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我被激怒了，“没有别的话好说？”
“没。只有一句，最近你一定火烧屁股。埃伯格知道吗？”
“他知道。”
“我猜坦纳也知道。”
“不错。”
“哼，这可以解释好几件事。”
“比如？”我立刻惊慌起来，马里诺显然也看了出来。“比如什么？”
他没有回答。
“到底什么事？”我追问道。
他缓缓打量了我一会儿。“你真想知道？”
“我最好知道。”我平稳的声音掩饰了焦虑，那种焦虑正升级为恐慌。
“嗯，我这样说吧。如果坦纳知道今天下午你和我像这样一起开车出来谈话，他可能会把我撤职。”
我难以置信地瞪着他。“你说什么？”
“唔，今早我在总部碰到他，他把我叫到—边，对我说他和另一些高层人士要防堵消息走漏，要我保证绝口不谈这些案子。这种事哪需要他告诉我。他还说了些当时听不出有什么道理的话。重要的是我被禁止再告诉你的办公室——意思是你——任何办案进展。”
“什么——”
“像调查怎么进行、我们的想法是什么等，都不该知会你。坦纳的命令是我们从你那里拿验尸报告，但即便你问现在是几点钟我们都无可奉告。他说有太多消息到处乱传，唯一制止的办法，是除了我们这些没有资料不能办事的人之外，不能将信息告诉任何人。”
“没错，”我抢白道，“也包括我。这些案子在我的工作权限范围之内，是否忽然间所有的人都忘了这一点？”
“嗨，”他平静地说，瞪着我，“我们不是坐在这里谈吗？”
“对，”我平静了点。“是。”
“我？我不在乎坦纳说什么。说不定他只是被你的电脑纰漏惹火了，不希望警方把敏感的消息给法医的走漏新闻专线。”
“请你…”
“说不定还有其他理由。”他自顾自喃喃低语。
不论是什么，他并没打算告诉我。
他粗鲁地换挡开车，我们驶向河边，往南去柏克莱低地。
接下来的十分钟、十五分钟、二十分钟——我没注意时间——我们一句话也没有说。我在难堪的沉默中静坐，看着窗外的景物飞逝。我似乎成了残酷笑话的取笑对象，又好像有个除我之外尽人皆知的故事在流传。那种被隔离的感觉令我难以忍受，而深刻的恐惧动摇了我的判断力、敏锐度和理性。我不再有信心。
只不过几天前我还前途光明，现在却一片阴霾。消息走漏的罪名归到我的办公室头上。我企图将办公室现代化的结果是损坏了我一向维持的高度私密性。
就连比尔也不再确定我的可信度，现在警察又奉命不再给我消息，看样子他们不把我坐实成所有凶杀案的代罪羔羊绝不罢休。埃伯格即便不直截了当地炒我鱿鱼，也会慢慢将我踢开。他别无选择。
马里诺在看我。
我几乎没有注意到他停了下来。
“离那里有多远？”我问。
“哪里？”
“离我们刚才去的地方，塞西尔的家。”
“七点四英里。”他看都没看里程表就脱口回答。
在目前的光线下，我几乎没有认出这是洛丽·彼得森的房子。
她的家看起来空荡荡的，没人住，也没人照顾。阴影下的白色墙面有些脏，灰蓝色的木板窗一片阴沉。前面窗户下的百合花被践踏在地，可能是警察在那里仔细搜查每寸土地寻找证据的结果。门口还留有一圈围住犯罪现场的黄色警戒线，过长的草地里有一个啤酒罐，可能是有人随手把它丢出了车外。
她的房子是那种整齐、普通的标准美国中产阶级住宅，在每一个小城或小区都有。人们买第一栋房子时常会选择这样的，然后搬走，晚年时又回到原点。住在这里的人多为年轻的上班族、年轻夫妇，和那些子女长大离家、退休后搬回来的老人。
她的房子几乎与我在巴尔的摩念医学院时租的那栋白色墙面的房子一模一样。我当时也像洛丽·彼得森一样，对居住的环境毫不关心。我一早就出门，通常要到第二天晚上才回家。我的生活局限在书、实验室、考试与轮值中，并为如何保持体力与精神以熬过这种日子而伤脑筋。我永远不会想到，就像洛丽不会想到，一个陌生人会决定取走我的生命。
