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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里的罗曼探长挺好玩，弗里茨·朗的另一部影片，《马布斯博士的遗嘱》，也以他为主角。借回搁了几天，忽然又没兴趣了，终于没看。
还是在关于同学聚会的消息中，看见有人提到，一位同学过世了。电话里问Z，他说不清楚。再过几天，看到一篇短
文，才知道是廖一鸣走了，时间在一个月前。
回忆者是一鸣同宿舍的，不署名，但我知道是谁。这么多年过去，说话的语气丝毫不变，让人觉得踏实，要说是很难得
的。讲的多是大学时的事，我大约也知道一些：
“或许有些宿命的成分，我跟阿廖最后一次通话，聊到癌和烟。
“那是2003年11月。接了电话，他很惊奇很高兴的样子，说他已经一个月没回这个家了，刚进门就听见电话响。我说你小子有几个家啊，有几个老婆轮流睡啊，他嗬嗬地乐，说，没地儿吃饭，到处蹭饭吃。
“然后我告诉他的事，他叹息。说他自己已经戒烟了，我大笑，不信。又说了些张学良吃喝嫖赌抽活一百的话。不过内心里，深以这老烟鬼能迷途知返为慰。
“现在才知道，他当时得肺癌已六年了。妻子是早离了，儿子也带走了。这十几年他一直是孤身一人，带着不治之症。
“没地儿吃饭，说的也是实话。
“阿廖实际上是个有雄心的人，不像我从根儿上不可救药。毕业时他报名去新疆，没去成，不知何故。大四的时候他天天趴在上铺写小说，写评论，有时候会忍不住拿给我们看，我们看了阴笑。
“毕业的时候他很严肃地跟我说，勤劳一点，不要这么懒，说他有我百分之一的聪明就好了。我说，我都是小聪明，屁用没有。这是我们之间空前绝后的一次严肃谈话。
“回福建后，他也曾意气风发，老婆据说是福建文坛第一美女，端的才貌双全。每月准时给我寄福建文学和港台文学，我报之以大众电影，每次都把鸣字最后那一横，拉得巨长。”
此后几天，我在网上搜一鸣的消息，搜出他同事的一篇悼念长文，对他大学毕业后在福建的工作和生活作了相当完整的勾画。
大学时我和一鸣住隔壁，来往不是很多。他大我三岁。我们年级非应届高中毕业的人不多，一鸣是其中之一。我知道他爱小说，自己也勤写。我们读的，几乎全是现当代的西方小说。他对胡安·鲁尔福极为欣赏，认为几万字的《佩德罗·巴拉莫》，顶得上很多几十万字的长篇。另外一件事是，某年假期回福州，他在火车上邂逅了一位女孩，一见锺情，穷追不舍，迅速确定关系。是一位又漂亮又纯真的女孩。一鸣对此颇为得意，不止一次地夸说：“阿廖遇到了好姑娘！”
但逢开心，便自称阿廖，后来我们也跟着称他阿廖。虽然他比我们年纪都大，这种时候，倒是很小孩子气的。
毕业后很久，在海外的《今天》杂志上忽然读到一鸣的一组诗，发在头条，绝对惊艳。其时我也热衷于写诗，第一次给《联合文学》投稿，一发即中，自我感觉不错。读了一鸣的诗，顿感惶愧：我写得太肤浅，太芜杂，而他，写得太好了。
一鸣生活中的两件大事，爱情与诗，现在我知道了结果：
一鸣婚后，育有一子，孩子还小的时候，离了婚。弃他而去的，就是当年那位火车上“纯洁的”“好姑娘”。漂亮女人从来不乏追捧者，一鸣的性子过于单纯和冷静，对于物质生活，又不太上心。再讲下去，又要落于俗套了，然而生活中就是这无数的俗套，把一切异类的、高扬远举的、同代人嗤之以鼻后世却可能引发感叹的品质都荡涤一尽。
一鸣在1996年出了他唯一的诗集，《更高的玫瑰》。出版后，“无任何反响”。我在百度穷搜，得不到任何结果。《福建文学》登过他几首诗，还有他为诗集写的自序，这就是全部。
