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时刘基丧母，军事紧急，基未敢言，江西诸郡平定后，请求还乡葬母。适值苗军反叛，以至金华、处州守将胡大海、耿再成等被杀，浙东军心摇荡，刘基于此急迫之时，赶到衢州（今浙江衢县地区）与守将夏毅共商安抚各属邑，又与平章邵荣等共谋收复处州（今浙江丽水县地区），一场动乱始定。方国珍一贯敬服刘基，刘基服丧期间，致书吊唁，刘基在复书中力宣太祖威德，方国珍主动入贡太祖。刘基服丧期间，朱元璋亦几次投书叩问军机，刘基亦多次复书条陈，所言皆中机宜。不久，刘基回京，太祖正在增援安丰，刘基谏止说：“汉（陈友谅）、吴（张士诚）伺隙，未可动也。”③太祖不听。陈友谅听说太祖增援安丰，乘概率师包围洪都（今江西南昌），太祖对刘基说：“不听君言，几失计。”④于是亲自统兵救援洪都，与陈友谅大战鄱阳湖。战斗十分激烈，双方主力各不相让，一日激战几十次，太祖坐胡床督战，刘基守候在太祖身旁，突然刘基跃起呼唤太祖急速换船，太祖匆忙转徙到别的战船上，尚未坐定，巨炮击中原来太祖所坐胡床，太祖所乘指挥船立即被炸得粉碎。陈友谅在楼船高处，见此情景大喜。不料太祖仍挥舟急进，汉军上下俱惊，士气丧尽。当时太祖与陈友谅决战鄱阳湖，相持三日，未决胜负。这又是一个紧急存亡关头。刘基为太祖计，欲取主动，必急速移军湖口，誓死扼守，并于鄱阳湖出口处埋设巨木尖钉，使汉军舰艇无一能通过。决战之日，太祖军以逸待劳，陈友谅军瓦解崩溃，陈友谅本人亦于败逃中毙命。不久太祖大军临武昌，陈友谅子陈理请降，至此太祖消除完成统一大业中的一大心腹之患。此后朱元璋又东攻张士诚，北向中原，推翻元廷，完成王业，他的战略步骤都不超出刘基初见太祖时所言之范畴。
江南略定后，朱元璋创建吴政权，命刘基为太史令。刘基上大统历，定正朔，接着又劝太祖下罪己诏，平反滞狱，这些措施对稳定政权都起到了良好作用。于是又奏请立法定制，以止滥杀。太祖想对一些囚犯处以重刑，刘基问他是什么理由。太祖谈了些莫须有的原因，刘基估计不久吴国又将得士得众，让太祖且稍待，三日以后，海宁投降，吴国扩土得众，太祖大喜。太祖把即将处以重刑的囚徒都交付刘基处理，刘基把囚徒全部释放。在江南统一、粮足兵精的情势下，朱元璋于戊申年，即元至正二十七年（1368）即皇帝位，定都应天（今南京市），国号大明。中国封建史上又一个汉族地主阶级政权——明王朝正式创建。拜刘基为御史中丞兼太史令，于是刘基成了大明王朝的重臣。明朝创建，刘基便奏请太祖立军卫法即卫所兵制。同时又以处州为试点，初步确定税粮标准，在江南富庶之地，参考宋制亩加五合。太祖特敕，刘基家乡浙江省青田县税粮每亩免加五合，所谓“令伯温乡里，世世为美谈也”。可见太祖笃信重用刘基，也可以说，刘基因功高德懿，泽及乡里，名垂青史。
