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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把王安石的一番教诲一直牢牢记在心间。后来还经常把这件事讲给苏门四学士——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教育他们戒骄戒躁，谦虚谨慎。
第十八章
乌台诗案皇帝差点要砍苏轼的脑袋，这是为何呢？
生不逢时的才子苏轼出身于书香门第，学问十分了得，与父亲苏洵、弟弟苏辙都在唐宋八大家之列，合称“三苏”。苏轼曾在21岁那年，与弟弟苏辙一起参加殿试，并且都中了进士。当朝皇帝宋仁宗赞叹说朝中得了两个奇才。主考官欧阳修是当时的文坛领袖，他也预见说：“30年后，苏轼的文章将会超过我。”苏轼具有多方面的才能，诗、词、散文、书画都有卓越成就。他一生留下四千多首诗，感情充沛、清新流畅、热烈豪放。长久以来，一直为人们传诵。就连当时的许多文人学士都很佩服、景仰他，都以能够同他结交为荣，以能够得到他的指教为幸。
可是，苏轼却是个时运不济的才子。他生前多次受到同僚的排斥打击，还被皇帝几次贬官。
有一次，甚至被抓了起来，押到首都汴京冶他的罪。晚年的苏轼遭到了皇帝的放逐，被皇帝贬官到遥远的两广地区当小吏，直到死前半年才被赦回。还有一次，与他有隔阂的官员为了打击他，竟然告发他的诗中影射了某种特别的意思，皇帝差点为此砍了他的脑袋，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乌台诗案”。
遭到别人的诬陷北宋神宗皇帝任用王安石实行变法，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坚决反对，总是阻挠新政实施。所以，当时在朝野内外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和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是势不两立的。可是，苏轼一向是个不会见风使舵的人，他总是实话实说，所以遭到了新旧两党的厌恶。起先苏轼反对变法，受到了新党的排斥，后来，旧党上台，苏轼出于实际情况的考虑又不同意全盘否定新法，遭到了旧党的戒备。再以后，新党又把旧党打了下去，为了争权夺利，又把苏轼归于旧党。
元丰三年，他被调任为湖州太守，当时依照惯例，调职官员要写一份“谢恩表”，然后刊行在“邸报”（当时北宋官方的报纸）上。他在表上写的一些话又让新旧两党产生了愤恨。表中有这样几句话，意思是这样的：“皇上您知道我愚昧，难以追随那些新进的权贵，又不能适应形势；可是您看在我已经年老，却不爱生事，就派我去管管小民……”在他的这份“谢恩表”中的“新进”、“生事”这两个词让人听出了弦外之音。谁是“新进”？谁又爱“生事”？人们对新党一阵嘲笑，当然还有那些自愿“对号入座”的人对苏轼就极为不满了。
当时，一位姓舒的御史大夫趁机向皇上奏了一本，说：“苏轼的谢恩表讥讽时事，包藏祸心，怨恨皇上，讥谤皇上，渎职谩骂而没有人臣之节，现在人们已经在争相传诵，他这一举实在是搞得朝野轰动，万死也不足以谢皇上。”
此外，这位舒御史还从苏轼写的诗文中摘出了六十多条词句作为证实苏轼不满朝廷的材料，他诋毁苏轼“讪上骂下”，还举出具体的例子：“陛下教群吏学运令，他却说‘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发青苗钱，本来是接济贫民，他却说‘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推行盐法，他却说，‘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接着，御史中丞李定也跟着上表，还列举了四点苏轼该杀的理由。一时间，苏轼因为一份“谢恩表”竟然惹祸上身。皇帝将这件案子发到御史台处理。
