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办公室从没惹过任何麻烦，他又不是不知道。我们从未招惹媒体注意，我发布新闻时一向非常小心。
如果记者得知原来应由我的办公室发布的消息，如今将由局长来处理，他们会怎么想？其他人又会怎么想？在弗吉尼亚州四十二年的法医体制里，这种事从来没有发生过。要我闭口会让别人以为我不值得信任，所以不再有权责。
我环顾四周，但没有人直视我。鲍尔斯紧闭嘴唇，视若无睹地研究他的咖啡杯。他拒绝给我一个安慰性的微笑。
埃伯格再度参阅他的笔记。“最糟糕的是艾比·特恩布尔，这不是第一次了。她不是因为闲坐在那里而得奖的。”他转向我，“你们认识吗？”
“她很少越过我秘书那一关。”
“嗯。”他随手翻到另一页。
“她很危险，”坦纳自行发言，“《时报》是全国最大的连锁报之一，他们有自己的通讯网。”
“嗯，无疑，特恩布尔小姐对我们伤害最大。其他记者只是重复她的发现，在广播中把旧闻踢来踢去。”鲍尔斯缓慢地说出意见，“我们要找的，是她从哪里搜到那些消息。除你之外，凯，还有哪些人能碰那些档案？”
“档案副本会送给检察官和警方。”我平铺直叙地说——他与坦纳就是检察官和警方。
“被害人的家属呢？”
“目前他们的家属并未要求看档案，如果他们要求，我会把他们转到你的办公室。”
“保险公司呢？”
“如果他们提出要求。但从第二个案子开始，我要我的办事员除了你的办公室和警方之外，少送资料出去。这些报告是临时性的。我尽量拖延，不让它们流传出去。”
坦纳问：“还有别人吗？制作人口动态统计的？你必须把所有初步验尸记录和解剖数据送给他们，他们通常会往主机上存入这些数据，对不对？”
我吓了一跳，没有立刻回答。坦纳事先绝对做过功课，他没有理由会知道这种日常内部作业程序。
“我们办公电脑化后，就不再送书面报告给人口动态统计。”我说，“他们还是会拿到我们的资料，那是当他们开始写年度报告时——”
坦纳打断了我，他接下来说的话就像一把对准我的枪。
“嗯，那就要看你的电脑了。”他开始随手旋转杯里的咖啡，“我猜你严格限制了对数据库的取用。”
“这是我的下一个问题。”埃伯格低声说道。
时机坏得不能再坏。
我真希望玛格丽特没有告诉我有人侵入了我的电脑。
我陷入恐慌，搜肠刮肚地想该说些什么。如果这些数据没有走漏，凶手也许能早一点就擒，这个有天分的年轻医生可能还会留在人间吗？这无名的“医学方面的消息来源”会不会不是活人，而是我办公室的电脑？
我想这是我这辈子最难堪的时刻。我不得不承认：“虽然我们非常小心，看起来仍有人侵入了我们的数据库。今天我们发现有人在查洛丽·彼得森案子的证据，但并未成功，因为她的数据还没输入电脑。”
好一阵子没有人发言。
我点起一根烟。埃伯格愤怒地瞪着它，然后说：“但前三个案子已经在里面了。”
“是。”
“你确定不是你的属下，或是你某个市区的副手查的数据？”
“我有足够理由相信不是。”
再度沉默。然后他问：“不论是谁侵入的，他可不可能已经干过了？”
“我不能确定是否发生过。我们常常把电脑设在响应模式，所以玛格丽特与我可以在家打入。我们不知道外人如何得知我们的密码。”
“你怎么发现有人侵入的？”坦纳看起来很迷惑，“你今天才发现。如果以前发生过，你应该已经发现了。”
“我的电脑专家之所以会发现是因为刚巧电脑设在回显，屏幕上有指令。不然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
