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据有集庆及周围州县之后，积极恢复和发展生产，他一面分遣儒士赴所辖州县，劝课农桑；一面以康茂才为营田使，职掌垦田稼穑、水利修复诸事，以此保证军粮储备充盈。与此同时，他注意招揽人才，复兴学校，刘基、宋濂、章溢、叶琛等人相继入金陵，拜见朱元璋，被欣然接纳，且创置礼贤馆安置这些儒士名流。他采纳皖南儒士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③的建议，认真备战，从而使其根据地不断巩固和加强。
至正十九年（1359）正月，朱元璋谋取浙东行省未克之地。出兵前，朱元璋告诫诸将：“克城以武，勘乱以仁。吾此入集庆，秋毫无犯，故一举而定。每闻诸将得一城不妄杀，辄喜不自胜。夫师行如火，不戢将燎原。为将能以不杀为武，岂惟国家之利，子孙实受其福。”④严明的军纪，不仅使朱元璋的军队具有极强的战斗力，更以其秋毫无犯，深得百姓的拥护与欢迎。因而朱元璋军队所向披靡，“兵至皆下”⑤。其势力很快扩展到苏、浙、皖、赣。与篡夺南方红巾军“天完”政权，自立为“大汉”皇帝的陈友谅占据的地盘为邻。其时，陈友谅占有江西、湖广之地，一度攻陷太平州，且与张士诚合谋，进攻应天府（今江苏南京），企图消灭朱元璋势力。
面对陈友谅的进攻，应天府为之大震。朱元璋部将或建议先收复太平，以牵制陈友谅对应天府的进攻；或请求领兵迎击，均遭到朱元璋的拒绝。他根据陈友谅篡权后，“其将士皆离心，且政令不一”⑥的局势，决定采取诱敌深人，设伏以待的战术，派胡大海直捣信州（治今江西上饶），以牵扯其后方。令康茂才致书陈友谅，约其速来金陵。同时令常遇春设伏于石灰山，徐达布阵于南门外，杨璟屯驻于大胜港，张德胜等率水军出龙江关，他自己则于卢龙山督军。
不久，陈友谅果然统领大军进击应天府。朱元璋部将纷纷请求迎战，被朱元璋制止，他告诉众将士，待降雨后再出击。须臾，果然大雨倾注，将士们奋力厮杀，水陆夹击。陈友谅大败逃回江州（治今江西九江）。朱元璋所部乘胜收复太平，进而攻占安庆（今属安徽）、信州。陈友谅的篡权已大失人心，及其战败，原徐寿辉旧部将领乘机纷纷叛离，投奔朱元璋。
至正二十一年（1361）八月，朱元璋于江州大败陈友谅军，陈友谅沿江逃至武昌（今属湖北）。朱元璋军占据抚州（治今江西抚州西）。二十二年（1362）正月，陈友谅部属、江西行省丞相胡廷瑞献龙兴府（今江西南昌）投降。朱元璋接管此城，更名为洪都府，返回应天府时，留下邓愈领兵戍守。然而不久，降将反叛，洪都失陷，邓愈败逃应天府。
四月，徐达领兵收复洪都，派朱文正、赵德胜、邓愈率兵镇守。朱元璋在江南的势力日趋壮大，令元朝政府坐卧不安。十二月，元帝遣尚书张昶经海上至庆元，授朱元璋江西行省平章政事，企图以此收买、招抚，但遭到朱元璋的断然拒绝。
至正二十三年（1363）二月，张士诚遣其将吕珍攻安丰（今安徽寿县），杀红巾军首领刘福通。朱元璋统兵救援，击退吕珍，救出韩林儿，安置于滁州（今属安徽）。趁朱元璋北上救援之机，陈友谅赶制楼船数百艘，领兵号称60万，包围洪都府。一时间，吉安（今属江西）、无为（今属安徽）等州县相继陷落。洪都守将朱文正等率领兵士坚守城池长达85天。使朱元璋得以集结兵力，赶赴救援。陈友谅得知朱元璋亲自领兵，只得放弃围攻洪都，退至鄱阳湖迎战。双方出动水军，激烈交战，朱元璋募敢死之士，火攻陈友谅。
陈友谅中流矢身亡，其部将张定边护卫其子陈理逃奔武昌。
至正二十四年（1364）正月，朱元璋称吴王，建置百官，以李善长为右相国，徐达为左相国，常遇春、俞通海为平章政事，立其子朱标为世子。
二月，亲统大军征伐武昌，陈理投降，汉亡。随后，诸将分路征讨，平定割据南方的诸势力和红巾军。至二十五年，唯有张士诚一支势力最强的割据武装尚未剿灭。时张士诚据有南至绍兴（今属浙江），北达济宁的大片地域。朱元璋令徐达、常遇春先筹划攻取淮东。随后于高邮大战张士诚军。
