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称帝后，为防止大臣功高震主，树立自已至高无上的权威，保证朱家子孙世代帝王之业，用极残酷的手段制造冤狱，株连大批功臣宿将。洪武十三年（1380）丞相胡惟庸“谋反”一案，牵连被杀的功臣达三万余人，就是一个典型事例。马皇后对朱元璋的这一做法很不满意，她一向主张对下属不宜过于严苛，而“宜赦小过以全其人”。据《明史·孝慈高皇后传》记载：“帝前殿决事，或震怒，后伺帝还宫，辄随事微谏。虽帝性严，然为缓刑戮者数矣。”李文忠守严州，杨宪诬告他有不法行为，朱元璋要立刻召回。马皇后说：“严（州），敌境（与敌人接境）也，轻易将不宜。且文忠素贤，宪言讵可信？”朱元璋乃罢。文忠后来果然立了大功。致仕学士宋濂之孙宋慎，被告参与丞相胡惟庸“谋反”，列为“胡党”，宋濂因此被连坐要处死刑。马皇后为他求情说：“民家为子弟延师，尚以礼全终始，况天子乎？且濂家居，必不知情。”朱元璋不许。到用餐时，发觉皇后既不饮酒，也不吃肉，朱元璋惊问其故。马后回答说：“妾为宋先生作福事也’。帝恻然，投箸起。明日赦濂，安置茂州（今四川茂县）。”吴兴富民沈秀（万三）多年在海外经商，为全国第一富户，被迫捐献家财助修都城城墙的三分之一，后又被迫出资犒劳军队。事情被朱元璋闻知，不料触犯了忌讳，大怒说：“匹夫犒天子军，乱民也，宜诛。”高皇后劝谏说：“妾闻法者，诛不法也，非以诛不祥。民富敌国，民自不祥。不祥之民，天将灾之，陛下何诛焉。”经马皇后劝说，沈万三才得免去死罪，遣戍云南。
朱元璋即位后，吸取元朝覆亡的教训，主张以勐治国，经常法外用刑，对臣民随意治罪。马后针对这种情况，谏朱元璋说：“法屡更必弊，法弊则奸生；民数扰必困，民困则乱生。”朱元璋誉为至理名言，命女史记录下来，以为鉴戒。一次，朱元璋怒责宫人，马皇后也假意发怒，令人把宫人执付宫正司（管理宫女的机构）议罪。朱元璋问为何这样做？马皇后说：“帝王不以喜怒加刑赏。当陛下怒时，恐有畸重。付宫正，则酌其平矣。即陛下论人罪亦诏有司耳。”朱元璋曾下令让犯了重罪的囚犯去筑城赎死。马皇后听说后，向朱元璋进言说：“赎罪罚役，国家至恩。但疲囚加役，恐仍不免死亡。”朱元璋因而赦免了这些重囚筑城的劳役。
马皇后无子，但对诸王却视同亲生，管教甚严。诸王傅李希颜因一小王顽皮不听话，常用体罚惩治。一天，老师用笔管把一个小王的额角戳了一下，小王哭着到朱元璋处诉苦。朱元璋大怒，正要发作，马皇后急忙从旁劝解说：“乌有以圣人之道训吾子，顾怒之耶！”朱元璋觉得有理，不但没有惩办希颜，反而提升他做左春坊右赞善。硕妃所生幼子朱棣，行为放荡，后被封为周王（封地在开封）。就藩前，马皇后特派江贵妃随往，并“赐以己所御纰衣（镶边的衣服）一、杖一，曰：“王有过，则披衣杖之，即（如也）违，驰以闻。”朱棣听了马后的话，到封地后果然未敢肆意胡为。