太祖出巡汴梁，刘基与左丞相李善长留守南京，刘基认为宋元由于法纪松弛，刑人宽纵而失去天下，现今于建国之初应当整肃纪纲，让御史察民情，大胆弹劾官吏，不要有顾虑，哪怕是宿卫宦侍内外廷重臣，犯法有罪者，都要实时举报。甚至连太子有罪也要绳之以法。人们都畏惧刘基执法严肃。适有中书省都事李彬，犯贪纵之罪被徒刑，左丞相李善长平素与李彬十分亲密，请求减缓刑狱，刘基不听，驰奏报可，李彬正在行祈雨仪式，立即被拉出斩首。因此刘基为严格执法竞与李善长相忤而构怨。从此也不难看出其为人之一斑。太祖回京抱怨刘基不该在祈雨之时杀人于祭祀坛下，这是对鬼神大不敬的表现，平时怨恨刘基的人乘机交相攻击告讦，恰逢当时天旱无雨，刘基建议，认真处理一下死亡士卒的家属、伤亡工匠及吴降将吏卒一的善后事宜。太祖从其言。朱元璋营建中都（今安徽凤阳），并锐意扫灭扩廓帖木耳，刘基进谏说：“凤阳虽帝乡，非建都之地。王保保（扩廓）未可轻也。”⑤太祖不听。不久，定西（今甘肃定西县）失利，扩廓北窜大漠，一直成为北部边患。这件事再次证实刘基对问题分析判断的准确。当年冬天，太祖论刘基功劳，追封其先祖文官职，又大加赏赐刘基，几次想晋刘基官爵，都被刘基坚决推辞掉。
先时太祖因事而谴责李善长，刘基进谏说，李善长是朝廷勋旧，能团结联络诸将，不宜苛责。太祖说，这个人几次想加害于你，你为何还要容忍他呢？我准备立你为宰相。刘基叩头推辞说，宰相是国之栋梁，这就像给房子抽换梁柱，一定要用大木支撑，如果用一些小木条去替换它，整座宫室马上倾覆坍塌，决不可疏忽大意，视如儿戏。他与善长有隙，但在对待朝廷大事上仍可做到不记前嫌，力保朝廷重臣，赤诚公心可见一斑。
及李善长终因“谋逆”之嫌被罢相后，在辅助太祖选相问题上，刘基又具体表明了自己的主张。最初太祖想任杨宪为相，刘基的看法是，因为杨宪与刘基为至交好友，彼此了解较多，所以他对朱元璋进言道：“宪有相才，无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义理为权衡而已。无与者也，宪则不然。”⑥认为杨宪没有宰相器量。太祖又问到汪广洋为相何如？刘基说：“此褊浅殆甚于宪”⑦又问胡惟庸何如人？刘基说：“譬之驾，惧其偾辕也。”⑧他打个比方说，驾车最怕惊辕，如用胡惟庸驾辕为相，大有翻车之险。最后太祖认为，做宰辅重臣，莫过于刘基其人了。不料刘基对自己的为人也作出了估价，他说：“臣疾恶太甚，又不耐繁剧，为之，且孤上恩。”⑨刘基认为天下之大，不怕没有人才，劝太祖一定要严格细致地挑选和考察真正的人才，再授之宰辅重臣之位。在刘基看来太祖提到的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几个人，都不够条件。这种知人自知，公允论事的赤诚公心，实为难能可贵。果然后来杨宪，汪广洋做了宰相都失败了。胡惟庸好擅权，终不被太祖所容，酿成大狱，这也可以算是刘基辅佐太祖治国任贤的最后一件大事。
洪武三年授刘基弘文馆学士，又授刘基开国翊运守正文臣资善大夫，上护军，封诚意伯，禄二百四十石。洪武四年赐归老于乡。退休后，太祖亦尝问事，刘基条陈甚悉，大略言霜雪之后必有阳春，“今国威已立，宜少济以宽大”⑩。刘基辅佐太祖定天下，料事如神，性刚嫉恶，多有触犯邪恶人物，退役归里，惟饮酒弈棋，终不复见韬迹。刘基因对胡惟庸多有得罪，归老于乡后，胡惟庸亦曾进谗言加害，太祖虽不降罪于刘基，然而亦颇为胡惟庸谗谄所动，以至削夺其俸禄。刘基入京谢罪，不复敢离京师，不久，胡惟庸为相，刘基愤懑疾发，被护送归里养疴。至家中，将天文书交复长子刘琏，令其速上缴国家图籍库，不许后人传习使用。又对次子刘璟说：“夫为政宽勐如循环，当今之务，在修德省刑。……诸形胜要害之地，宜与京师声势联络。”