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里诺问：“你注意到高速公路离这里还不到一英里吗？”
“不错。在你开进这个小区前，有家超市在路角，”我回忆，“如果他是走着来的，他可以把车停在那里。”
他莫测高深地回答：“嗯，那家超市深夜并不开门。”
我点了根烟，想到一句谚语：一个好警探必须能设想罪犯如何犯案。
“你会怎么做？”我问，“如果是你。”
“如果我是什么？”
“如果你是凶手。”
“要看我是那个艺术家杀手马特·彼得森，还是那种迷上了跟踪女人，然后勒杀她们的普通精神病人。”
“后面那种，”我平和地说，“我们假设是后面那一种。”
他毫不客气地对我发出嘲弄的大笑：“你错了，大夫。你不该问有什么不同，因为不会有什么不同。我要说的，是不论我属于哪一类型，基本上都会做相同的事——不论我正常时候的身份和职业是什么，当我要去杀人时，所做的事和其他凶手没什么两样。医生、律师、印第安酋长全会做同样的事。”
“继续说。”
“首先，我看到她，在某处和她有某种接触。说不定我去她家，卖东西或送花。当她来应门时，那个在我脑子里的小声音说‘就是她’。说不定我在她家附近做工，看到她独自来去就选上她。我可能花整个星期跟踪她，熟悉她的习惯，对她了解得越多越好，像哪盏灯亮表示她起床，哪盏灯熄表示她睡觉，她的车是什么样子等等。”
“为什么选她？”我问，“为什么在全世界的女人里偏偏选上她？”
他想了一下。“她引发了我某种情绪。”
“因为长相？”
他仍在想。“说不定，也可能是她的态度。她是职业妇女，有不错的房子，这表示她足够聪明，能有不错的收入。有些职业妇女很傲慢，搞不好我不喜欢她对待我的方式，或者她侮辱了我的男性尊严，像是我配不上她。”
“所有被害人都是职业女性，”我加了一句，“但大部分独住的女人都有份工作。”
“没错。而且我知道她独住，因为我会确认这一点，或以为我确定。我要去整她，让她知道谁才是老大。周末到了，我想好好干一票，所以过了半夜我上了车。我已经查过那个区域，全部计划好了。嘿，我可以把车放在超市的停车场，问题是那时超市已经关门，停车场空荡荡的，我的车放在那里太醒目了。跟超市同一个角落刚好有家加油站，我大概会把车放在那里。为什么？因为那个加油站十点关门后，还有待修的车停在那里，没有人会多想，就是警察也不会生疑，他们才是我该担心的人。要不然有些巡逻的警察看到有辆车放在空荡荡的停车场上，可能会去查车主是谁。”
他描述作案行动中每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细节。他身穿深色衣服，走入街道的阴影处。他走到目的地时开始亢奋起来。他可能不知道她的名字，但能确定她在家。她的车停在车道上。除了门廊的灯，所有的灯都熄了，她在睡觉。
他并不急于动手，而是先躲在外面观察四周的情势，确定没有人看到他，然后才走到屋后。来到这里他开始感到有信心了。从街道上看不到他，下一条街的房子在一英亩之外，所有的灯都熄了，没有任何动静。房子后面一片黑暗。
他悄悄走向窗子，立刻注意到有一扇开着。只要拿刀戳破纱窗，很轻松就可以打开里而的栓子。几秒钟后，纱窗掉在草地上。他打开窗，把自己撑起来，一眼看到黑暗中厨房用具的形状。
“进屋后，”马里诺说，“我静静站在那里注意听，确定没有任何声音之后，我满意了。我找到走廊，开始找她睡的房间。这么小的房子，”他耸了耸肩，“不会有多少可能性。我立刻发现她的卧室，并听出她在里面睡觉。现在我把脸蒙了起来，比如说，用滑雪的面罩…”
“为什么多此一举？”我问，“她不可能活到指证你的时候。”