除领导后宫，勤于内治外，马皇后还运用她的特殊身份，对朱元璋的施政，不时有所规正。其关心民瘼臣隐的事迹，尤为人所称道。一次，马皇后问朱元璋：“今天下民安乎？朱元璋说：“此非尔所宜问也。”马后回复说：“陛下天下父，妾辱天下母，子之安否，何可不问。”每逢遇到灾年，马后“辄率宫人蔬食，助祈祷”；“岁凶，则设麦饭野羹”。朱元璋对马后说：朝廷已经对百姓实行了赈恤。马后说：“赈恤不如蓄积之先备也。”马氏虽贵为皇后，却依然保持其昔日的俭朴生活。除悉心照料朱元璋的生活外，她“平居服大练浣濯之衣，虽敝不忍易”，并且“命取练织为衾稠，以赐高年茕独。余帛额（类，有疵）丝，缉成衣裳，赐诸王妃公主，使知蚕桑艰难”。
洪武十五年（1382）八月，马皇后病逝，年五十一岁。病重时，她自知己疾难愈，怕连累医生得罪，不肯服药，对朱元璋说：“死生，命也，祷祀何益。且医何能治人。使服不效，得毋以妾故而罪诸医乎。”临终前，她嘱咐朱元璋“愿陛下求贤纳谏，慎终如始，子孙皆贤，臣民得所”。而已朱元璋为之恸哭，以后未再立皇后。
马皇后不仅是朱元璋的贤内助，而且就其立言行事而言可以称得起是一代贤后。《明史》赞曰：“高皇后从太祖备历艰难，赞成大业，母仪天下，慈德昭彰。”是非常恰当的评论。
注释①毛奇龄：《胜朝彤史十贵记》。
②谈迁：《国榷》。
③《明史》卷一一三《孝慈高皇后传》。
④《明太祖实录》卷一四七，《明史》卷一一三《孝慈高皇后传》。
⑤⑥⑦⑧《明史》卷一一三《孝慈高皇后传》。
⑨《后汉书·冯异传》：“光武自蓟东南驰，辰夜草舍（在草野宿营），至饶阳无蒌亭。时天寒烈，众皆饥疲，异上豆粥。……及至南宫，遇大雨。光武引军入道傍空舍……异复进麦饭。”
⑩《明史》卷一一三《孝慈高皇后传》。
《明太祖实录》卷二九。
《明史》卷三○○《外戚传》。
《明史》卷一一三《孝慈高皇后传》。
《明太祖实录》卷一四七。
《明史》卷一一三《孝慈高皇后传》。
见吴晗：《明成祖生母考》，载《吴晗史学论着选集》第一卷。
《明史》第一三七《桂彦良传附李希颜传》。
毛奇龄：《胜朝彤史十遗记》。
《明史》卷一一三《孝慈高皇后传》。
第二十三章
胡蓝大狱明初的统治集团，是由两方面地主组成的，一方面是原有的地主，如淮西和浙东地主集团，他们支持朱元璋创建了新政权；一方面是农民出身的朱元璋的将领，他们转化成地主以后，和支持朱元璋创建明朝的旧地主，都是新朝权贵。在巩固和发展新王朝的统治中，他们的阶级利益虽然一致了，但发生了新的矛盾，在财产权力再分配中，淮西、浙东之间，文臣、武将之间，都要发展各自的势力。除各集团之间的矛盾外，有时还和皇权形成冲突，成为明初朱元璋加强集权发展专制的内在原因。面对着公侯将相的权势和有些新权贵的不法行为，特别是他的战友与旧将邵荣和谢再兴的背叛，使朱元璋放心不下，猜疑他们来抢夺皇位。
为了使公侯将相尽忠于朱明王朝，洪武五年（2372），朱元璋作了申诫公侯的《铁榜文》①；洪武八年（1375），又编了《资治通训》，反复强调要他的臣僚对他效忠，勿欺、勿蔽；洪武十三年（1380），又编了《臣戒录》，“纂录历代诸侯王宗戚宦臣之属，悖逆不道者凡二百十二人”的行事②，来教育他的臣僚；洪武十九年（1386），又颁布了《志戒录》，“其书采汉唐宋为臣悖逆者凡百有余事，赐群臣及教官诸生讲授，使知所鉴戒”③。原来，朱元璋不允许儒者在他的将领左右议论古今，这是因为在天下扰攘君臣名分未定之际，怕知识分子为他的将领出谋划策，去独立发展。