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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学到高中，喜爱阅读，作文向来不错，但高考的时候，作文成绩偏偏很低。现在回想，并不觉得当时写得多差，也许是题目不对路，也许是评卷的老师不认可我的风格。考试对于创造性的科目，实在是件要命的事，这也不必说了。我到了生物系，最初的兴奋过去，习惯了校园生活，对于各门功课，逐渐游刃有余，课余时间就大部拿来读文学，主要是中国古典诗词和西方近现代诗歌。入山愈深，痴迷益甚，终于在大二那年，起了转系的念头。
80年代初，任武大校长的刘道玉，据说是全国重点高校中最年轻的校长，也以锐意改革出名。没有那种宽松的环境，从理科跳到文科，无异于天方夜谭。生物系的领导没有刁难我，中文系的领导则只是在一次简单的交谈和看过一些我的涂鸦之作后就同意接受我。我对他们的通达心存感激。
世界从来不是按照某一个人的理想而设计和存在的，人和现实也从来不是鱼和水的关系。人的出身有高有低，遭际有逆有顺，但再高再顺的人，世界也不是跟在他屁股后面当跟班，任他颐指气使的。有人跟着时势走，有人则不然。每个人都有梦想，但不是每个人都愿意或有勇气一辈子忠于和不断完善这个梦想。梦想起初可能朦胧如雾，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明晰，越来越具体，趋于更高更远，或者相反，趋于更实际。当现实不断使人背离其梦想的时候，他要改变；当他不断校正他的目标时，他也要改变，而改变需要巨大的代价。
一个人有勇气，勇气暗含的第二层意思，正是鲁滨孙一再提醒读者避免的：做一件事，不预先估算其代价如何，不想一想，自己能不能、而且肯不肯付出这个代价。我不算很有勇气的人，做一件事前，犹疑不定，反复考虑。我当然想到选择的后果，问题是，我只想到最理想的后果。我的思维是单向度的。这样，我终于迈步而出，义无反顾。在别人看来，我有勇气，有决断，一贯不循常规，敢于抛弃，从头再来。
其实，事情从来不是我想象的样子，我自己也不是。
生物系的同班同学，二十九人，大多数很早就出国了，他们没有赶上近十几年的海归潮，基本上都留在了美国。其中很多人在大学任教，事业稳定，生活安康。如果没有转系，这也是我现在的生活状态。由于转系，我毕业后到了北京，在中央电视台做节目。电视一直是热门职业，电视台工作东奔西跑，接触社会上的各色人物，愿意深，可以深，愿意广，可以广。工作本身既灵活，也具有高度的创造性。可是时间一久，内心的不安又出现了，一部部地拍摄电视专题片似乎仍然不是我的理想，我对文学或文化的理想。我不否认电视和电影一样，本身也是文化，但它和我心中认定的文化有距离。下班回到宿舍，读书，写诗，写小说，翻译格雷厄姆·格林，我把自己分成两半。渐渐的，工作之外的那一半，占了主导，而例行公事似的采访拍节目，越来越成为心理负担。
同住一间宿舍的三人（另外一位不是做编导的），一位分配到国际部，另一位到专题部“祖国各地”栏目。我最羡慕
“祖国各地”，能时常出差，全国各地跑。而我，阴错阳差，被分到少儿部。内部分配名单公布时，我像被打了一闷棍。你看，同样从一所大学毕业的，怎么一分，就天差地别呢。难怪范缜会这样回答萧子良“世间何得有富贵，何得有贱贫”的问题：“人之生譬如一树花，同发一枝，俱开一蒂，随风而堕，有自拂帘幌坠于茵席之上，有自关篱墙落于粪溷之侧，堕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粪溷者，下官是也”。我那时初出校门，满腹豪气，觉得万事俱备，只待大展宏图。少儿文学，少儿电影，少儿电视节目啊，都是女士们的本色行当，丈夫不为。
假如一开始就被分到别的部门，一个我喜欢的部门，做旅游节目，做文艺节目，做人物专访，我可能死心塌地，一头扎进电视里，成为一个业务专精的优秀编导。再假如，如果不是遇到那么一个专横霸道、外号“更年期”的部门领导，也许我会逐渐爱上少儿节目，那么，我同样会是一个优秀的电视制作人。工作几年后，我找到机会，说动国际部的一位负责人，调我去“外国文艺”，一个我非常喜爱、对它充满热情的栏目。我去请示人事处，他们说，只要一方愿收，一方肯放，台内调动，没有问题。结果，女上司不仅不放人，还对我大发雷霆，认为这是“不安心工作”，从此不再把我视为“业务骨干”。