“头发。嗨，我又不笨。说不定我就是拿法理科学书当成床头读物，也还记得警察如何采集证据。我才不会让人有机会在她身上、身旁找到我的头发。”
“如果你这么聪明，”现在换我嘲弄了，“为什么不担心DNA证据？难道你不看报？”
“哼，我才不会戴那鬼套子。而且我太聪明了，不会蠢得让你锁定我为嫌犯。不是嫌犯就不能作比较，而你那一套DNA说法根本不值一毛钱。头发更有个人特质。你知道，我可不想让你发现我是白是黑，金发还是红发。”
“指纹呢？”
他微笑。“手套，宝贝。就像你检查我的被害人时戴的一样。”
“马特·彼得森没戴手套。如果他戴了，就不会在他太太身上留下指纹。”
马里诺轻易地回答：“如果马特是凶手，他不需要担心在自己的房子里留下指纹。无论如何，他的指纹到处都是。”他停顿了一下。“如果他是凶手。实际情况是我们在找个畜生，而马特就是。事实上，他还不是唯一的…每个树丛后都有一个。老实说，我实在不知道是谁杀了他太太。”
我又看到在梦中出现的脸，没有五官的白脸，透过挡风玻璃照进来的阳光暖洋洋的，但我似乎暖不过来。
他在继续：“接下来的事和你想象的差不多。我不会去惊吓她，我会轻轻走到她床边，一手盖住她的嘴，刀尖对着她喉咙。她醒了过来。我大概不会带枪，因为她如果挣扎夺枪，我可能会被打中，或者我还没机会干她，她就先把我解决了。照事先的计划做对我来说非常重要，不然会非常不顺，而且我可不愿意冒有人听到枪声后去报警的风险。”
“你会不会对她说话？”我清了清喉咙，问。
“我会低声说话，告诉她如果她喊叫，我会立刻杀死她。我会一遍又一遍这样告诉她。”
“还有没有别的？你还会对她说什么？”
“可能没了。”
他换挡掉转车头。我最后看了那房子一眼，屋里曾发生他刚才描述的事，或者说我几乎相信曾发生像他描述的事。当他叙述的时候，我好像亲眼目睹。这不像是猜测，反倒像证人在作证，一种不动情感，没有一丝反悔的证词。
我对马里诺的想法改变了。他的反应并不慢，更不笨。我想我越来越不喜欢他。
我们往东开去。阳光洒落在树叶上，此刻正是交通最繁忙的时候。有一阵子我们陷在车流中如蜗牛般前行，无名的男男女女坐在车里赶着下班回家。我看着那些过往的脸，心中涌起一种和我全不相关的感觉，好像我们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他们在想着晚饭，可能在想烤架上的牛排、他们的孩子，即将见到的爱人，或是白天发生过的事。
马里诺清点单子，细数各种可能。
“她被谋杀的两个星期前快递公司送过一个邮包。已经查过送包裹的人，没问题。”他说，“不久前有人去修水管，也没问题，至少我们查不出来。到目前为止，这四个案子里没有任何做工或送信的是同样的人，没有任何交集。以被害人的职业来说，也没有任何相关或相似之处。”
布兰达·史代普在昆顿小学教五年级，学校离她家并不远。她在五年前搬到里士满，最近与学校的足球教练解除了婚约。她高高大大，一头红发，聪慧且脾气好。根据她朋友和前未婚夫的说法，她每天慢跑很长距离，既不抽烟也不喝酒。
我对她的生活可能比她在佐治亚州的家人还要清楚。她是个虔诚的浸信会教徒，每周日都去教堂，每周三则参加教会的晚餐。她弹吉他，在青年灵修会领唱诗歌。她在大学主修英文，在学校也教英文。除了慢跑，她最喜欢的休闲活动是阅读，那天晚上关灯前，显然她在看多萝茜·贝蒂丝的书。
“有件值得特别注意的事，”马里诺告诉我，“我最近才发现，她与洛丽·彼得森可能有一样相关之处。布兰达·史代普大约在六个星期前去过弗吉尼亚医院的急诊室。”
“为什么？”我惊奇地问。
“有个小交通事故。一天晚上她倒车出车道时被撞到了，没什么大不了。她自己报的警，说她撞得有点头昏。不久后来了辆救护车送她到急诊室。她在那里待了几个小时接受观察、照X光，结果没事。”