不久，苏轼就从湖州被抓回京城，过了一个月，又被关进御史台监狱。苏轼获罪的这件案子之所以被称为“乌台诗案”，是因为苏轼因诗获罪是由御史台一手操办的，而御史台常植柏树，柏树上又常常栖着乌鸦，人们常称御史台为“乌台”。
起初，苏轼并不承认自己有怨谤之心，只是说其中的一些诗句的确反映了民间疾苦。可是后来，在御史台官员吩咐手下，手下对苏轼进行了轮番的审讯和折磨，苏轼一个儒生，实在忍受不了这种心理上的屈辱和肉体上的疼痛。所以就承认自己有罪，还写了“供词”。一首描写普通农村人家生活的诗“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苏轼自己说是讥讽了朝廷的青苗立法，他的供词是：“此诗意言百姓请香青苗钱立便于城中浮便使却……庄家小子弟多在城市不看次第，但学得城中人语音而已，以讥新法青苗助役不便也。”可是这番话是多么牵强附会！苏轼还说，在《山村绝句》“老翁七十自腰镰，惭愧春山笋蕨甜，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中是讥讽了新法实施中的“盐法”太急，使得山中之人饥贫无食，经数月。其实这首诗与盐法哪里有半点瓜葛，苏轼当时已经完全绝望了，就等着御史台把罪状和供词编织就绪，待皇帝批准后杀头了。可是，苏轼竟躲过这场大难，神宗皇帝下令只是对苏轼贬官了事。在这场来势汹汹的“乌台诗案”里，苏轼究竟是怎样解脱出来的呢？
众人纷纷相救据说，当时太皇太后曹氏的一条遗嘱，救了他一命。据说，曹氏病危，神宗皇帝去看她，她说：“当年仁宗皇帝策试制举人回来，见到苏轼两兄弟的文章，很高兴地对我说：‘我为子孙得了两个相才。’如今不但没有重用他，反而要把他下狱论死。苏轼无非是作了几首小诗，发了一点牢骚罢了，这是文人的习性，若是抓到了一点小小的不慎之言，就罗织成罪，何以对得起仁宗皇帝？何以对得起太祖皇帝非叛逆不杀士人的祖训？”于是，神宗决心放了他。
另外，也有人猜测神宗本来就不打算杀他，当时的宰相看到神宗要宽恕苏轼时，就进谗言说：“苏轼讥讽臣下的罪可恕，但藐视皇上的罪不可恕。”还举出了苏轼的一句诗“世间惟有蛰龙知”说，“苏轼不认为陛下是飞龙，竟求知于地下的蛰龙，就是藐视皇上。”神宗却说：“文人的诗句，怎么能这样来推论呢？他咏自己的诗，与我有什么关系？”旁边的一位大臣和苏轼关系要好，就又加了一句：“龙未必专指天子，人臣也可以称龙。”神宗说：“是呀，孔明被称作‘卧龙’，东汉还有‘苟氏八龙’，难道都是人君？”说得那个宰相哑口无言。
后来，神宗又看到苏轼在狱中写的诗，更是动了慈悲之心，所以就赦免了他。这首诗是这样写的：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昧自忘身。
百年未了须还债，十口无家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
与君今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另外，苏轼确实是个人才，那些正直的人们都不愿他落难，所以纷纷解救。据说，从苏轼被捕起，救援的奏章、信函就如雪片般飞到京师。王安石的女婿上疏，扬言在皇帝实录上记下神宗不能“容才”；南京张安道在南京上疏，府官不敢接，他派儿子持至登闻鼓院投进；苏轼的弟弟苏辙愿意用自己的官职和薪水为哥哥抵罪。所以，神宗最终决定不杀苏轼。不久，苏轼被贬，“乌台诗案”就这样结束了。
苏东坡官场失意游赤壁才华横溢的苏轼却官场失意，游赤壁时写出千古绝唱。
