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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可以逃避的地方，就是不肯让人轻易可以窥视的地方。
大学以后，再也没有读过惠特曼的诗了。但惠特曼的诗在心中烙印太深，几十年不读，印象弥新。惠特曼曾经留下的本来就不多的美好感觉，如今想来也是经不起推敲的。
美国的诗人中，有两位极为霸道。一个是惠特曼，一个是庞德，艾兹拉·庞德。他们两位的诗，语气都一味霸道，不容人怀疑，更不容人反驳。他们有自己的理念，他们觉得这理念是好的，是真理（天哪，为什么他们这些人都相信有绝对正确的真理呢），因此自信，自傲，自得。庞德洋洋得意地展示自己的信念，你也可以说他炫耀，但他不强迫别人顺从他，跟随他，他希望你真正理解他，理解什么是好的。如此而已。但惠特曼不然。惠特曼的霸道是强权政治，因为他认为自己正确，他是唯一的路，是正义的化身，他要引导你。惠特曼不像庞德，是作为一个有理想的个人在歌唱，惠特曼觉得他是一种力量的代表，他代表了新大陆，代表了一个新兴的、散发着蓬勃生机的国家。在惠特曼那里，他把个人和一个叫“民主”的帝国结合在一起。
庞德有学问，有教养。他的霸道限于文字的意义。他不越出这个界限。惠特曼是一个粗鲁的人，一个牛仔，一个流浪汉。他不文雅，没有礼貌。我承认他的天才，他也有力量，他甚至不无睿智。但这都不能掩盖他的专横。即使他确是推行所谓民主和自由，他也是用“火与剑”来推行的。
我常常怀疑，惠特曼如此热情地歌唱民主和自由，他是真的看到了民主和自由的希望，还是他压根儿就没有搞清楚，什么是民主和自由？
反观庞德，事情也许简单得多。庞德不高尚，不一定正确，但他真诚。在他晚年，在精神病院里，占据了他的心的，还是他服膺了一生的格言：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这真是阿弥陀佛善哉善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惠特曼何曾亲炙过这样的思想？何曾知道什么是大同？什么是至善！
六
读钱穆的《国史大纲》，感慨良多。其中论南北朝史的部分，则不独感慨，更是深为感动。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长达三百年的乱世，一个大分裂的时代。中华文化有几次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此其一也。若论杀戮之惨酷，破坏之严重，持续之长久，后世再无其例。但这又是中国历史上在黑暗中孕育着绝大希望的时代，是我华夏民族以巨大牺牲的代价，化异为同，为自身纳入新鲜血液，从而迈向更伟大的繁荣的时代。晋室南渡，世族大姓纷纷过江，中国文化的重心从黄河流域迁移到长江流域，魏晋玄学，南北朝文学，几乎都与北方无涉。我们自小熟知的历史，大致就是这样的。钱穆教会了我们用一种眼光重新审视这一段历史，教我们重新认识北方。
先讲大势。钱穆先生是这样说的：
以五胡与东晋相比，五胡不如东晋。以南朝与北朝相比，北朝胜于南朝。
晋室东迁，衣冠盛族相率渡江，其留北方者力量薄弱，不足以转世运，而诸胡受汉化之熏陶尚浅，故其时南胜于北。南渡人物，皆魏晋清流，自身本多缺点，历久弥彰，逐次消沉，故南朝世运不如东晋。
汉族留北者，经动乱艰苦之磨砺，而精神转新转健。诸胡亦受汉化较久较熟，能与北方士大夫合作，政治教化皆渐上轨道，故北朝世运胜于五胡。
钱穆先生说，门第为当时世运之支撑点，也是中华文化赖以传承的基础。但南北方之汉族门第，演化却向着相反的方向：
在南方，积久优越舒服的生活，消磨了他们自争生存的机能。“故胡人蜂起，则引身而避；权臣篡窃，则改面而事。既不能戮力恢复中原，又不能维持小朝廷的纲纪。”“自经侯景之乱，而贵族门第澌灭殆尽。”
