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被朱棣削废的是谷王朱穗。他倚仗开金川门之功，永乐初优礼过于诸王。从此更加肆意横行。《明史》中，说他不听王府长史劝谏，磔杀王府长史，招匿亡命，造战舰弓驽器械，终日与都指挥张成，王府宦官吴智、刘信等谋为不轨。朱穗这种做法的原因不大同于齐王朱榑，史书中虽不谈，但能使逐渐理解了朱榑的意图。周王朱从此终日沉于词赋，又作《救荒本草》诸书，以示无他谋，到永乐后期再次被告谋反，遂请罪献还三护卫，终得无事。宁王朱权比周王朱更要警惕些，他自从被告诽谤后，日韬晦，构精庐一区，鼓琴读书其间，才得以终永乐一朝无事。
终成大业朱棣的削藩没有像朱允炆削藩那样的声势，他的削藩是在优礼藩王的同时进行的，表面上只削废了齐、谷二藩。永乐元年削代王的三护卫及其家属。
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削夺了岷王朱楩的护卫，并且罢其官属，限制藩王的发展。明朝人论及此事时说：“昔高皇帝众建诸王，皆拥重兵据要术以为国家屏翰，此固一时也。迨‘靖难’以后，防范滋密，兵权尽解。朝庙无懿亲之迹，府寮无内补之阶。”事情大抵就是这样的。
应该说朱棣登基时的情况与朱允炆登基时的情况是根本不同的，这时既无藩王将兵之忧，又没有足以拥兵与朝廷对抗的强藩。朱允炆对周、齐、湘、代、岷五王的削废，为朱棣处理藩王问题奠定了基础。
明朝的藩王从此完全失去了朱元璋封藩时的原貌，他们从明政权军事和政治的支柱转变成为附庸。昙花一现的强藩分立局面永远结束了，专制和集权的趋势是不可阻挡的。不过，这也给朱棣增加了一个新的问题——他必须亲自去作他父亲朱元璋依靠他去作的事——投身到北边的军务中去。郑和下西洋三宝太监下西洋，开创了航海史上的奇迹。
下西洋的缘由明成祖用武力从他侄儿手里夺得了皇位，有一件事总使他心里不大踏实。皇宫大火扑灭之后，并没有找到建文帝的尸体。
那么建文帝到底是不是真的死了？京里传说纷纷，有的说建文帝并没有自杀，趁宫里起火混乱的时候，带着几个侍从太监从地道里逃出城外去了；别的地方传来的消息更离奇，说建文帝到了什么什么地方，后来还做了和尚，说得有鼻子有眼睛，使明成祖不得不怀疑。他想，如果建文帝真的没死，万一他在别的地方重新召集人马，岂不可怕。
为了把这件事查个水落石出，他派了心腹大臣，到各地去秘密查问建文帝的下落，但是又不好公开宣布，就借口说是求神仙。这一找，就找了二三十年。
明成祖又想，建文帝会不会跑到海外去呢？那时候，我国的航海事业已经开始发展起来。明成祖心想，派人到海外去宣扬国威，跟外国人做点生意，采购一些珠宝，顺便探听一下建文帝的下落，岂不是一举两得。这样，他就决定派一支队伍，出使国外。让谁来带这支队伍呢？当然非得是自己的心腹不可。他想到跟随他多年的宦官郑和，倒是个挺合适的人选。
郑和，原姓马，小名叫三保，出生在云南一个回族家庭里。他的祖父，父亲都信奉伊斯兰教，还到麦加（伊斯兰教的主要圣地，在今沙特阿拉伯）去朝圣。郑和小时候就从父亲那里听说过外国的一些情况。后来，他进燕王宫里当了太监，因为他聪明能干，得到明成祖的信任。这郑和的名字还是明成祖给他起的。但是民间把他的小名叫惯了，所以一直把他叫做“三保太监”，后来，有的书上也写成“三宝太监”。
建功而归
第十三章
公元1405年6月，明成祖正式派郑和为使者，带一支船队出使“西洋”。那时候，人们叫的“西洋”，并不是指欧洲大陆．而是指我国南海以西的海和沿海各地。郑和带的船队，一共有二万七千八百多人，除了兵士和水手外，还有技术人员、翻译、医生等。他们乘坐六十二艘大船，这种船长四十四丈，阔十八丈，在当时是少见的。船队从苏州刘家河（今江苏太仓浏河）出发，经过福建沿海，浩浩荡荡，扬帆南下。
郑和第一次出海，先到了占城（在今越南南方）接着又到爪哇、旧港（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东南岸）、苏门答腊、满剌加、古里、锡兰等国家。他带着大批金银财物。每到一个国家，先把明成祖的信递交国王，并且把带去的礼物送给他们，希望同他们友好交往。许多国家见郑和带那么大的船队，态度友好，并不是来威吓他们，都热情地接待他。