“嗨…”
我忽然警醒到马里诺在对我说话。
他好奇地问道：“你还好吧，大夫？”
“很抱歉。我没注意你说了什么。”
“我刚才问你在想什么。你知道，现在你脑子里有一张地图。你觉得怎样？”
我不经意地回答：“我想她们的死与她们住的地方一点关系也没有。”
他不置可否，接着拿起对讲机，告诉警察局调度员他要下班了。我们的观光到此结束。
“十，四，七，十，”那傲慢的声音传回来。“十八，四十，五小时，注意你眼里的阳光，明天同样时间他们将要播放我们的歌…”
我猜他指的是警笛、枪火和人们撞成一团。
马里诺闷哼一声。“我刚出道时，局里顶多给你声招呼，哪有现在这一套。”
我微微闭眼，按摩着太阳穴。
第九章
我开车回家时，一轮明月挂在树梢。
茂密的枝叶在路边投射出移动的黑影，掺杂云母碎石的路面在我的车前灯下反射出点点光芒。空气清新且温暖宜人，是打开车顶或车窗的最好时候。但我的车门却上了锁，车窗紧闭，空调调在微风。
以往这样的夜晚会令我觉得很迷人，但现在只让我不安。
白天看到的景象如月光般还在我的眼前。它们跟定我，不让我走。我看遍那四幢在不同区域的房子，每幢房子都不起眼。他怎么选的？为什么？我确信这绝不是随机发生的，这些案子一定有相关之处。我不断思索那些存在于尸体上的发亮物质。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我坚信那些发光的物质联结起了他与被害人。
我的直觉到此为止，再试着往下想，脑子就一片空白。那些发光的物质会引导我们找到他住的地方吗？这会与他的职业或喜欢的休闲娱乐有关，使他得以接触他的猎物？或者会更奇怪，遗留下来的物质其实是从那些女人身上来的？
说不定这是每个被害人家里都有的东西，甚至来自她们身上或工作场所，也可能来自每个女人向他购买的东西。天知道到底来自何方。我们不能检验房子中、办公室里或被害人常去地方的所有东西，特别是我们不知道到底在找什么。
我将车转进自家车道。
车还没停稳，柏莎便打开了前门。她站在门前刺眼的灯光下，手搭在臀部，手腕上钩着皮包。我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她急着要走。我不敢想象露西今天的表现。
“嗯？”我进门就问。
柏莎开始摇头。“很槽，凯医生。那小孩。噢！不知道怎么搞的。她今天很坏。”
我精疲力竭，无以为继，而露西的情形也是每况愈下。总之，这是我的错，我没处理好，或者说，我根本不该那样对待她。
我对待成人可以粗率直接，无所顾忌，但我不习惯这样对小孩。我没有问她电脑遭入侵的问题，连提都没提。星期一晚上比尔离开我家后，我便把调制解调器收起来，藏到楼上衣橱里。
我的想法是露西会以为我拿去修理了，说不定她根本不会发现。昨天晚上她完全没有提到调制解调器不见了，但我注意到她没看我放的录像带，她在看我，眼睛流露出受伤的神情。
我做的事完全合乎逻辑。如果侵入我办公室电脑的人居然是露西，我把调制解调器拿走后她就不可能再做，而我也不需要当面指出来，弄得很难堪，给这次来访留下不美好的回忆。反过来说，如果侵入的情形再次发生，那就可以证明不是露西干的。
话虽如此，但我知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以理性为基础，就像玫瑰不是用辩论来灌溉。我知道，隐藏在知识与理性之下的，是一颗不惜牺牲他人利益以保护自己的心。
聪明反被聪明误，我其实笨到极点。
我记起了童年。母亲坐在我床边回答有关父亲的问题，我多痛恨她和我玩这种游戏：首先因为有只“虫子”进入他的“血液”，所以他常常生病；或他必须忍受“某些有色人种”或“古巴人”带着疾病到他的杂货店；或“他工作太累，所以累垮了”。全部都是谎言。
