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争不已使得明代后期缺乏起码的政治是非标准，许多朝廷纷争只是出于朋党的私利。在不少问题上，党争双方都是将朋党的利益置于国家、社会和民族的大义之上。浙党党魁王锡爵就曾对东林党领袖顾宪成说：“当今所最怪者，庙堂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庙堂”是指朝廷。他的意思是说——当今最奇怪的一点是，凡是朝廷赞成的，东林党人控制的舆论就必定要反对。对此，顾宪成则反唇相讥：“吾见天下之是非，庙堂必欲反之耳。”确实，凡是东林党人赞成或反对的，把持朝政的浙党一定要反其道而行之。关于这一点，东林党人及其政敌聚讼纷纭的“卫国本”，便是极为明显的一例。万历十四年（1586年）。朝廷群臣为了册立皇太子之事发生了激烈的论争。明神宗的皇后没有生儿子，而妃嫔之中，王恭妃生有一子（朱常洛），郑贵妃生有一子（朱常洵）。朱常洛年纪为长，按照封建传统惯例理应成为太子。但明神宗因对郑贵妃情有独钟，一直想立朱常洵为太子。这种念头一经流露，就遭到了朝臣们的激烈反对。明神宗无奈之余，干脆一拖再拖，就是不立太子。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明神宗又耍了个花招，下诏要并封朱常洛、朱常洵为王，借口是要等皇后嫡子出生以后再定储位。此事在朝臣中掀起了轩然大波，大家纷纷反对。神宗迫于众议，不情愿地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册立朱常洛为皇太子，分封朱常洵为福王。但福王仍然迟迟不赴封地就藩，以至于朝臣疑虑纷纷，这就是持续时间长达二十多年的“国本”之争。这一事件本身原本并不足道，但它却成为晚明党争的开始。稽之史籍，浙党与东林党人在这一问题上其实并没有什么分歧，他们都一致要求神宗早日册封皇太子。但双方却借题发挥，相互攻讦不已，聚讼纷纷。又如，万历年间矿监税使的肆虐，不仅引起了东林党人的极大愤慨，浙党及其他与东林党人不和的官僚，也不乏反对的意见。首辅沈一贯、左都御史温纯、户部尚书赵世卿和司礼监王义等人，都进行过罢除矿监税使的活动。但东林党人却故意视而不见，因此在他们谴责矿监税使横行的呼声中，就常常挟带着攻击执政异己的党争利益，从而因朋党门户的私利，削弱了“为民请命”的社会正义感。
晚明的朋党纷争加速了政治上的腐败，也使得原本已十分复杂的政治形势更趋严峻。随着党派纷争愈演愈烈，到崇祯年间，对于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东林党人越来越显得束手无策，他们整日袖手空谈，交章攻讦，汲汲于毫无原则的门户党争。当时，全国各地的农民造反呈星火燎原之势，东北的女真族势力也咄咄逼人。东林党人对于政局虽然喋喋不休，但往往持论甚高，筹边制寇却并无实招。激烈的党争，使得原已衰败不堪的国家机器难以正常运转。天启年间，明廷任命著名将领熊廷弼为辽东经略，并以刚愎自用的王化贞为巡抚。熊廷弼创立“三方布置法”，主张采取稳固防御的策略，在广宁驻扎步、骑军，在天津及登莱一带驻扎水军，并在辽河沿线实施防御。这一策略，在当时的形势下无疑是正确的。然而，只知纸上谈兵的王化贞却不以为然，他不顾辽东的实际情况，一意鼓吹进攻，并处处阻挠熊廷弼的防御计划。当时正值天启初年东林党人得势时期，内阁首辅是叶向高，而王化贞则是他的得意门生。东林党人出于朋党利益，对之事事加以袒护。而熊廷弼则因早年隶属于东林党的政敌之一——楚党，并在御史任内曾经排斥过东林党人，故而深受后者的忌恨。因此，不仅他的稳固防御计划多所掣肘，而且，就连在兵力配置方面也得不到多少支持。天启二年（1622年），努尔哈赤率军围攻西平，在广宁拥兵14万的王化贞派遣军队前去救援，结果是一触即溃。广宁随即失陷，王化贞匆匆出逃。熊廷弼只好下令坚壁清野，保护溃兵溃民退入山海关。