又上遗表一封，但又怕胡惟庸中阻，令其子见胡惟庸败后，太祖一定思念刘基，可上密奏示意。居一月，病卒，年六十五岁。刘基在京居住发病时，胡惟庸曾派太医诊治，且服汤药，服后腹中如滞拳石，遂不起。后来中丞涂节，首先向胡惟庸发难，告其谋逆，同时揭露服药之事，说胡惟庸使刘基服药后致死。据《明史》本传所载：“基虬髯，貌修伟。慷慨有大节，论天下安危，义形于色。帝察其至诚，任以心膂。每召基辄屏人密语，时基亦自谓不世遇，知无不言。遇急难，勇气奋发，计划立定，人莫能测。暇则敷陈王道，帝每恭己以听，常呼为老先生而不名。曰：‘吾子房也。’又曰：‘数以孔子之青导予’。”这段概括之语，描述了刘基的为人及与太祖间的君臣关系。这是比较合乎事实的记录。至于后世之人传说，刘基神乎其神，对其韬光智略，歪曲为阴阳风水之说，则荒谬不足据。刘基是江南四大名儒之一，为文气势磅礴，妙不可言，与宋濂同为一代宗师。着有《复瓿集》、《犁眉公集传》等。
注释①《明史》卷一二八《刘基传》。
②《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太祖平汉》。
③④⑤⑥⑦⑧⑨⑩《明史》卷一二八《刘基传》。
第二十二章
禁冗文浮言朱元璋出身贫苦农民，幼年“家贫亲老，无资求师以问业”①。《皇朝本纪》谓其游方“三载，复入皇觉寺，始知立志勤学”，可能其启蒙识字即在此期间。从军以后，有了权力、地位，由于事业的需要，大量吸收了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他在众多儒生的影响下，努力学习文化，经常谈古论今，因而知识大长，学问益进。从渡江到称帝，他和幕府中的儒生，如陶安、范常、夏煜、孙炎、杨宪、叶仪、戴良、刘基、宋濂等人，朝夕讨论，讲述经史，经过十几年封建文化的学习，中年以后，朱元璋不但了解一些儒家的经义，能写作通俗的文字，并且还能吟诗、作赋，评论文学作品的短长。初下徽州时，朱升请他题字，朱元璋亲写“梅花初月楼”匾额②。和陶安论学术，亲制“国朝谋略无双士，翰苑文章第一家”门帖子送给他③。鄱阳湖之战打败了陈友谅，高兴之余，和夏煜等草檄赋诗④。宋濂不会饮酒，在朱元璋面前，勉强饮了几杯，不觉酩酊大醉，朱元璋送以白马，作《白马歌》⑤。
做了皇帝以后，更加喜欢文墨，毛骐、陶安死，朱元璋为其亲撰祭文⑥。桂彦良出作晋王傅，特撰文送行⑦。张九韶告老还乡，又作文送行⑧。朱元璋为文质实，主张文章应该写得明白清楚，信道术，达时务，也就是要适应政治上的需要。他曾着文辩论韩愈讼风伯之失审，谓：“今也韩愈既逝，文已千古，吾辩为何？欲使今之儒者，凡着笔之际，勿使高而下，低而昂。当尊者尊，当卑者卑，”⑨即根据事实，不可随心所欲。
早在吴元年（1367）正月，朱元璋尚未称帝时，就曾对中书省官员说：“古人祝颂其君，皆寓警戒之意，适观群下所进笺文，颂美之词过多，规戒之言未见，殊非古者君臣相告以诚之道。今后笺文只令文意平实，勿以虚词为美也。”⑩洪武二年（1369）三月，他对翰林儒臣说：“古人为文章，或以明道德，或以通当世之务，如《典》、《谟》（均《尚书》中之篇名）之言，皆明白易知，无深怪险僻之语。