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见了朱元璋，皇帝直截了当地说：“你昨天吟的那首诗似乎有一个字不妥吧？把‘嫌’字改为‘忧’字怎么样啊？”钱宰一听，当时就吓出一身冷汗，连忙跪下请罪，幸亏朱元璋这天心情还不错，没有再追究，否则恐怕这钱宰往后的日子就要不好过了。还有一次，朱元璋忽然在朝上问起一个大臣说：“你昨日为什么事生气啊？”这个大臣觉得很莫名其妙，仔细想了半天，忽然想起来一件事，马上回答说：“昨天有一个仆人打碎了我一件心爱的茶具，所以我发怒责骂了他一顿。”答完还奇怪地问皇帝是从何而知。朱元璋笑眯眯的没有回答，只是让人拿来一幅画，这个大臣接过来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原来画上画的正是昨天他生气发怒的样子。等他下了朝回到家里，才发现自己的衣服都已经湿透了。
就这样，官员们每天都小心翼翼地说话做事，生怕不小心说错了一句话被皇帝知道了，就会招来杀身之祸。
后来，明朝的皇帝一个比一个昏庸，整日躲在深宫里饮酒作乐，厂卫的大权就落在掌权的太监手里，他们有了这个利器，更加胡作非为，不知制造了多少冤狱，又有多少无辜的人惨死在他们的刀下。
这种情况在魏忠贤掌权时愈演愈烈，一时之间全国的人都缄口不言就怕引来杀身之祸。据说有一天晚上，有四个人在一起喝酒，其中的一个人喝醉了，不由自主地把白天不敢说的话都借着酒兴说了出来，尤其是大骂权势正如日中天的魏忠贤。其他的三个人听他大骂魏忠贤，都吓得大气也不敢出，惟恐窗外有人听见。果然，喝醉的这个人话还没说完呢，就见有几个身穿便衣的人闯了进来，不由分说，把四个人一起绑走了。
后来这件事被报告给魏忠贤，他命令把辱骂他的那个人立刻抽筋剥皮处死，其他三个人因为没敢说话，就饶了他们一命放回去了。这三个人亲眼目睹自己的同伴被活生生地剥皮抽筋，都吓得魂飞魄散，回家都病了好几个月才能下床走路。
这些例子都真切地表明了明朝特务机构的罪恶，明朝的灭亡不能不说有很大一部分原因都是这种没有人性的统治方式造成的。荒淫至极的明武宗明武宗是明朝皇帝中最荒唐的一个，他建豹房，广搜美女与财宝。
刘瑾的建议孝宗教子很严，武宗从小就被教导得能文能武，样样精通。不过，他被正统古板的父亲压抑久了，陡然作了皇帝，整天接触的又都是枯燥乏味的政事，年轻爱玩的武宗很快就厌烦了这种生活，极力想摆脱朝廷大臣们的控制，过一种无忧无虑、不受干扰的生活。
正好小皇帝身边有个一直跟随着他的太监刘瑾，他深知皇帝的这些心思，于是投其所好，专门弄来一些鹰犬、歌妓、角抵之类的东西供他玩乐，结果刘瑾因此大受皇帝宠爱。
明武宗正德二年，他就听从了刘瑾的建议，干脆搬出禁锢他的紫禁城，下令在紫禁城西北筑起了一片宫殿式的高大建筑，集纵情享乐和处理政务于一体，并命名为“豹房”。虽然说是也有处理政务的功能，但是人们看到的却只是武宗整日沉湎其中纵情享乐而不能自拔的情景，于是，“豹房”就成了历史上以荒淫无度而著名的一大淫窟。