才华横溢，众人折服司马光执政后，把宋神宗贬谪的许多大臣都召回朝廷，其中有两个是宋朝著名的文学家——苏轼和苏辙。苏轼兄弟俩，是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苏轼20岁刚出头的那年，他的父亲苏洵带着他和苏辙到京城去考进士。主考官欧阳修，正在注意从考生中物色有才华的人。第一场考试下来，他在阅卷的时候，看到一篇文章，高兴得拍案叫好。考卷是密封的，上面没有考生的名字。欧阳修心里想，能写出这样精彩的文章，一定是一个文坛能手。京城里有点名气的文人，欧阳修多少了解一点，这篇文章究竟是谁写的呢？他猜想了半晌，觉得从文章的风格看，很可能是他的门生曾巩。他本来想把这篇文章评为第一名，但是曾巩是他门生，评得高了，怕人们说他偏袒，就把它评为第二。直到发榜的那天，欧阳修才知道，那个写精彩文章的不是曾巩，却是刚到京城的青年考生苏轼。苏轼考取以后，照例要去拜见主考老师欧阳修。欧阳修跟他谈了一阵子，觉得他气度大方，才华出众，打心眼里喜欢。苏轼走了以后，欧阳修跟他的老同事梅尧臣说：“像这样出众的人才的确难得，我真应该让他高出一头呢！”欧阳修这番话一传出去，一些读书人听了都不服气。京城里这样多的人才，难道比不上一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后来，大家读到苏轼才气横溢的诗歌和文章，才不得不服输。
“三苏”出名苏轼出了名，他的弟弟（19岁的苏辙）也在同年考取了进士，他们的父亲苏洵的高兴劲儿就不用说了。但是苏洵另外有一番感触。原来苏洵也是个擅长散文的人。他在少年时期，没认真读书，到27岁那年，看到别人一个个都上进了，才发个狠劲读书。过了一年，考进士没考中，回到家里，一气之下把他过去写的文章，一把火烧了，从头学起，果然进步很大。
这回，他带儿子到了京城，眼看儿子年轻轻的就考中了，怎么不感慨呢。他听说欧阳修是最重视文才的，就把他几年来写的二十多篇文章托人送给欧阳修，请欧阳修指教。欧阳修一看苏洵的文章，文笔老练，别具风格，就向宰相韩琦推荐，韩琦也很赞赏。后来，没经过考试，破格把苏洵任命为秘书省校书郎。
这样，苏家父子三人在当时京城中都出了名。后来，人们把他们父子三人合起来称做“三苏”。王安石实行新法的时候，苏洵已经死了。苏辙在王安石手下干过事，后来，因为跟王安和合不来，被降了职到外地去了。苏轼主动要求外调，先后当过杭州、湖州（今浙江吴兴）等地方的刺史。他每到一个地方，都兴修水利，减轻赋税，提倡生产，做了一些对人民生活有益的事。
苏轼的牢狱之灾后来，苏轼在湖州看到了地方豪强官吏的横行霸道，很不满意，写了一些诗，讽刺这些事。没想到这些诗传到京城，几个反对苏轼的官僚从苏轼的诗文里摘出几句话，诬陷苏轼诽谤朝廷，大逆不道。他们撤了苏轼的职，把他押解到东京，关在大狱里，想把他处死。
苏轼在监牢里足足被关了100天，受尽折磨。后来，因为实在算不上什么大罪，宋神宗才下令把他释放，贬谪到黄州（今湖北黄冈）。
苏轼到了黄州，挂了个小小的空头官衔，实际上过着流放的生活。他穷得过不了日子，后来靠朋友的帮助，弄到一块地，自己耕种起来。他还亲自整理场地，在东边山坡上盖了一间屋。他给自己起了一个别号，叫东坡居士。后来，人们常把苏轼叫做苏东坡。
千古绝唱苏轼在政治上失意的日子里，常常游览山水，写作诗歌，抒发他的心情。有一次，他打听到长江边有个名胜古迹叫做赤壁，就在一个月光皎洁的夜里，约了几个朋友，乘着小船到赤壁去游览。在那里，他想起三国时期曹操和周瑜大战的情景，触景生情，十分感慨。回来以后，写了一篇文章，叫做《赤壁赋》。
苏轼不但是写散文和写诗的能手，而且在词的写作上也有很高的成就。他写的词，有一种与众不同的豪放风格。在游赤壁之后，他又写了一首《念奴娇》，词的上半首是：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乱石崩云，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苏轼是个博学多才的人，但是他在地理上却出了一个不小的差错。原来黄州的赤壁并不是周瑜火烧曹军的地方。三国的赤壁在现在武汉的上游，而黄州却在武汉下游。不过，黄州的赤壁却因为苏轼这一个差错出了名。后来人们为了纪念这位大文学家，就称它为“东坡赤壁”。