在北方，汉族士族的境遇完全不同。“南方士族处于顺境，心理上无所忌惮，其家庭组织之演进，趋于分裂而为小家庭制。北方士族处于艰苦境况下，心理上时有戒防，时抱存恤之同情，其家族组织之演进，趋于团结而为大家庭制。”
钱穆举例：《宋书·王仲德传》，“北土重同姓，谓之骨肉，有远来相投者，莫不竭力营赡。”河北薛马两姓，各二千余家。河东汾阴之薛安都，族众三千余家。在这种情形下，“南方士族直是政治权利上之各自分占，而北方士族则几成民族意识上之团结一致。当时异族视之，亦俨如一敌国，不敢轻侮”。
在生活上，南方奢侈，北方恭俭；在处世态度上，南方士族早有地位，故不愿再经心世务，清谈成风，北方士族处异族统治之下，既不能澄清驱攘，只有隐忍合作，勉立功业以图存全，故相尚为经术政务。“北方自五胡迄元魏、齐、周，历代王室对士族逐步加以重视和援用，北方士族终于握到北方政治之中心势力，而开隋唐之复盛。”
北魏孝文帝迁都，诏令门第选举，欲借汉族之门第制度来保护鲜卑贵族的政治地位，全面汉化，改汉姓，鼓励鲜卑贵族与汉族高门通婚。门品既重，汉族士族的地位逐渐稳固。
钱穆几乎是以诗的笔调来为南北朝史如旭日东升的终局画下句号：
“他们已然经历长时期的惊风骇浪，现在居然能够苦撑稳渡，慢慢见岸。中国文化，赖藉这些门第的扶护保养而重得回生。北方士族所遭境遇，视南方士族远为艰苦，而他们所尽的职责，亦较南方士族远为伟大。
“要之，门第在当时，不啻如乱流中岛屿散列，黑夜中灯炬闪耀。北方之同化胡族，南方之宏扩斯文，斯皆当时门第之功。固不当仅以变相之封建势力，虚无之庄老清谈，作为褊狭之抨击。”
《国史大纲》成书于一九三九年“暴寇肆虐，空袭相随”的年代，那又是一个中华民族的危急存亡关头。钱先生说，
“自念万里逃生，无所靖献，复为诸生讲国史，倍增感慨。”我们因此不难理解，一部严肃的历史着作，为何如此充满激情，像一部交响曲，低抑时天地惨淡，万木肃杀，高昂时疾风洪波，感奋人心。只有一个自觉地将个人与整个民族的文化融合在一起，孜孜一生，求其发扬光大的人，才会有这样的情怀。
七
有些诗，是一读便终生难忘的，比如王安石的《虎图》。其中有句：
想当盘礴欲画时，睥睨众史如庸奴。
神闲意定始一扫，功与造化论锱铢。
这是何等的气概！当年王安石和欧阳修、梅圣俞等一干诗坛俊杰，分就虎图题咏。王安石诗先成，众人读罢，尽皆袖手。
如今说北宋的诗人，推苏轼和王安石为首，大概没多少异议吧。欧阳修是史学大师，诗词文都好，单论诗作，不得不让苏王一头。作为文坛盟主，欧阳修激赏的两位后起之秀，正是王安石和苏东坡。欧阳修在赠王安石的诗中写道：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王安石答诗：
欲传道义心虽壮，强学文章力已穷。
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
意思的高远暂且不说，就这两联的句法，后世诗人怕也是轻易不敢仿效的。王安石佩服孟子和韩愈，他那首题为《孟子》的绝句，很多人朝夕诵咏，以为寂寞时的安慰：沉魄浮魂不可招，遗篇一读想风标。何妨举世嫌迂阔，故有斯人慰寂寥。如此胸襟和抱负，我们读贾岛、孟郊，读姚合、方干，读宋末的四灵，哪里读得出一丝一毫。大作家自有大作家的气度和风韵，一举手一投足，光芒自现，不劳俗人置喙。试看李白的一句“大雅久不作，吾哀竟谁陈”，杜甫的一句“独立苍茫自咏诗”，韩愈的“朝食千头龙，暮食千头牛”，岂是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妄无知之辈所能想象万一的？