豹房始建于正德二年八月，一直到正德七年十一月才最终完工。豹房规模宏大，占据了腾禧宫北，脏罚库南、畜豹豹房和百兽房西、皇城西墙南到西安门十库以东的大片地带，而且宫室数层，勾连栉比，还有地下密室。豹房从正德二年八月开工，到正德七年十月工燕进奏说，“豹房之造，迄今五年，所费价银已二十四万余两，今又添修住屋二百余间。”由这一仅见的惊人数字，可见豹房的奢华宏丽。豹房建好以后，武宗和近侍随从“朝夕处此，不复入大内矣。”清毛奇龄在《明武宗外纪》中详细记述了豹房的营造和豹房中活动的人物。大起营造宫室，兴建太素殿、天鹅房、船坞各工程，又别构院篥，建造宫殿数层，并在两厢营造密室。密室、宫殿勾连栉比，名曰豹房。“初日幸其处，既则歇宿比大内。令内侍环值，名豹房祗候。群小见幸者，皆籍于此。”
醉生梦死后来，他又大肆整修和扩建豹房，花费白银二十四万两，增添人员和虎豹熊狮等凶猛野兽，并不断令人为其进献美女。延绥总兵官马昂本已犯罪罢官，为了讨好他，竟逼着已出嫁的亲妹妹来豹房给朱厚照侍寝，结果，不但官复原职，而且得到了豪宅和蟒衣的赏赐。据说，豹房专门设有许多地下密室，一个一个紧密排列，就像鸽子房一样。
这些小房间是专门供武宗奸淫妇女之用，每一间都住着或者用强抢的手段，或是被皇帝宣召，或是他人贡献来的美人。武宗在玩腻了这些美女之后，又令锦衣卫都督同知于永到京官的府第中物色一批能歌善舞的美女。武宗将她们留在豹房的密室中，待之如妃嫔。他还和这些舞女及乐工们，同喝同演，醉生梦死。
在豹房中，武宗的玩乐之心如脱缰之马，时时寻找新的刺激。他令宦官们开设店铺，自己换上平民服装充作店主，以讨价还价为乐。他又让宦官们开设酒店，弄来宫中美女歌舞，助其酒兴。他还经常和他的亲信江彬微服到教坊欢乐，夜不归宫。为了寻求更激烈的刺激，武宗还身披铠甲，驰马舞剑，指挥宦官组成的“中军”，与江彬率领的边兵玩对阵游戏。呐喊声震天，火炮声不断，三天两日就演练一回，闹得京城鸡犬不宁。
毛奇龄还记述说，武宗称豹房为新宅，每天召教坊乐工人豹房承应。武宗沉溺声色。教坊乐工每天承应，疲于奔命，满腹愤怒。
后来，乐工们向武宗诉苦，说外府有许多乐户，为何只让在京师的乐工承应。武宗也想换换口味，立即下敕礼部，移文地方州郡，选取河间各府乐户技艺精湛的乐工入宫承应。于是，地方分级选拔，有可遣官选送各色伶人，“日以百计，皆乘传续食。”自此以后，美人、音乐、筋斗、百戏，云集豹房，武宗从此玩的更加高兴了。
出巡抢美可是这个“豹房”虽好，但还是在京城之中，武宗在里面住了一段时间，就又开始觉得厌烦了。于是他听从江彬的怂恿，不顾大臣们的劝阻，带着几个人连夜偷偷熘出北京，作贼似地一路急行，悄悄到达了塞上的宣府。这里有江彬特别为他修建的“镇国府”，府里画栋雕梁、朱檐黄瓦，还有京城豹房中的珍宝和巡游途中掠来的民女，朱厚照乐得心花怒放，称这里是“家里”，是他的第二处豹房。宣府地处交通要道，街市富丽繁华，城外天高云淡，别具情调。朱厚照常常晚上出去，闯入民宅，或索要酒食，或抢劫妇女，无恶不作。他手下的军士竟强拆民房，以门窗作炊柴，搅得市肆萧然，白昼闭户。后来，他对这种“出巡”产生了巨大的兴趣，他在巡游途中封自己为“镇国公朱寿”，岁支禄米五千担。一路上，他经常带着人突然闯入民家，无论是什么身份地位，无论是已婚未婚，甚至是怀孕的妇人，只要被他看中，就都强行带走。所以每一次巡游回来，他的队伍都满载着金玉玩器、鹰犬虎豹、美姬艳妓，仿佛像打了一场大胜仗，俘获了无数战利品一样，得意洋洋的回到豹房，再次把豹房装得满满的。
武宗这一辈子，真是纵情享受，吃喝玩乐的一辈子。他的欢乐最终在一次南巡时不慎掉入湖中，险些溺水身亡中结束。明末农民战争缘起整天丰衣美食的皇亲国戚体会不到饥寒交迫的感觉，因此，他们对于无数饥民的哀号无动于衷。靠天吃饭的中国自给的自然经济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相当脆弱，当天灾人祸交臻之时，他们只能选择武力抗争。
