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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下之忧而忧一个有远大政治抱负的人，他的思想感情应该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少年苦读，成为奇才由于范仲淹军纪严明，还注意减轻边境上百姓的负担，北宋的防守力量加强了。
西夏和北宋打了几年仗，没得到什么好处。到了公元1043年，西夏国主元昊愿意称臣求和，宋朝答应每年送给西夏一批银绢、茶叶，北宋的边境局势才暂时稳定下来。
范仲淹不但是个军事家，而且是宋代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他是苏州吴县人，从小死了父亲，因为家里贫穷，母亲不得不带着他另嫁到一个姓朱的人家。范仲淹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中成长，他住在一个庙宇里读书，穷得连三餐饭都吃不上，天天只得熬点薄粥充饥，但是他仍旧刻苦自学。有时候，读书到深更半夜，实在倦得张不开眼，就用冷水泼在脸上，等倦意消失了，继续攻读。这样苦读了五六年，终于成为一个很有学问的人。
几起几落范仲淹原来在朝廷当谏官，因为看到宰相吕夷简滥用职权，任用私人，就向仁宗大胆揭发。这件事触犯了吕夷简，吕夷简反咬一口，说范仲淹交结朋党，挑拨君臣关系。宋仁宗听信吕夷简的话，把范仲淹贬谪到南方，直到西夏战争发生以后，才把他调到陕西去。
范仲淹在宋夏战争中立下了大功，宋仁宗觉得他的确是个人才。这时候，宋王朝因为内政腐败，加上在跟辽朝和西夏战争中军费和赔款支出浩大，财政发生恐慌。宋仁宗就把范仲淹从陕西调回京城，派他担任副宰相。
力主改革范仲淹一回到京城，宋仁宗马上召见，要他提出治国的方案。范仲淹知道朝廷弊病太多，要一下子都改掉不可能，准备一步一步来。但是，禁不住宋仁宗一再催促，就提出了十条改革措施，宋仁宗正在改革的兴头上，看了范仲淹的方案，立刻批准在全国推行这十条改革措施。历史上把这次改革称为“庆历新政”。
范仲淹为了推行新政，先跟韩琦、富弼等大臣审查分派到各路担任监司的人选。有一次，范仲淹在官署里审查一份监司的名单，发现有贪赃枉法行为的人员，就提起笔来把名字勾去，准备撤换。
在他旁边的富弼看了心里不忍，就对范仲淹说：“范公呀，你这笔一勾，可害得一家子哭鼻子呢！”
范仲淹严肃地说：“要不让一家子哭，那就害了一路的百姓都要哭了。”
富弼听了这话，心里顿时亮堂了，佩服范仲淹的见识高明。
范仲淹的新政刚一推行，就像捅了马蜂窝一样。一些皇亲国戚，权贵大臣，贪官污吏，纷纷闹了起来，散布谣言，攻击新政。有些原来就对范仲淹不满的大臣，天天在宋仁宗面前说坏话，说范仲淹一些人交结朋党，滥用职权。
宋仁宗看到反对的人多，就动摇起来。范仲淹被逼得在京城待不下去，就自动要求回到陕西防守边境，宋仁宗就把他打发走了。
范仲淹一走，宋仁宗就下命令把新政全部废止。
范仲淹为了改革政治，受了很大打击，但是他并不因为个人的遭遇感到懊恼。隔了一年，他的一位在岳州做官的老朋友滕宗谅，修建当地的名胜岳阳楼，请范仲淹写篇纪念文章。范仲淹挥笔写下了《岳阳楼记》。在那篇著名的文章里，范仲淹提到，一个有远大政治抱负的人，他的思想感情应该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两句名言一直被后来的人传诵，而岳阳楼也由于范仲淹的文章而更加出名了。
包拯判案铁面无私开封府来了个新任知府包拯，北宋朝政日渐腐败的情况才有所改变。
巧断牛舌案包拯是庐州合肥人，早年做过天长县（今安徽天长）的县令。有一次，县里发生一个案件，有个农民夜里把耕牛拴在牛棚里，早上起来，发现牛躺倒在地上，嘴里淌着血，掰开牛嘴一看，原来牛的舌头被人割掉了。这个农民又气又心痛，就赶到县衙门告状，要求包拯为他查究割牛舌的人。