王安石和苏轼分属两个政治阵营，却能惺惺相惜，这是最让人宽慰的一件事。苏轼豁达，王安石庄正刚愎而有仁者之风。苏轼虽在当时屡遭迫害，后世却不曾有人误解他，诽谤他。王安石则因为变法饱受攻讦，人品、性格都被肆意歪曲，连带所及，诗也被低估。
苏轼是一壶酒，王安石是一杯茶。或者反过来说，王安石是一壶酒，苏轼是一杯茶。茶酒非一物，慰情可同珍。以前，我已经讲过东坡，现在，我也可以讲讲荆公了。
王安石和他景仰的韩愈一样，肤色都黑。韩愈身子胖，脾气急，怕热。王安石则从容得多。黑，有什么呢？王安石学着孔子的口气说：“天生黑与予，澡豆其如予何？”是不是有点东坡的幽默？
宋代因为理学的兴起，妇女地位一落千丈。读无数道学家和假道学家的“家训”或“规范”，只觉得恶心。他们对妇女做种种严苛的要求，却不先想想自己应当怎么做。待人宽而律己严，本是做人最起码的态度。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已之所欲，也不能强加到他人身上。王安石对待妇女，态度难得的宽容，此中虽有时代因素，但也可看出他的性情。《东轩笔录》记载了这样两件事：
王荆公之次子名，为太常寺太祝，素有心疾，娶同郡庞氏女为妻。逾年生一子，以貌不类己，百计欲杀之，竟以悸死，又与妻日相斗哄，荆公知其子失心，念其妇无罪，欲离异之，则恐其误被恶声；遂与择婿而嫁之。是时有工部员外郎侯叔献者，荆公之门人也，娶魏氏女为妻，少悍，叔献死而帏箔不肃，荆公奏逐魏氏妇归本家。京师有谚语曰：“王太祝生前嫁妇，侯工部死后休妻。”
陈东原在《中国妇女生活史》中，赞扬荆公在妇女贞节问题和再嫁一事上的通达，“这件事情在后来一般礼教的人家，无论如何，是办不到的。”这话不错，但还没说到正点子上。儿子精神不太正常，日与妻子斗闹。荆公同情儿媳无辜，毅然决定让她离婚。又担心她因离婚蒙受恶名，以后生活无着落，还替她另外找好丈夫嫁过去。第二件事说明荆公虽然宽厚，但也不是无原则的。他的门生侯叔献死后，妻子魏氏生活不检点，荆公为了叔献的名声，将魏氏逐回娘家。
安石自奉甚简，做大事不遗余力，能下死功夫，有魄力，敢担承，生活小节至为随便。他吃饭的故事，见于朱弁的《曲洧旧闻》：
及为执政，或言其喜食獐脯者，其夫人闻而疑之，曰：“公平日未尝有择于饮食，何忽独嗜此？”因令问左右执事者曰：“何以知公之嗜獐脯耶？”曰：“每食不顾他物，而獐脯独尽，是以知之。”复问：“食时置獐脯何所？”曰：“在近匕箸处。”夫人曰：“明日姑易他物近匕箸。”既而果食他物尽，而獐脯固在。而后，人知其特以其近故食之，而初非有所嗜也。
这样的故事是很温馨的，温馨之后，还有强烈的力量，催人奋发。其感觉，就像每次听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听到第三乐章一样。
人不怕寂寞，不怕被隔绝，不怕孤立，不怕因不附和俗流而被冷漠。孟子说，虽千万人吾往矣。曹操说，诸君北面，我自西向。王安石说：
众人纷纷何足竞？是非吾喜非吾病。
颂声交作莽岂贤？四国流言旦犹圣。
惟圣人能轻重人，不能铢两为千钧。
乃知轻重不在彼，要之美恶由吾身。
叶梦得说，王安石壮年“以意气自许”，有话直说，咄咄逼人，后广读唐人诗集，“博观而约取”，“晚年始尽深婉不迫之趣”。总结得真漂亮。但叶梦得觉得王安石诗早年的直率、不含蓄是个缺点，我则不以为然。一个人，一生的不同年代，有不同的精神气度，表现在诗文中，发为不同的风格，呈现不同的美。伟大的作家总是丰富深广的。以意气自许，我喜欢；深婉不迫，我同样喜欢。
“俯窥怜绿净，小立伫幽香。”这是秀丽的王安石。
“含风鸭绿粼粼起，弄日鹅黄袅袅垂。”这是明快的王安石。
“三十六陂春水，白头想见江南。”这是风流蕴藉的王安石。
“翳翳陂路静，交交园屋深。”这是雍容淡定的王安石。
荆公的七言绝句中，最爱这首《午枕》：
午枕花前簟欲流，日催红影上帘钩。窥人鸟唤悠扬梦，隔水山供宛转愁。
为这首诗，我若是当年的苏轼，也会拍着他的肩膀赞叹：好一个野狐精啊！