1644年（崇祯十七年）旧历三月二十九日，大明王朝终于走到了穷途末路。在农民起义军震耳欲聋的炮火声中，明朝末代皇帝朱由检在杀妻砍女之后，四处突围不成，自缢于煤山。北京城明军的抵抗由此宣告彻底结束，大获全胜的农民起义军浩浩荡荡开进北京城内。城内居民夹道欢迎，每户门楣之上都写有“顺民”的字样，沿街排摆香案，上贴“大顺永昌皇帝万岁万万岁”条幅，好一派热闹喜庆的场面！在刘宗敏、牛金星和宋献策等文武官员的陪同下，进城仪式的主角——“大顺永昌皇帝”李自成在正午时分昂然进人德胜门。只见他头戴毡笠，身披缥衣，胯下骑着高头大马，气态庄重，威风凛凛。当行进至承天门下之时，李自成再也无法抑制兴奋的心情，摘弓搭箭，向承天门的匾额射去。这可真是翻天覆地的时刻！至此，明末农民战争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昔日飞扬跋扈、作威作福的王公显族、缙绅权贵已变成人人喊打的过街之鼠，而李自成——这位当年被裁减的驿站马夫，似乎成为这朗朗乾坤的主宰。面对这一幕划时代的巨变，无数后人感慨不已。
以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明末农民起义军转战十余年，粉碎了明朝官府的多次大规模围剿，艰辛备尝。然而他们能够完成推倒明王朝之壮举，其中缘由又远远超出了军事较量的胜负，特别是李自成等人在屡次惨败之后东山再起，最终星火燎原，势不可挡，确实给后人留下了值得深思的问题。古语云：“时势造英雄。”但要洞明时势，绝非轻而易举。“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也许在数百年之后，我们对产生这场历史性巨变的客观社会背景才会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
崇祯皇帝朱由检曾无奈地叹息：“朕非亡国之君，事事皆亡国之象。”此言虽有朱由检掩饰自己过失的成分，但说明了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即在崇祯帝登基之始，明王朝就陷入了难以自拔的困境之中，从这一点上讲，朱由检的确是相当不走运。关于明末农民战争的爆发，史学界已基本取得共识，即其酝酿于万历、天启年间，崇祯即位改元之际，顿成风起云涌之势。引发中国古代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战争最直接的原因为“天灾”，即严重的自然灾害造成粮食大幅度减产或绝收，从而使各地普遍出现前所未有的饥荒，对于成千上万的平民而言，这种饥荒就意味着死亡。