广宁失守后，辽东的形势更趋吃紧。此后，熊廷弼和王化贞两人都被逮捕并追究责任。东林党人偏袒王化贞，不顾熊、王二人责任的轻重，力主一并处死。特别是邹元标、魏大中等人，对于熊廷弼更是恨之入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熊廷弼无奈之余，只得乞救于与东林党对立的阉党。他先是让人说自己愿意贿赂内廷4万金祈缓，继而因无银可贿，又得罪了阉党。而东林党人看到熊廷弼为阉党所忌恨，马上又纷纷改变初衷，上疏申救其冤。这又让阉党以为熊廷弼与东林党人早有瓜葛，于是更加紧了对他的迫害。阉党诬陷熊廷弼贿赂东林党人，犯了失守封疆的大罪。天启五年（1625年），熊廷弼终于被杀，他的头颅被传送到九边示众。对此，后人吟咏道：“长城自坏不知惜，九边传首血凝碧。”其实，因党争而受祸的边防将领，又何止熊廷弼一人！稍后于熊廷弼的大学士孙承宗，是功高权重的资深朝臣，他素来与首辅叶向高等人关系密切。尽管阉党头目魏忠贤多次拉拢，但他始终不为所动。天启三年（1623年），孙承宗出镇山海关，他继承熊廷弼“以守为攻”的战略方针，取得了相当的成效。但由于魏忠贤对其拥兵关外深怀忧忌。遂想方设法陷害他，不久，孙承宗也就成了党争的牺牲品。天启五年（1625年）十月，阉党借柳河明军小败，极力参劾孙承宗，孙承宗被迫去职归里。再如，袁崇焕的冤死。也与明廷内部的树朋结党有关。
从万历中后期起到崇祯年间为止，朋党混争愈演愈烈。从朋党双方的构成来看，一般说来，东林党人多是一些比较有抱负、关心国计民生、头脑比较清醒、政治态度比较开明、个人品质也较为正直廉洁的士大夫。他们不尚空谈，主张躬行实践，过问政治，以求经世致用。他们认为“自古未有关门闭户自做成的圣贤，自古圣贤未有绝类离群孤立无与的学问”，要求士大夫走出书斋，进行救世的活动。特别是早期的东林党人，更具有一定的社会正义感和政治改革的主张，其中不乏真正的忧国忧民之士。他们曾积极支持市民的反税监斗争，不仅经常上疏弹劾税监，为商民请命，而且还直接参与民间反对矿监税使的斗争。例如，苏州织工领袖葛成为反税监而死，东林党人文震孟为之题写碑文，朱国桢为他撰写墓志铭。天启年间，一些东林党人更是不畏强暴，与阉党势力展开了殊死的斗争。天启六年（1626年），魏忠贤派缇骑到江南等地逮捕东林党人周顺昌，曾激起民众的强烈反抗。当时，苏州居民聚众达数万人，群趋殴打缇骑，当场击毙缇骑一人。巡抚报告“吴人尽反”，并逮捕了为首的颜佩韦、周文元、杨念如、沈扬和马杰等5人。这一事件说明，东林党人反对宦官阉党的正义行动，得到了当时城市居民的普遍支持和同情。对于日益隳弊的官僚机构，东林党人也力图严肃吏治，这也符合下层民众对清明政治的愿望。不过，由于门户之见，激烈的政争牵住了东林党人大部分的心力，不少人变得傲慢、偏狭和难以容人，逐渐丧失了过去力图整饬朝政的壮志，他们与其他党派在政见上的差别日见其微，澄清吏治的愿望不仅没有收到实际效果，而且还使得晚明的政治形势更为腐败。东林党人当政后，一是起用了一大批被贬的党人，让他们控制军政、监察和人事大权；二是排斥异己，打击宿敌齐、楚、浙、宣、昆党，利用“京察”的机会，不遗余力地将自己的政敌逐出朝廷。在这种情况下，吏治就成了谋取私利、排斥异己的手段，不仅使得他们在政治上无所建树，而且也给晚明的社会、经济和军事等诸方面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以军事方面为例，由于朝中各朋党借“辽事”（辽东的战事）互相攻讦，朝廷之中，整天是吵嚷混争的一片喧闹，君臣上下，对于辽东战局束手无策。从明末的军事形势来看，自辽、沈、广宁失守到熊廷弼、袁崇焕诸人被杀，可以说完全是当时政治腐败的结果，著名的将领熊廷弼等人成了东林党人和阉党相互攻击的牺牲品。风雨飘摇中的大明王朝，自毁长城，使得辽东的边防日益窳坏。否则，至少可以暂时阻遏女真族的迅速扩张，从而延缓明朝灭亡的速度。建筑设计师蒯祥那一天去天安门旅游，有外国游客问：“天安门是谁设计的？”导游说：“天安门的设计者是明朝的大建筑师蒯祥。”挺立在北京城中心的天安门，至今已经历了六百多年的风霜。
