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王与楚王的表现并非极端的特例，而是代表了一个极具普遍性的问题。《绥寇纪略》的作者、明末著名文人吴伟业在追思亡国之痛时，对崇祯皇帝的悭吝颇有微词，他引用邹漪之言道：“怀宗皇帝（即朱由检）英明勤俭，不可谓非令主，乃其受病，独在慎惜金钱。”接着，他强烈指责诸位宗室亲王的贪鄙昏庸：除福王与楚王外，秦王府锦缎充斥，但在天寒地冻之时，竟不肯舍出一件棉衣；成都太守吴继善请求蜀王出借帑银充兵饷，以加强防御力量，散发仓库多得发霉的粮食，赈济饥民等等，均遭蜀王的拒绝。他们最后死于非命，实为罪有应得。只有封地在开封的周王朱恭枵捐银120万两，悬赏击杀义军之人，大批亡命之徒加入到守城的行列，使开封城成为负隅顽抗的典型，李自成义军三次大规模攻城均未奏效。由此，吴伟业感喟道：“呜呼！只坐一悭，遂成胥溺，有国有天下莫不皆然。”
在北京城受围之时，崇祯帝声称皇宫中已无帑银，无钱可捐作军需。因而，他催逼勋戚、太监、文武百官出钱助饷。这些平时依靠贪污贿赂大饱私囊的朝廷大员也同样个个叫苦装穷，上演了一幕幕可笑可叹的滑稽剧。见文武大臣都以沉默相抗拒，朱由检只好暗地里求助于自己的岳丈周奎，密谕其率先纳银12万两，以作表率。不料，周奎并不领情，宣称：“老臣安得多金？”死活不肯多交，最多拿出1万两。崇祯嫌太少，周奎竟放出杀手锏，到宫中向女儿周皇后求助，周皇后暗地派人送来5000两，惜财如命的周奎反而扣下其中3000两，上交2000两。难道这位皇亲国戚真的囊中羞涩吗？其实不然，起义军攻破北京后，在其家中抄出现银53万两，另有珍币数十万。国丈如此，其他的勋戚、贵官自然争先仿效，只有太康伯张国纪拿出2万两，崇祯感动异常，当即晋封其侯爵。此外，明朝宦官的专权与豪富是尽人皆知的，但闻说捐银，都装出一副“苦难深重”的模样。当时最有钱的内官王之心也仅献出1万两，后在起义军重刑追赃时，他竟吐出现银15万两，其他金银细软的价值则与此相当。其余太监甚至拿出珍玩与住屋紧急“义卖”，显示自己已到了倾家荡产的地步。总之，崇祯皇帝亲自主持的捐银助饷活动成效极不理想，只得到银两二十多万，这点银两如何挽救明朝防线的全面崩溃？起义军进入北京后，大搞追赃助饷，用重刑对付这些“要钱不要命”的达官贵人，结果追出银两七千多万两，两相比较之悬殊，真令人浩叹！从这一点来看，明王朝在起义军未至之时，其内部已处于瘫痪溃烂之中了。
如果将官僚统治阶层的这种贪婪庸鄙归结为过于爱惜金钱的性格缺陷，那么就将问题过于简单化了。在罕见的自然灾害降临之时，对于大批奄奄待毙的饥民无动于衷，而为了自己的升官发财，依然横暴敲剥，这无疑是视民命如草芥的意识在作祟。从崇祯皇帝至各级官吏，无一例外地只将千万百姓作为压榨愚弄的对象，根本不顾其死活。这种意识的突出体现必然导致统治集团与被统治集团之间矛盾的白热化，从而促使社会大风暴的爆发。