至正二十六年（1366）五月，朱元璋发布《平周檄》，为消灭张士诚制造舆论。张士诚高邮战役后，南下占据平江府（今江苏苏州），并以此为都，据有富庶的长江三角洲地区。朱元璋令将士先攻取张士诚外围据点，以孤立之，随即双方对峙于镇江。张士诚屡战屡败，投降元朝，封为太尉。此后，张士诚与另一支割据势力方国珍勾结，与红巾军为敌，八月，朱元璋以徐达为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20万大军征讨张士诚。十一月，包围平江府。
在进攻和平定窃据江南的地方割据势力的同时，朱元璋亦加快政权的建设。自至正二十六年起，改筑应天城，修建新宫。设文武科取士，制定律令、礼仪、《大统历》等。吴政权已初具规模。
至元二十七年（1367）九月，朱元璋所部攻克平江府，擒张士诚。随后，大军分兵两路进攻割据浙江台、温地区的方国珍。十一月，方国珍兵败投降。逾年，元福建行省平章、占据闽中八郡的陈友定势力亦遭覆灭，福建遂得以平定。江南地区大部为朱元璋势力所据。
至二十八年（1368）正月，朱元璋于应天府即皇帝位；建国号大明，建元洪武。朱元璋即为明太祖。此时，元朝尚据有北方半壁江山；而两广、四川、云、贵及福建等地尚有割据势力。明朝创建后，朱元璋即着手进行统一全国的大业。
朱元璋将重点放在北伐上，同时分兵平定南方诸割据势力。由徐达、常遇春率领的北伐军自正月出征，由淮水入黄河，仅用3个月的时间，平定河南、山东，进逼大都（今北京）元顺帝仓惶逃奔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东）。八月，北伐军攻占元大都。之后为扫除元朝残余势力，北伐军继续兵进上都，元顺帝北遁，于洪武三年（1371）四月病逝，残部北退至和林（今属蒙古）。自洪武元年至十四年，大明军先后平定福建、广东、广西、四川、云南，经过前后20年的南征北伐，明朝终于平定各地的割据势力，消灭了元朝政权，基本实现了全国的统一。
注释①②③《明史）卷一《太祖纪一》。
④《明史）卷一三六《朱升传》。
⑤《明史》卷一《太祖纪一》。
⑥《明太祖实录》卷九。
明朝统治的强化明洪武元年（1368）正月，朱元璋于应天府（今江苏南京，即皇帝位，是为明太祖。明朝创建之初，官僚机构设置基本沿袭元朝，于中央设中书省，由左右丞相（初称相国）总理礼、兵、刑、工六部事务。地方则设行中书省，总理地方军政事务。另于中央设御史台，为监察机构。
朱元璋在认真总结元朝灭亡原因时，认为“委任权臣，上下蒙蔽”①是导致元朝统治衰败的重要根源。为此，他着手对所承袭元朝的现行官制进行重大的改革。
洪武九年（1376），强化明朝统治的改革首先从削弱地方权力开始。朱元璋下令撤销行中书省，罢免平章政事及左右丞，而将全国分为浙江、江西、福建、北平、广西、四川、山东、广东、河南、陕西、湖广、山西十二个布政使司以及南京直隶区，共计13个行政区划，洪武十五年（1382），又增置云南布政使司（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原北平布政使司治所］，后遂改北平布政使司为北京直隶区，寻复增置贵州布政使司，于是便为两直隶区、十三布政使司），简称布政司。于布政司分置承宣布政使，职掌地方民、财两政；提刑按察使，职掌地方司法刑狱；都指挥使，职掌地方军事防务。三职互不统属，各自直属朝廷有关机构。三职合称“三司”，将原来无事不统的行省权限，分为军、政、司法的三权分立，以此避免地方官长的事权专擅，利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和集权。
布政使司区划之下，简化为府（或直隶州）、县（或属州）两级，分设知府、知州、知县为长官，均由朝廷任免。县以下划分为里甲，凡110户编为一里，设里长主管钱粮之事，里甲主管差役派征之事，里书主管税粮等事。里下设甲，一甲10户，轮流充任甲长。城镇都市中则分坊、厢，有坊长、厢长。里、甲、坊、厢长皆由官府指任或选派。明朝由此形成了由中央到地方十分严密的统治网，有效地将臣民百姓控制在网中。