这个无头案该往哪里去查呢？包拯想了一下，就跟告状的农民说：“你先别声张，回去把你家的牛宰了再说。”
农民本来舍不得宰耕牛，按当时的法律，耕牛是不能私自屠宰的。但是一来，割掉了舌头的牛也活不了多少天；二来，县官叫他宰牛，也用不到怕犯法。
那农民回家后，果真把耕牛杀掉了。第二天，天长县衙门里就有人来告发那农民私宰耕牛。
包拯问明情况，立刻沉下脸，吆喝一声说：“好大胆的家伙，你把人家的牛割了舌头，反倒来告人私宰耕牛？”那个家伙一听就呆了，伏在地上直磕头，老老实实供认是他干的。原来，割牛舌的人跟那个农民有冤仇，所以先割了牛舌，又去告发牛主人宰牛。
打那以后，包拯审案的名声就传开了。
让百姓击鼓伸冤包拯做了几任地方官，每到一个地方，都取消了一些苛捐杂税，清理了一些冤案。后来，他被调到京城做谏官，也提出不少好的建议。宋仁宗正想整顿一下开封的秩序，才把包拯调任开封府知府。
开封府是皇亲国戚、豪门权贵集中的地方。以前，不管哪个当这差使，免不了跟权贵通关节，接受贿赂。包拯上任以后，决心把这种腐败的风气整顿一下。
按照宋朝的规矩，谁要到衙门告状，先得托人写状子，还得通过衙门小吏传递给知府。一些讼师恶棍，就趁机敲榨勒索。包拯破了这条规矩，老百姓要诉冤告状，可以到府衙门前击鼓。鼓声一响，府衙门就大开正门，让百姓直接上堂控告。这样一来，衙门的小吏要想做手脚也不敢了。
对权贵毫不手软有一年，开封发大水，那里一条惠民河河道阻塞，水排泄不出去。包拯一调查，河道阻塞的原因是有些宦官、权贵侵占了河道，在河道上修筑花园、亭台。包拯立刻下命令，要这些园主把河道上的建筑全部拆掉。有个权贵不肯拆除，开封府派人去催促，那人还强词夺理，拿出一张地契，硬说那块地是他的产业。包拯详细一检查，发现地契是那个权贵自己伪造的。包拯十分生气，勒令那人拆掉花园，还写了一份奏章向宋仁宗揭发。那人一看事情闹大，要是仁宗真的追究起来，也没有他的好处，只好乖乖地把花园拆了。
一些权贵听到包拯执法严明，都吓得不敢为非作歹。有个权责想通关节，打算送点什么礼物给包拯，旁人提醒他，别白操心了，包拯的廉洁奉公是出了名的。他原来在端州（今广东包公墓肇庆）做过官。端州出产的砚台，是当地的特产。皇宫规定，端州官员每年要进贡一批端砚到内延去。在端州做官的人往往借进贡的机会，向百姓大肆搜刮，私下贪污一批，去讨好那些权贵大臣。搜刮去的端砚比进贡的要多出几十倍。后来，包拯到了端州，向民间征收端砚，除了进贡朝廷的以外，连一块都不增加。直到他离开端州，从没有私自要过一块端砚。
那权贵听了，知道没有空子好钻，也只好罢休。后来开封府的男女老少，没有人不知道包拯是个大清官。民间流传着两句歌谣：“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
民间流传的各种传说包拯对亲戚朋友也十分严格。有的亲戚想利用他做靠山，他一点也不照顾。日子一久，亲戚朋友知道他的脾气，也不敢再为私人的事情去找他了。
宋仁宗很器重包拯，提升他为枢密副使。他做了大官，家里的生活照样十分朴素，跟普通百姓一样。过了五年，他得重病死了，留下了一份遗嘱说：后代子孙做了官，如果犯了贪污罪，不许回老家；死了以后，也不许葬在咱包家的坟地上。
由于包拯一生做官清廉，不但生前得到人们的赞扬，在他死后，人们也把他当作清官的典型，尊称他“包公”，或者叫他“包待制”、“包龙图”。民间流传着许多包公铁面无私、打击权贯的故事，还编成包公办案的戏曲和小说。虽然其中大都是虚构的传说，但是也反映了人们对清官的敬慕心情。
王安石变法三不怕王安石坚持三不怕，但是宋神宗并不像他那么坚决，听到反对的人不少，就动摇起来。
宋神宗寻找得力助手宋仁宗做了40年皇帝，虽然也用过像范仲淹、包拯等一些正直的大臣，但是并没有改革的决心，国家越来越衰弱下去。他没有儿子，死后由一个皇族子弟做他的继承人，这就是宋英宗。英宗即位4年，就害病死了。太子赵顼即位，这就是宋神宗。