埃伯格眼光一闪，睑变成愤怒的红色。他随手拿起一把景泰蓝裁纸刀，拇指沿着不利的刀锋抹过，似乎抹了很久。“好，”他决定，“我想我们最好去看看你的电脑，弄清楚入侵者可能看过什么样的数据。这不一定就与报纸上的有关，我确定我们会有这样的发现。斯卡佩塔医生，我也想多了解这四件勒杀案。我常被问到很多问题，我需要知道我们的情况到底如何。”
我无助地坐在那里，束手无策。埃伯格在侵犯我的权力范围，把我办公室敏感隐私的业务公开给官僚细察。一想到他一件件研读这些案子，想到他瞪着那些被害女子的相片，我就愤怒得发抖。
“你可以过街去看这些案子，但不可以复印，或是把数据带出我的办公室。”我冷冷地说，“当然，这是为了安全着想。”
“我们现在就去。”他环视两侧，“比尔、诺曼？”
这三个男人站起身，我们鱼贯而出。埃伯格告诉那个接待小姐，今天他不会再回办公室，她的视线若有所盼地跟着鲍尔斯出了门。
第七章
我们站在灿烂的阳光下，等待着在交通高峰时刻抢个空隙过街。没有人说话，我走在他们之前好几步，领他们走到大楼背面。前门现在已经用链条锁上了。
我把他们留在会议室，转身在我桌子一个上锁的抽屉中拿档案。罗丝在隔壁整理文件。已经过了五点，但她还留在那里，这让我感到一丝安慰。她留下来是因为她意识到我居然被叫到埃伯格的办公室去，想必没好事。
当我回到会议室时，那三个男人已将椅子拉在一起。我坐在他们对面，静静地吸烟，沉默着挑衅埃伯格，看他是否胆敢要我离开。他不敢，我就坐着。
一小时过去了。
室内只有纸张翻页的声音，他们低声讨论，交换心得。照片像扑克牌般呈扇形排开。埃伯格忙着以他那拘谨的字体写笔记。有一次好几个案子的卷宗从鲍尔斯的膝盖上滑落，哗啦掉在地毯上。
“我来捡。”坦纳的语气很不热心，他把椅子移到一边。
“我拿到了。”鲍尔斯好像很厌烦似的去捡散落在桌下的纸张。他与坦纳很周到地把所有数据根据案子的号码分类，而我只麻木地旁观。埃伯格则继续忙着记笔记，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我只能度日如年地坐着。
偶尔他们会问我一个问题，但大多数时候他们自顾自讨论，好像我根本不存在。
六点半时我们走进玛格丽特的办公室。我坐在电脑前面先取消了响应模式，出现了可以查档案的屏幕，那片怡人的橘色与蓝色是玛格丽特的设计。埃伯格看了一眼笔记，念出第一个被害人布兰达·史代普的号码。
我打进去，按下查案键，她的档案立刻出现了。
这个案子还包括半打以上彼此相连的图表。他们开始迅速浏览橘色框里的数据，只有当他们要我移到下一页时，才会转过头来看我。
两页之后，我们全都注意到了。
在一项名为“衣物、个人用品等”的栏目之下，描述了与布兰达·史代普的尸体同时运来的物品，包括杀人的套索，斗大的黑字写着“绕在脖子上的黄褐色布带”。
埃伯格向我靠过来，无声地伸出手指划过屏幕。
我打开布兰达·史代普的卷宗，指出这点与我验尸时的口述和之后打下的书面报告不同，那上面的记录是“一双肉色的丝袜绕在她的脖子上”。
“嗯，”埃伯格要我再回想，“去看看急救人员的报告，上面列的是一条黄褐色的布带，对不对？”
我很快找到急救人员的资料。他是对的。那个医护人员在描述见到的情景时，提到被害人的手腕和脚踝被电线绑住，“一条黄褐色像布带的东西”缠绕在她的脖子上。
鲍尔斯好像想帮忙解释：“可能你的办事员在打字时曾看到这项记录，所以错把布带打了进去…换句话说，她没有注意到这与你口述的验尸报告不一致。”
“很不可能。”我不同意，“我的办事员知道应只从验尸报告、检验报告与死亡证明上摘取资料。”
“但不是全无可能，”埃伯格说，“因为有人提起这条布带，而它也在记录上。”