我父亲有慢性淋巴性白血病，我上小学之前就已确诊。但一直到我十二岁，他的病情到了第三阶段的贫血时，我才知道他快死了。
我们欺骗小孩，虽然我们在他们的年纪时就已经不相信别人告诉我们的谎言，但我们还是照骗不误。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这样做。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对待露西，她像成人一样敏锐。
八点半时我们坐在厨房的桌子旁。她拿着调羹搅奶昔，我在喝一杯我亟需的威士忌。她的态度完全变了，这让我觉得不安，我的神经越来越紧张。
她连和我吵架的兴致都没了，我不在家所引发的愤怒与不满也消失无踪。我无法让她高兴起来，即使告诉她比尔可能有时间过来跟她说声晚安也毫无效果。她兴致全无，一动不动，完全没有反应。她根本看都不看我一眼。
“你好像病了。”她终于低声说。
“你怎么知道？我回家后你还没看过我一眼。”
“你就是看起来生病了。”
“噢，我没有生病，”我告诉她，“只是非常疲倦。”
“妈妈累的时候，看起来并不像在生病。”她好像在控诉我，“只有当她跟罗夫吵架时才会像生病。我恨罗夫，他是个笨瓜。他来家里的时候，我要他折纸，因为我知道他不会。他是个蠢蛋、屎头。”
我没因为她说脏话而责备她，我一句话也没说。
“所以，”她追问道，“你和罗夫吵架了？”
“我不认识什么罗夫。”
“噢。”她皱皱眉，“我敢打睹鲍尔斯先生在生你的气。”
“我不觉得。”
“我打赌一定是。他生气是因为我在这里——”
“露西！别胡说。比尔很喜欢你。”
“哈！他生气了，因为我在这里，他就不能做那件事。”
“露西…”我发出警告声。
“我说得没错。哈！因为他无法脱裤子。”
“露西！”我严厉地说，“立刻停止！”
她终于正视我，她眼睛里的愤怒让我震惊。“我就知道！”她恶毒地笑，“而且你也希望我不在这里，免得碍着你们。哼，我才不在乎。妈妈和她的男友还不是照睡他们的觉，我才懒得理。”
“我不是你妈！”
她的下唇颤抖着，好像我打了她。“我从来没说你是，也不想要你当我妈！我恨你！”
我们两人都僵坐不动。
我一时惊住了，我不记得有人说他恨我，即便他真的恨我。
“露西，”我艰难地开口，胃像拳头般揪成一团，我觉得自己快病倒了，“我不是那个意思。我要说的是我不像你母亲，明白吗？我们非常不同，一向都没什么相同的地方。但这并不表示我不关心你。”
她没有反应。
“我知道你不是真的恨我。”
她仍像石头一样沉默。
我呆呆地起身再去倒酒。她当然不恨我。小孩常常说那样的话，但他们并不是当真的。我试着回想，我从来没有告诉母亲我恨她，但我想我是偷偷恨她，至少小时候如此，因为那些谎言。在我失去父亲的同时，我也失去了她。她全副心思都放在他的垂死和疾病上，多萝茜与我没有得到她的关爱。
我欺骗了露西。我也心有所属，只不过不是为了垂死的人，而是那些已死去的人。每一天我都为公理而战，但对一个觉得没人疼爱的小女孩来说，公理在哪里？上帝，露西并不恨我，但如果她真恨我，或许我也不能怪她。我回到桌边，小心翼翼地提出那个本不想碰的话题。
“我想我看起来很忧虑的原因是我确实在担忧。露西，你看，有人侵入了我的电脑。”
她安静地等待。
我啜了口酒。“我不确定那个人是否看到了任何重要资料，但如果我知道是怎么发生的，是谁做的，我会放心很多。”
她还是没说什么。
我只有再逼一步。
“如果不能彻查出来，我可能会有麻烦。”
这句话似乎引起了她的警觉。