明代末年的自然灾害具有相当突出的特征，一是持续时间长；二是涉及地区广；三是各种灾害密集交织。陕西是明末农民战争的策源地，同时也是当时遭受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地区。据雍正《陕西通志》的记载，从万历初年到天启末年的五六十年间，陕西地区就已灾害频仍，无岁无之，其种类包括旱、蝗、水、雹、地震、山崩、瘟疫等等，似乎将各种难堪的灾害来了一个大汇总。而在明代，陕西又是中国北方土地贫瘠、农业生产相当落后的地区之一，罕见的自然灾害必然使陕西地区的粮食生产遭受严重的破坏。“民以食为天”，天灾肆虐导致颗粒无收，靠天吃饭的平民只有在死亡线上挣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关中大饥，十岁儿易一斗粟”。至崇祯初年。困惫已极的大批饥民仍不得半点苏息，不甘心饥饿而死的人们被迫走上了四处抢掠之路。当时陕西延安籍的官员马懋才回乡省亲，目睹了当地的惨况，所撰《备陈灾变疏》为我们揭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惨况，读来令人骨鲠在喉，心情难以平静。
马懋才在疏中讲道：崇祯元年（1628年）。延安府又罹亢旱，一年无雨，草木枯焦，粮食绝收。八、九月间，饥民们争先采摘山间蓬草为食，其籽苦涩，食之仅得不死。至十月，蓬草也被挖掘一空，树皮又成为替代的充饥之物。据说只有榆树皮口感稍好，却较难得，只好与其他种类树皮相杂而食，藉之可以稍延性命。至年终，树皮也被剥取干净。饥饿难耐的人们只好开始以山中石块为食。有一种名为青叶的石头，味腥而腻，少食即饱，但不过数日，必腹胀下坠而死。成人尚自身不保，那些襁褓中的婴儿之命运就可想而知。城外粪场便成为弃婴场，号泣之声让人肝肠寸断。另外，延安府各县外均有数个大坑，用以掩埋死者。据马懋才亲眼目睹，仅安塞城外三个可容数百人的大坑已堆满尸体，而附近没有送来的尸体又不知有多少。这是当时相当普遍的现象，马懋才得出结论道：“小县如此，大县可知；一处如此，他处可知。”
在传统的封建社会，中国农民躲避饥荒最常用的方式便是远走他乡，四方流移求食。因而在以往各个王朝中，每当严重自然灾害来临之时，大批流民随之产生，由此出现的社会问题也常常使当朝执政者备感棘手。明朝末年，情况大为不同。严重自然灾害的出现并不是局部的，而是涉及面积相当广泛，饥肠辘辘的人们似乎无处觅食，这种状况在万历末年已显露无遗。《明经世文编》中的一段话具有极大的代表性：“数年以来，灾警荐至。秦晋先被之。民食土矣；河洛继之，民食雁粪矣；齐鲁继之，吴越荆楚又继之，三辅又继之。老弱填委沟壑，壮者辗转就食，东西顾而不知所往。”与陕西、山西地区相比，其他省份的灾荒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也就完全断绝了饥民外出求食的希望。
万历末年，山东省境内食人之风甚炽，令人毛骨悚然。当时青州府推官黄槐开在奏文中云：自古饥年中，只听说有道馑相望与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的故事。而今日屠割活人为食，也不问父子、夫妇、兄弟。饥民剖腹剜心，支解而炊，甚至以人心味美，小儿心更佳。有鬻人肉者，有腌人肉者，还有割人头而吮其脑者。一人方饿倒，旁人即刀刃相向，屠割立尽。如有人呵止，则大声回答道：“我不食人，人将食我。”与黄槐开几乎同时，山东诸城县举人陈其猷伏阙上疏，并绘《饥民图》附上，痛陈其家乡饥民食人恶状，恳切希望朝廷救恤。