而当明王朝创建后，朱元璋却鼓励他的将领去接近儒臣，并规定武将在“操练之暇”，命儒臣去给他们讲解“上古以来忠臣烈士”、“忠君报国之义，事上死长之节”④，等等。尽管如此，朱元璋仍不放心。因为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如杨宪为御史中丞，朱元璋曾想用作相，胡惟庸对李善长说：“杨宪为相，我等淮人不得为大官矣。”于是李善长就乘机弹劾其“放肆为奸事”，最终使杨宪没有逃脱被杀的下场。早在洪武初年，一天朱元璋召见刘基，同他商量任用丞相的事。刘基认为杨宪有丞相的才能，没有丞相的器度，汪广洋的器量比杨宪更褊狭，他们都不能任相。朱元璋又问到胡惟庸，刘基连连摇头，说胡惟庸像一头小牛犊，一经重用，就会摔破车辕，撞碎犁杖，为祸不浅。后来，朱元璋还是起用胡惟庸担任左丞相。
胡惟庸是朱元璋在和州时的帅府奏差，李善长的亲戚。由于李善长的推荐，洪武三年任中书省参知政事，六年升右丞相，进左丞相，深得朱元璋信任，权势日盛。他本人的品格，据明人诸书所记，是一个狡猾阴险、专权树党的人。就这一点来说，他与赋性猜嫌、自私惨刻的朱元璋必然不能相容。再则，他大权在握，不免一意专行，朝廷上生死人命和官吏升降等大事，有时径自处理，不向皇帝请示。因此各地想做官、升官的人和功臣、军人遭贬斥的都奔走在他的门下。功臣吉安侯陆仲亨和平渡侯费聚，都因受到朱元璋的谴责，与胡惟庸密相往还。胡惟庸又和御史大夫陈宁结为死党，秘密翻阅军队的档案，招勇夫为卫士，纳亡命作心腹。由于胡惟庸在中书省时间最久，权力最重，已使朱元璋感到大权旁落，而军事贵族陆仲亨等又和胡惟庸相勾结，更使朱元璋产生怀疑，君权与相权的矛盾更加严重。朱元璋决心消除这一心腹之患。于是终于在洪武十三年（1380），以擅权枉法的罪状杀了胡惟庸，屠灭三族，连坐其党羽，诛戮了一万五千多人。
胡惟庸一案，使朱元璋对身边的功臣宿将，猜忌之心大起，遂着手开始了一场血腥的屠杀。洪武二十三年（1390），距胡惟庸案发已经十年之久，再兴大狱，又有一批人被杀，就连七十七岁的老丞相李善长也被赐死，自缢，家属七十余人全部被杀。“词所连及坐诛者三万余人”⑤。朱元璋兴犹未已，亲自罗列被杀诸臣的罪状，作《奸党录》，布告天下。
李善长死后的第二年，工部侍郎王国用上书说：“善长与陛下同心，出万死以取天下，勋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李善长的儿子李祺被朱元璋招为驸马），亲戚拜官，人臣之份极矣。自图不轨，尚未可知；而今惟其欲佐胡惟庸者，则大谬不然。人情爱其子，必甚于兄弟之子；安享万全之富贵者，必不侥幸万一之富贵。善长与惟庸，犹子之亲耳（李善长的侄儿是胡惟庸的侄女婿），于陛下则亲子女也。使善长佐惟庸成，不过勋臣第一而已矣，太师国公封王而已矣，尚主纳妃而已矣，宁复有加于今日？”⑥朱元璋听后虽然不高兴，但也没说什么。
洪武二十六年（1393），朱元璋又兴蓝党大狱。蓝玉是常遇春的内弟，定远人也。他是洪武后期的主要将领，临敌勇敢，自徐达、常遇春死后，蓝玉“数总大军，多立功”。洪武二十一年（1388），蓝玉率大军十五万出塞追击蒙古军队，直至捕鱼儿海，“虏获男女七万七千余人”，大胜而回。因其战功赫赫，被封为凉国公。功劳一大，就骄横起来，蓄庄奴假子数千人，乘势暴横，在军中擅自黜陟将校，进止自专。总兵多年，麾下骁将十数人，威望很高。洪武二十六年（1393），锦衣卫指挥蒋（54页）告发蓝玉谋反，朱元璋把他抓起来，砍了头，并抄斩三族。这个案件被“族诛者万五千人”⑦。