第九章
蒯祥的才华蒯祥他生于洪武末年，出身于工匠世家，他的父亲就是一个技艺高超的木工，善于设计和建筑寺庙厅堂。蒯祥家学渊源，深受父亲的影响，年纪轻轻就已经在当地小有名气，尤其精于建筑结构的设计和制图。正巧这时成祖为了兴建新的都城，在全国征集能工巧匠到北京效力。蒯祥就在应召之列，跟随着成祖来到了北京。
在工作过程中蒯祥的才华很快显露出来，虽然年纪还不到二十岁，但是因为手艺出众，而且设计制图信手拈来，不知不觉的就已成为伙伴中的领导者。这种情况很快被反映到当时主持北京城建设的工部官员宋礼那里，宋礼马上召见了这位年轻的工匠，经过深谈，宋礼从心里称赞这个年轻人头脑灵活，极富创造力，觉得他可堪重任。于是他交给了蒯祥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设计皇城的正门。他果然不负众望，很快就拿出了一整套的建筑结构设计图和周密的施工方案。
宋礼看后很高兴，马上命人把设计方案送给成祖过目。朱棣看过设计图后也觉得十分满意，马上拍板决定采用这个方案，并且命令立即开始动工。对于蒯祥这个没有见过面的设计者，皇帝也封了一个工部的官职给他。
进行修建其实北京城的建设在成祖继位之初就已经陆陆续续的在进行中了，可是直到永乐十五年，因为大运河修缮完毕投入使用，北京城的建设才进入施工高潮阶段。到永乐十八年，城市宫殿的建设就已经基本完成了。天安门的修建也是在四五年的时间里完成的。
天安门最早并不是叫这个名字，而是按照中国古代传统的命名方法取名“承天之门”。直到清朝初年对其进行大规模维修时才改名为“天安之门”，后来就简称为“天安门”了，并且被一直沿用至今。
天安门位于北京城的中轴线上，是皇城，也就是今天紫禁城对外的第一扇大门。它是一座传统的宫殿式建筑，最初的建筑结构只是一层的，下面是用砖砌成的高大城台，城台上则是九开间的重檐歇山式宫殿建筑，整个都是木制的，靠一根大梁支持着整个建筑物。城台前还立有华表和石狮，美丽的金水河从城楼前横亘而过，上面建了五座精巧华丽的汉白玉石桥，与城台的五扇大门一一相对。宏伟和华丽相结合，沉稳与精致并行，它是一个完美的矛盾结合体，正好体现了皇家“九五至尊”的高不可攀和神秘气质。后来，这座原本被称为“承天之门”的城楼在明英宗在位时被雷击烧毁了，几年之后，蒯祥再次受命重修城楼。这一次，他在原有的建筑基础上又改进设计方案，把原来一层式宫殿建筑改为两层，更加突显了它恢宏雄伟的皇家气派。
“蒯鲁班”
此后，天安门又屡次经过翻修，不过基本上都沿用了原来的设计结构。近代以来，人们给天安门周围修建了红色的高大围墙，改进了一些细微的装饰图来，但仍然保持了天安门的原始风貌，最大的一次改变恐怕就是20世纪80年代的重修工程中把建筑高度稍稍提高了不到一米。可以说，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天安门绝大部分仍然保留了明初的建筑样式，它就像是一位饱经了六百年风霜的老人，依旧沉稳静默的屹立在那里，注视着它脚下川流不息的人们。
天安门的设计者蒯祥因为在修建北京城的过程中表现突出，很快就升任工部侍郎，位列正三品，从一品的俸禄，可以说受到了无尽的荣宠。在修建北京的工程结束以后，他又担任了很多宫殿陵寝的修建任务，内城的宫殿，京郊的陵寝，到处都留下的蒯祥的智慧和汗水。他的一生精力都扑在了建筑艺术上，勤耕不辍，一直到明宪宗成化年间，他才满载着荣誉含笑而去，一共历仕七朝，享年83岁。他的一生，也许只有一个评价是最恰当的，那就是明宪宗朱见深赐予他的称号——“蒯鲁班”。
朱元璋杀功臣的理由为了保证朱家的子孙能够永享君临天下的特权，他绞尽脑汁，最重要的一个手段就是大杀功臣。