郑和这一次出使，一直到第三年九月才回国。西洋各国国王趁郑和回国，也都派了使者带着礼物跟着他一起回访。在出使的路上，虽然遇到几次惊涛骇浪，但是船上有的是经验丰富的老水手，船队从没出过事。只是在船队回国、经过旧港的时候，却遇到了一件麻烦事。旧港地方有个海盗头目，名叫陈祖义。他占据了一个海岛，纠集了一支海盗队伍，专门抢劫过往客商的财物。这回听到郑和船队带着大批宝物经过，分外眼红，就和同伙计议，表面上准备迎接，趁郑和不防备，就动手抢劫。这个计谋被当地人施进卿得知，他偷偷地派人到船队告诉了郑和。郑和心想，我手下有二万兵士，还怕你小小海盗？既然你要来偷袭，就非得给你点教训不可。他命令把大船散开，在旧港港口停泊下来。命令船上的兵士准备好火药、刀枪，严阵以待。夜深的时候，海面上风平浪静，陈祖义带领一群海盗乘着几十艘小船直驶港口，准备偷袭。只听到郑和坐船上一声火炮响，周围的大船都驶拢来，把陈祖义的海盗船围住。明军人多势大，早有准备，把陈祖义杀得大败。大船上的兵士丢下火把，把海盗船烧着了。陈祖义想逃也逃不了，只好乖乖地当了俘虏。郑和把陈祖义捆绑了起来，押回中国。到了京城，向明成祖献上了俘虏。各国的使者也会见了明成祖，送上大批珍贵的礼物。明成祖见郑和把出使的任务完成得很出色，高兴得眉开眼笑。
七下西洋后来，明成祖相信建文帝确实是死了，没有必要再去寻找。但是出使海外的事，既能提高国家的威望，又能促进跟西洋各国的贸易往来，好处很多。所以打那以后，一次又一次派郑和带领船队下西洋。
从公元1405年到公元1433年的将近三十年里，郑和出海七次，前前后后一共到过印度洋沿海三十多个国家，最远到达非洲的木骨都束国（在今索马里的摩加迪沙一带）。到郑和第六次出使回国的那年，明成祖得病死了。他的儿子明仁宗朱高炽即位后，不到一年也死了。继承皇位的明宣宗朱瞻基，是一个八九岁的孩子，由祖母徐太后和三个老臣掌权。大臣们认为郑和出使七次，国家花费太大，到国外航行的事业就停了下来。
郑和第三次出使访问印度洋上的佛教国家，他率领船队和随带珠宝及土特产等，准备恩威并施，使这些国家臣服明朝。
抵达了锡兰，郑和及随员等登陆，参拜了一间大佛寺，布施了许多金银、丝织等物，又立了一座镌有三种文字的纪念碑。但有些本地的中国人向郑和申诉，说国王亚烈苦奈儿很歧视中国人，经常虐待来此礼佛的中国僧人。郑和为了要解决此问题，特派随员谒见国王。但国王毫无诚意，还想对郑和施下马威，他假意邀请郑和入城见面，乘机将他扣留并勒索财物，一面又倾全国军队五万，出其不意地劫掠宝船。郑和已察觉国王的阴谋诡计，便打蛇随棍上，将计就计，一面答应入城，趁对方的军队倾巢而出，后方空虚，以二千精兵，轻装绕道袭击王城，一面在中途埋伏大军，将敌军拦腰截击。
亚烈苦奈儿把军队调遣好，在宫中等听捷报。不料王城突然发生骚动，原来是郑和的军队已破城而入了。城内实力空虚，毫无抵抗，很快把国王俘虏了。开到中途的五万军队得悉王城被袭，连忙回军救援，又被郑和的伏兵切为几段，结果全军被杀得片甲不留，因此，锡兰国王才真心臣服明朝。
郑和的七次航行，表现了我国古代人民顽强的探索精神，也说明当时我国航海技术已经有很高水平。
通过郑和出使，促进了我国和亚非许多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直到现在，那些国家里还流传着三保太监的事迹。迁都北京北京，现在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而它的重要地位则是明成祖给予的。
迁都的矛盾中国历史上的大多数皇帝都是从北方起家的，朱元璋却是一个例外。他最初在南京称王，从这里开始逐渐收服了整个中国。
所以朱元璋当上皇帝以后，就把他发迹的地方南京定为都城。其实在当时的情况下把南京作为京城是不太适合的，因为蒙古的残余势力退出中原后仍旧保留了很强大的实力，而且就在北方边境上虎视眈眈，随时都准备卷土重来。