大批皇亲国戚在兵临城下、生死攸关之时，依然固守财富，其主要原因是由于长期奢侈享乐的生活，已使他们变得骄狂偏执又麻木不仁。他们恐怕至死也不相信，有朝一日，自己荣华富贵的生活会被造反者所剥夺。尽管听到起义军势如破竹的消息，大小官吏束手无措，惶惶不可终日，但他们却始终抱着极大的侥幸心理，不相信灾祸最后会降临到自己头上，而正是这种侥幸心理使朝廷上下人心涣散，苟延时日，不能作出明智的判断与抉择。起义军抵达北京城下后，京中士大夫相见，也只是“唯唯否否”地虚假应酬，“或曰无害，或曰奈何”，依然是一副事不关己、不知轻重死活的模样。甚至还有人强辩，北京城坚势重。勤王之兵很快就到，只要多积煤米，固守数月即可转危为安。但粮饷短缺，守城之兵均饥不得食，又怎会有人卖命抵抗？因此，当起义军逼近城下时，明朝守备三大营人马立即溃散，这些富贵的守财奴们均成为义军阶下之囚。也许只有义军将领刘宗敏特制的“夹棍”才能使这些迷梦难醒的缙绅们感受到一点切肤之痛。在这些执政者的操纵下，大明王朝遭遇灭顶的噩运确实是在情理之中。
社会矛盾的极度激化，确实成为明末农民战争爆发的缘起。然而从义军方面而言，如果都是些素无训练、赤手空拳的贫苦农民，显然难以与数量巨大的官府军队相较量。明末起义军之所以能够最终冲破官军“十面之网”的围剿，取得巨大的成功，关键还在于他们并非纯粹的“乌合之众”，其组织内部具有相当特殊的成分。
其一为叛亡的边防士兵。陕西为明朝西北重要边防区，如宁夏、延绥、固原等三大边镇号称“三边”，驻扎了大批军队。明太祖朱元璋实行军民分籍的屯卫制度，沿边卫所士兵三分守城，七分屯田，本是减轻天下兵赋之良策，天长日久。大批屯田被非法侵占，无地可种又无经济来源，无力存活的士兵只有依赖朝廷的军饷。至明朝末年，兵饷拖欠十分严重，陕西边镇尤甚，边兵饥寒交迫，穷困潦倒。在严重自然灾害到来之时，境况更加悲惨。陕西巡抚胡廷宴就在奏疏中反映边军每况愈下的处境：“各军开始只是典衣卖箭，如今则发展至鬻子出妻；开始只是沿街乞食，如今则离伍潜逃；开始只是私下偶语，发泄不满，如今则公然噪喊以示抗议。”生活境况的日趋恶化激起兵士们的满腔怒火。这些弓马娴熟、擅长攻掠的士兵与普通饥民有所不同，他们更懂得如何用武力达到自己的目的。日后，这些人成为起义军中坚持斗争的中坚力量。据记载，大批明朝官军加入到造反者的行列，还有一些偶然的机缘。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明朝大举进攻辽东地区的女真政权，分四路进军，结果遭到惨败，残兵败将中有为数众多的西北籍官兵，他们在逃亡之时，担心遭到惩处或再去充当炮灰，于是纷纷奔向自己的家乡。明朝官府为阻止他们的逃跑，在各地关卡进行邀击。无形之中，这些本无心造反的士兵成了官府擒捉的叛逆，九死一生，却有家不能归，只有落草为寇。这些人也就成了明末所谓“流寇”的先驱。《怀陵流寇始终录》的作者曾概括道：“一时贼首，多边军之豪及良家世职，不欲以姓名闻，恐为亲族累，故相率立诨名。”这一现象在明末农民战争的初期尤为突出，首领的诨名形形色色，如满天飞、九条龙、一丈青、乱世王、皮里针、钻天鹞等等。
其二是失业的驿卒。明王朝在开国之初，即着手创建起较为庞大的驿递系统，每隔10里置一铺，每隔60里设一驿，分置铺长及驿丞。明末政治黑暗，驿递制度也陷于瓦解崩坏。一方面，地方官吏任意克扣驿站本已十分有限的经费，另一方面，贪婪成性的来往官吏也乘机对当牛作马的驿卒大敲竹杠，硬行索要，这将驿卒推入了无边的苦海。崇祯二年（1629年），有官员上疏呼吁：“今天下驿递之疲惫极矣。……驿递非破家荡产以供，则鬻妻卖子以应。”悲惨的处境造成“瘦马死道”、“人人思逃”。