废置行中书省后，地方军、政、财及监察司法诸权悉收归朝廷，皆集中于中书省，于是作为总领中书省的丞相之权益发膨大，这与朱元璋的本意相悖，君权与相权的矛盾随之突出，且日趋尖锐。朱元璋认为丞相的设置弊端尤甚，“自秦以下，人人君天下者，皆不鉴秦设相之患，相从而命之，往往病及于国君者，其故在擅专威福”②。出于这种考虑，洪武十三年（1380），朱元璋以“谋逆”之罪，将专肆威福，招权纳贿，生杀黜陟，不奏径行的左丞相胡惟庸处死。旋即下令罢废中书省，罢丞相一职不设，而将中书省及丞相之权分属于六部，而令六部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由此形成朝廷内外权力高度集中于皇帝一人的统治格局，自秦朝以来千余年的宰相制度，自隋唐以来沿袭700余年的三省制度，终于结束于朱元璋之手。朱元璋还把废除丞相作为“祖训”，告诫子孙后代：“以后嗣君，其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有奏请设立者，论以极刑”③。宰相制度的废止，标志着中央专制集权统治的高度强化。
丞相罢置之后，朱元璋又对监察机构——御史台进行改革。洪武十五年（1382），改御史台为都察院，“职专纠劾百司，辨明冤枉，提督备道，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④。都察院设左右都御史、左右副都御史、左右佥都御史，以及十三道（一布政使司为一道）监察御史，分掌十三道，监察、检举各级官吏的不法行为。朱元璋赋予都察院极大的权力，“凡大臣奸邪、小人构党、作威福乱政者，劾。凡百官猥茸贪冒坏官纪者，劾。凡学术不正、上书陈言变乱成宪、希进用者，劾。遇朝觐、考察，同吏部司贤否陟黜”⑤。尤其是监察御史，虽只是正七品官，却“主察纠内外百司之官邪，或露章面劾，或封章奏劾”⑥，权力极大。朱元璋此举旨在以小制大，以内制乱。此外还专设六科给事中，以稽察六部百司之事，成为专事六部的监察机构。理刑审狱时，都察院须和大理寺、刑部共同进行，合称“三法司”，避免“专于一司”的弊端。
军队建置。朱元璋于洪武初置大都督府，由大都督节制中外诸军。洪武十三年，又改大都督府为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然只掌兵籍、军政，不能直接统领军队。选授军官之权则由兵部掌管，而调遣、发兵指挥权则握于皇帝手中。军队的编制为卫所，“自京师达于郡县，皆立卫所”⑦。大体每卫5600人，置指挥使统领。每卫下辖5个千户所，每千户所1120人，置千户为指挥官。每千户下辖10个百户所，每百户所112人，长官为百户。其下设二总旗，每总旗下辖5小旗，每小旗10人。府县各卫归各布政使司的都指挥使司管辖，其上归统于五军都督府。军士另立“军户”之籍，且世袭，不得随意脱籍。每逢征战，由皇帝下旨，兵部佥发调兵之令，都督府长官则奉命统卫所兵出征。战事结束，总兵归还将印，兵士返归卫所。军制上的改革，极大地加强了皇帝对军队的控制。
朱元璋分置行政、监察、军事机构，使之各自相对独立，不相统摄，却互为制约，其目的正在于“我朝罢丞相，置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天下庶务，彼此颉顽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⑧。由此将朝廷内外大权独操于皇帝一人手中，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因此得以空前强化。