南京却太靠南，与北方边界相隔千里，一旦有战事发生，住在这里的皇帝无论是想获知战场的情况还是发布命令都不可能及时传达，战争时期贻误了战机就会造成战争的失败。
所以朱元璋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也是很矛盾的，总是拿不定主意。
最初他把南京定为临时都城，比较靠北的开封定为陪都，他总是在这两个城市之间不停奔走。后来他又想把他的老家凤阳建成都城，可是不久又放弃了。他还想把都城迁到西安去。这样反反复复的折腾了好多年，直到他的皇位已坐了十几年的时候，他才最终下定了决心，正式确定南京为都城。
选定北京燕王朱棣夺得了皇位以后，就完全没有这种种考虑。他直接下令开始修建北京城，建成之后就马上迁都到那里。至于他要把北京定为都城的理由其实很简单，因为北京是他还在当王子的时候的封地，从他18岁被封到这里作了燕王，许多年来他都一直住在这里，这里的一切他都熟知，这里已经成为他的根。况且，朱棣的皇位是从自己的侄儿手中夺过来的，南京正是建文帝从小生长的地方，朱棣却正好相反，他的一切权力的基础都来源于北方，对南京的一切他都十分陌生，所以他不只是不喜欢南京，而且更需要一个能够保证他的权力固若金汤的都城，北京当然是他的首选。
当然也还有一些其他原因。南京也并不是什么都不好，它位于长江下游，是当时全国的经济中心，在经济方面比任何地方都具有压倒性的优势。但是它处在平原地区，远离北方和西部边陲，朱棣认为那里太容易受到攻击，而没有任何可以借以屏障的东西。再有就是出于政治和军事的原因，北京的地理位置优于其他一切地方，它既可以成为对付北方敌对势力入侵的堡垒，同时也可以作为皇帝在北方进行扩张性活动的最佳根据地。综合了以上种种理由，永乐皇帝几乎是没有任何疑惑的就作了迁都的决定。
正式迁都但是，“迁都”说起来只是再简单不过的两个字，实际上要改造北京城却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元代的一些城墙和宫殿虽然仍然存在，但是城市的总体格局却一定要改。初登帝位的永乐皇帝心中正充满着雄心壮志，当然要建没一个能够匹配他这位雄才大略的皇帝的都城。所以一切新工程的设计和施工都必须满足皇帝的要求。
与南京城正好相反，北京作为一个政治性或军事性的城市当然是上上之选，但它却从来不是一个好的经济基地，北京并没有足够的物质资料来供应如此浩大的工程，必须依靠从东南各省用船只运送大量粮食和其他物资供应。这种运输的工作是日后国家的命脉，当然不能交给一般人去负责，所以军队也必须改革，担负起这个重责大任。政府的机构也需要作出变动。南京是开国皇帝选定的都城，当然也不能废弃，原有的一切机构设置都要保留，北京则需要重新创建起一套与之相同的政府班子，北京附近地区也要因为都城的变更而随著作出变动。凡此种种，都是复杂而困难的工作，迁都无疑对明王朝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
从永乐皇帝登基的公元1402年开始，北京新都的建设已经开始了。一直到公元1417年，大部分的宫殿才算竣工完成。以后陆陆续续的又有工程完工。公元1420年10月28日，北京正式被确定为国家的主要都城，而南京则降为留都。随后的三个月中，政府机构也被彻底改组。
新的都城有了，作为一个庞大帝国的都城，当然不能只有政府机构而没有多少居民。早在公元1404年，永乐皇帝就下命令迁当时以经商而富甲天下的山西九个府的一万户到北京居住，以求增加未来都城地区的人口数量，并且还可以同时带动经济的繁荣。永乐皇帝还时常减免京畿地区的赋税，设法使当地的人民富裕起来。对建设新都来说最重要其实并不是城市的建设，而是同时进行的大运河的修复工作。没有大运河这条生命补给线，要把北京建成都城无疑是纸上谈兵。北京城的建设速度其实在开始几年进度很慢。一直到公元1415年大运河主体工程完成以后，物资的运送顿时快了很多，从盛产粮食的长江下游运送粮食到北方更加迅速了。从这时起，新都的经济状况才有了极大的好转，工程建设的速度也快了起来，城市的主体工程在两三年中迅速的完成了。这让永乐皇帝十分高兴，重奖了当时负责建设的官员。