“因为，”我平静地解释，“我办公室的资料很敏感，市政府与州政府里的大官对部分资料流落到报社那里十分关切。有些人担心那些资料可能是从我办公室的电脑泄露出去的。”
“噢。”
“如果有记者侵入，比如说——”
“什么资料？”她问。
“最近的案子。”
“那个被杀的女医生？”
我点点头。
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阴郁地说：“所以调制解调器才会不见了，对不对，姨妈？你拿走了，因为你认为我做了坏事。”
“我不认为你会做坏事，露西。如果你进入我办公室的电脑，我知道你不是要做坏事。我不会因为你的好奇而怪你。”
她抬头看我，眼里蓄满了泪水。“你拿走了调制解调器，表示你不再信任我。”
我不知道应如何反应。我不能骗她，但如果说真话，就等于承认我不完全信任她。
露西没心情再喝奶昔。她咬住下唇，静坐不动，眼睛向下瞪着桌面。
“我是拿走了调制解调器，因为我不知道是不是你做的。”我决定实话实说，“是我不对，我应该直接问你。但也许我感到伤心，因为你可能破坏了我们间的信任。”
她静静地看了我好一会儿。很奇怪，她似乎因此而心情好转，她几乎很快乐地问：“你的意思是，如果我做了坏事，你会伤心？”好像这样给了她某种她渴求的权利。
“是的。因为我很爱你，露西。”我说，我想这是我第一次这样明白地告诉她，“我不想伤害你，就像你也不想伤害我。我很抱歉。”
“没关系。”
她搅动奶昔，发出清脆的碰撞声，她高兴地宣称：“我知道你藏起来了。你瞒不过我，姨妈，我看到在你的衣柜里。柏莎做午饭时我找到了。它跟你的点三八口径的枪放在衣柜同一层。”
“你怎么知道那是把点三八？”我脱口而出。
“因为安迪也有一把。他是罗夫之前那一个。安迪的点三八挂在腰带上，就在这里。”她指指腰部，“他有间当铺，所以总是带把枪。他给我看他的枪，还告诉我怎么用。不过他先拿走所有的子弹，然后让我打电视。砰！砰！好神噢！砰！砰！”她的手指射向冰箱，“我比较喜欢他，但妈妈大概对他厌倦了。”
我明天要把她送回这样的家？我开始教她有关手枪的常识，告诉她手枪不是玩具，会伤人的。此时电话铃响了。
“噢，啊，”我起身时露西想起些什么，“你回家前外婆打过电话，打了两次。”
现在她是我最不想与之交谈的人。不论我多么善于隐藏情绪，她总是能立刻道破，而且紧逼不放。
“你好像很沮丧。”我们还没说两句，她就这样说。
“我只是很累。”我又用了这一招。
我仿佛看到她就在我面前，像往常一样坐在床上，背后垫了好几个枕头，电视开在低声。我的发色遗传自父亲，我母亲却是深黑发，现已变白的头发柔和地衬托出她的圆脸，厚厚的眼镜遮住了一双棕色的大眼睛。
“你当然累了。”她开始了，“你整天都在工作。那些里士满的恐怖案子，昨天也上了<先驱报》，凯。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这样惊奇过。今天马蒂耐斯太太带报纸来的时候我才看到。我已经有一阵子没订星期天的报纸了，那么多的夹页、优惠券和广告，厚厚的一大叠，太烦人。报上有你的照片，所以马蒂耐斯太太才带给我看。”
我闷哼了一声。
“也不能算是认出你来，因为是在晚上，照得不清楚，但下面有你的名字，所以当然是你。也没戴顶帽子，凯。看起来当时在下雨，湿漉漉的天气真差，而你连顶帽子也不戴。枉费我替你织了那么多帽子，我可是怕你得肺炎才帮你织帽子，你却根本懒得戴——”
“妈…”
她继续。
“妈！”
我无法忍受，今天更不成。即使我像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般干练，我妈还是把我当成五岁小孩，呆头呆脑地不知道如何应付雨天。
