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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过去的十几年里，我很少去想诸如人生、事业、前途这样的大问题。我对于励志之类的书向来嗤之以鼻。我不相信人在面对抉择和困境时，能从别人的指南里找到柳暗花明之路。在我们之前，确实有过无数高人贤士，他们明达睿智，洞彻世相，要么顺时得势而成就千秋勋业，要么坚持理想而留下万古芳名。他们的经验无疑是珍贵的，但对于我们有什么用呢？我们记下他们华美的格言，自以为读懂了文字后的意义，可是，那简单文句中蕴涵的，不到我们经历了同样的惨重失败，是不能领悟的。每一个人都相信自己懂得很多，每个人都愿意讲出自己的一番道理，到头来，表现在实际行为中的，却是连最起码的常识都不具备的蒙昧、盲目和固执。
在由无尽的琐事构成的日常生活中，谈论人生、事业和理想是可笑的，那是一种书呆子式的愚蠢和幼稚。按照定义本来应当是生活概括的这些名词，几乎任何人都会觉得它们是和实际生活无关的，是读书人抱守他们的无聊并期望从中获得在实际生活中不可能获得的尊严的一种方式。事实上，思考这些问题如果不是无聊，也是病态的。它们确实与我们必须应对的一个个具体难题无关。每个人都承担着责任，为自己，也为他人，而责任意味着行动。在行动的细微间隙里，自由地思想本是败家子挥霍式的奢侈，那么，自由地思想一些形而上的问题，又岂止是挥霍而已。
说来好笑，我深入地思想一些问题，总是在偶尔的失眠之夜。令人痛苦和恼怒的失眠，一个月或两个月一次，给了我难得的从容，可以不计较时间的流逝，在一个很不值得的问题上盘桓一个整夜。有些事想通了，有些事永远无解。但想通的事临到决断之际往往又回复成持久的犹疑。我想，人的性情既是与生俱来，环境和教育都不能改变其分毫。经验与成熟和性情的改变无关，它只是教会我们为了某种目的，为了眼前的利益，为了渡过难关，为了讨好，为了欺骗，为了“伟大的目标”，不得不违背我们的性情，违背一向认同的原则，去做某些本不愿意做或不应该做的事。这样的违背，任何人都在所难免。关键在于，偶一为之无妨，千万不要习惯，不要心安理得，不要从此抛却了痛苦和犹豫，不要以为必然。世界上从来没有必然，一切都是人为。必然的事谓之天，人为的事谓之人。马在原野上自由奔驰，是“天”；被套上笼头，拉上大车，是“人”。无以人灭天，固然理想，可是，做得到吗？人的性情也是天，但最终也变成了“人”。
在迄今为止的生活中，也曾面临过一次次难关。犹豫，没有用；迟疑，没有用；壮士断腕，没有那个决心和勇气。真正帮助我挺过来的，不是别的，却是由于怯懦和懒散造成的“万事不为”。因此可以说，难关不是闯过来的，是“拖”过来的。拖到旷日持久，关不成其为关。好像一只鸵鸟，把头埋进沙里，抱着侥幸，以为强敌会消失在虚空，顷刻之后，再抬起头，敌人真的不见了。拖是消极的，虽然幸存了，却要承受损失。损失的不是利益，是一次次的可能性。
当一切处于平静中时，我愿意面对现实。大困扰将至，我扭过头，沉醉于虚构和想象的世界。我用想象和虚构把现实扼杀掉，至少暂时减弱现实的光芒。这样，人的一生不可避免的，留下了处处疤痕，处处间断，不能美观，无法圆通。我握在掌中的是一团碎片，尽管它被我捏成了某种形状。
事情是两方面的。痛定思痛，我同样因为一次次地放弃而自豪。毕竟在牺牲和无所为的同时，也坚持了某种东西，恪守了一定的原则。我宁肯虚无也不愿变成他者，我要始终是我自己。但为那些损失，我不能没有愧疚。但我不为自己愧疚，我的愧疚是对他人，因为不是所有的损失都是可以独自承担的。
三
政治上的事一向感觉遥远，就连希拉里和奥巴马这样难得一见的男女和黑白之争，也只让我时不时瞥一眼新闻的标题而已。在此之前，还有台湾的大选。我是真心希望马英九获胜的，觉得他形象好，清廉。国民党执政，两岸关系怎么着也应该更融洽一些吧。至于独统，我一点不担心。有十三亿人的祖国大陆在那里，台独无异于痴人说梦。
第一次接触台湾人，还是在哥伦比亚大学学英语的时候，那感觉，和见了一个火星人差不多。来往既久，发现大家没什么区别，除了说话的口音和寥寥几个用词，但政治是一个无法沟通的话题。
那时的《世界日报》（台湾“联合报系”在北美的报纸）报道大陆新闻，专以怒骂为主，一些专栏文章和读者来信，乃
有称大陆民众为“匪”者。我曾认识一个河南籍的老兵，儿子在纽约开餐馆，对手下员工中的大陆学生，他骂人时一律称为“共匪”。他的口头禅是，你们这些共匪，把我的家产抢光了，现在还得我养活你们。