“当然不无可能。”
“那么说不定，”坦纳下了结论，“报上所提到的布带出自你的电脑。可能有记者侵入你的数据库，或是找高手帮忙。他的报告之所以不正确，是因为他看了你办公室里不正确的数据。”
“他也可能从记录这条布带的医护人员那里得到了消息。”我反击道。
埃伯格离开电脑，冷冷地说：“我想你会采取行动确保你办公室数据的安全。叫那管电脑的更改密码，或采取任何必要措施，斯卡佩塔医生。至于这件事，我等着你的书面报告。”
他走向门口，步子只慢到够吩咐我：“副本送到各有关部门，然后我们再看看是不是需要采取下一步骤。”
他说完就离开了，坦纳跟在后面。
当所有办法都无法振奋精神时，我会开始做菜。
有些人在一天不顺利后会去打网球，或慢跑到关节都成为碎片。我有一个住在珊瑚角的朋友，她不顺心时会带着折椅逃到海边，用阳光和略带色情、与她专业形象不符的爱情小说来消除压力——她是一个地区法官。我认识的很多警察则在他们同业聚集的酒吧里借啤酒浇愁。
我一向不善运动，附近也没有很好的海滩，而喝醉酒从来无法解决任何问题。大多数时候我没有时间享受烹饪的乐趣，虽然不是独独钟爱意大利菜，但烧意大利菜我最为拿手。
“用刨子最细的那一面。”我在哗啦的流水声中对露西说。
“但它好硬。”她很受挫地抱怨。
“这种陈年的意大利帕梅森奶酪是很硬。小心手指关节，知道吗？”
我洗好青椒、蘑菇和洋葱，沥干水放在砧板上。炉上炖的是去年夏天用汉诺瓦番茄、罗勒、牛至和几瓣压碎的大蒜等做成的酱汁。我总是在冷冻库里存放好多，就是为了能在这样的情况下派上用场。卢甘尼佳香肠在纸巾上沥油，旁边同样在沥油的是炒过的碎牛肉。高筋面团在料理台上的一块湿布下发酵，碗里装的则是纽约制的全脂莫索里拉奶酪，已经掰成小块，仍泡在原来的盐水里，这是从西大道我喜欢的一家小食店买的。室温下的奶酪同奶油一样软，融化后则滑滑的，口感极佳。
“妈总是买盒装的，然后加上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露西喘不过气来，“或是买那种超市做好的。”
“太糟了！”我回道，我是认真的。“她怎么可以买那种东西？”我开始切菜，“你外婆宁可让我们饿死也不会给我们吃那些。”
我妹妹一向不喜欢做菜，我从来不了解为什么。我们成长过程中一些最快乐的时刻是在饭桌旁度过的。父亲还没生病时，总是坐在饭桌上座，郑重其事地在我们的盘子里放上一大团冒着蒸气的面条，星期五则是特别的菜肉煎饼。不论我们有多穷，家里总有很多食物与酒。当我放学回家时，厨房里传来的香味和烧菜的声音，总让我非常快乐。
露西完全没有这样的经验真是悲哀，多么违反我们家的传统！我相信她放学后，大多数时候会回到一所安静的、没人照顾的房子，不到最后一分钟，麻烦得要命的晚饭绝不会上臬。我妹妹不应做母亲，也不该是意大利人。
我双手涂了橄榄油，开始擀面，用力地擀，直到手臂发酸。
“你能像电视上那样旋转面团吗？”露西停下手边的事，睁大眼睛看着我。
我表演给她看。
“哇！”
“并没有那样难。”面团逐渐在我的拳头上变薄变大，“秘诀是你的手指要收起来，不然就会戳破。”
“让我来做嘛。”
“你还没有把那些奶酪刨成细丝。”我假装很严肃地说。
“拜托嘛…”
她跳下小凳子，走向我。我把她的手放在我的手里，浸满橄榄油，然后握成拳头。我惊讶地发现她的手几乎同我的一样大。当年她还是婴儿时，手不过胡桃大小。我记得当我去看他们时，她伸出手来碰我，抓住我的食指对我微笑，一种奇怪但温暖开心的感觉从我的胸口扩散开来。我把面团挂在露西的拳头上，笨手笨脚地帮她转动。