胡蓝之狱前后达十四年之久，共诛杀四万五千余人。在被株连的人当中，连为朱元璋出生人死、功勋屡建的徐达，也未能幸免。徐达在胡案中是十分清白的。他早就对朱元璋说过，胡惟庸为人奸邪，蓄有异谋。为此，胡惟庸对他怀恨在心，设法收买徐达的仆人福寿，唆使他诬告主人，不料福寿径直告之徐达，揭露了胡惟庸的阴谋。但是，朱元璋对忠肝义胆的徐达仍然很不放心。他认为，徐达德高望重，誉满天下，而且年富力强，只有五十四岁，要是留下他来，可是个大祸患啊！洪武十八年（1385）初冬，徐达背上生了恶痈，连日无法入朝，朱元璋特派太监前来赐蒸鹅，徐达知道他的病不能吃蒸鹅，看到皇上赐的东西，知道是要他的命，便含着泪吃下了，没过几天就不明不白地死了。此外，据《明史》记载，还有著名功臣朱亮祖、胡美、周德兴、王弼、傅友德、谢成、冯胜（即冯国胜）等。他们或是被赐死，或因小过而被鞭死、被砍头。朱元璋的亲侄儿朱文正，在与陈友谅大战中，曾孤军坚守南昌达八十五日，立有大功，因赏薄怨望，免官贬置桐城，不久死去。李文忠是朱元璋的亲外甥，南征北战，屡立战功，也被赐死。大批官僚被诛杀，一时间朝廷人人自危，当时的京官，在每天早晨人朝之前，总要与妻儿诀别，交代后事，乃至晚上平安归来，便合家庆幸。功臣宿将得以善终者寥寥无几，汤和就是其中的一位。汤和与朱元璋是同村人，小时候是放牛的伙伴，他看到元勋宿将一个个被杀害，懂得是老伙伴对他们不放心，便主动交出兵权，告老还乡。朱元璋得知非常高兴，立即派人在凤阳给他修建府第，厚赐礼遇。
连续数年的诛杀，功臣宿将相继而亡，太子朱标劝父亲说：“陛下杀人太滥，恐伤和气。”朱元璋听后，当时不作声。第二天，为了讽喻太子，表明隐衷，他故意丢一根棘杖于地下，让朱标拿起来。朱标面有难色。朱元璋语带双关地说：“你怕刺，不敢拿，我替你把这些刺拔掉，然后再交给你，岂不更好！”一语道破了朱元璋大批诛杀功臣的目的。
在历代开国之初，如此大肆杀戮功臣的情况，极为鲜见，正如赵翼所说的，朱元璋“借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尽举取天下之人而尽杀之，其残忍实千古所未有”⑧。
注释①《明太祖实录》卷七四。
②《明太祖实录》卷一三二。
③《明太祖实录》卷一七九。
④《明太祖实录》卷二四九。
⑤《明史》卷三○八《奸臣列传》。
⑥《明史》卷一二七《李善长传》。
⑦《明史》卷一三二《蓝玉传》。
⑧《二十三史札记》卷三二《胡蓝之狱》。