野蛮而疯狂的人吃人现象，除了增加恐慌外，根本无助于解决当时空前严重的饥馑。马懋才曾言陕西饥民在食土石之余，也杀掠行人为食，幼童及独行人一到城外，就消失了踪影。而食人者也没有好结果。食后不数日，就会面目赤肿，很快内发燥热而死。无处可避，无食果腹，至此饥民们无复奢望绝处逢生。他们如不想等死，只有走上抢掠之路，向稍有积蓄的富有之家发起攻击。据马懋才奏疏，当时饥民有不甘心食石而死者，就相聚为盗，并宣言道：“因饥饿而死与做强盗而死，并没有两样，与其坐而饿死，不如做强盗还可以饱食而死。”落草为寇乃大逆不道之事，轻则充军发配，重则株连九族，然而身处绝境的人们已无法顾忌这么多了。
从表面上看，寇乱只是由严重天灾引发的饥馑所致，故而这也就成为地方官员推诿责任的主要借口。如崇祯初年任陕西巡抚的胡廷宴就对类似事件毫不动心，每当下属州县上报“盗贼”猖獗的情况，他往往勃然大怒，不由分说地将来者笞打一顿，斥责道：“此饥氓也，至明春自定耳。”陕西农民的骚乱不仅没有于来年春自动平息，而是如燎原的烈火，愈来愈旺盛。但当朝官员还总是习惯用饥馑来解释“暴乱”的缘起，如崇祯二年（1629年），接任陕西三边总督的杨鹤在给朱由检的上疏中云：盗贼之起，“总因饥荒之极，民不聊生。”与胡廷宴等简单推诿责任有所不同，杨鹤主张对饥民进行安抚，“切实赈济，使之煳口有资”。“给与牛种，使之归农复业。”这样就可以使“乱民”有生之乐，无死之心，“寇乱”自然平定。
其实，杨鹤之言道出了一个敏感而尖锐的问题，即在严重天灾之时官府的责任。封建帝王常常以“爱民如子”自我标榜，当成千上万的黎民百姓挣扎在死亡边缘之时，全力赈灾以解民忧应该是官府最起码的责任。但是从万历末年至崇祯即位，面对空前严重的自然灾害及饥荒，朝廷上下似乎无动于衷，根本没有采取必要的救灾减灾措施。更有甚者，一些地方官员不仅对大批奄奄待毙的饥民漠不关心，而且一如既往地严催钱粮，这无异于雪上加霜。可以说，无法回避的自然灾害是对一个社会的严峻考验，这种考验涉及官僚体制、社会矛盾等诸多问题。在远离洪荒时代之后，抵御自然灾害更须依赖社会的力量，封建官府负有不可推卸的义务与责任。而在明朝末年的特大自然灾害面前，大明王朝显出了行将就木、病人膏肓之态。社会内部各种矛盾暴露无遗，可以说，这种“人祸”才是明末农民战争风起云涌的根本原因。
崇祯帝朱由检即位之始，虽有严厉打击魏忠贤阉党之举，但面临积弊重重的社会政治、经济危机，却束手无策，甚至有意无意地为这种危机推波助澜。当时，自皇帝以下至文武百官欲壑难填，精于敛财，敲剥民髓，无所不用其极。从万历皇帝开始，当朝天子就公开向民间搜刮钱财。他派出大批矿监税使，到处恫吓要挟，掠夺民财。以后诸位皇帝也继承了这种“癖好”，每年供给皇室的一百多万银两，根本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与此同时，明朝边庭不宁，调动兵马必需大批款项，这样一来政府财政便陷入了崩溃的境地。为弥补亏空与不足，官府便向平民加派各种饷银，这无疑是剜肉医疮、饮鸩止渴的做法。上行下效，当朝皇帝贪婪成性，各级官员也不放弃层层盘剥的机会，因此各种名目的摊派均被强加在普通百姓身上。火上浇油，敲骨吸髓，黎民百姓的命运可想而知。每当催征钱粮之时，如狼似虎的差役用重刑责罚无法如数交纳的民户，衙门之外常常血流盈阶，惨叫声、斥骂声响成一片。无奈之下，百姓卖子鬻妻，逃亡遍野，这种惨无人道的欺压与折磨必然引起人们强烈的愤慨与仇恨。让人更加无法容忍的是，就在极其严重的自然灾害与饥馑到来后，各地官府不仅没有全力赈济饥肠辘辘的灾民，不少官吏竞为保全自己的乌纱帽，不顾百姓的死活，变本加厉地催逼粮饷。马懋才曾指出：陕西各地官员在百姓九死一生之际，不蠲不减，严为催科。而且全部钱粮都强加于残存的民户身上，导致残存人家只好抱恨而逃，四处躲避。在无处存身之后，则相率为盗，“此‘盗’之所以遍秦中也。”言下之意，真正将普通平民“逼上梁山”的是贪暴无比的封建官府。对此，后人有诗曰：闯王（即李自成）来，城门开，闯王不来，谁将衣食与吾侪。