胡蓝之狱朱元璋的吏治一向以刚勐著称，哪个大臣在朝廷上顶撞了他，或只是让他看不顺眼，就会当场执行刑罚。有一种刑罚就叫“廷杖”，有的大臣当场被扒了裤子按在地上打板子，有的被打得皮开肉绽，这还算幸运的，有的人还被当场打死。因此官员门都整天提心吊胆地过日子。但就是这样还不行，朱元璋还要找各种借口杀人。尤其是跟他一起出生入死打天下的功臣宿将，都成了他的眼中钉、肉中刺，非要杀光了，他才甘心。明朝初年的胡惟庸案、蓝玉案，被并称为“胡蓝之狱”，就是朱元璋大杀功臣的典型事例。
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朱元璋以“擅权植党”的罪名杀了给他当了七年宰相的胡惟庸，同时把和胡惟庸有关系往来的官员一并进行屠杀。朱元璋一向信奉严刑，他觉得不利于他的人都应该杀头，但又怕犯人的家人怨恨报复，所以也要一起杀了以免后患。这样一来死的人可就多了，凡是跟胡惟庸有过来往的人都在清查中被杀，然后再满门抄斩。后来逐渐演变成凡是朱元璋不满意或者怀疑是胡党的文武官员也一律被杀，连同他们的家人，一下子就杀掉了一万五千人。这还不算完，朱元璋只要看到谁不合他的意，就以这个名义进行诛杀，一直到十年之后，开国的大功臣、跟在他身边已经将近四十年的卸任宰相李善长仍然以和胡惟庸“交通谋反”的罪名被命令自缢，他的家人七十余口也一并被杀。在这个前后延续了十多年的案件中，前后被杀的王公贵族一共有几十家，一共死了三万多人。
蓝玉，是开国功臣常遇春的妻弟，因为作战有功被封为凉国公。他在家乡飞扬跋扈，鱼肉乡里，他手下的人都借着他的势力胡作非为，总有人因此告他的状，朱元璋为此训诫过他好几次，可他就是屡教不改。蓝玉在朱元璋面前又很不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更让朱元璋不高兴。
洪武二十六年，有人告发说蓝玉想谋反，朱元璋抓住这个机会，二话不说就把蓝玉抓了起来，关进大牢，并且施以酷刑。蓝玉这些年来养尊处优惯了，哪里受得了大刑，结果是问什么就招什么，不但承认了谋反的罪名，还牵扯进了许多无辜的人。朱元璋对蓝玉处以肢解的残酷刑罚，把其他牵涉到的人依照惯例也都杀得一干二净。这一案，杀了至少有一万五千人。
牵扯胡蓝两案的，有四、五万官员被杀，开国的功臣几乎已经被杀光了。除去这两个案子是成批屠杀之外，平日里被杀的人也不在少数。例如他的侄子朱文正，在没有建国前也为朱元璋立下了汗马功劳，曾是朱元璋最信任的人之一，他又是朱元璋的亲属中比较有文化的人，因此更受到朱元璋的格外重视。
朱元璋当了皇帝以后，朱文正也被封了高官厚禄。他实在也没有什么错处，可这时的朱元璋就是看他不顺眼，硬是被冠以“亲近儒生，心怀怨恨”的莫须有罪名将他鞭打致死。此外还有大将军徐达、大将傅友德、冯盛、朱亮祖父子等都先后被他想方设法杀害。就连他自己的儿子也不例外。他的第八个儿子因为岳父被牵连进胡惟庸一案，被朱元璋召回京城问话，却因为害怕会受到朱元璋的处罚，在半路上就和妻子双双自杀了。
把刺都削干净按理说，朱元璋的天下正是依靠这些功臣宿将的帮助才得以创建起来的，他为什么狠心把这些当年的兄弟子侄朋友都杀光呢？其实这并不难理解，朱元璋曾经对他的儿子朱标说过一段话，正好可以解释他这种嗜杀行为的原因。当他大肆屠杀功臣时，他的儿子朱标因为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崇信以仁德治天下，对他的做法很不理解，常常因为一个要杀一个要救和他发生冲突。有一天，朱元璋把太子叫来，什么话也不说，把一根长满刺的棍子扔在地上，要太子用手捡起来，太子看到上面都是刺，有些犹豫。朱元璋就把棍子拿起来，用剑削光了上面的尖刺，然后再递给太子拿着，并且告诉太子说：“那些功臣就是这棍子上的刺，你不敢用手去拿，我现在帮你把他们削干净了，再交给你拿不是更好吗？只要我把那些人都杀干净了，你才能太太平平地当这个家！”