至如诸葛亮《出师表》，亦何尝雕刻为文，而诚意溢出，至今使人诵之，自然忠义感激，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之本，不达当世之务，立词虽艰深，而意实浅近。即使过于（司马）相如、杨雄，何裨实用？”故令：“自今翰林为文，但取信道理，明世务者，无事浮藻。”这是他关于整顿文风的第一次明令。洪武四年（1371）闰三月，朱元璋审定翰林所撰武臣诰文有“佐朕武功，遂宁天下”之句，即提笔改为“辅朕戎行，克奋忠勇”。并召词臣指示：“此言大过……自今措词，务在平实，毋事夸张。”再次强调其关于文风的主张。
唐、宋以来的政府文字，无论从上而下的制诰，从下而上的表奏，照例使用骈俪四六文体，华而不实。唐代韩愈提倡的古文运动，虽然在民间起了作用，但是以后的政府公文依然是因循旧章。对于同时代使用两种文体，朱元璋很不以为然。洪武六年（1373）九月，朱元璋从制度上采取措施，颁布《文书式》，“诏禁四六文词”。在此之前，他令翰林院儒臣选唐、宋名家所著“表”、“笺”中之可为法式者，作为标本。诸臣遵照选出唐柳宗元《代柳公绰谢上表》、韩愈《贺雨表》进上，朱元璋认为符合其宗旨，即“命中书省录二表，颁为天下式”，规定以后各衙门进表，皆仿此。并谕各部官员：“唐、虞、三代，《典》、《谟》、《训》、《诰》之词，质宴不华，诚可为千万世法。汉、魏之间，尤为近古。晋、宋以降，文体日衰，骈俪绮靡而古法荡然矣。唐、宋之时，名儒辈出，虽欲变之而卒未能尽变。近代制、诰、章、表之类，仍蹈旧习。朕常厌其雕琢，殊异古体，且使事实为浮文所蔽。其自今凡告谕臣下之词，务从简古，以革弊习。尔中书（省）宜播告中外臣民，凡表、笺、奏疏，毋用四六对偶，悉从典雅。”不但发布禁令，而且颁布样板，以供仿效，较前之仅为禁令者更进了一步。
洪武九年（1376）闰九月发生“五星紊度，日月相刑”的特殊天象，时称“星变”，封建时代人们认为这是上天示警。励精图治的朱元璋，对此非常重视，特“诏告臣民，许言朕过”。为时一月，即有中、外臣民十五人应诏上书言事。继而刑部主事茹太素上书陈五事，全文一万七千字。朱元璋“命中书郎中王敏立而诵之。至字六千三百七十，乃云：‘才能之士，数年以来，幸存者百无一二，不过应答办集。’又云：‘所任者多迂儒俗吏。’言及至斯，未睹五事实迹”。朱元璋不愿再听下去，以为“妄言”。遂召茹太素人，问：“尔为刑部之官，彼刑部官吏二百有余，尔可细分迂儒俗吏乎？”茹不能答。必欲令其分别，茹回说：“无法指实其人。”朱元璋大发脾气，命人施以杖责，以警“妄言”。次日深夜，朱元璋卧榻上，想起茹太素上书事，又令人接着往下读，“直至一万六千五百字后，方有五事实迹。其五事之字，止是五百有零”。朱元璋认为其中所言四事可行，即于早朝时命中书省、都督府、御史台依茹太素所言施行。因而感叹：“吁，难哉！古今上书陈言者，未尝不为国、为民，而为君而言者，虽有责人以难，故要其名者，亦甚不多。今朕厌听繁文而驳问忠臣，是朕之过。有臣如此，可谓忠矣。”“呜呼！为君难，而为臣不易。”
不久，朱元璋令朝臣会商，研究制定一套固定而可行的格式，使言事者有所遵循。最后于这年十二月以《建言格式》为名，“颁示中外”。朱元璋亲撰序文冠于书首。《序》中记述了茹太素上书被杖之始末，明令：“若官民有言者，许陈实事，不许繁文，若过式者，问（罪）之。”又一次从制度上禁止冗文空言。