就在这种万分困苦之时，一些官员竟为迎合崇祯皇帝之意，建议整顿驿递，节省经费。爱财好货的朱由检立即予以批准，责成专官着手施行。这种荒谬的做法将驿卒推上了绝路，在重灾之时，被裁减下来的驿卒完全丧失了生活来源，“不去为‘贼’，将安得乎？”一些曾亲历陕西义军活动地区的士绅都讲道：“所擒之贼，多系驿递夫役，其肩有痕，易辨也。”李自成本人就曾为米脂县银川驿站的马夫，饥困无法自存，在当地官吏的欺压下，最后走上武装反抗的道路。对此，清张晋《续尤西堂拟明史乐府》有《裁驿站》诗曰：关中饥，“盗”蜂起，“流贼”之名始于此。
饥民起，饥军从，大吏贪庸工粉饰，闭目掩耳如瞽聋。
裁驿站，惜小费，刘给事，太无谓。
国用已绌少胜算，驿站一裁驿夫散，咄哉遂酿李闯“乱”！
（注：刘给事即指首倡裁驿站冗卒的给事中刘懋）
总之，导致明末农民战争爆发及最终明朝灭亡的主客观因素是相当复杂的，以罕见的自然灾害为契机，明朝社会内部矛盾极度恶化，官僚统治集团的残酷、愚昧与麻木迫使广大陷于绝境的人们走上武装反抗的道路，封建统治秩序由此彻底崩溃。文献记载的事例不胜枚举，许多城池的陷落并不是起义军奋力攻打的结果，而是出于内部饥民的倒戈，难怪封建士大夫惊呼：“李自成，银川驿之一马夫耳，因裁驿站、饥荒，无所得食，奋臂一呼，卒至（明朝）土崩不可救！”无庸赘言，明末农民战争的成功自然不能归功于李自成一人，而李自成的反抗之举顺应了时代的需要，得到了亿万百姓的响应和支持，这才是其制胜的关键所在。
第十章
杀主自立朱元璋的为人并不厚道，他的真正发家还在于杀主自立。
小明王的阻碍明太祖朱元璋刚刚起兵的时候投靠的是势力较大的红巾军。红巾军内部从一开始就派别林立，各自为政，但名义上他们却还隶属于同一个旗号之下，这就是号称“小明王”的韩林儿创建的宋王朝。
韩林儿的父亲韩山童是白莲教起义军的一个地方性领导人，他死了以后，他的幼子韩林儿被推为“小明王”，据说他们家族是早已亡国百年的宋朝王室的后裔。在刘福通的策划推动下，韩林儿重建了宋王朝，国号龙凤。朱元璋起兵之时，名义上就是这个小明王韩林儿的属下，接受了他的分封。
后来，朱元璋的势力一天天强大起来，逐渐打败了他的众多竞争对手，自封为吴王，这时候的朱元璋再也不能容忍这个傀儡皇帝的存在，他下定决心要把这个阻碍他登上帝位的人除去。于是，弑主的阴谋就在朱元璋的精心安排下逐步展开了。
小明王中计这时的小明王自从被朱元璋从安丰救回来后，就一直听从朱元璋的安排住在滁州，一转眼已经三年了。他住在朱元璋为他盖的皇宫里面，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绫罗绸缎，整日只是在宫中和侍女妃子们饮酒作乐，反正外面的战事一概由朱元璋处理，他落得个轻松自在，每日只管吃喝玩乐，什么事也不用管。
这一天小明王正在宫中喝酒，听说朱元璋派人来接他到朱元璋定都的应天府（今南京）去，不由得心中高兴，觉得朱元璋对自己真是不错，不但从安丰把自己救了出来，还让自己做了一个清闲自在的皇帝，这时听说朱元璋要接自己去都城更是高兴，那应天府可是六朝古都，小小的滁州城怎能与其相提并论呢。他马上接见了朱元璋派来的使者廖永忠，廖永忠把朱元璋的意思说了，还大大吹嘘了一番应天府的繁华，请求小明王马上准备起身。小明王本来心里就很乐意，一心想去住应天府中更大的皇宫，二话不说就答应了，并让廖永忠去安排一切事情。