靖难之役明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在加强皇权的同时，为巩固朱氏的统治地位，实行分封诸藩王的政策。洪武三年（1370）四月，册封其子朱楔为秦王、朱桐为晋王、朱棣为燕王、朱棣为吴王、朱桢为楚王、朱樽为齐王、朱梓为潭王、朱杞为赵王、朱檀为鲁王，重孙朱守谦为靖江王。共计册封24个儿子，1个重孙，大多分封在北部边境和各个要地。且规定，一经封王即要出京城就藩，使之“外镇编圉，内控雄域”①，目的是要让这些分封在外的儿孙们“夹辅王室”②。因此朱元璋赋予这些子孙们以极高的地位和军事权力，规定诸王仅“下天子一等”③。诸王在各自的封地内，可以创建王府，设置官属，封地所在的卫所均受诸王的监视与控制，“凡朝廷调兵，必关白亲王乃发”④。诸王还可拥有供其指挥和调遣的护卫甲士，“少者三千，多者至万九干人”⑤。不仅如此，诸王还有权移文朝廷索取奸臣，甚至可以举兵“清君侧”。朱元璋分封诸王，使封国权力远远超过地方的行政权力。
朱元璋想以分封诸王的办法起到拱卫朝廷的作用，然而封国权力过大，必将有碍于中央集权的加强。山西平遥训导叶伯导曾为此上书，指出此举恐“尾大不掉”，“祸患立生”。但朱元璋却以“离间吾骨肉”⑥的罪名，将叶伯导囚死狱中。当然朱元璋也不是对此没有考虑，在分封之中，他曾规定凡受封诸王必须离开京城，到封地就藩。不允许各亲王之间相互往来。即使入朝，也不能同时前来，必须一王离京，另一王才可启程。朱元璋此举的目的在于避免诸王相互串联，与中央相对抗。所以，诸王就藩，可以说是“生离死别”。但朱元璋的用心良苦，却未能收到预期的后果。
洪武二十五年（1393）四月，皇太子朱标病故，朱元璋于九月，又立朱标次子朱允炆为皇太孙。朱允炆生性“颖慧好学，性至孝”，而深得朱元璋的喜爱，称赞他：“而诚纯孝，顾不忘我乎。”⑦不过，对于这位“仁柔少断”的皇太孙将来继任帝位，朱元璋并不十分满意，曾一度打算更换太子，后因翰林学士刘三吾的劝谏，才没有这样做。尽管如此，朱元璋对朱允炆的继位仍放心不下。洪武三十一年（1398）闰五月，朱元璋病故，庙号太祖，皇太孙朱允炆即位为帝。临终前，朱元璋立下遗诏，“皇太孙允炆仁明孝友，天下归心，宜登大位。内外文武臣僚同心辅政，以安吾民”。“诸王临国中，毋至京师”。
朱允炆即位，是为明惠帝，改元建文。尽管有朱元璋的遗诏不许诸王“入临、会葬”，但燕王朱棣仍直奔京城建康江苏南京），朱允炆闻讯后，立刻派人持敕，令朱棣返回燕（今北京），对此朱棣十分不悦。
其时，镇守北部边疆的诸王已有很大的权势，宁王朱权甲八万，革车六千”⑨。燕王朱棣更握有“节制沿边士马”⑩的重权。朱允炆对这些皇叔们忧心忡忡。建文元年（1399）正月，朱允炆即位不久，燕王朱棣即遣长史葛诚放朝奏事。朱允炆遂向葛诚密问燕王府之事，葛诚如实秉告，且派他返回燕王府，作为内应。葛诚回到燕王府，朱棣见他神色不对，心中不免作疑。随即朱棣亲自人朝，他自恃皇叔身份，径直走皇道入宫，登陛不拜。监察御史曾风韶弹劾其不敬，户部侍郎卓敬也密奏，以燕王“智虑绝人”，建议将他徙封至南昌，但都被朱允炆以“骨肉至亲”，婉言拒绝。朱棣察觉到朝廷对自己怀有贰心，回燕王府后，便托辞患病，以观事态的变化。
建文帝朱允炆以兵部尚书齐泰、太常卿黄子澄同参军国事。齐泰、黄子澄以诸王权势过大，恐难驾驭为由，力主削藩。“帝欲先图燕。子澄曰：‘不然。周、齐、湘、代、岷诸王，在先帝时尚多不法，削之有名。今欲问罪，宜先周。周王，燕之母弟，削周是削燕手足也。’”于是洪武三十一年八月，朱允炆下令废周王楠为庶人。建文元年（1399）四月，湘王柏惧罪自焚死，代王桂有罪，废为庶人。六月废岷王十匣为庶人，徙漳州。朝廷削藩之举，引起诸王的恐慌与不安，燕王朱棣更是心神不定。