宋神宗即位的时候才20岁，是个比较有作为的青年。他看到国家的不景气情况，有心改革一番，可是他周围的人，都是仁宗时期的老臣，就是像富弼这样支持过新政的人，也变得暮气沉沉了。宋神宗想，要改革现状，一定得找个得力的助手。
宋神宗即位前，身边有个官员叫韩维，常常在神宗面前谈一些很好的见解。神宗称赞他，他说：“这些意见都是我朋友王安石说的。”宋神宗虽然没见过王安石，但是对王安石已经有了一个好印象。现在他想找助手，自然想到了王安石，就下了一道命令，把正在江宁做官的王安石调到京城来。
王安石曾经失望万分王安石是宋朝著名的文学家和政治家，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西）人。他年轻时候，文章写得十分出色，得到欧阳修的赞赏。王安石20岁中进士，就做了几任地方官。他在鄞县（今浙江都县）当县官的时候，正逢那里灾情严重，百姓生活十分困难。王安石兴修水利，改善交通，治理得井井有条。每逢青黄不接的季节，穷人的口粮接不上，他就打开官仓，把粮食借给农民，到秋收以后，要他们加上官定的利息偿还。这样做，农民可以不再受大地主豪强的重利盘剥，日子比较好过一些。
王安石做了20年地方官，名声越来越大。后来，宋仁宗调他到京城当管理财政的官，他一到京城，就向仁宗上了一份万言书，提出他对改革财政的主张。宋仁宗刚刚废除范仲淹的新政，一听到要改革就头疼，把王安石的奏章搁在一边。王安石知道朝廷没有改革的决心，跟一些大臣又和不来，他就趁母亲去世的时机，辞职回家。
变法需要三不怕这一回，他接到宋神宗召见的命令，又听说神宗正在物色人才，就高高兴兴应召上京。
王安石一到京城，宋神宗就叫他单独进宫谈话。神宗一见面就问他说：“你看要治理国家，该从哪儿着手？”
王安石从容不迫地回答：“先从改革旧的法制，创建新的法制开始。”
宋神宗要他回去写个详细的改革意见。王安石回家以后，当天晚上就写了一份意见书，第二天送给神宗。宋神宗认为王安石提出的意见都合他的心意，愈加信任王安石。
公元1069年，宋神宗把王安石提升为副宰相。那时候，朝廷里名义上有四名宰相，病的病了，老的老了，有的虽然不病不老，但是一听见改革就叫苦连天。王安石知道，跟这批人一起办不了大事，经过宋神宗批准，任用了一批年轻的官员，并且设立了一个专门制定新法的机构，把变法的全抓了来。这样一来，他就放开手脚进行改革了。王安石的变法对巩固宋王朝的统治、增加国家收入，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也触犯了大地主的利益，遭到许多朝臣的反对。
有一次，宋神宗把王安石找去，问他说：“外面人都在议论，说我们不怕天变，不听人们的舆论，不守祖宗的规矩，你看怎么办？”
王安石坦然回答说：“陛下认真处理政事，这就可说是防止天变了。陛下征询下面的意见，这就是照顾到舆论了。再说，人们的话也有错误的，只要我们做得合法有理，又何必怕人议论。至于祖宗老规矩，本来就不是固定不变的。”王安石坚持三不怕，但是宋神宗并不像他那么坚决，听到反对的人不少，就动摇起来。
《流民图》逼王安石下台公元1074年，河北闹了一次大旱灾，一连十个月没下雨，农民断了粮食，到处逃荒。宋神宗正为这个发愁，有一个官员趁机画了一幅“流民图”献给宋神宗，说旱灾是王安石变法造成的，要求神宗把王安石撤职。
宋神宗看了这幅流民图，只是长吁短叹，晚上睡不着觉。神宗的祖母曹太皇太后和母亲高太后也在神宗面前哭哭啼啼，诉说天下被王安石搞乱了，逼神宗停止新法。
王安石眼看新法没法实行下去，气愤得上疏辞职。宋神宗也只好让王安石暂时离开东京，到江宁府去休养。
第二年，宋神宗又把王安石召回京城当宰相。刚过了几个月，天空上出现了彗星。这本来是正常的自然现象，但是在当时却被认为是不吉利的预兆。宋神宗又慌了，要大臣对朝政提意见。一些保守派又趁机攻击新法。王安石竭力为新法辩护，要宋神宗不要相信这种迷信说法，但宋神宗还是犹豫不定。