从公元1420年到公元1441年是北京作为主要首都的一个过渡阶段。公元1441年以后，作为留都的南京大大丧失了它的政治重要性，大批的宫殿和宗庙从此都被废弃。
虽然它的主要政府机构设置和行政职能都保持不变，但都只限于象征性的意义了。从此时起，北京已经成为国家实际行政中惟一的都城。天安门的设计者挺立在北京城中心的天安门，至今已经历了六百多年的风霜，它的最初设计者是谁呢？
蒯祥的才华设计天安门的人是明初的大建筑师蒯祥。他生于洪武末年，出身于工匠世家，他的父亲就是一个技艺高超的木工，善于设计和建筑寺庙厅堂。蒯祥家学渊源，深受父亲的影响，年纪轻轻就已经在当地小有名气，尤其精于建筑结构的设计和制图。正巧这时成祖为了兴建新的都城，在全国征集能工巧匠到北京效力。蒯祥就在应召之列，跟随着成祖来到了北京。
在工作过程中蒯祥的才华很快显露出来，虽然年纪还不到二十岁，但是因为手艺出众，而且设计制图信手拈来，不知不觉的就已成为伙伴中的领导者。这种情况很快被反映到当时主持北京城建设的工部官员宋礼那里，宋礼马上召见了这位年轻的工匠，经过深谈，宋礼从心里称赞这个年轻人头脑灵活，极富创造力，觉得他可堪重任。于是他交给了蒯祥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设计皇城的正门。他果然不负众望，很快就拿出了一整套的建筑结构设计图和周密的施工方案。
宋礼看后很高兴，马上命人把设计方案送给成祖过目。朱棣看过设计图后也觉得十分满意，马上拍板决定采用这个方案，并且命令立即开始动工。对于蒯祥这个没有见过面的设计者，皇帝也封了一个工部的官职给他。
进行修建其实北京城的建设在成祖继位之初就已经陆陆续续的在进行中了，可是直到永乐十五年，因为大运河修缮完毕投入使用，北京城的建设才进入施工高潮阶段。到永乐十八年，城市宫殿的建设就已经基本完成了。天安门的修建也是在四五年的时间里完成的。
天安门最早并不是叫这个名字，而是按照中国古代传统的命名方法取名“承天之门”。直到清朝初年对其进行大规模维修时才改名为“天安之门”，后来就简称为“天安门”了，并且被一直沿用至今。
天安门位于北京城的中轴线上，是皇城，也就是今天紫禁城对外的第一扇大门。它是一座传统的宫殿式建筑，最初的建筑结构只是一层的，下面是用砖砌成的高大城台，城台上则是九开间的重檐歇山式宫殿建筑，整个都是木制的，靠一根大梁支持着整个建筑物。城台前还立有华表和石狮，美丽的金水河从城楼前横亘而过，上面建了五座精巧华丽的汉白玉石桥，与城台的五扇大门一一相对。宏伟和华丽相结合，沉稳与精致并行，它是一个完美的矛盾结合体，正好体现了皇家“九五至尊”的高不可攀和神秘气质。后来，这座原本被称为“承天之门”的城楼在明英宗在位时被雷击烧毁了，几年之后，蒯祥再次受命重修城楼。这一次，他在原有的建筑基础上又改进设计方案，把原来一层式宫殿建筑改为两层，更加突显了它恢宏雄伟的皇家气派。
“蒯鲁班”
此后，天安门又屡次经过翻修，不过基本上都沿用了原来的设计结构。近代以来，人们给天安门周围修建了红色的高大围墙，改进了一些细微的装饰图来，但仍然保持了天安门的原始风貌，最大的一次改变恐怕就是20世纪80年代的重修工程中把建筑高度稍稍提高了不到一米。可以说，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天安门绝大部分仍然保留了明初的建筑样式，它就像是一位饱经了六百年风霜的老人，依旧沉稳静默的屹立在那里，注视着它脚下川流不息的人们。
天安门的设计者蒯祥因为在修建北京城的过程中表现突出，很快就升任工部侍郎，位列正三品，从一品的俸禄，可以说受到了无尽的荣宠。在修建北京的工程结束以后，他又担任了很多宫殿陵寝的修建任务，内城的宫殿，京郊的陵寝，到处都留下的蒯祥的智慧和汗水。他的一生精力都扑在了建筑艺术上，勤耕不辍，一直到明宪宗成化年间，他才满载着荣誉含笑而去，一共历仕七朝，享年83岁。他的一生，也许只有一个评价是最恰当的，那就是明宪宗朱见深赐予他的称号——“蒯鲁班”。明仁宗因何暴亡明仁宗朱高炽，登基不足一年，无疾骤崩，为什么会暴亡呢？