到了择定的吉日，小明王带着他的众多妃嫔、侍女、太监浩浩荡荡的启程了。他们来到长江边上，只要过了江，就是应天城了。在廖永忠的安排下小明王和他随身的宫女、太监、后妃都上了一艘装饰的非常豪华的大船，廖永忠则带着队伍乘上了别的船只，跟在小明王的大船后面。大船在江面上缓缓的前进，船身随着微风轻轻的摇动，小明王的心里也不禁随着船身的摇晃而心思潮涌，想着他就快要到应天府了，到了那里，他可就是真正的皇帝了。他还想到自己能有今日，都是朱元璋的功劳，等到了应天，一定要重重地赏赐朱元璋，给他加官进爵。
他正陶醉在自己的美梦里，忽听船底一阵“咚咚咚”的响声，不禁好奇地问左右的侍从是什么声音。旁边的人回答说是船底有块船板坏了，有人正在修理，马上就能修好，还请小明王不要担心。小明王听了也没有在意，继续做着自己的皇帝美梦。
不一会儿，船已经走到江心了。这里风大浪急，船身颠簸得很厉害，小明王心里正在害怕呢，就听船后有人大叫起来：“不好了，船底漏水了！”小明王心里更慌了，忙叫人去船后查看，这人回来报告说，船后的舱底有个大洞，江水已经从洞中涌进了很多，无法堵住了。这时全船的人都慌作一团，只听得到处都是女人的哭喊声。小明王在这时还强作镇定，心里想着廖永忠的船就跟在后面，可以让他来救自己船上的人下去。可是回头一看，哪里还有廖永忠乘坐的小船的影子！江心的急流之中就只有自己这一条船，其他的船不知都跑到哪里去了。这会儿他可镇定不下来了，扯开嗓子大叫救命，指望着后面的廖永忠听到喊声，能及时来救他。可是四周哪里有船呢？这可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小明王这时心里一片茫然，刚刚才做的皇帝梦好像一下子离自己远去了，只是在心里默念着：这下完了，这下完了！不一会儿，大浪打到船上，大船转眼就沉入江中了。可怜的小明王至死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遇到这样的灾祸。
凶手的微笑率人远远躲在后面的廖永忠得到大船已经沉入江底的消息，什么话也没说，甚至还微微的露出了一丝笑容，他命令手下加速渡江，一点去打捞沉船的意思都没有。等回到了应天府见了朱元璋，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已经完成了吴王的嘱托！”朱元璋高兴地拉着他的手，连声说好。原来这一切根本就是朱元璋事先和廖永忠定下的毒计，命人等小明王乘坐的船到江心的时候将船底凿了个大洞，让小明王和他身边的人都命丧长江之中。小明王在船上听到的“咚咚”的修船声，其实正是廖永忠派的人凿船的声音，小明王又哪里想得到呢？
小明王就这么煳里煳涂的死在了自己最为信任的朱元璋手里，到死都不知道是朱元璋命人害死他的。而朱元璋在除去了这个再也没有利用价值的傀儡皇帝以后不久，就派出大将徐达率兵北上讨伐元朝的残余势力，而他自己也在北伐的频频捷报中登上了盼望已久的皇帝宝座。神人——刘伯温刘基，字伯温，青田人，在后来的人心目中他一直被认为是凡间的“神仙”。
朱元璋得到“活神仙”