沈括画地图沈括是个精通地理，研究兴趣广泛的科学家。
辽国的狼子野心自从宋真宗以后，宋朝一直依靠每年送大量银绢，维持了几十年跟辽朝暂时妥协的局面，但是辽朝欺宋朝软弱，想进一步侵占宋朝土地。公元1075年，辽朝派大臣萧禧到东京，要求划定边界。
宋神宗派大臣跟萧禧谈判，双方争论了几天，没有结果，萧禧硬说黄嵬山（今山西原平西南）一带30里地方应该属于辽朝。宋神宗派去谈判的大臣不了解那里的地形，明知萧禧提出的是无理要求，又没法反驳他。宋神宗就另派沈括去谈判。
沈括的谈判才能沈括，杭州钱塘人，原是支持王安石新法的官员。沈括不但办事认真细致，而且精通地理。他先到枢密院，从档案资料中把过去议定边界的文件都查清楚了，证明那块土地应该是属于宋朝的。他向宋神宗报告，宋神宗听了很高兴，就要沈括画成地图送给萧禧看，萧禧才没话说。
宋神宗又派沈括出使上京（今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南）。沈括首先收集了许多地理资料，并且叫随从的官员都背熟。到了上京，辽朝派宰相杨益戒跟沈括谈判边界。辽方提出的问题，沈括和官员们对答如流，有凭有据。杨益戒一看没有空子好钻，就板起脸来蛮横地说：“你们连这点土地都斤斤计较，难道想跟我们断绝友好关系吗？”
沈括理直气壮地说：“你们背弃过去的盟约，想用武力来胁迫我们。真要闹翻了，我看你们也得不到便宜。”
辽朝官员说不服沈括，又怕闹僵了，对他们没好处，只好放弃了他们的无理要求。
出使的真正原因沈括带着随员从辽朝回来，一路上，每经过一个地方，把那里的大山河流，险要关口，画成地图，还把当地的风俗人情，调查得清清楚楚。回到东京以后，他把这些资料整理起来，献给宋神宗。宋神宗认为沈括立了功，拜他为翰林学士。
沈括为了维护宋朝边境的安全，十分重视地形勘察。有一次，宋神宗派他到定州，（今河北定县）去巡视。他假装在那里打猎，花了二十多天时间，详细考察了定州边境的地形，还用木屑和融化的蜡捏制成一个三維模型。回到定州后，沈括要木工用木板根据他的模型，雕刻出木制的模型，献给宋神宗。这种三維地图模型当然比绘制在纸上的地图更清整了。宋神宗对沈括画的地图和制作的地图模型很感兴趣。
第二年，就叫沈括编制一份全国地图。但是不久，沈括受人诬告，被朝廷贬谪到随州（今湖北随县）去。在那里，环境虽然很困难，但是他坚持绘制没有画完的地图。后来，他换了几个地方的官职，也是一面考察地理，一面修订地图，坚持了12年，终于完成了当时最准确的一本全国地图《天下郡国图》。
《梦溪笔谈》
沈括不但在地理研究上作出了出色的成就，而且是个研究兴趣很广泛的科学家。他在天文、历法、音乐、医药、数学等方面，都十分精通。他很早就研究天文历法。后来，他担任司天监的工作，发现在那里工作的人，不少是不学无术的人，不懂得用仪器观测。他到了司天监以后，添置了天文仪器。为了观察北极星的位置，他一连三个月，每天夜里用浑天仪观察，终于计算出北极星的正确位置。沈括晚年的时候，闲居在润州（今江苏镇江）的梦溪园。他把一生研究的成果记载下来，写了一本著作《梦溪笔谈》。
活字印刷术在那本书里，除了记载他自己研究的成果以外，还记录了当时劳动人民的许多创造发明，其中特别有名的是毕昇的活字印刷技术。印刷术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在北宋之前，已经有了雕版印刷术。但是雕版花费工夫大，而且刻好一块木板，要改动一个字，就要全部重刻。沈括在钱塘老家看到一位老工匠毕昇，用一种很细的黏土，做成许多小块，刻上字后放在窑里烧硬，成为一个个活字。用这种活字排版印刷，比雕版印刷方便多了。沈括看到这件新鲜事，十分感兴趣，就进行详细的观察和了解，还把毕昇的发明记载在他的《梦溪笔谈》里，后代的人读了他的书，才知道活字印刷术的来历。