“越来越大了，”她叫道，“好棒啊！”
“面团会变大是因为离心力的缘故…这跟以前人做玻璃的方法相似。就是那种里面有波浪的老玻璃，看过吗？”
她点头。
“玻璃可慢慢旋转成一个大而扁的平面——”
车道的小石子路在轮胎的辗压下发出细碎的声响，我们同时抬起头，一辆白色奥迪开了进来，露西的心情立刻低落。
“噢，”她不高兴地说，“他来了。”
比尔·鲍尔斯从乘客座上拿起两瓶酒，开了车门走出来。
“你会很喜欢他的。”我熟练地把面团放进一个深烤盘，“他很想见你，露西。”
“他是你的男朋友？”
我洗手。“只是一块玩玩，而且我们在一起做事。”
“他没结婚？”她看着他通过走道走向前门。
“他太太去年死了。”
“噢。”她停了片刻，“怎么死的？”
我亲了亲她的头顶，走出厨房去开门。现在不是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不确定露西会如何反应。
“你复原了吗？”比尔微笑着轻轻吻我。
我关起门。“稍微好了点。”
“等你喝了几杯这种灵液后保证全好了。”他提起那两瓶酒，好像它们是珍奇的猎物，“这是我的珍藏，你会喜欢的。”
我碰碰他的手臂，他跟我走进厨房。
露西站在小凳上，再度刨起奶酪，背对着我们。我们走进来时，她甚至没有转头看一眼。
“露西。”
她还在磨。
“露西，”我带着比尔走向她，“这是鲍尔斯先生。比尔，这是我的外甥女。”
她很不情愿地停下来直视我。“我擦到手指关节了，姨妈。你看。”她抬起左手，一个关节有点出血。
“噢，来，我去拿绷带…”
“有些血在奶酪里。”她说下去，忽然间好像要哭出来。
“我想我们需要叫辆救护车。”比尔宣布。他大出露西意料之外地一把将她从小凳上抱起，手臂挽着她的大腿。“丁零…丁零…”他一边抱着她走到水槽边，一边大叫，好像在发警报。“三一六，有紧急情况…有个可爱的小女孩关节在流血。”他似乎在同一个调度员说话，“请斯卡佩塔医生准备好绷带…”
露西咯咯发笑，乐不可支，一时间忘记了关节，一脸爱慕地看着比尔打开酒瓶的软木塞。
“你要让它呼吸一下，”他温和地解释给她听，“唔，一个小时后喝就会比较顺口。酒像人生其他事情一样，随着时间流逝越变越温醇。”
“我可以喝一点吗？”
“嗯，”他故意很严肃地说，“只要你姨妈说好，我就没问题。不过我们不希望你喝醉了。”
我静静地做比萨，先在面饼上涂汁，然后放上肉、蔬菜和帕梅森奶酪，最上层是莫索里拉奶酪碎块。我把比萨滑进烤箱，不一会儿厨房里就弥漫着浓郁的蒜香。我忙着做色拉，摆刀叉，露西与比尔在一旁谈笑。
我们很晚才吃饭，露西喝了那杯酒反倒是件好事。等我收拾桌子时，她的眼睛已经快要闭起来。虽然她不愿意对比尔说晚安，但她是该上床睡觉了。比尔完全赢得了她的心。
“实在令人意外。”送她上床后，我对比尔说，我们坐在厨房的桌边闲聊。“真不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原先我很担心她的反应…”
“你以为她会把我当对手。”他笑了笑。
“我们这样说吧，她妈妈来来去去的男朋友不知有多少。”
“所以她没有多少时间给女儿。”他在我们的杯子里再添了酒。
“这样说还算好听的了。”
“太不幸了。她很特别，聪明得不得了。”他慢慢啜酒，又加了一句，“你上班的时候她整天在家做什么？”
“柏莎在这里。大部分时间露西在我的书房里玩电脑。”
“玩游戏？”
“很少。我想她对电脑比我懂的更多。我上次同她谈电脑时，她在用Basic写程序，重组我的数据库。”
他开始审视酒杯，然后问道：“你家里的电脑能联机到办公室吗？”
“不要乱猜。”