与此同时，朱元璋还在其它方面采取了诸多的加强专制统治的措施。洪武三十年（1397），正式颁行《大明律》。《大明律》前后经历20多年，其间朱元璋曾亲自裁酌，有过三次大的修订。律文计30卷，460条，分为吏律、户律、礼律、兵律、刑律、工律，内含五刑、十恶、八议各款。《大明律》简赅，然严酷无比，充分维护了君主集权的利益和需要。在此之前的洪武十八年（1385），朱元璋曾亲自编撰并颁行《大诰》，之后又颁行《续篇》和《三篇》。洪武三十年，从中择重选出有关条例，附为《大明律》例。其中汇集有惩治官民贪赃受贿、侵吞税粮、偷逃赋役、流亡逃匿等案例和凌迟、枭示、族诛等重刑。这些法典的颁行，体现了朱元璋“治乱世，用重典”的治国之术。他要求“一切官民诸色人等，户户有此一本”，“臣民熟视为戒”⑨，甚至规定《大明律》和《大诰》要作为学校的必修课程，师生必须背诵。这从法律上确定了君主的绝对权威。
为了稽查臣僚及百姓中的违法行为，特别是威胁自己皇权地位的言谈举止，朱元璋更采取公开的恐怖措施。他于即位前后，曾派遣心腹或检校、佥事等下级官吏，侦察、打探臣僚暗地的言行，及时上报。洪武十五年（1382），改而设立锦衣卫，置锦衣卫指挥使，下属南、北两个镇抚司，除负责侍卫、缉拿盗贼奸宄外，还“察听在京大小衙门官吏不公不法及风闻之事，无不奏闻太祖知之”⑩。锦衣卫镇抚司设有法庭和监狱，可随意捕人、审讯，所用酷刑，如刷洗、抽肠、剥皮、锡蛇游等，多达数十种。锦衣卫的设置，有效地强化了君主对臣僚、百姓的控制。
与设置特务机构一样，廷杖亦是朱元璋威慑公卿，维护皇权的一项重要措施，而且滥用无度。凡朝臣有过失，或进谏触怒皇帝，即于殿上杖责大臣。据《明史·刑法志》所载，朱元璋之侄、大都督朱文正、工部尚书薛祥等人皆被廷杖致死。不仅如此，为巩固自己的皇权地位，朱元璋以各种罪名加害于开国功臣，胡惟庸、蓝玉两狱，受株者多达5万余人。翦除这些与自己同生死的功臣，“其残忍实千古所未有”，但却为朱元璋的独裁彻底扫除了障碍。
朱元璋即位之初，十分重视兴办学校，自中央至地方分置国子学、州县学、民间社学3类。洪武十五年，改国子学为国子监，置祭酒、司业、博士、助教、学正等学官。监生分官生与民生两种。每年由州县学按规定名额保送入国子监，主要学习《大明律》、《大诰》、四书、五经等。结业后可直接为官。与此同时，朱元璋大兴尊孔，以此作为约束臣民思想言行的手段。
不仅如此，朱元璋大兴文字狱，望字生义，曲解文意，而后罗织罪名，加害于人。如浙江府学训导赵伯宁为海门卫撰《谢增俸表》中，有“作则垂宪”，被认为“则”近“贼”之音而遭诛杀。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作《正旦贺表》中，有：“睿性生知”，亦因“生”“僧”谐音而被杀。凡此种种，知识分子稍有不慎，即于文字上惨遭横祸。
朱元璋在兴办学校的同时，也重视科举制。洪武四年（1371），始设科取士。考试分3级：未入学的童生先参加州县级考试，合格者入州县学，称为生员；省级考试为“乡试”，每3年一试，中试者称“举人”；中央一级的考试为“会试”，于乡试的次年进行，中试者再参加“殿试”，及第者即为“进士”。进士分3等：一甲赐进士及第，取3人，分别称为状元、榜眼、探花；二甲赐进士出身，人数不等；三甲赐同进士出身，人数亦不等。所有进士皆可任官。“卿相皆由此出”。然而科举又以“八股取士”，即规定考试专以四书、五经的文句命题，解题则以朱熹的注为依据，不允许擅自发挥。到明中叶以后，这种答题的格式便严格规定为排偶分股的文体，即“八股文”。“明太祖以制义取士，与秦焚书之术无异。特明巧而秦拙耳，其欲愚天下之心则一也”。自明初开始推行的科举取士之法，极大地禁锢了人们的头脑。
朱元璋正是通过这一系列的措施和方法，从他即位之始，逐步加强中央专制主义集权统治，最终达到高度集中的皇权统治。
注释①《明太祖实录》卷五九。
②黄佐《南痈志》卷一○《谟训考）。
③《明史》卷七二《职官志一》。
④⑤⑥《明史》卷七三《职官志二》。
⑦《明史》卷八九《兵志一》。
⑧《明律汇编全集》卷一。
⑨大诰·颁行大诰第四十七。
⑩刘辰《国初事迹》。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二《胡蓝之狱》。
《明史》卷六九《选举志一》。
廖燕《二十七松堂文集》卷一《明太祖论》。