洪武十二年（1379），朱元璋于阅读送来的案卷时，深感内容重复繁冗，如果文字精简，数件即可。因想：长此下去，不仅皇帝浪费时间，全国上下起草、抄写、编订、报送和阅览这种案卷，又如何得了！从而联系到元朝以吏治国，案牍繁冗，小吏借以为奸，朝廷命官反受其摆布，以致危害蒙汉统治集团利益的教训，朱元璋痛感必须对此加以改革。因“命廷臣议减其繁文”，定为《案牍减繁式》，于这年八月颁示中外各衙，遵为定式，切实奉行。此事既关乎文风，更涉及案牍的组成，尤为杜绝吏员借案牍繁冗、因缘为奸的重要手段，是朱元璋整顿文风的进一步深化。
朱元璋严禁冗文浮言，格之以禁令，导之以模式，且以政府的命令大力推行贯彻，确实开了一代新风，提倡当代人写时文（即所谓“古文”），不仅影响于民间，更重要的是使公文趋于简明通俗，更是前所未有的善政。韩愈、柳宗元之后，朱元璋的提倡“古文”，成绩甚大，影响深远。他的提倡“古文”，决不仅是简单的文风问题，无论从出发点、针对性和结果来看，都集中在除弊图治上。所以他的严禁冗文浮言，具有极为明显的政治性，如果说他是以政治家来改革文风，并不为过。
注释①朱元璋：《高皇帝御制文集》卷十五《资世通训序》。
②黄瑜：《双槐岁抄》。
③《明史》卷一三六《陶安传》。
④《明史）卷一三五《宋思颜传附夏煜传》。
⑤《明史》卷一二八《宋濂传》。
⑥《明史》卷一三五《郭景祥传附毛骐传》。
⑦《明史》卷一三七《桂彦良传》。
⑧《明史）卷一三七《宋讷传附张美和传》。
⑨朱元璋：《辩韩愈讼风伯文》。
⑩《明太祖实录》卷一七。
《明太祖实录》卷三九。
《明太祖实录》卷六三。
《明太祖实录》卷八五。
《明太祖实录》卷一○九。
《高皇帝御制文集》卷一五《建言格式序》。
《明太祖实录》卷一一○。
《高皇帝御制文集》卷一五《建言格式序》。
《明太祖实录》卷一二六。
马皇后拒药在朱元璋叱咤风云的一生中，马皇后始终是个重要人物。她以特殊的身份，卓越的才识，悉心辅佐丈夫的全部事业，在元末明初的政治舞台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马皇后生于公元1332年，比朱元璋小四岁，安徽宿州人。父马公，母郑媪。史书上未记马皇后之名，历史文献上记她嫁朱元璋后的称呼是马夫人，丈夫称帝后的名号是马皇后，死后被谥为孝慈高皇后。马公后来因为杀人避仇，逃往外地，临行时把爱女托付给生死之交郭子兴。郑媪早卒，其后马公也客死外地。郭子兴夫妇对好友的遗孤十分怜惜，把马氏收为义女。由于马氏“善承人意，而知书，精女红”①，深得子兴夫妇的钟爱，育之如己女。
元朝末年，政治愈加腐败，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至正四年（1344），河南、江淮一带大旱，赤地千里，而黄河又接连决口，饥民遍野。到至正十一年（1351），河患已经连续六年，天灾人祸把广大农民推向死亡的边缘。这年五月，江淮流域终于爆发了以刘福通为首的大规模的红巾军起义。次年，郭子兴率数千人在濠州起兵响应。不久，朱元璋就投身到郭子兴领导的队伍中，深受郭子兴的赏识和信任。就在这期间，朱元璋与元帅之女马氏成了婚，从此，朱元璋的职位不断上升，军中都称他为“朱公子”②。