刘伯温自幼就聪明异常，他的老师曾对他的父亲说：“这个孩子福德深厚，日后必成大器。”元朝末年，他考中了进士，当了一个小官，很为当地人民所爱戴。后来，因为正值乱世之秋，刘伯温干脆弃官不做，归隐回家了。在家中闲住期间，他更是博览群书，通读经史，尤其精于对文学的研究。这个本事使他日后在一般人的眼中简直成了无所不知的活神仙。
朱元璋在元末农民起义中力量逐渐壮大起来后，听说刘伯温有本事，一心想请他到自己的军中，多次不惜血本的邀请他出山。但是最初刘伯温却说什么也不答应。后来，朱元璋几次三番地盛情邀请，颇有一股刘备三顾茅庐的劲，不请出刘伯温誓不罢休。刘伯温为他的诚心所感动，加之自己又有一展雄才的远大抱负，所以就答应了。朱元璋喜出望外，连夜修建了一所礼贤馆让他居住，对他礼遇非常。刘伯温到朱元璋身边后，马上就向朱元璋讲述了自己对当前局势变化的估计和预测，向朱元璋提出了当前急需着手进行的十八条政策。这让朱元璋非常满意，知道自己得到了极为罕见的济世人才。
从此他对刘伯温言听计从，让他为军师，真好像是昔日的刘备与诸葛亮君臣重生了一般。
诸葛亮重生刘伯温对当时全国的形势做了一番估计，他认为朱元璋必将后来居上，成为未来国家的领导者。
其实当时的朱元璋还只是红巾军中不太起眼的一支，朱元璋一直恭奉韩林儿为自己军队的领导者，并以韩林儿的小朝廷为正统，接受了韩林儿的册封。
恐怕这时就是朱元璋自己也没有想到有一天会成为皇帝吧？刘伯温相信自己的眼光和判断，所以他对朱元璋尊奉韩林儿十分不以为然，即使是去朝见韩林儿，他也从不肯跪拜，还时常对朱元璋说：“韩林儿不过是一个牧童罢了，尊奉他干什么呢？”他常劝朱元璋一有机会就应该自立为王，脱离韩林儿的控制。
朱元璋的势力日渐壮大之后，也逐渐有了夺取天下之意。他向刘伯温求教征伐的策略。刘伯温就给他出主意说：“现在这几支起义军的力量，张士诚和方国珍都只顾据守一方，根本不足为惧。只有陈友谅一支队伍，名不正、言不顺，却霸取长江水上力量，又始终抱着吞并我们的野心，他才是我们最大的敌人。只有先灭了陈友谅的势力，使张士诚和方国珍孤立难守，才能各个击破，一举即可平定南方，然后再挥师北上，这样霸业可成。”朱元璋听了十分高兴，日后果真按照刘伯温的策略一步步消灭了敌对力量，终于成就了一番霸业。
在与陈友谅的征战中，朱元璋的队伍面临强大的威胁，许多人想逃跑或者投降，这时又是刘伯温力排众议，坚持抵抗到底，并以诱敌深入之计重挫陈友谅的大军，挽救了朱元璋的危机。尤其奇妙的是，刘伯温真的好像如有神助很能预测吉凶祸福。在鄱阳湖之战中，他陪伴着朱元璋亲自登船督战，忽然之间一跃而起，急声催促朱元璋转到别的船上去。朱元璋莫名其妙地听从他的安排，刚转到别的小船上，还没坐稳呢，就见他刚才乘坐的御船被敌人的炮火击中，烈火瞬时熊熊燃烧起来。朱元璋不禁大惊失色，从此也就更加的信任刘伯温。
独善其身在朱元璋征战的岁月中，他始终与刘伯温形影不离，即使偶尔分开，也时常写信去向刘伯温询问事情。在辅佐朱元璋夺取天下的过程中，刘伯温料事如神，所以有很多人都把他比喻为诸葛孔明重生。在朱元璋终于成为皇帝之后，刘伯温却推却了朱元璋要他当宰相的美意，也谢绝了朱元璋的赏赐，辞官回乡了。