假如这次本该毫无悬念的调动成功了，我肯定还在电视台。时间将把我培养成一个精通西方绘画和音乐的老编导，闲时在报上发表些知识性的随笔杂感。我的生活将无忧无虑，住在北京的好区，张弛有度地上班，能弄到最紧俏的古典音乐演出门票，也许我还会发展出新的爱好，成为某些小餐馆小咖啡馆和私人书店的常客。
假如……
可以说，假如不是少儿部的错配，我不会在万念俱灰之后想到出国。虽然80年代说出国要多时髦有多时髦，但在我眼里，它不值得什么。我走，是因为我憋坏了。
在那之前，已经有过几次走的念头：
去杭州做节目，在西湖边上住了很久，足迹踏遍名胜古迹，对陌生的杭州无端生起亲近之感。亲近，依仗的不过是书上读过的苏轼、白居易、张岱乃至西泠印社和苏小小，由此可见我不切实际的天真。这个念头，立即被关心我的前辈同事打消了。又想过满足父母的意愿，回河南老家。联系了单位，利用假期去实地访问。北京机关的风气相对而言是大度而开朗的，在食堂遇见台长，叫一声老王也就可以了。本部门的领导，也无非老张、小徐。但下面不然。主任是一定要被毕恭毕敬地称“主任”的，科长自然是科长，不管在哪里。甚至一个干事，也不能直呼其名，必须叫“某干事”。我走过几个办公室，顿时被等级森严的气氛吓坏了，当即打消念头，走人。
深圳初设电视台，来北京招人，我也去报了名。但后来杳无音信。我的条件还属不错的，为什么落空。我猜想，也许信件到本部门，被扣了。
再以后，准备考北大的研究生，学国际法，出国。复习了几个月，却因为生活中一个微小的变故，斗志全无，主动撤兵。
再以后，参加去安徽的中央讲师团，换个环境。这是唯一成功的一次行动，它给了我一生中最自由快乐的一年时光。
经过大学五年，毕业后的几年，阅读渐深，我开始有一种想法。我觉得，文化这东西，假如我们确实想做点事——具体到我自己，就是写作——首先要做的，就是打通：打通古今，打通中西。以此为基础，盖楼，盖亭台池阁，或者一间小房子。就像我在后来一本书的自序里所说的，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热爱自己的文化，不以传统为束缚，而视之为无尽宝藏，从中得到精神的快乐。一句话，传统对于热爱它而又熟悉它的人来说，是精神的归宿，是一种自由。那么，身在这一传统中，一个人所能有的抱负，就是置身其中，如细流归海，最终成为它的一部分。
在北京的那些年，初生牛犊，年轻气盛，敢想敢为。那时我以为，在两个打通中，古今应该不难，毕竟我们的阅读是从先秦一路走下来的，从老孔庄墨一直走到曹雪芹，走到鲁迅。相形之下，对于西方文化，所知太少。“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句话，我服膺至今。以西方文化之所有，丰富、完善和弥补中国文化之所欠缺、之所无，这一直是我的期望。没有对西方文化的基本理解，如何打通？
缘此，我对于出国，有强烈的愿望。
好多年后我发现，两个打通，原以为有把握的，容易的，其实最难。打通古今，我人到中年，才有了一些体会，而且还是借助了从中国文化中暂时出来、浸淫于西方文化、之后再重新回到中国文化这一过程才得以初窥门径的。但在当时，我急于做的，却是留学，去亲身感受西方。
去美国读欧美文学是我生活中的第二次大变化，和当初从生物系转到中文系一样，过去的生活积累全部抛弃，一切从头开始。但如果没有这次选择，不仅我的生活，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也不是现在这个样子。由于后来发生的意想不到的变故，原来计划的五年留学，变成了长达二十年的滞留，代价之高，大出意料，唯一值得安慰的，就是在这种相对特异的环境中逐渐实现的对中华文化理性和情感的双重深入。
在纽约补习英语的时候，遇到不少来自国内的学生，大家原来的专业各自不同，但绝大多数人都选择改学一些比较容易找到工作的学科，如电脑和电机工程。但我拗不过自己，仍然去读英美文学。记得纽约市立大学市立学院英语系的招生顾问诺曼·凯尔文教授曾很诚恳地对我说，在英语系研究生院这么多年，见不到一位中国学生，因为这个专业毕业后很难找工作。“何况你还是中国人。”他说，“名牌大学的博士可以到纽约市大做教授，纽约市大的博士怎么可能去哈佛、耶鲁做教授？另外，什么学校会请一个母语非英语的人去教美国人读他们自己的文学？”我告诉他，我的目的不在工作，不在挣钱，我只想把西方文学弄懂，这是为个人爱好，不是谋生。