接下来是一连串问话，看我有没有好好吃，睡眠充不充分。
我突然打断她。“多萝茜好不好？”
她迟疑了一下。“嗯，我就是为这个打电话给你。”
我急忙找张椅子坐下。我母亲的声音提高了八度，她告诉我多萝茜飞到内华达州去结婚。
“为什么要去内华达州？”我愚蠢地问。
“你说，为什么你唯一的妹妹碰到这个只在电话里交谈过的作家，就突然在机场打电话给她母亲，说她要去内华达州结婚？你告诉我，为什么我女儿会做出这样的事，真让人以为她的脑子都是糨糊…”
“哪种作家？”我看了露西一眼，她正看着我，脸色苍白。
“我不知道。她说他是画画的，我猜他替她的书画插画，几天前他们在迈阿密开会，当面讨论她正在写的书。别问我。他叫贾克柏·布兰克，犹太人，我知道他是，虽然多萝茜不肯说。为什么她会告诉她母亲，她要跟一个我从来没见过、年纪又大她一倍，画小孩图画的犹太人结婚？”
我可没有问她。
在又一次家庭危机中送露西回家是不可能的。每当多萝茜非得出城去参加编辑会议，从事资料收集，或去参加那些她一去就流连忘返的演讲时，露西就得延后回她母亲那里。她不得不留在外祖母家，直到那游荡的作家终于回家。是不是就因为我们容忍了她这种行为，所以她越来越不负责任，或许连露西也接受了。但私奔？上帝！
“她没说什么时候回来吗？”我背对着露西，压低声音问。
“什么？”我母亲大声说道，“这像什么话？她居然敢告诉她妈妈这种事！噢！她的老毛病又来了，凯！他的年纪是她的两倍！阿曼也差不多大，你看发生了什么事！露西还没大到可以骑脚踏车，他就在游泳池边死了。”
我费了好一番功夫才使她平静下来。我挂上电话，准备面对残局。
我想不出要怎么说会听起来好一点。“你妈妈要离开一阵子，露西。她刚和布兰克先生结婚，他是着她的书画插画的…”
她仍旧像尊雕像动也不动。我伸出手臂抱住她。
“他们目前在内华达…”
椅子往后一翻，跌落在墙边。她挣开我，奔进她的房间。
我妹妹怎么可以对露西做出这种事？这次我一定不会原谅她。她嫁给阿曼已经够糟了，当时她刚满十八岁。我们警告她，想尽办法劝她。他只能算勉强会说英语，老到可以做她父亲，而且我们觉得他的财富、奔驰车、劳力士金表与海边的别墅都很可疑。像很多神秘出现在迈阿密的人一样，他的奢华做派没有合理的解释。
该死的多萝茜。她熟悉我的工作，知道我工作的压力有多大。由于这些案子，我对露西来我这里很迟疑，这点她也很清楚！只不过计划早已确定，而且多萝茜很迷人地说服了我。
“如果实在不方便的话，凯，你可以送她回来，我们再作打算。”她甜甜地说，“真的，她好希望去啊！最近她开口闭口都在说这个。她好喜欢你，我从没见过这样的英雄崇拜。”
露西僵硬地坐在床边，瞪着地板。
我帮她换睡衣时，“我希望他们的飞机掉下来”是她唯一说的话。
“你不是这个意思，露西。”我拉平她下巴下印着雏菊的衣领，“你可以留下来同我住一段时间。这不是很好吗？”
她双目紧闭，脸孔转向墙壁。
我的舌头好像打了结，没有任何话可以减轻她的痛苦。我无助地坐在那里看了她一会儿，接着我迟疑地走近她并抚摸她的背，她的痛苦逐渐舒缓，终于开始发出睡眠时正常的呼吸声。我亲亲她的头顶，悄悄关上门。还没走回厨房，我就听到比尔开车进来的声音。
没等他按门铃我便打开了门。
“露西睡了。”我轻轻说。
“噢，”他顽皮地轻声回道，“真是太不幸了，看来我不值得她等待——”
他随着我惊恐的目光转向街道。一辆汽车的大灯照亮了前门，但随即关掉。这辆陌生的车先是突然停住，现在又加速后退，低吼的引擎声划破寂静。
车子在树后转头，飞快离去，辗得路上的砂石噼啪作响。
“有人要来？”比尔瞪着黑暗，低声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