但这样的人，即使在餐馆老板中，也是极少数。所以这家川菜馆矮而肥胖的老板，在留学生中卓有口碑，其结果是，他的员工干不了几天就走人，他得不断花钱登广告招工。
不久之后，我进入一家国内背景的中文大报做编译，惊奇地发现，这里的总编、副总编全是台湾人，而编辑部主任是香港人。来自两岸三地的员工，相处和谐。美国号称民族大熔炉，这家报纸可算是中国人的小熔炉。
但台湾人在中资机构谋生，言谈终归有所忌讳。十多年过去，有些事我慢慢看明白了一点。比如，一个处事圆融的老者，却是一个主张台独的人，难为他编了这么多年宣扬统一的、在此原则问题上绝不容许犯错的版面。另一位，他是真心希望两岸统一的。可是，每当李登辉出言挑衅、北京以武力相警告时，他总是面露担忧之色，淡淡的，几乎看不出来。如果哪一天，舆论强调，对于祖国统一，寄望于台湾人民，由衷希望两岸达成和平统一，他就特别高兴，和编辑们讲，这是条重要新闻啊，应该做大些，上头版。
纽约的台湾人，就我接触到的，多数是反对台独的。他们认同一个中国，认同几千年的中华文化。来自大陆的，来自台湾的，来自香港的，来自东南亚的，在作为中国人这一点上，并无大的区别。如果说，在我们自己心里，时时还有背景的区别：我们大陆人，你们台湾人，他们香港人，等等，在美国人眼里，简单得很，你们都是中国人。我想，外在环境的强大力量，不仅客观上在帮助我们消除两岸三地的隔阂，使自大者反省到自己的狭隘可笑，使有敌意者不得不在面对共同的压力时放弃或淡化这种由来已久却毫无道理的敌意。我得承认，最初的那些年，自大和敌意在我身上也难免有一些，尤其是在经历了某些极不愉快的事情之后。但现在，我的认同变得单纯之极：我就是一个中国人。中国人，哪怕在月球上，在火星上，在河外星系的某个天体上，他还是中国人。事实上，在纽约垂二十年，在学校，在工作单位，在旅游地，在街头，记不得多少次被人问及来历和身份，从来没有人，不管是白人、黑人、南美人，还是犹太人，这样问我：你是台湾人、香港人还是中国大陆人？没有。他们问的是：你是中国人还是韩国人？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
我应聘到一个从前绝不肯聘用大陆人的台湾背景的报纸工作时，上班首日，总编辑告诫我：报纸都有自己的立场，你是从大陆来的，背景不同，但你如果要在这里工作，报纸的立场你必须理解和接受。我们的立场是，反对台独，但也不赞同武力攻台。我们支持统一，但不是被大陆吃掉。听到这话，我忍不住笑了。我想不到他说反对台独时的语气是如此坚定。我在这家报纸做了半年，每天细读社论，见其抨击民进党和陈水扁时之严厉和愤激，尤甚于所有中文大报。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国民党和民进党的两党恩怨问题。
民众，老百姓，普通人，在不涉及政治的情况下，是很容易沟通的。政治这玩意儿，真不知道拿它怎么办。
四
我说过我对政治很冷漠。这是有理由的。生活压力大，事务多，工作忙碌，我有不堪应付之焦虑。政治，尤其是在异国他乡，尤其是牵涉到祖国和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实在是很牵肠挂肚的事。感情上太容易投入，太难以自拔。我在报社做编辑十年，如鱼在水，未尝一日与政治疏离。感受既深，痛苦与愤激无日不萦绕胸中。我希望终究能摆脱这些。记下许多细微琐事的日记，偏要避开政治性的事件不谈。如今回头再看，应该说是一个缺失。甚至在文章中，我也很少涉及。政治对我，始终是个情绪性的东西。在文章里，把政治当情绪来写，无疑是滥情，而且绝对浅薄。
中国媒体的状况人所共知，无需再来饶舌。好在有网络，同一事件，可以多方比对。去伪存真，披沙拣金，寻觅言外之意，过去几十年，早已习惯。相对而言，西方媒体比较多元化，代表不同的利益集团，正说反说，仙话鬼话，杂卉生树，各凭取舍。
在报社，每天的工作，包括深入接触西方媒体，报纸，周刊，电视，通讯社，凡是重大事件，尽量搜罗不同来源的报道，希望能为中文读者提供客观、公正、全面的报道。大多数时候，这是可以做到的。美国媒体发达，报道翔实而深入，正因为这样，媒体在民众心中的地位，达到近乎神一般的绝对、唯一和正确的地步。媒体不仅代替了民众的眼和耳，而且代替了他们的大脑。思考和判断，这种人人不可或缺的基本能力，渐渐地，由于媒体的便利而丧失了。那么，一旦媒体几十年如一日，将他们（背后的财团、政治机构、利益集团、党派、族裔集团，当然，还有无所不在的政府）的偏见、歪曲、有意误导和片面报道灌输到民众头脑里，错误便变成了铁的事实，偏见就变成了他们以为的公正，一个国家就这样被彻底洗脑了，民众在某些问题上便成了不折不扣的白痴，而这种白痴的民意反过来将被别有用心的政客利用，作为谋取一国之私利、一国之霸权、一国对于他国在各种堂皇的名义下赤裸裸的掠夺的借口。
