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我为那一段共同生活的时间选择一个形容词，毫无疑问最恰当的只有一个：穷。
说得再形象一点，我们穷得连避孕套都买不起。
当然也不总是如此。虽然没有了工作，但我们理论上还有些收入。他做些什么我没太搞清楚。我自己则是帮一个广告公司设计海报。我的一个大学同学进了这家广告公司，听说我失业了，就外发些设计的活儿给我做，我说“可我不会用设计软件啊”，他爽快地一挥手：“嗐，反正别人也不一定会，你觉得呢？”
我觉得呢？在那段时间里，我失去最多的恐怕就是这种“觉得”的能力。不仅感觉不到其他人生活的方式，甚至对生活在自己身边的人，也逐渐失去了实感。工作不顺心的时候老想谈恋爱，总觉得如果恋爱起来，其他的一切都会跟着变好。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相过很多次亲，也谈过不少恋爱——这种行为在我和A认识以后才算停止。
A是怎么落到跟我一样地步的呢？我没问过他。但是我们那时候都穷得叮当响，这是确切无疑的。世界
上的贫穷有很多种，分配到我们头上的，是一种茫然又无辜的贫穷。审视过往的人生，我们什么都没做错。我们按时接受了应该的教育，该考的证书一个没落，甚至还有富余。该工作的时候我们就找到了工作。我们对待工作的态度和其他一般人没有不同，适度奉承领导，从不拒绝加班，还都分别评上过一次年终先进。
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呢？
和A相遇的那天，我刚失去工作不久，从航空公司的宿舍搬了出来，搬到了市中心。在郊区住了四年之后，我决定必须得住到市中心不可。当时我觉得很快能找到一份工作，回想起来，当时对生活的那种盲目乐观，正是导致贫穷的根本原因之一。
但是当天天气很不错，公交车上人很少，一路上都是绿灯，我舒服地坐在位子上，看着街景，心情愉快地接受了命运安排的、与A的这段恋情。
那天我们一起散了很长时间的步。在一座新修的桥上，我们驻足停留。天气真是太好了，甚至感觉这是我们有生以来遇到的最好天气，干燥，凉爽，阳光是纯粹的金色，空气极度透明，站在桥上，能看到平时看不到的远方。不，还不光是这样。那天，当我们牵手站在桥上，定睛远眺，那一瞬间我仿佛看到了全新的生活，比我们过去所过的生活不知光亮多少倍。这一切，我相信他也感觉到了，因为他握
住我的手指略略用力，转过头，用一种满怀憧憬、几乎是热泪盈眶的眼神，殷切地凝视着我，那种眼神，我还是平生第一次见，那种眼神我一生中只能看见两次，但当时的我哪里能知道这么多呢？
现在——在与他分别以后的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看到的一切仍然历历在目：笔直洁净的街道，道旁的高树在微风的吹拂下，绿叶飒飒作响；车道上的车不多也不少，匀速安静地驶过；自行车道上驶过戴着头盔的选手，行人道上走着的人们莫不衣着光鲜、喜气洋洋。目光所及的一切，无不高远、明亮。但转念一想，当时的我们，就好像在看着一幕定格的电影，因为意识到这一切必将消逝，所以格外贪婪地注视着，恨不得将自身投入进去——但自己终究不是那风景的一部分。
穷日子不好过。相比之下，是否幸福倒并不要紧了。我从市中心的单间搬到了他的住处，几乎到了城市的最北边，这个决定让我损失了一个月的押金和半个月的房租，外加一笔搬家费用。这些钱在当时看来非损失不可，并且似乎不是关键性的。然后，这样不关键的事情一件接一件地到来了。先是一个必然得手的面试泡了汤，一笔在望的款子落了空，一项一项的花费却不能省。终于有一天，我们连预交电费和煤气费都得比着最低金额来，这时候，贫穷已经从我们
的脚后跟缓缓淹没到了头顶。
“怎么办呢？”
“不知道啊。”
“总得赚钱啊。”
“是啊。”