“嗯，”他看着我，“如果是这样，对你反而好。或许这是我心里的期望。”
“露西不会做这种事，”我有点激动地说，“如果是真的，又对我有什么好处？”
“与其是记者，不如是你十岁大的外甥女。埃伯格会放过你的。”
“他绝不会。”我尖锐地说。
“不错，”他面无表情地说，“他早上爬起床的理由就是要找你麻烦。”
“老实说，我也开始这么想了。”
埃伯格接获任命时，正好碰到里士满的黑人社团公开抗议警方只关心白人遇害的凶杀案。不久，一个黑人市议员在自己的车内被杀。我猜，埃伯格与市长认为第二天不事先宣布就出现在停尸间是一个开展公关的大好机会。
如果埃伯格看我验尸时问我问题，或索性闭口不乱说话，就不会闹得这么难看。但他那医生与政客的双重身份，让他在我办公室大楼外对等待的记者很肯定地表示，那名市议员胸部“伤口散布的情形”表明“有霰弹枪在近距离射击”。稍后当记者问我时，我以最婉转的方式说明，所谓的散布的伤口，其实是急救人员在锁骨下的血管里插进大针去输血的结果，市议员的致命伤是一把小口径手枪射人后脑造成的。
埃伯格的漏洞让记者鸡飞狗跳地兴奋了一天。
“问题是他的本行是医生，”我对比尔说，“他只知其一，却觉得自己够格当法医了，而且比我更在行。事实上，他常说些屁话。”
“但你不该指出来。”
“那我该怎么办？同意他的话，让别人以为我和他一样无能？”
“简单地说，这是出于工作上的忌妒，”他耸耸肩，“经常发生。”
“我不知道原因到底出在哪里。你要如何解释这些事？人的感觉和所做的事大半都没什么道理。谁知道，说不定他看到我就想到他母亲。”
我的怒火不断攀升，从他睑上的表情，我发觉自己正怒目瞪他。
“嗨，”他举手抗议，“不要怪我，我又没做什么事。”
“今天下午你在那里，对不对？”
“你期望什么？我应该告诉埃伯格与坦纳我不能去开会，因为我们在一起？”
“当然你不能告诉他们这个，”我悲哀地说，“但说不定我希望你能这么说，或许我还希望你打扁埃伯格，或诸如此类的。”
“这主意不错，但我不觉得这对我下次竞选会有任何帮助，何况你可能会让我在监狱里待得发烂，也不保我出来。”
“那就看保释金要多少了。”
“屁。”
“为什么你不告诉我？”
“告诉你什么？”
“告诉我你们要开会。昨天你一定就知道了，说不定更早。”我说，“所以你周末才没有给我打电话！”我尽力控制住自己，目光炯炯地逼视他。
他又开始研究酒杯，停了一会儿后才说：“我看不出告诉你有任何好处，只会让你更担忧，而且我的印象是这个会议只是做个样子，徒具形式。”
“徒具形式？”我难以置信地看着他，“埃伯格差点没掐死我，他花了大半个下午颠覆我的办公室，这还叫徒具形式？”
“我想他这么做是因为你告诉他有人侵入你的电脑，凯。昨天我并不知道这回事。见鬼，昨天你也不知道。”
“我明白了。”我冷冷地说，“我不说之前，没有一个人知道。”
沉默。
“你什么意思？”
“这种巧合未免太惊人了，就在他找我去的几个小时前，我们发现电脑被人侵入。我有种奇怪的感觉，说不定他知道…”
“说不定他是知道。”
“你这样说可真有安慰作用。”
“这不过是猜测。”他从容地继续。“就算你去埃伯格办公室时，他已经知道电脑出了问题，又如何？说不定有人说出来了——比如你的电脑分析师，然后那些话飘上了二十四层楼。”他耸耸肩，“只是让他多一件烦心事，对吗？你并没有摔个跟头，因为你够聪明，你并没有掩饰。”
“我一向说真话。”
“那可不一定，”他顽皮地说，“你对别人假装我们俩之间没什么——你从来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