从这些话中不难看出，朱元璋一生是在艰苦斗争过来的，他很怕他这些没有经过磨练的子孙过于软弱，不能牢牢地控制住国家。又怕自己死后，那些功臣功高盖主，不听训教，甚至起兵造反，使他的子孙坐不稳天下，才找尽一切理由，想方设法除掉功臣。这种考虑恐怕是他诛杀功臣的重要理由，可以说是极度残忍蛮横的。但是，他的这种做法也存在着某些合理的因素。例如在胡惟庸案件中，胡惟庸利用朱元璋对他的信任，在朝中结党营私，排斥异己，独断专行，很有些没有他不行的嚣张气焰。大臣们上奏给皇帝的奏折，他都要先拆开来检查，看是否有不利于自己的内容，如果有批评他的内容，就把奏折隐匿下来不报。他还利用职权大肆贪污受贿，凡对自己不满意的人就一律陷害。他的这些行为严重威胁到了朱元璋皇权的权威性，也逼得朱元璋不得不杀了他，才能保持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而那些功臣宿将大多都是出自朱元璋的故乡淮西一带，只是朱元璋家乡的濠州、凤阳就封了六个公、二十八个侯。他们以李善长、胡惟庸为中心，结成了“淮西帮”，所成的政治势力不可小觑，是朝廷的一个潜在威胁，也难怪朱元璋必欲去之而后快了。朱元璋特务机构的创建说起明朝，就不能不说臭名昭著的锦衣卫以及后来的东厂、西厂，这一切的始作俑者便是朱元璋。锦衣卫的设立明太祖朱元璋戎马征战十几年，终于创建了大明政权。
但是，他总不放心那些帮助他开创基业的功臣，总是在心里暗想：“你今天没有谋反的心，难道能够保证日后也不会生出谋反的心吗？与其让你日后有谋反的机会，还不如今日就将你杀了。”皇帝有了这种心思，难免会整日疑神疑鬼，为了监视臣工．他就设立了一个叫“锦衣卫”的特务机构，专门监视、侦察大臣的活动。
最初，这锦衣卫不过是皇帝的护卫亲军，负责掌管皇帝出行的仪式。后来，朱元璋赋予它更大的权力，可以不经通报直接查办各种案件，也可以不经任何手续任意逮捕、审讯和杀人，根本不必遵守太祖亲手定下的大明律例。
锦衣卫直接隶属于皇帝，不听其他任何人的命令，皇帝派自己的心腹大臣担任指挥使的最高职务，下面设有官校，专司侦察。大臣在外面或家里有什么动静，他们都打听的一清二楚。一旦谁被他们发现有什么嫌疑，就会马上被抓进监狱，甚至杀头。
这一下，虽然大臣们每天都过的战战兢兢，但是皇帝却可以高枕无忧了。
东厂、西厂设立后来，明成祖朱棣连一个大臣也不敢相信，就用身边的太监为提督，创建了一个新的特务组织，叫做东厂。这个机构不但负责监察百官，甚至是一般的贫民百姓的家长里短也一并监视。宪宗时又设立了与东厂相对的西厂，人数比东厂多一倍，他们的侦察范围，除了京师之外，更是扩展到全国各地，甚至是民间的斗鸡骂狗一类的小事，都在他们的缉拿之列。本来这三个机构互相牵制，互相制约，就已经很复杂，但皇帝为了更加稳妥起见，又专门设立了一个内厂，也由皇帝身边的亲信太监直接指挥，除了监视臣民之外，还监视着锦衣卫和东、西厂的活动。
锦衣卫、东厂、西厂和内厂组成了明代的四大特务机构体系，成为皇帝控制、镇压臣民的有力工具。随着时间的推移，厂卫的权力越来越大，特务多如牛毛，遍布全国各地、大街小巷，严密的监视着朝野官员、士绅、百姓的一举一动，人们防不胜防，整日都提心吊胆的过日子。恐怕那时天下惟一能够睡一个安稳觉，而不必担心因为夜里说了什么梦话就被抓进大牢的人就是皇帝本人了。史书上常常记载着这样的事情，可以让我们看到明朝的特务统治下人们的生活。
从上到下没自由建国之初，太子的老师宋濂是全国有名的大学者，他已经跟随了朱元璋十几年了，但是朱元璋对他还是不放心，常常派人在暗处监视他。有一天宋濂在家中宴请客人，边吃边聊，十分高兴。第二天一大早上朝，见了面，皇帝第一句话就问他昨天请了什么人，吃了什么菜，聊了些什么话。宋濂一向诚实，认认真真的回答了皇帝的问题。朱元璋听了十分高兴，对宋濂大加赞扬，还说“宋濂跟了我十几年，从没有对我说过一句假话，真是一个大大的忠臣啊！”就是这样一个忠臣，后来也险些死在他的强烈猜疑之下。
有一次，一个叫钱宰的大臣在家闲来无事，吟诗自乐，作了一首诗叫“四鼓咚咚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主要在描写每日晨起上朝的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