不久，燕王府护卫百户倪谅上奏朝廷，密告燕王府官校谋反。朱允炆为此下诏责问朱棣。朱棣闻讯，遂“佯狂称疾”，以此掩盖其野心。齐泰等人侦得朱棣有谋反之意，便请朱允炆下诏，逮捕燕王府官属。齐泰等人还密令北平左布政使张呙、都指挥使谢贵占据燕王府，又约葛诚、指挥卢振为内应，且令北平都指挥张信捕捉朱棣。不料，张信将此事秉告朱棣，朱棣立刻令护卫指挥张玉、朱能等将领统800名壮士入卫燕王府。
七月，张呙、谢贵等指挥兵士围攻燕王府，索要官属，飞矢直人府内。朱棣与张玉、朱能等人商议，决定设计除掉张呙、谢贵。未几，朱棣称病愈，登东殿，而令壮士设伏于左右及端礼门内。遂派官持官属名册前往张呙军中，约其入府。待张呙、谢贵入殿，乃持之斩杀。围攻王府的张呙、谢贵所部闻讯，溃散而去。次日，燕王朱棣誓师，以“朝无正臣，内有奸恶，亲王训兵待命，天子密诏，诸王统领镇兵讨平之”的祖训为据，以“清君侧”为名，上书请诛齐泰、黄子澄。朱允炆见此上书，下诏削夺朱棣属籍。朱棣遂举兵，自置官属，其军号为“靖难”。
朱棣起兵后，以部将郭资戍守北平（今北京），乃举兵拔居庸关，破怀来，取密云，以稳定和巩固大本营。仅20天，朱棣所部已达数万人之多。在燕王“靖难”军的进攻下，北平附近州县纷纷倒戈，投降朱棣。
得知朱棣据北平反叛，朱允炆于八月任命长兴侯耿炳文为大将军，驸马都尉李坚为左副将军，都督宁忠为右副将军，率大军北伐燕王。同时部署其他将领各统偏师步骑，数路并进，号称百万大军，约定行程日期，直捣北平。同时传檄山东、河南、山西三省供给军饷。不久，耿炳文所部与靖难军战于真定（今河北正定）。朱棣避实就虚，趁中秋之夜官军饮酒作乐之机，渡白沟河，破雄县，之后大败耿炳文所部。耿炳文逃人真定城中，闭门固守。靖难军攻城三日不克，还师北平。
官军败北，朱允炆大怒，又改命李景隆取代耿炳文，继续统兵平定燕王之叛。又令辽东江阴侯吴高等领兵围攻永平（今河北昌黎西北）。朱棣留下少量兵将坚守北平，自己亲统大军救援永平。吴高怯懦，不敢应战，退保山海关。李景隆自恃兵多将广，率部直攻北平丽正门。守城将士及城中百姓奋力拒守，多次击退官军进攻。朱棣得知李景隆率兵攻北平，便回师以奇兵左右夹击，李景隆力不能支，被靖难军连破七垒，只得连夜逃遁。所部闻讯，纷纷丢弃兵甲、粮草，慌忙南逃。
李景隆兵败，黄子澄却藏匿不报。待朱允炆风闻察问，黄子澄仍借口天寒，士兵冻馁暂退德州（今属山东）。同时派人密告齐泰不得泄露失利之事。朱棣又上书陈述道理，并以诛齐泰、黄子澄传檄天下。迫于形势的压力，朱允炆只好罢免齐泰、黄子澄的官职，但仍旧依靠二人“筹划治兵”。朱棣得知李景隆虽然兵败，却于德州集结兵力，企图等明年春天，再攻北平，遂于建文二年（1400）正月，先发制人，率兵攻占蔚州（治今河北蔚县西南）。四月，于白沟河再度大败李景隆军。五月入德州，随后兵围济南（今属山东）。李景隆逃人济南后，据城固守，靖难军久攻不下，便引水灌城，亦不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