋农为急”。在这方面，陆续颁行了农田水利法、青苗法、均输法、免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免行法、矿税抽分制等一系列新法。军事制度方面的改革主要有将兵法、保甲法、保马法、军器监等新法，以提高兵将的素质和军队的战斗力，改变对辽、西夏在军事上的被动局面。为推进改革，培养人才，王安石对科举制度、中央及州县学校也进行了必要的改革，颁行贡举新制，以经义取士；令太学实行“三舍法”，“取学行卓然尤异者”，“取旨除官”。王安石认为“古之取士，皆本于学校，故道德一于上，习俗成于下，其人材皆足以有为于世”。为统一思想，王安石亲自撰写《周礼义》，以及《诗义》、《书义》，合称《三经新义》，于熙宁八年（1075）颁行学校，作为教材，并以此为科举考试的依据和选官的参考。其间，又重置武学，新建律学，改建太医局，以适应各种专门人才的培养和社会所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