王安石没法继续贯彻自己的主张。到第三年（公元1076年）春天，再一次辞去宰相职位，回江宁府去了。
欧阳修与唐宋八大家文学上的大家，政治上的正人君子。
向先人韩愈学习欧阳修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家。庐陵（今江西永丰）人。他4岁的时候，父亲病死。母亲带着他到随州（今湖北随县）依靠他叔父生活。欧阳修的母亲一心想让儿子读书，可是家里穷，买不起纸笔。她看到屋前的池塘边长着荻草，就用草杆儿在泥地上画着字，教欧阳修认字。幼小的欧阳修在母亲的教育下，很早就爱上了书本。
欧阳修10岁时候，经常到附近藏书多的人家去借书读，有时候还把借来的书抄录下来。一次，他在一家姓李的人家借书，从那家的一只废纸篓里发现一本旧书，他翻了一下，知道是唐代文学家韩愈的文集，就向主人要了来，带回家里细细阅读。
宋朝初年的时候，社会上流行的文风讲求华丽，内容空洞。欧阳修读了韩愈的散文，觉得它文笔流畅，说理透彻，跟流行的文章完全不一样。他就认真琢磨，学习韩愈的文风。长大以后，他到东京参加进士考试，连考三场，都得到第一名。
《醉翁亭记》
欧阳修二十多岁的时候，他在文学上的声誉已经很大了。他官职不高，但是十分关心朝政，正直敢谏。当范仲淹得罪吕夷简、被贬谪到南方去的时候，许多大臣都同情范仲淹，只有谏官高若讷认为范仲淹应该被贬。欧阳修十分气愤，写信责备高若讷不知道人间有羞耻事。为了这件事，他被降职到外地，过了四年，才回到京城。
这一回，欧阳修为了支持范仲淹新政，又出来说话，使朝廷一些权贵大为恼火。他们捕风捉影，罗织欧阳修一些罪名，朝廷又把欧阳修贬谪到滁州（今安徽滁县）。滁州四面环山，风景优美。欧阳修到滁州后，除了处理政事之外，常常游览山水。当地有个和尚在滁州琅琊山上造了一座亭子供游人休息。欧阳修登山游览的时候，常在这座亭上喝酒。他自称“醉翁”，给亭子起个名字叫醉翁亭。他写的散文《醉翁亭记》，成为人们传诵的杰作。
唐宋八大家欧阳修当了十多年地方官，宋仁宗想起他的文才，才把他调回京城，担任翰林学士。欧阳修担任翰林学士以后，积极提倡改革文风。有一年，京城举行进士考试，朝廷派他担任主考官。他认为这正是他选拔人才、改革文风的好机会，在阅卷的时候，发现华而不实的文章，一概不录取。考试结束以后，有一批人落了选，对欧阳修十分不满。一天，欧阳修骑马出门，半路上被一群落选的人拦住，吵吵嚷嚷地辱骂他。后来，巡逻的兵士过来，才把这批人赶跑。
经过这场风波，欧阳修虽然受到了一些压力，但是考场的文风就发生了变化，大家都学着写内容充实和朴素的文章了。
欧阳修不但大力改革文风，还十分注意发现和提拔人才。许多文采并不那么出名的人才，经过他的赏识和提拔推荐，一个个都成了名家。最出名的是曾巩、王安石、苏洵和他的儿子苏轼、苏辙。在文学史上，人们把欧阳修等六个人和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合起来，称为“唐宋八大家”。
欧阳修赋诗戏“才子”
欧阳修写农村自然景色的小诗《田家》，多少年来，被世人称颂为精品传诵下来：绿桑高下映平川，赛罢田神笑语喧。
林外鸣鸩春雨歇，屋头初日杏花繁。
这首小诗，诗人用细致的工笔画，描绘出江南地区的一派浓丽的春光。动、静结合，从动中表现静。人们笑语喧哗，自然界花开鸟叫，这一派热闹风光，更加深了农村自然景色中恬静的诗意。欧阳修的诗写得如此好，被世人称道，很快就成了著名诗人。但某公自以为才高八斗，听说欧阳修擅诗，心里颇不服气，于是就去找欧阳修，欲一比高低。
一天，这人吃完早饭，离家去见欧阳修。他行至半路，见一大枯树，口出两句：“门前一枯树，两股大桠权。”吟出这两句，想了半天，硬是想不出后两句来。恰巧，欧阳修从此公身后经过，见此状，随即替他续了两句：“春至苔为叶，冬来是雪花。”
此人听了不禁大喜，便说道：“你也会作诗，正好咱俩一同去和欧阳修一比高低。”这样，他俩一同往前赶路。
来到河堤上，一群鸭子正在下水。那人又口出两句：“一群好鸭婆，一同跳下河”。