刘基辅政刘基，浙江青田县人。明代开国元勋，朝廷重臣。他也是江南的豪俊名贤，有满腹韬略可寄以兴邦治国大业的奇才。与宋濂、章溢、叶琛等合称江南四大名儒。“元至顺间，举进士除高安（今江西高安县）丞，有廉直声，行省辟之，谢去”①。刘基自幼聪颖过人，博通经史，广览群书，精于象纬之学。西蜀赵天泽论江左人物，首提刘基，认为他可与诸葛亮相提并论。当初，太祖占据金华，平定括苍，听说刘基与宋濂并名，曾重金招聘，而刘基未应。太祖部下的总制官孙炎，一再致书，执着邀请，刘基始出。刘基见朱元璋后条陈时务十八策，甚合太祖心意，筑集贤院款待刘基等，优礼、宠爱至厚。这时韩林儿创建政权，国号为宋。朱元璋拜韩林儿为宋王，奉行其正朔，又行君臣之礼。朝中文武在中书省设置宋王御座，行君臣四拜之礼，对宋王及其御座礼拜甚恭，独刘基不拜，认为韩林儿不过是个牧羊倌，尊奉他没有用！于是进见太祖，述说完成统一大业之策。刘基认为，张士诚自守长江下游，无长远之计，不足为虑；陈友谅奉徐寿辉为主，又把他谋害，还逼迫徐寿辉部下归顺他。刘基认为陈友谅创建汉国，名号不正。陈友谅地处大江上游，没有一天不觊觎朱元璋，从不放弃其吞并的野心，应当首先消灭之，一旦陈友谅被消灭，张士诚就势单力孤，可以乘胜一举平定长江下游，然后北向中原，统一大业就能顺利完成。这可以说是刘基第一次辅助朱元璋作出了完成统一大业的战略决策，它与三国时期诸葛亮在隆中跟刘备纵谈天下大势，确定蜀汉联吴破曹，发展实力，逐步统一天下的战略决策，具有同等重大的意义。
陈友谅攻陷太平（今安徽当涂县），意欲东向，气势甚为嚣张，朱元璋帐下各位大将，有的劝朱元璋投降，有的认为必须先逃避其锋芒，再据守南京（当时称南京为钟山）。这又是个关键时刻，太祖意未决，刘基也沉默不言。太祖知其自有见地，召入内室与之决策，刘基抓住关键时刻，表白己见，他以为凡言降或议逃者，应尽诛之，以免扰乱军心。刘基说，陈友谅骄气横溢，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我们应利用其骄傲自满，听不进不同意见的时机，诱敌入伏，一举重创之，灭其锐气，这是比较容易办到的事。刘基说：“天道（指兵法规律）后举者胜，吾以逸待劳，何患不克，莫若倾府库，开至诚，以固士心，伏兵伺隙击之，取威制胜，以成王业，在此举也。”②正是在吴国初创，百事待兴，又突临强敌，内部看法不一的危难紧急关头，刘基寥寥数语，点破形势，定议决策，团结人心，去为完成王业而进取，这是刘基第二次辅助朱元璋制定平汉的战略决策。
在与陈友谅交战中，太祖用了刘基之谋，以逸待劳，连战连捷。先是陈友谅遣赵普胜攻太平，程允、汪炳大败赵普胜。获粮万余石。赵普胜又攻打青阳（今奏徽青阳县）、石埭（今安徽石埭县）等县，太祖大将张德胜与普胜战于栅江口，大胜赵普胜军。不久，徐达、俞通海、赵德胜等击赵普胜于栅江营，大胜，敌弃舟逃窜。获汉军巨舰艨艟无算，很快占据池州（今安徽铜陵市）。太祖大喜，升徐达为同知枢密事，其他诸将亦各有升赏。元至正十九年（1359）秋八月，遣徐达攻安庆，自无为（今安徽无为县）登陆，夜至浮山砦，击败赵普胜部将胡总管兵，追至潜山界，陈友谅急遣参政郭泰领兵追至沙河迎战，徐达再次大破汉军，斩杀郭泰，获辎重无算，军威大振，并乘胜攻占潜山（今安徽潜山县）。
太祖兴兵平汉之所以初战连连告捷，正是因为采取了刘基“伏兵伺隙击之，取威制胜，以成王业”的战略决策所致。
太祖要重赏刘基，刘基以为王业初创，力辞不受。陈友谅不意连败，大怒，兴师攻安庆。太祖想亲征，问刘基以为如何，刘基力赞之。于是太祖将兵攻安庆，自旦及暮未能克捷，大将俞廷玉阵亡，诸将大患，士气稍挫。在此关键时刻，刘基请太祖悉主力直趋江州（今江西九江市），捣陈友谅巢穴。时汉军精兵锐卒集于安庆，江州空虚，吴军悉西上直趋江州，出其不意，只得仓皇率妻子逃奔武昌（今湖北武昌）。陈友谅大将、龙兴守将胡美，密遣其子与太祖商洽，如胡美投降，不要解散或整编他的部曲。太祖有难色，刘基从身后踹太祖所坐胡床，太祖顿悟，一口答应。胡美如约率部来降，江西诸郡皆下，为朱元璋平汉打下坚实可靠之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