虽然这么说着，但是，钱却变得越来越难赚了。累死累活好歹做出的设计稿，同学那边说“很好很好”却没有了回音。想去咖啡馆、快餐店应聘，但住的附近没有这样的工作。坐了两小时车找到了一份，第二天却没起来床。当然没起来床只是借口，真实情况是：我不想去做这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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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我忆起了一种眼神，在一年春天，曾经隔着车流热切地投注在我身上，仿佛在说：“跟我过来吧！只要过来，一切都会好，就会找到正确的方向。”
同理，不想去做的工作还有发传单、房产中介、快递、超市理货员。
这么说吧，虽然我们之前的工作未必比这些工作复杂（甚至更简单），但我们无法克服对“成为体力劳动者”的恐惧。不如直接说了吧！虽然当时我们的情况，距离社会最底层只有不到0.01毫米的距离，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去做了这样的工作，那就毫无疑问，结结实实地一屁股坐到了底。
“做些什么呢？”
“不知道哇。”
说起来，那段无所事事的日子明明应该是享受性爱的最佳时期，但当时，萎靡不振的我们却连做爱的兴致也没有。当然，当时的我们并没有觉察到。那段时间，因为只剩下聊天这项不花钱又不费力的娱乐，
所以我们几乎把彼此的人生都聊了个底儿掉——连他最后一次在教室里憋不出小便尿了一地这种事我也知晓。
“你大学没有谈过恋爱？”
“没有，谈恋爱哪有打游戏好玩？”
“那你…”
“撸。”说毕又补充一句，“男生都这样，大部分。”
哎。
“你大学的时候…”
“没有。谈过，没睡。”
“睡过老男人吗？”
“…睡过。”
“多老？”
“当时40岁。”
他做出一个要吐的表情。“是你上司？”
“才不是。我怎么会干那种恶心的事。”
实际上恰恰是的，对方正是我的领导。但不知为什么，这件事不想对他讲。
聊天聊困了，也不打招呼就呼呼睡去。如果A先睡过去我会很气恼，但大多数时候——我是说大多数，都是我先睡着。
跟A认识的时候应该是秋天，初秋或是深秋记不清了。
冬天很难熬。A的住处虽然简陋，暖气却给得很惊人。我们有一个温度计（前任房客留下的），经常显示屋里的温度已经31度，我们总要趁着空气好的时候开窗给屋里降温。但是那年冬天的雾霾天却占了整个天气的78.2％。这个数字是一份权威的报纸上正式公布的，然而小数点之后的数字是怎么计算出来的，我却始终没想通。
话说回来，那个冬天，存款是在春节前后用完的。过年了，工作岗位开始松动，我们每天都发出很多份简历，也逐
渐收到一些回音。我们甚至还大着胆子投了一些“主管”的职位，尽管无论从哪个方面看，我们都不符合要求。
财务主管、运营主管、产品经理。
不管什么工作，得先找到一份工作呀。
同时我们开始在网上出售自己的闲置物品。所有的东西都一股脑儿标上网，大多数都是没用的废物，但最后成交的都是自己喜欢的东西。我卖出了一件羊毛大衣，一条羊绒围巾，好几条真丝裙子。他卖出了一副雷朋太阳镜和一对高级羽毛球拍。因为害怕东西卖不出去，我们把所有商品都设置成“包邮”。一个在新疆的人买走了我的一双靴子，邮费我就付了80块。那是我比较好的一双靴子，没卖出去的一双，在某次穿出去散步的时候，忽然发现鞋底从中间裂开了。
形象地说：彻底断成了两截。正如无可挽回的婚姻。
“还能修吗？”
“不能了吧。”
“怎么回去呢…我背你吧。”
“不要。”
两人的关系或许就是在那一刻有了裂痕。也许裂痕早就存在，只是之前还能一再躲避，而那一刻开始只能面对了。我死活没让他背我，一瘸一拐地走了回去，回去以后倒头就睡。迷迷糊糊，他叫我起来吃晚饭也没理，不过在真正睡着之前倒是想起来，那天本来轮到我做晚饭的。
之后的事情就跟做梦似的了。他问我，面试怎么样了。我说我还没收到面试通