说出这两句，停了半晌。欧阳修用大诗人骆宾王的名句为他续了下句：“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那人听了后，虽有些尴尬，但仍不自量力说：“好啊，这就成了一首好诗了。”欧阳修听了不语。后来，二人一同渡河，那人似诗兴不减：“两人同登舟，去访欧阳修。”欧阳修不动声色，一语双关：“修已知道你，你还不知修（羞）。”
王安石教育苏东坡为人第一谦虚好，学问茫茫无尽期。
苏轼的狂傲引起王安石的不满苏轼，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人称苏东坡。他年轻时期就已经出人头地，诗词功夫尤其了得，于是心高气傲，把谁都不放在眼里。
后来苏东坡当了翰林学士，在宰相王安石门下做事，成天都能听到他夸夸其谈，卖弄文才的声音。王安石虽然也十分佩服苏东坡的才华，但是却对他的这种言行轻薄的举动很是不满。王安石最讨厌的就是这种不谦虚的人，不过苏轼是晚辈，他作为长辈还是想找个机会教育一下苏东坡。
王安石上折贬苏轼一次，王安石忽然想起自己在地方做官时碰到的一件事，灵感一来，于是提笔写了两句“西风昨夜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刚写罢第二句，后宫的侍卫就过来请他，原来神宗要召见他。王安石放下笔，马上就进宫面见皇帝去了。平日里，苏东坡经常出入王安石的书房，这天他又来了。一进书房，就看到了桌上未写完的两句诗。苏东坡读了一遍就发现了其中王安石的错误“秋天已至，如何能吹落黄花遍地金呢，岂不荒谬？”他猜想一定是宰相弄错了。于是提笔在后面依原韵写了两句：“秋花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王安石和神宗讨论完朝廷大事后，心情特别愉快。他兴致勃勃地赶回书房，准备把自己刚写了两句的诗续完。可是一进书房，他却发现桌上的两句诗变成了四句。等他看完这后续的两句诗，猜想一定是那个才高气傲的苏东坡写的，心里顿时很不高兴，写诗的兴致也一下子没有了。
第二天，他便暗地里向神宗写了一道奏折，意思是让神宗下诏，贬苏东坡到黄州做一个小地方官。王安石有自己的目的，苏东坡学识渊博，但是社会经验却不丰富，在朝廷上，常常给自己新政挑刺，如果让他远离朝廷，静静地反思反思，同时杀杀他的轻薄之气，倒不失为一个好主意。没过几日，神宗果然下诏贬苏东坡为黄州团练使。苏东坡纳闷不已，他并无什么过错啊！临行之前，王安石亲自登门好言抚慰，并交待他三年任满回京时，一定记住从三峡的瞿塘峡（中峡）替自己带一瓮水回来，说想用三峡水泡茶。
终于明白王安石的良苦用心苏东坡天生是个乐天派，他根本不在乎自己的得失。到黄州后，他认真办好自己的公务，空闲时间就和新结交的朋友陈季常等人一起游山玩水，骑马打猎，饮酒赋诗，心情也好得很。一转眼两年多过去了，到第三年的重阳节时，陈季常邀请苏东坡到自己的后园喝酒赏菊。苏东坡一脚刚踏进后园，顿时目瞪口呆。陈季常急忙问他是怎么了，他还以为苏东坡病了，苏东坡这才道出实情。原来他看到后园满地都是金黄色的菊花，而枝上却没有一朵。陈季常乐得哈哈大笑，说：“苏兄，你到黄州三年，怎么到今天才知道这是黄州一景啊！这就是鼎鼎有名的满地铺金啊！”苏东坡这时才为自己给王安石改的那两句诗而脸红。他这才明白原来自己这次被神宗皇帝贬到黄州是王安石的意思，是想让自己专门来看看这黄州的“吹落黄花满地金”，真是用心良苦啊！苏东坡是个知错就改的人，从这天起，他就盼望着早日回到京城，当面向王安石道歉。
学问茫茫无尽期在回京城的前一天，陈季常等朋友专门陪苏东坡游览长江三峡。可是当船快走完三峡全程时，苏东坡才突然想起另外一件事，赶忙命令随从的佣人从峡中打一瓮水带回，陈季常等人不知用意，都以为他是留作纪念，所以谁也没有问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