我读近代的史书和笔记，读乾隆时代英国马嘎尔尼使团的随员斯丹东的中国行纪，看到的是清朝大员对西方世界的无知和自大。汪康年的《庄谐选录》中记载了两位朝廷大员的妙语。其中一位上疏说，据他分析，这些年纷纷在中国闹事、索求无度的西方诸夷，根本没有那么多国家，他们都是一个国家的化名，好比一个人领救济粮，先以张三的名义领一次，转一圈回来，再用李四的名义领一次。皇上不妨当面揭穿他们的诡计，他们以后就不敢了。另一位受命出使英国，行前告别诸友，哀痛万分。他说，今后一年半载，他恐怕要日日住在船上了，因为英国这个国家，据他看来，显然是没有国土的，国人以船为家，满世界乱漂。
一个国家对外界的认知浅陋到如此地步，后果不想而可知。一八四○年以来的羞耻和屈辱，不是突如其来，是一个长期的积累过程。
历史总是在重演，以不同的面目，不同的方式。现在，是美国人不愿意、不屑或没有兴趣去了解外面的世界，尤其是中国了。
香港九七回归后不久，一个朋友到南方某州，一个白人绅士听说他是中国人，非常真诚地对他说：恭喜啊，你们中国终于获得独立了！
是的，我相信美国人民，西方人民，本质上都是善良的。但是人民总是太容易被蒙蔽，被愚弄，被作为工具利用。十字军东征的残暴，近代殖民者对亚洲、南美和非洲的掠夺和屠杀，美国当年的猎巫和私刑，也是借民众之手来实行的。“二战”后的半个世纪，美国成功地在民众心中建立了一个信念：只有我们是民主之国，只有我们的人民才享受着富裕的生活和言论的自由。既然如此，我们的政府和媒体之所言，就是真相，就是事实，他人之言，只有与我们相符的，才是真实的，否则就是谎言，就是宣传，就是捏造。这么多年来，美国人就是这样坚信不疑的。
美国不是没有清醒的人，不是没有真正了解中国的人，问题是，那些专家们，为了本国的政治利益，不会把真相公之于众，就像他们在两次伊拉克战争中，在和中国的屡次冲突中所做的那样。而民间的友好人士，他们的言论很少得到重视，他们没有话语权。
正像二十多年前在大学英语课本中读到的那则出自美国作家之手的寓言所讲的，是的，美国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民众的声音通过金喇叭而得以表达，哪边的声音高，就是多数人意见之所认同。但是，谁买得起金喇叭从而能吹出自己的声音呢？当然是那些拥有金钱和权力的人。
五
书读得渐深，事情回想得渐多，发现很多事是经不起推敲的。
就拿千里马和伯乐这件事来说吧。韩愈感叹，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还有两句诗，记不起作者了，也很好：“世上岂无千里马，人间难得九方皋。”假如马群中果然有一匹千里马，恰巧又被伯乐或九方皋看见了，那匹马的命运将如何呢？
它可能像韩愈所说的，从此不用混杂在普通马的群体中，拉盐车，负重，瘦骨嶙峋，泪眼模糊。它会被洗刷干净，吃最好的草料，卧最舒服的马棚，鞍鞯嵌金镶玉，笼头缠丝错银。然后呢，在伯乐或九方皋向君王夸耀一番后，在君王向臣下和来宾夸耀一番后，这匹马是一辈子豢养在御厩供人瞻仰，还是不断被牵出去，供人跨坐，田猎或征战？结果总不出这几种吧。这难道就是马的理想，一匹世上罕有的千里马的自我实现？
如果让庄子和列子来回答这个问题，答案很简单：这仍然是屈辱和摧残。一匹千里马，和普通的马一样，它的幸福是自由奔驰在草原上。
伯乐是知音的近义词。我们就来说说知音。
知音的掌故当然是关于子期和伯牙的。伯牙鼓琴，只有子期听得出其中的命意，于是峨峨兮高山，洋洋乎流水，传为佳话。但在《列子》书中，有一段故事是这样讲的：伯牙游于泰山之阴，卒逢暴雨，止于岩下。心悲，乃援琴而鼓之，初为“霖雨”之操，更为“崩山”之音。曲每奏，子期辄穷其趣。伯牙乃舍琴而叹曰：“善哉，善哉，子之听夫志！想象犹吾心也。吾于何逃哉？”
假如我是伯牙，锺子期这样的知音，偶然一遇是可以的，朝夕相处，恐怕不轻松。他什么都知道，我有什么可以隐藏，我有何处可逃？伯牙的赞叹，有赞有叹。他知道了子期洞彻他人肺腑的本事，以后怎么能尽情尽兴地弹奏？
一个人真可以把内心世界完全袒露给他人吗？一个人敢于或愿意让他人窥见自己心灵最深处的东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