知。他说，他收到了两个年后的面试通知。“等找到工作给你买新靴子。”这句话并没有让我有任何的感动，实际上，我根本没放在心上。这段时间我们给自己许下了很多承诺。等拿到这笔钱就去滑雪。等把这个东西卖掉就去报个设计班。等找到工作就去吃顿好的。就好像这样的许愿能给生活带来好运。然而许愿的事项一个也没有实现，这种对好运的企盼只会让心情更加不安。在这种不安之中，有种更重要的东西流逝了。这可能也没什么要紧的，因为，人生，就是流逝啊，难道不是这样？但在当时，这种不明所以的流逝让我们一天一天更加焦灼。我发烧了，可能是因为断裂的靴子在回家的路上踩了雪水，也可能是别的原因。这一次，他没有劝我去看病。失业一开始我们还坚持自己找公司代交医保和社保，但是，就在这个月，我们拿不出钱，保险费也断了。家里有现成的感冒药，但我拒绝吃。最后，我指责他把自己的耳机、手柄和望远镜标了太高的价钱，故意让人不买。而这几样东西都跟靴子不一样，是生活中根本不需要的。
我醒来的时候他对我说：“春天到了哦。”
一开始我以为他是跟我开玩笑，或者是在说什么反话。但是忽然我意识到他在说真的，春天到了。我小心翼翼地下了床，却发现这种小心没什么必要。尽管
病来势凶猛辗转反侧，好得却也非常彻底，身体的各项技能“叮”的一声回到原位。我站在半开的窗前，丝毫也感觉不到寒冷：外面春光明媚。
春天就是这样到来的，在我昏睡的时候，大风吹散了雾霾，然后，又是一阵猛烈的升温。打开电脑，门户网站欣喜若狂地弹出关于春天提早到来的消息，这让我想起我们最后一笔整钱就是续缴了上网费。桃花提前开放，景点人山人海。自然达人们纷纷在自己的主页PO上各种植物的照片。寒苦的冬天一下被甩到了身后。
在这种季节里，该如何继续生活呢？我打开邮箱，从一大堆广告邮件里查看有没有面试消息。但是忽然，我意识到这样做毫无意义。在我的一生中，可能只有那一秒钟是真正神志清醒的，我清楚地意识到，此刻，就在此刻，生活里有一种最珍贵的东西已经被我得到，此后的我可以完全无欲无求。但那份清明只是一瞬。没有任何好消息，我关掉了邮箱。这时候A对我说：“出去吃点好的吧。”
“好啊，可是钱呢？”
“我有钱。”A说。
我没问他钱从哪来，也没问他吃什么，穿好衣服就跟他出了门。我们早就习惯不打车去任何地方了，不过，这个他要去的地方在哪，我却越来越摸不着头脑。走了大概半个小时，天黑了下来。他问：“你冷吗？”我摇摇头。
“方向错了。”他忽然这么说。然后，指了指前面。
前方是一座非常大的立交桥。
“方向，我们方向错了。”他肯定地说，指着那座桥，“现在，要从桥上翻过去。”
我什么也没说，跟在他后面开始翻上桥。一开始这样做并不难，但是，当我逐渐爬上桥头，却感到风大了起来，必须用整条胳膊使劲地攀住护栏，才能不被吹走。好不容易翻下了护栏，一辆车刷的一下，贴着我开了过去。
在另一边的护栏上，他已经开始向下翻。这时候，似乎发现我的犹豫，他松开一支胳膊，做了一个“过来”的动作。
我拽紧了衣服。一辆又一辆车飞速地从我眼前开过，气温越来越低。他在护栏上停了一阵——说不清楚是多久，可能不超过30秒，因为时间再长就一定会冻僵。最后，他似乎做了一个放弃的手势，继续开始往下爬。
他的身影消失以后，我转过身，沿着上来的路，慢慢爬下了那座桥。然后我回到我们的出租屋睡了一晚，第二天早晨，他没有回来，我也就收拾（剩下的）东西，离开了那里。
奇怪的是，自那以后，我开始时来运转。首先是那位同学，忽然打通我的电话，把之前的设计费都付给了我，金额还比我预计的多出好些；跟着，我应聘到了一家建筑公司，开始给楼盘画给排水系统，这份工作，就算一开始有一点困难，很快我也就能胜
任无虞，因为，这正是我在大学学的专业。
我步入了30岁，获得了升职和事业上可靠的名声。一家别的公司来挖我，开出慷慨的薪酬邀我去做主管。但是我并不想接受他们的邀请，我想和我的男朋友一起开一家建筑设计工作室。男朋友是个建筑师，我们的感情非常稳定，已经见过父母，马上就要结婚了。
婚前的某天，男朋友约我去一家新开的餐厅吃饭，顺便看看他挑选的工作室。我开着车，顺着导航的指示走，但走着走着却感到有点不对劲。车开到了一座高架桥上，我忽然有点不舒服，小心地把车停到了路边，几乎紧靠着护栏。