郭子兴虽然器重朱元璋，但他性情暴躁，忌才护短，又好听谗言，迟疑寡断。在别人的挑唆下，也曾多次猜疑朱元璋，对他加以斥骂。一次，郭子兴发怒，将朱元璋禁闭在空室，不许进食。马氏得知后，亲自到厨房，“窃炊饼，怀以进，肉为焦”③。后来，马氏为了缓和朱元璋和郭子兴之间的嫌隙，就拿出自己平素的积蓄，献给义母，求她在义父面前为朱元璋分解、说情④。这样，朱元璋在红巾军中的地位才逐渐巩固下来。马氏习性节俭，“居常贮糗精（干粮）脯俗（腌肉）供帝（指朱元璋），无所乏绝，而己不宿饱”⑤。
元顺帝至正十五年（1355），朱元璋率领大军渡江，马氏和将士的家眷仍留在和州（今安徽和县）。当时长江交通线被元军切断，和州孤立，马氏鼓励将士，抚慰眷属，稳定后方。攻下集庆（今南京市）以后，由于战争的需要，她又“亲缉甲士衣鞋佐军”⑥。元至正二十年（1360），陈友谅率兵东下，直逼江宁（今江苏省南京市郊），朱元璋亲自领兵抵御。强敌兵临城下，城中的官员、居民有的打算逃难，有的忙着窖藏金银，屯积粮食。马氏却镇静自若，“尽发宫中金帛犒士”⑦。
洪武元年（1368）正月，朱元璋即皇帝位，册封马氏为皇后。朱元璋回忆起早年马皇后跟随他“备历艰难，赞成大业”⑧时，尝把她比之“芜蒌豆粥”，“滹沱麦饭”⑨。朱元璋每对群臣称说皇后的贤德，比之为唐太宗的长孙皇后。马皇后听了说：“妾闻夫妇相保易，君臣相保难。陛下不忘妾同贫贱，愿无忘群臣同艰难。且妾何敢比长孙皇后也！”⑩其贤德谦逊往往如此。朱元璋感到马皇后幼年失去亲人，故于建国后，曾多次提出要寻访皇后的宗族亲戚加以封赏爵禄。马皇后说：“国家官爵当与贤能之士。妾家亲属未必有可用之才，且闻前世外戚之家多骄淫奢纵，不守法度，有致覆败者。陛下加恩妾族，厚其赐予，使得保守，足矣。若其果贤，自当用之；若庸下非才而官之，必恃宠致败，非妾之所愿也。”朱元璋遂作罢。史家称明代“后妃居宫中，不预一发之政，外戚循理谨度，无敢恃宠以病民，汉唐以来所不及”。这与马皇后的智鉴和表率作用是分不开的。
马皇后平时很注意对后宫的教育，她时常向宫人们讲述古代宫帏制度。为了教育后宫，她特令女史官辑录宋朝贤后事迹，作为楷模，朝夕省览。有人说宋朝过于仁厚，马皇后说：“过仁厚，不愈于刻薄乎？”一日，她问女史官：“黄老何教也，而窦太后好之？”女史回答说：“清净无为为本。若绝仁弃义，民复孝慈，是其教矣。”马后说：“孝慈即仁义也，讵有绝仁义而为孝慈者哉。”有明一代，宫壶肃清，马皇后领导后宫，勤于内治，起了相当的作用。
洪武三年（1370），诸将击败残元势力，攻克元都，将元室珍宝贡献至京师，举朝祝贺。马后问：“得元府库何物？”朱元璋答：“宝货耳。”马氏道：“元氏（元朝）有是宝何以不能守而失之？盖货财非可宝，抑帝王自有宝也。”朱元璋会心地说：“皇后之意，朕知之矣，但谓得贤为宝耳！”马后称谢说：“诚如圣言，妾每见人产业厚则骄至，时命顺则逸生。家、国不同，其理无二，人之常情，所当深戒。妾与陛下同处穷约，今富贵如此，恒恐骄纵生于奢侈，危亡起于忽微。故世传‘技巧为丧国斧斤，珠玉为荡心酰毒’，诚哉是言。但得贤才朝夕启沃，共保天下，即大宝也，显名万世，即大宝也，而岂在乎物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