在西方文化的参照下，我看到了中国文化中那些以前从未意识到的方面。说出来不过是一点常识，但对于我自己，却是浃骨沦髓的解悟。孔子的理想主义和书生意气，庄子对个人绝对精神自由的追求，老子在愤世嫉俗中发展出来的偏向阴柔的政治权术，列子无可救药的超脱尘世的幻想……对于西方文化亦复如是。伟大的民族都有其自身存在和发展的理由，它依照本性而行的路就是最好的路。
回想迄今为止的日子，知易行难，想得多，做得少。即使在客观条件的限制下，还是有进一步腾挪的空间，我不应该抱怨太多。但我安于坐守，无穷无尽地和自己的情绪捉迷藏。平生最不喜欢道学家，但我对他们的定力不得不佩服。人是应该有所坚守的，成不成，在天，做不做，做多少，在自己。“神闲意定始一扫，功与造化论锱铢。”这不仅是成，也是快乐啊。文字对我，不始终是一种快乐吗？“不妨举世嫌迂阔，故有斯人慰寂寥。”王安石颂扬孟子的这两句诗，不妨看做有为者的写照，也是他们的自我激励。好的文字自有不可磨灭的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有更多的人接触到它们，从而认识它们，喜爱它们。谁都不是为个人写作，每个人都是民族文化传统的一部分。文化是我们的安身立命之地，是最后的家园。
站在山下看山，我们仰望和崇敬，知道起始也知道必有某一天的抵达，我们小，同时年轻；然后我们上路。那时候，看不见山，也看不见自己，前瞻和回顾彼此矛盾，得与失无法度量，说不清是焦虑还是欣慰，焦虑于无所得而欣慰于毕竟已经离开了某些东西。终于有一天，我们立于峰巅，往上，是不可能攀越的天空，往下，是过去的自己。是的，又看到自己了，也重新看到了山。山没有变，山下的路，平原和湖泊，林木和虫鸟，它们都没有变。我们变了吗？除了更老，还有什么？现在，我们仰望和俯视的都非从前，换了一种方式，像对待同一张碟片，这次是逆向回转，速度不定，在大局上恍惚，在细节上固定成漫长的过程。从前需要攀爬的树干，现在必须纵身一跃，在俯冲中轻轻抓住。向上和向下的是同一条路，生来和死去的是同一个人。山不会变成人，人也不会变成山。可是对于山，人消失了踪影，对于人，亦复如是。一个倒立，世界便无比婀娜无比轻盈地翻转了。
2009 年8 月11 日应约为同学会而作
被鲜花遮蔽的黑暗
一
我时常在梦里，不，更多的是在昏沉的情绪中，看见黑如静水的天空，幽凉滑腻，飘动着乳一般的光晕。微音四起，如有应答，忽远忽近，低昂万变。无风的黑暗是静止的，绵密深厚，不可穷尽，如早已死去的人留下的遗爱，亦如我将留给后人的遗爱。大爱无言，宛若大恨。镜中相对，天然骈俪。假如只有爱而无遗恨，爱将是孤独的，爱只是轻烟而无芳馨。
这样恒久的黑暗中，千山万壑如羽毛一般在乳一般的光晕中飘。城市和村庄，宫殿和坞堡，甚至牛羊犬马，则轻捷如飞鸟，交错穿行，仿佛有所奔趋，有所寻觅。
假如我承诺而无力恪守，我不如从不承诺。假如我获得而无力消受，我不如从不企求。锦绣的衣袍太重，我不如赤膊袒卧。黄金的冠冕太硬，我不如科头髡发。群兽步出幽深的丛林，是为了倾听。假如我不能感动于那乐声，或将陷于过深的感动而不能自拔，我不如仍旧在穴中，重温昨日的残梦。那施我以一切我所恳求、我所珍爱、我将因之而无往而不在心之狂喜中的人，我将背离你的影子而远逝，我恍若一步步趋近而实则白日惊飙一般毅然决然地远逝。假如我连记忆也觉得太多余，我不如从无记忆，更要从根本上剜去那记忆的因。
人是在祝福中获得勇气前行的。这祝福来自死去的人，来自活着的人，来自不相识的人，来自想象中的人。眼前的祝福遥不可及，因为我们是要迈向遥远和虚无的。一切都已被限定，只有想象自由无边。祝福无论多么诚挚，无论来自何方，都早已被限定，只有想象是例外。于是，人最终是在自己的想象中上路，并义无反顾地走下去的。
黑暗之汪洋辗转反侧，似乎更透明，更清澈，似乎更幽深，更浓重，又似乎更迟晚，如更漏将尽。我不能想象在曙光照临之后，这一片安详的黑暗将如何自处。一片光晕的世界，而黑暗飘浮其中，如轻舟荡漾、橹声咿呀？
无数花朵在幽暗中翩然而降，如雨，如雪，如乐音，如私语，弥散在全部的天空，纷纷扬扬，闪着蓝色的晶莹的微光，如眸子深处欲说还休的话，一个瞬间即逝的念头。
花与花之间的微光映照，使空间再无余隙。但花的弥散中透着自由和舒适，使人在致密中得以放纵，轻盈飘举，直到意念的尽头。
是天女散花，还是天花自己乱坠？是维摩诘在静室，在众人之中，而那一片自天之最高处、自黑暗最深处、自最静寂的时间中飘落的花瓣，令他无可奈何地、沾挂在他的衣袖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