我打开车门，整个人迎着风。说不清楚这是什么季节，只看到一辆辆车从我身边驶过，很多车都比我现在开的车要好。我感到一阵伤感，这股伤感却不来自我身体内部，而是来自风中。这时，我忆起了一种眼神，在一年春天，曾经隔着车流热切地投注在我身上，仿佛在说：“跟我过来吧！只要过来，一切都会好，就会找到正确的方向。”我走到路的那一边，将身体尽可能地探出护栏，但是，什么都看不到，也听不到，落在耳畔的唯有呼呼的风声。
比温暖更温暖的冬天
以前我们不懂的事很多，不懂得克制，不懂得温柔，只顾疯狂爱一个人、做几件事、犯很多错。然而我们过了那个年纪，每件事都能想得通透，波澜不惊了，却也没有更多开心。
晚安。
你知道，青春过去了就没有了，
所以我想成为一个博物馆，
将你永远珍藏。
18岁以前，我跟袁晓野都生活在黑龙江北部的一座小城镇。
黑龙江的冬天风来得凛冽，我和袁晓野戴着大口罩，眯着双眼，北风吹得我们睁不开眼，我和袁晓野一路眯着眼睛骑车去学校。
我扯着喉咙问袁晓野：“你这是第几次拒绝向峰？”
我的话一定是被厚厚的口罩给挡了回来，袁晓野同样扯着喉咙，声音有些嘶哑：“什么？”
向峰喜欢袁晓野和袁晓野不喜欢向峰都是学校里公开的事情。
向峰的背包里常常塞着一本被学校禁掉的读物，在我和袁晓野回家的路上堵着，斜倚在一辆新款深蓝色变速自行车上。
他说，男孩子每分泌一次荷尔蒙，就有向爱人表白的冲动。
16岁的向峰荷尔蒙分泌尤其旺盛，大概一个星期有四天的时间都在冲动，有一天不冲动，是他因为完不成作业或者其他原因被班主任留在班级里做值日。
所以在我和袁晓野回家的路上，常常会出现莫名其妙的第三者，一次次骑着炫酷的变速自行车飞超到我们前面，摆出耍帅又可笑的姿势。
袁晓
野应该不只是不喜欢向峰那么简单，而且非常讨厌他。每一段有向峰出现的路程，袁晓野把本来就不小的口罩抻得更大，眉头紧紧锁住，无论多大的风，袁晓野总能变成一道闪电，“嗖”地一下冲到我前面，随之很快消失在漫天散落的风雪里。
向峰收起搭在地上的腿，吹着口哨跟过去。
我同样抻了抻口罩，奋力地蹬着自行车，卖力地喊道：“袁晓野等等我！”
我们三个人彼此心照不宣，成了一支最固执的队伍，随着东风南风或是西风北风，排成一个逆风奔驰的小队，自行车上的铃铛“叮叮”作响，突破呼啸的东南西北风传到我们耳朵里。
叮叮叮，从这一个冬天，到下一个冬天。
叮叮叮，一个冬天，变成许多个冬天。
2004年，周杰伦的《七里香》这张专辑卖到脱销，大街小巷都飘满秋刀鱼的味道。所有贩卖磁带和光盘的店子好像约好了一样，用劣质的音箱循环播放着同一种音调。
袁晓野往耳朵里塞上两团棉花球，对我说：“周杰伦的歌不应该是这样听的。”
我问袁晓野：“那应该怎么听？”
袁晓野掏出一个用淘汰的牛仔裤缝制而成的钱包，里面有两张晃眼的百元钞票。
她说：“我再攒600块就能买一个超薄随身听了。”
那一年，我们刚刚升高三。像袁晓野这样成绩好的学生，通常家长给的零用钱比较多。因为
他们常常有一个奇怪的逻辑：好学生学习比较卖力，用脑过度，所以需要多吃饭来补身体。
而对于一个成绩差的学生来说，身体是用来睡觉的，饭吃得多一些和少一些，又有什么区别呢？
按照这个逻辑算下来，一个盒饭三块钱，中午一顿，晚上一顿，每天从家长那里拿到十块钱，可以省下四块，一个月就能省下将近100块钱。省着吃的话，可以省下更多。
袁晓野为得到一个音质超级棒的随身听，用了六个月的时间。
一个月以后，袁晓野攒了300块，她邀请我一起欣赏她把钱塞进钱包的仪式。三张百元钞票，袁晓野数了三遍，庄严地把它们一张一张放进去。
袁晓野说：“等我攒够了钱，你就别骑车了，我骑车带着你，你们一个耳机，我们一个耳机。”
我从书包里掏出一大把零钱，五毛、一块、五块，面值最大的是十块。这500块钱，是我整整一年的零用钱。