寒不得衣饥不食，还把钱粮日夜催。
更有贪官来剜肉，生填沟壑诚可哀，欲得须臾缓我死，不待闯王更待谁？
闯王来兮我心悦，闯王不来我心悲。
君不见，朱泚当年据关内，大呼街市免加税，又不见，刘豫当年据汴城，声传乡邑捐重征。
民畏重征不畏盗，自古如斯君莫惊。
寄语有司各守职，慎勿迫民使为贼！
如火如荼的农民暴动使明朝官府上下惊慌失措，正如杨鹤所言，当时最简单而有效的解决办法便是赈济饥民，安置复业，用釜底抽薪的方式瓦解各地暴动队伍。崇祯皇帝也明白这是确保其皇位的良策，但是安抚措施需要财力支持。经过再三考虑，崇祯帝痛下决心，才拿出10万两帑银救助灾民。而这点钱对于陕西大批饥民来讲，犹如杯水车薪。所救不及1／10。当时就有官员在上疏中算了一笔账：如果按一人一金（一两银子）分配的话，10万金只可救活10万人。而按照当时的粮食价格，也只够50天之用。“十万金果足乎？”因而请求继续赈济。可是朱由检却断然拒绝了继续安抚的建议，力主严加围剿“叛民”。据史书载，朱由检爱财及悭吝的作风与万历皇帝颇为相似，“征榷之使，急于星火；搜刮之命，多如牛毛”。他对于官员的考核完全依据催征钱粮的数量，对于民间疾苦充耳不闻。甚至在兵饷短缺之时，朱由检也毫不犹豫地加以拒绝。
与崇祯帝相似，绝大多数财大气粗的王公贵族均是“舍命不舍财”的守财奴。如明神宗之子福王朱常洵居住于古城洛阳，庄田面积广袤，金银珠宝无数，“富实逾于天府”，是当时天下最富有的宗室藩王之一。但在崇祯十三年（1640年）河南遭受罕见饥荒的时候，他竟然置周围百姓生死于不顾，分文不出，不赈一钱。就连前来增援的官军都切齿痛恨，他们骂道：“王府金钱百万，餍粱肉，而令吾辈枵腹死贼乎！”心怀不满的官军自然没有多大的战斗力，起义军很快便攻下了洛阳，朱常洵犹如瓮中之鳖。李自成高坐殿堂之上，大加痛斥：“汝为亲王，富甲天下。当如此饥荒，不肯发分毫帑藏赈济百姓，汝真守财奴也。”痛杖之后，将朱常洵枭首示众。其财产成为起义军的战利品。起义军大赈饥民，周围平民欣喜若狂，从者如流。
楚王朱华奎的鄙吝与朱常洵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当张献忠起义军兵临武昌城下时，守备官员准备募兵守城，但府库空虚。而分封在此的朱华奎号称“积金数百万”，富冠一时。守备长官跪请贷金以饷军，朱华奎实在无法推托，急中生智。命仆人取出一把当年朱元璋分封楚王时赏赐的金裹交椅，装腔作势道：“惟此可佐军需，他无有矣。”眼见这种光景，武昌城的三司长官彻底绝望了，只好痛哭失声，挥泪奔出楚王府。张献忠起义军轻而易举地拿下了武昌城，朱华奎在劫难逃，被沉入江中淹死。得胜的义军搜出楚王宫中金银各百万，“辇载数百车不尽”。张献忠不禁讥笑道：“有如此赀财而不设守，朱胡子（朱华奎诨名）真庸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