刘伯温之所以如此小心翼翼，就是因为他在朱元璋身边多年，深知朱元璋的脾气秉性，知道功成之后必遭杀身之祸，所以才一意辞官回乡，闭门隐居，不问世事。果然不出他所料，朱元璋皇帝当了没几天，就开始大杀功臣宿将，刘伯温虽说已经隐退，却仍然受到了怀疑。不过比起那些遭到杀身灭门之祸的功臣来说，他虽受怀疑，但仍可以寿终，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较好的结局了。从和尚到皇帝当过和尚的朱元璋是怎么成了皇帝的呢？
苦难和尚当女婿朱元璋是濠州一个贫苦农民的儿子，年少时给地主放过牛。17岁那一年，淮北闹起旱灾和蝗灾，接着又蔓延起瘟疫。朱元璋的父母及兄弟都相继病死了，只剩下他孤零零的一个人。实在没有办法，只好进皇觉寺当了小和尚。但是不到两个月，寺里也闹起了饥荒，和尚们都被遣散，朱元璋也只好捧着钵盂到各地流浪。这样一晃就是好几年．朱元璋已经从少年长成青年了。
这时各地的农民起义声势浩大，全国没有安静的地方。二十四、五岁的朱元璋看到群雄并起，逐鹿中原，也不再甘心当个行乞化缘的和尚了，这样的乱世，正是英雄辈出的时候，朱元璋开始跃跃欲试了。
正好这时，他的老家濠州城也被起义军占领了，他想就近去投奔这支起义军。濠州城里的义军首领名叫郭子兴，原是定远地方的一个地主，由于经常受到地方官吏的敲诈勒索，积了一肚子怨气，就参加了白莲教。刘福通起义后，他也约了几个朋友，带了几千年轻人，揭竿而起，攻下了濠州城。有一天，他听手下人报告说抓到了一个奸细，就亲自骑马来到了城门，只见捆绑着的是一个年轻的和尚，衣服虽然破破烂烂，但却是身材魁梧，浓眉大眼。郭子兴见了十分喜欢，命人给他松了绑，带回元帅府。这个年轻的和尚就是朱元璋。郭子兴和朱元璋谈过话后，发现他聪明伶俐，又身体强壮，就把他留在了自己身边作亲兵长，还把自己的养女马氏许配给了朱元璋。借着这个姻亲的关系，再加上朱元璋自己作战勇敢，机智过人，他把打仗缴获的物品全部分给部下，受到了士兵的拥护，不久就被提升为镇守和州（今安徽和县）的总兵官。
应天之战通过妻子的帮助和他个人的努力，朱元璋的威信迅速提高，甚至还引起了他的岳父和两个妻兄的猜疑。幸好时间不长，郭子兴和他的两个儿子先后战死，朱元璋就名正言顺的成了这支起义军的领袖。公元1356年，朱元璋率领军队渡过大江，攻占了东南重镇建康（今南京），并将其改名为应天府。
就在朱元璋积极准备向南方发展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强大的对手陈友谅。陈友谅原来是反元义军徐寿辉的部将。后来他杀了徐寿辉，扩充了队伍，自立为王，占有今湖南、湖北、江西等地的大片土地，成为当时南方一个比较强大的割据政权。他认为朱元璋是自己扩大势力的障碍，便率领几万水军，顺江东下，攻打朱元璋所在的应天府。
这时的朱元璋力量已经不同以往，军队人数增多了，内部矛盾也解决了，和他小时候一起放牛的朋友徐达、周德兴这些伙伴都投奔了他，在他身边冲锋陷阵，许多有文化的知识分子也都投靠了他，替他出谋划策。朱元璋的实力大大增强起来。但是面对陈友谅全军动员的大规模挑战，他仍然表现得小心翼翼。新来的谋士刘基（刘伯温）给他出了一个主意，建议他以逸待劳，用诈降计诱敌深入，再聚而歼之。朱元璋听了满心欢喜，与刘基仔细商量后，定下一计。朱元璋的部将康茂才和陈友谅是老相识。朱元璋要康茂才写信给陈友谅，假装投降，做他的内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