“她接受检查时，洛丽·彼得森在值班吗？”
“这是最重要的地方，可能是我们目前唯一掌握到的线索。我问过医院，洛丽·彼得森那天在值班。我查过所有那天可能在的人，医护人员，大夫，你想得到的都查了。但没查出什么鸟，只是感到怪瘆人的，那两个女人可能碰过面，她们绝不会想到此刻你我会在这里讨论她们的谋杀案。”
这个想法像低伏特的电击般穿过我。“马特·彼得森呢？他那晚有没有去医院看他太太？”
“他说他在夏洛茨维尔。那天是星期三，大约在晚上九点半至十点。”
我想医院当然有可能就是那个交集点。任何在那里工作的人，或有机会看到记录的人，都有可能认识洛丽·彼得森，或者看到布兰达·史代普，她的地址会列在急诊卡上。
我建议马里诺彻查所有那晚在弗吉尼亚医院工作的人。
“这只需要去查五千个人，”他回答，“何况，杀她的那厮可能那晚也在急诊室接受治疗，所以我也往那方向查。目前看来并不乐观。那个时段一半的病人是女人，另一半不是心脏病发作的老家伙，就是撞了车的两个小伙子，不是没活过来，就是还昏睡不醒。很多人进进出出，老实说，那地方的记录差劲透了，我可能永远不会知道谁在那里，也不会知道有哪些人从街上逛了进来。可能有些人像秃鹫似的进出医院，寻找被害人——护士、医生、有小问题的年轻女人。”他耸耸肩，“他可能是送花的，常常进出医院。”
“你提过两次了，”我说，“关于送花那一点。”
他又一次耸肩。“嘿，我做警察前曾经送过一阵花。大部分的花都送给女人。如果我四处闲逛想找女人干，就会去送花。”
我真不该问。
“事实上，我就是在送花时遇上我太太的。替一个跟她约会的家伙送她一把甜心花束，红白两色的康乃馨和两枝甜心玫瑰。结果我比花更让她印象深刻，她男朋友的心意完全白费了。那是在新泽西州，两年后我搬到纽约当了警察。”
我郑重考虑以后再也不接受送来的花束。
“这是题外话，只是突然想到而已。不论凶手是谁，他一定在做些什么，他所做的事让他有机会遇见这些女人。就是这么直截了当。”
我们开车经过东区购物中心，然后右转。
不久，车辆逐渐稀少，我们开过布鲁克区高地，此处一般就称为高地。那个小区所在之处的高地几乎像个山坡。它是城中较老的小区，但过去十年间陆续有年轻的专业人士搬入。街的两侧是一排排同样的房子，有些还荒废着，有些用木板钉起来，但大多数已经修复翻新，阳台有繁复花样的铁栏杆，墙上是彩色玻璃窗，相当美丽。高地往北只几条街光景就差了很多，路上有很多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再过几条街是联邦补助兴建的住宅。
“有些房子卖到十万以上，”马里诺将车减速，像在爬行，“但就算你送我，我也不要。我曾进去看过几家，好极了，可是我决不会住到这种地方。好多单身女人住在这里。简直是疯狂。”
我在看里程表。佩蒂·刘易斯的房子离布兰达·史代普的正好六点七英里。这两个小区差异之大、距离之远，令我无法想象地点会是一个相关因素。这里也有人在盖房子，就像布兰达家附近一样，但建筑公司与工人不太可能相同。
佩蒂·刘易斯的家夹在两户人家之间，是一栋优美的石材房子。红色的前门上有一扇彩色玻璃窗，石板屋顶，前面的门廓围着刚漆过的锻铁栏杆，后面是围墙和种满了大玉兰花的庭院。
我看过警方的照片。当你看着这栋建于世纪初的优雅古屋时，很难相信有恐怖的事会在里面发生，她家世代富有，住在谢南多厄山谷区。我猜这是她能住进这里的缘故。她从事自由写作，经过多年埋头创作，如今终于受到肯定，退稿信早已成为历史。上个春天《哈泼斯》杂志刊登了一篇她的短篇小说，今年秋天—部小说即将出版。现在只能算遗作了。
马里诺提醒我，凶手还是从窗子爬进去的。这扇窗对着后院，通到她的卧室。
“在二楼那边的尽头。”他说。