纵欲而亡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七月，明成祖朱棣去世，其长子朱高炽登位，即明仁宗。次年五月，仁宗暴卒，在位不足十月，享年48岁。
仁宗去世前三天还在和大臣们商议处理政事。他从感觉不适到“崩于钦安殿”，前后仅两天时间。明代学者黄景称仁宗“实无疾骤崩”。壮年天子，登基未足一年，“无疾骤崩”，其中必有不为人知的缘由。但《明仁宗实录》、《明史·仁宗纪》等明代一切正统的史书，都只字不提仁宗的死亡原因。
有人指出，仁宗是死于纵欲过度。仁宗的贪欲好色人所共知，当时的大臣李时勉在仁宗即位不久上了一份奏疏，其中有劝仁宗谨嗜欲之语，并说：“侧闻内宫远自建宁选取侍女，使百姓为之惊疑，众人为之惶惑。若曰，天子之宫，古有常制，则大孝尚未终；左右侍御，不可无人，则正宫尚未册。恐乖风化之原，有阻维新之望。”仁宗览奏后，怒不可遏，当即令武士对李时勉动刑，李时勉险些丧命。
仁宗直至垂危之际，仍难忘此恨，说：“时勉廷辱我。”由此可见，仁宗确实纵欲无度，李时勉奏疏确实触及其痛处，否则不会如此耿耿于怀。仁宗死后即位的宣宗皇帝，因为仁宗临死前留下的遗言，曾亲自御审李时勉，在殿上大骂道：“你一个小小的臣子也敢侮辱先帝！你的奏疏上到底写了什么话？”李时勉叩首答道：“我是说皇帝在守孝期间不应该近女色，皇太子不宜远离皇帝左右。”宣宗叹息著称李时勉是忠臣，恢复了他的官职。只因为李时勉所说的两件事也正是他深深忧虑的。
可见，宣宗对仁宗嗜欲一节也一清二楚，不以李时勉所奏为非。
“灵丹妙药”
仁宗因纵欲过度而得不治之症，这在明人陆钱《病逸漫记》中也有记述：“仁宗皇帝驾崩甚速，疑为雷震，又疑宫人欲毒张后，误中上。予尝遇雷太监，质之，云皆不然，盖阴症也。”这个说法出自仁宗身边的一个太监之口，应当有一定的可信度：当时治疗此等“阴症”并没有特效良药，这使一些奸佞之徒有机可乘，献上一些乱七八糟的“灵丹妙药”给病重的皇帝服用。所以也有人说导致仁宗死亡的直接原因，是服用治“阴症”的金石之方，而中毒不治身亡。
杀父夺位还有学者经过精细的考察各种蛛丝马迹，指出仁宗是被其长子朱瞻基，即宣宗害死的。仁宗生性温厚懦弱，理政能力差，且嗜欲享乐，成祖生前已经对他大为不满，只因为他是嫡长子的关系，才立为太子，但成祖一直有废朱高炽储位之心。仁宗长子朱瞻基与其父的性格正好相反，他善骑射，谙武事，又热衷权利，工于计谋。
成祖在世时，他就深得成祖赏识，他还竭尽全力为其父保全储位。成祖死后，仁宗即位，虽然是立朱瞻基为太子，但是已经开始察觉到他的非分之想，所以屡屡有劝戒之语。然而朱瞻基迫不及待地想为自己早日登位筹谋，根本不顾骨肉亲情。
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三月，仁宗命朱瞻基南下祭祀皇陵（凤阳的皇陵与南京的孝陵）。朱瞻基于四月十四日离京，随侍仁宗的宦官海涛，是朱瞻基的亲信，他按照和朱瞻基事先定下的密谋，着手加害仁宗，五月十三日仁宗就突然驾崩了。朱瞻基离开北京后，不按应循日程行进，而是直奔南京。在他还没有离开南京之前，南京城中就已经开始传言仁宗“上宾”。须知当时北京还未发丧，那时也没有如今迅速的传播手段，可见“仁宗上宾”是在一些人预料之中的。当时，朱瞻基还说：“……予始至遽还，非众所测。”显示他有人们难以想象的重大安排。他匆匆北返，于途中等待携诏书而来的海涛，于六月三日回到北京。一到北京，就有大臣劝诫他说现在京城里人心惶惶，不可掉以轻心。朱瞻基回答说：“天下神器非智力所能得，况祖宗有成命，孰敢萌邪心！”（《宣宗实录》卷一）充分的显示出一切皆在其掌握之中，流露出对弑父谋位活动的自信和自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