我告诉袁晓野：“其实我也早就受够了路边的音像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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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再昂贵的随身听总有一天会变成一个古董，我的青春也一样，过去了就没有了。
我们把800块钱通通装到了牛仔布钱包里，兴奋地抱在一起。我和袁晓野约好，等到周末放假的时候就去买一个属于我们两个人的随身听。
破旧的牛仔布钱包瞬间被塞成一个胖子。钱包上有一道原有的图案，鼓起来
像是一个笑脸。它龇牙咧嘴地冲着我们笑，显得调皮又好看。
后来我和袁晓野没有等到周末。
周五的课堂上，所有同学面色凝重。袁晓野趴在桌上不停地抽泣，身子抖动着。班主任的眼镜片后面，是一道道让人打寒战的光芒。
她的声音吓得人发抖：“谁拿了袁晓野的800块钱？”
我们打算买随身听的800块。
班主任说，如果我们当中没有人承认错误，她就跟我们一样在班级里耗着。看谁能耗过谁！
那是我人生里最一个漫长的夜晚。没有一个人说话，大家担心连上厕所也成为被怀疑的举动。我们每一个人都紧张兮兮，握着自己的书本或是圆珠笔，祈盼着有一个人能站出来结束这令人窒息的沉默，又真切地希望不要有人站出来。
毕竟我们不应该为了800块就在自己同学的额头上画上一个永远抹不去的污点。
后来真的没有人站出来，后来的后来也没有。班主任并没有像她说的一样让我们一直耗在这里。
晚课的铃声一响，她叹了一口气，眼里闪着泪，说：“放学吧！”
回家的路上我们没有骑车，袁晓野看起来比我还要沮丧，一直哭一直哭，哭得让人心里不好受。
我停下脚步，说：“袁晓野，你不要哭了。我丢的比你还多！”
袁晓野马上停下脚步和哭泣，跨上自行车，冲进我眼前的夜色里。
周末的时候，向峰把一个崭新
的随身听交到我手里，让我转交给袁晓野。
我很兴奋：“哪里来的？”
向峰咧开嘴笑，摆出一副云淡风轻的模样。他把连在蓝灰色外套上的帽子罩到头上，右腿紧贴着一辆破旧的28式自行车。
后来一切事情发生得莫名其妙。
袁晓野得到了向峰用他的变速自行车换来的随身听以后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开心。每天放学，袁晓野带着向峰送她的随身听，冲在放学大军的最前方，像一个指战疆场的将军，冲锋陷阵，策马扬鞭。
我和向峰还没找到我们的战马，远远地看着袁晓野已经在黑色的夜幕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好像被袁晓野赶出了她的世界，而失去表白机会的向峰也拿出了一点儿精力去学习。他告诉我，也许这是唯一一个让他接近袁晓野的方式了。
2004年的圣诞节，我和向峰都没有成功约到袁晓野。
我们爬到了教室的天台上，小楼顶层是我们最接近天空的。我们聊着班主任什么时候才可以亲切一些，还有袁晓野怎样才可以回归正常。
可是答案和天空一样，那么诡秘而遥不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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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是一件一去不复返的事情，我们却把它交给了一串串生涩难懂的字符，我们与那些公式从陌生到熟悉，过了许多年以后，再相忘于江湖。
那一晚，我问向峰：“喜欢一个不喜欢自己的人，究竟是什么样的感觉？”
向峰侧过脸笑，说了
一堆我听不懂的话。
他说：“你信不信，再昂贵的随身听总有一天会变成一个古董，放在博物馆里，人们要查一本厚厚的辞典才能知道它的用途。我的青春也一样，过去了就没有了，所以我想变成一个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