“你的推论是他爬上最靠近屋子的玉兰树，攀爬上阳台屋顶，然后穿越窗户？”
“这不只是推论，”他反驳道，“我确信如此。除非有梯子，不然他不可能用其他办法进去。爬上树，跳进阳台去开窗并不很困难。我知道，我试过，看有没有可能做到，结果一点问题也没有。只要那家伙的上肢有点力气，就可以从那根很低的粗树枝抓住屋顶边缘，”他指了指位置，“然后撑起来爬进去。”
房子的天花板上装了风扇，但没装空调。根据佩蒂的一个不住在这里、但每年来访几次的朋友说，她常常开窗睡觉。简单地说，这是个舒适与安全间的选择，她选了前者。
马里诺慢吞吞地做U形转弯，我们继续往东北方前进。
塞西尔·泰勒住在津特园，这是里士满最古老的住宅区。那里有宽广的维多利亚式三层楼房，房外四周的阳台宽大到可以在上面溜冰，还有角楼，屋檐上有齿状花纹。院子里种满了玉兰、橡树和大杜鹃，阳台柱子和后院花架上爬着葡萄藤。我仿佛能看到窗后昏暗的客厅、褪色的东方地毯、雕琢的家具与壁饰，还有满坑满谷的各式小摆设。我不会选择住在这里。这个地方让我联想起挂在别的树上的藤蔓植物，使我感到遭禁闭的恐惧。
她的房子是两层砖楼，与她邻居的比起来并不起眼。这里离佩蒂·刘易斯的家有五点八英里。在黯淡的阳光下，石板屋顶像铅板一样闪着光。木窗和门都是光裸的，还等着塞西尔来漆上新漆，如果她能活得够久。
凶手从屋子北边树丛后的地下室窗口进入。那里的锁坏了，就和其他东西一样等待修理。
她是个美丽的黑人女子，刚与一个住在泰德沃特的牙医离婚不久。她在一家投资公司当接待小姐，晚上去大学上课，修商科学位。她最后被看见还活着是一个星期前的星期五，大约在晚上十点钟，我估计是她死前三个小时。她同一个女友在附近的一家墨西哥餐厅吃饭，然后径直回家。
次日即星期六下午她的尸体被人发现。原来塞西尔约好要和朋友去购物，她的朋友看见她的车停在车道上，却等不到她回电话或开门，于是开始担心，便从卧室窗帘微微分开的缝隙往里看。塞西尔被绑的赤裸身体横在混乱的床上，那景象一定使她的朋友难以忘怀。
“芭比，”马里诺说，“她是白人，你知道。”
“塞西尔的朋友？”我忘了她的名字。
“嗯，芭比，就是那个发现塞西尔尸体的有钱朋友。她们两个总是在一起。芭比开一辆红色保时捷跑车，是个艳丽的金发模特儿。她老是待在塞西尔的家，有时候到清晨才回去。如果你问我，我看她们是对小情人。我想不通。为什么？两个都美得让人眼珠子掉下来。你会以为一堆男人无时无刻不追着她们跑——”
“说不定这就是你的答案。”他实在惹人厌烦。“如果你对她们的疑心有道理。”
马里诺狡狯地一笑。他又在嘲弄人了。
“嗯，”他继续道，“说不定凶手在附近开车兜风，一天晚上看到芭比钻进她红色的保时捷跑车，就以为她住在这里。也可能有天他跟踪她，结果跟到了塞西尔的家。”
“然后他误杀了塞西尔？因为他以为芭比住在这里？”
“我只是猜想。像我所说，芭比是白人，其他被害人也是白人。”
我们在沉默中坐了片刻，瞪着那房子。
被害人不同的族裔也让我不解。三个白种女人，一个黑种女人。为什么？
“我还有个想法，”马里诺道，“我在想：对于每个案子，凶手是不是都有好几个候选人？像从菜单上选菜一样，结果他要了可以负担的那一道。说来奇怪，每次他去杀人，被杀的女人就刚好有扇窗不是没上锁，就是已经打开或坏了。我觉得，他要不是随便兜风寻找看上去独居，房子又不安全的女人，就是他心里有很多女人，也有她们的地址，然后他一处处查看，一个晚上去很多地方，看哪个比较容易下手。”
我不喜欢他的想法。“我想他跟踪每个女人，”我说，“她们是特别选出的目标。我想他可能在案发之前就去过她们的家，但结果不是她们不在家，就是锁上了窗。凶手可能习惯性地会去那些被害人住的地方，时机一到就下手。”