八
从离开北京的那一天起，我就提醒自己，不管生活怎么改变，不管有多少理由需要改变自己去适应新的生活，有些东西是不能变的。除了环境，时间也像仇敌一样啃啮着我们，消磨着我们。但有些东西是永远不能变的。
真正静下来想一想时，总是发现自己还停留在十几岁意气风发的年代，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地看向现在。我看到了风霜和衰老，看到了坚定和愚蠢，看到了曾让人气恼之极的冥顽不化。眉眼依稀，哀乐依稀。我没有感到陌生。在纷纭的世务中，慢腾腾拖着步子走远的，确实还是原来的自己。西方的文学理论家最爱讲自我身份的发现和认同，那经常是一部史诗般的巨着的主题。但对中国人而言，这从来就不是问题。我们从来没有为自己的身份困惑过，我们知道自己是谁，知道所来和所向，知道可以做什么，应该做什么。我们知道自己可以走多远，而且从不迷失方向。
尽管如此，人世的威胁和诱惑还是太多。迫于威胁，溺于诱惑，造成的转变也许是细微的，它变成习惯，一种很少自觉的东西，很难引起警惕的东西，最终造成某种丧失。
这正是我在过去的日子一直担心的，某种丧失。从年轻时候一路走来，我们不会增进什么，我们是在不断地丧失。我们拼命学习和思考，就是要弥补那些不可避免的丧失，最起码的，也要减缓丧失。我做的很多事，今天看起来缺乏实际意义，因为那纯是对丧失的反抗，为了“在尘劫纷纭中，仍有力量，以最初的姿态幸存”。
没有过度的丧失，我们就永远是自己。不求获得，但求坚守。身份，本质，姿态，感觉，全都是与生俱来，何需外物来帮助我们肯定或确认？
不久前，我把去年写的一些十四行诗寄给未曾谋面的朋友看。我在信中写道，这些诗既是一时冲动的产物，又是多年沉思的结果。唯这冲动是如此强烈，故一发而不可收，百泉喷涌，如汇大河。唯这沉思是如此积久，故其意婉转曲折，一唱三叹，期有余音。写时人随意走，只求痛快，无暇计其好坏。有人说，内容是挺丰富的，但展露的技巧太少。呜呼，技巧是用来展露的吗？
我说，年轻的时候，初学写诗，出入诸家，百般模拟，对于技巧的窥探，可谓无远弗届。虽然各人囿于天分和环境，所得不同。大概的门径，总是略知一二的。但经年悠悠，到现在这个年纪，我已经不把技巧当回事了。就像我们在苏轼和王安石身上看到的，诗，是他们血脉中的东西，有，就一切皆备，没有，就一片荒芜。
在该完成的已经完成之后，我们还能期待什么呢？
钱穆在《国史大纲》的扉页写道：
凡读本书者请先具下列诸信念：
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对其本国以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
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和敬意；
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有一种温情和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以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以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
当信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备具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
2008 年4 月25—29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