司马光与《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一书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传播做出了重大贡献。
从小就喜欢读史书司马光，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他从小聪颖过人，勤奋好学，酷爱史书。五司马光岁时就能熟练背诵《论语》、《孟子》等古文篇章，7岁时，听人讲解《左传》，就能理解它的基本思想，并且还能生动地讲给家里人听。除此之外，年少时，他就读了《史记》、《汉书》等史书，对于这些书籍，稍能了解文章大意，就手不释卷，甚至忘记饥渴寒暑。他热爱读书，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自幼至老，嗜之不厌”。仁宗宝元初年，也就是司马光刚满20岁那一年，他考中进士甲科，授奉礼郎。司马光的这些早年的经历对他以后治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司马光在长期阅读史书的过程中，他对于中国古代的史书有着深切的感受，他认为中国古代的史书虽然很多，可是由于没有一部书系统地记载从古到今的历史，所以造成了中国古代历史的纲目不清，给研究历史的人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和不便。
所以，他决定要集采众家史书的长处，着手编写一部以年为经，以国为纬，有鲜明时间和空间特色的史书，方便后人读史，也使中国古代的历史记载不再由于朝代的更迭而被分割得支离破碎。
编写新的史书而当时的皇帝宋英宗为了维护帝王的统治，也很想请那些学识渊博的大学士编写一部有关历代君臣事迹的书，供后世帝王借鉴和仿效。司马光把自己的一些设想和英宗的想法糅合到一起，就承担了这项工作，开始着手编写新的史书。
司马光采用《左传》编年记史的方法，从战国开始写到秦二世时期，起草完成了《周纪》5卷，《秦纪》3卷，总共是8卷的编年史，合称为《通志》。
到公元1066年，就把他作为样书呈送给英宗皇帝。结果，这部《通志》受到了英宗的肯定和支持。英宗鼓励司马光继续编写，并且还下令设置书局（在汴京城的崇文院），让司马光带领着一批历史学家如范祖禹、刘恕、刘颁等进行编写。这批历史学家根据各自的爱好和特长，进行了不同的分工，与司马光密切配合，正式开始编撰从古至今的一部通史。
宋英宗去世后，继位的宋神宗也十分重视这部史书的编写工作，他建议把书名定为《资治通鉴》，还亲自为书作序，命司马光每日进读。“资治”就是帮助皇帝治理好国家，“鉴”是镜子的意思。“资治通鉴”就是这部书能够使皇帝借助历史这面镜子来分清是非功过和利害得失，以求作为统治阶级巩固封建政权的借鉴。
司马光在编写过程中，态度特别认真，史料记载说他在每次编写一个内容之前，都要先广泛收集史料，包括正史、杂史等，然后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考证史料的真伪，继而拟定总提纲和分目提纲，根据时间先后顺序排比史料，删繁就简，咬文嚼字进行编写。
因为司马光是总纂官，所以他还要呕心沥血地修改稿子，手下的历史学家所写的每部书稿他都要亲自过目，据说当时经他修改过的书稿堆满了两间屋子，里面没有一个草字，写的都是楷书。
司马光为编写《资治通鉴》付出了自己毕生的心血和精力。他从公元1065年开始，到公元1084年成书，前后共享了19年时间。他19年如一日，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