他耸耸肩，考虑着我的说法。“佩蒂·刘易斯在布兰达·史代普死后几个星期被谋杀。她死前一个星期曾出城去看一个朋友。所以他可能去找她，她却不在。当然，事情可能就是这样发生的。谁会知道？三个星期后他杀了塞西尔·泰勒，但又一个星期后他再次出动，谋杀了洛丽·彼得森——谁知道他的理由是什么？说不定他立刻就中了头奖。洛丽的丈夫忘了锁上窗户。凶手可能在谋杀洛丽·彼得森的几天前才同她接触。如果她的窗子上周末上了锁，他只有在这周末再试试运气。”
“周末，”我说，“好像对他很重要。他总是在星期五深夜或星期六凌晨一点左右动手。”
马里诺点点头。“唔，他算计过了。要是问我，我猜他星期一到星期五在工作，所以选在周末动手，干过后有时间冷静下来。但也可能他另有理由，用这个来恐吓我们——星期五到了。他知道整个城市的人，像我和你，就好像误闯到高速公路中央的猫那般紧张。”
我犹豫片刻，但还是提了出来。“你觉得他对暴力的需要越来越高了吗？这些谋杀的间隔越来越短，是因为他受了新闻的撩拨，觉得压力越来越大？”
他没有立刻回答，但开口的时候很严肃。“他对暴力上了瘾，大夫，只要一开始就停不下手。”
“你说那些新闻与他作案的形态没有关系？”
“不，”他回答，“我没那样说。他的模式是采取低姿态，闭嘴不引人注意，如果媒体不迭样渲染，他反而会忍不住吹嘘几句。那些耸动的新闻像是给他的礼物，他不需要多说，那些记者自然会奖赏他，而且是免费赠送。如果现在记者都不写他了，他会很受挫，可能更大胆。过一段时间，说不定他会开始送信、打电话想引记者再写他。他可能会出纰漏。”
我们静坐了一会儿。
然后马里诺再次让我大吃一惊。
“听起来你和弗特西斯谈过。”
“什么意思？”
“你说了那套新闻让他受不住，让他更快诉诸暴力之类的话。”
“他这样告诉你的吗？”
他顺手摘下太阳镜，放在仪表盘上。他看我时，眼睛里隐含着愤怒。“没有，但他告诉了两个对我很重要的人。一个是鲍尔斯，另一个是坦纳。”
“你怎么知道？”
“我在局里的耳目同我在街上的一样多。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以及最后会有什么结果——嗯，可能的结果。”
我们沉默地坐着。夕阳已经降到屋顶下，阴影笼罩了草坪和街道。马里诺刚才的举动像开了一扇门，把我们引入互相信任的坦途。他知道，而且他在告诉我他知道。我不知道我敢不敢把这扇门开得更大。
“鲍尔斯，坦纳，这些权力人士对消息走漏非常恼怒。”我小心地说。
“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就弄得精神崩溃。这是常有的事，特别是当你同亲爱的艾比住在同一个城市。”
我只能苦笑。多合适。你对亲爱的艾比·特恩布尔说出心中的秘密，然后她把每个字都印在报纸上。
“她是个大问题，”他继续说，“简直就像有内线直接通到局里的中心。就连局长哼一声，她也会知道。”
“谁告诉了她？”
“这样说好了，我有怀疑目标，但没证据，明白吗？”
“你知道，有人侵入我办公室的电脑。”我好像在说一件尽人皆知的事。
他锐利地看了我一眼。“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不知道。几天前有入侵入，想找洛丽·彼得森的档案。我们运气好发现了——我的电脑分析师偶然没照惯常的步骤操作，结果我们发现了侵入者留在屏幕上的指令。”
“你是说可能有人侵入几个月了，但你一点也不知道？”
“不错。”
他安静下来，脸色凝重。
我逼问一句。“你改变疑心的对象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