一鸣在文学杂志二十多年，他有一切条件推销自己，或结党聚众，互相标榜，然而竟甘于被冷落，而且是彻底的冷落，直到死去。
一方面是文化事业的空前繁荣，一方面是几十年人力强树的文化偶像全都轰然倒塌。一方面是愤世者哀叹时无英雄，一方面是一个又一个一鸣默默无闻地死去，被遗忘。据说杂志社的同仁将为一鸣的小说结集，但愿这一次不再是“毫无反响”——但愿归但愿，事实恐怕还是如此。
四十岁以后，我会变得更老，更孤单；
还会左右摇摆；在外部的压力下。
还会谈到那些被贬低的事物，譬如土拨鼠，
它们在庞大的夜里朝光打洞。
我还会恋爱；还会被人揭发；
某些时候还会两手空空，
犹如那些仍在进化的物种，
最终要获得一种稳定的立场
：更客观，更少说话，
离周围的一切既近又远，就像一个瞎子
，只能看见黑暗的物质，
只能让时间的水浪把我甜蜜地杀死。
——廖一鸣客观立场
周末的雨天，跑出去喝咖啡。一连两杯，一杯加糖太多，一杯加糖太少，没喝出什么意思。加糖太少的，不是嫌不够甜，而是味道不上不下，觉得尴尬，反而不如不加。去的时候，雨很小。离开之际，下大了。因为心神恍惚，懒得打伞。从书店门外经过，居然记得看了一眼摆在门外檐下的特价书，五元两本的。三联版的《奥尼尔集》，最后的一套还在。一开始有三套，犹豫了一下，没买，因为和我手头另外一本《奥尼尔戏剧选》重复太多，而且收得不全。几天后，特意去细翻一遍，仍旧没买。我喜欢的美国作家不多，奥尼尔算是其中之一，喜欢他古典的庄严。但三度擦身而过，不肯再结因缘。这第三次，或是因为那两杯咖啡？
周末的第二天，继续咖啡。这次是买了端走。星巴克的卡上，估计快没钱了，但收款的丫头没吱声。端起咖啡要走，那女孩突然想起似的看一眼电脑屏幕，说钱不够了，补一块九。然后问我，要充值吗？我摇摇头，免了。
贝多芬听完，想起了舒曼。过去很少听舒曼，但这个身上有着种种矛盾，一开始就敏感紧张，最终精神错乱的天才，或许能给我某些启发。在按姓氏字母排列的陈列架上，无意间看到一套克拉拉·舒曼的钢琴独奏曲全集，莱比锡钢琴家苏珊·格鲁兹曼演奏的。那天先听了两部作品：献给勃拉姆斯的B小调浪漫曲，和作品第一号的四首《波罗乃兹》。《波罗乃兹》是克拉拉大约十岁那年写的，简单清澈的曲子，听的时候，仿佛站在学校窗外的草坪上，阳光灿烂里听一个小女孩练琴。电影《春天交响曲》里，克拉拉第一次弹曲子给舒曼听，弹的就是此曲，并且很骄傲地说，这是我的作品第一号。
不知为什么，有天夜里，在床上倚墙而坐，抛开书，准备熄灯，忽然想起王弼。由王弼，几年前每天早晨坐58路公交送儿子上学的情形一一浮现。来回的车上，时间不多，总在读诗，回到法拉盛，坐进咖啡馆，还在特定的思路里。那段日子写了不少诗，还曾想把贝多芬嵌进一首七律。句子对出来，觉得太不拿乐圣当回事，以后也就忘了。想起王弼，也是因为一句诗：前身应是王辅嗣。王弼只活了二十四岁，而他在哲学思辨上达到的深度，许多人活到六七十未必能及。老，一定和睿智相关联吗？恐怕未必。读书可以更多，生活阅历可以更多，思考得更久，更细，更全面，却未必更深。读过一些明清人的集子，看他们的作品从三十岁到七十岁，一条直线，一如既往的平庸，甚至常用的典故，都还是当初那点家底。
文如其人，一直是不相信的，因为善伪的人太多，装腔作势的文字太多。略有才气的混蛋，尤其可以欺世——倒不是真能，而是愿意被欺的大有人在。现在，文如其人，我相信。一个人的文字所能达到的境界，就是他为人的境界。这和年龄及一切的际遇无关。最后那道超凡入圣的门槛不能迈过，何尝是不自知，何尝是不想，正因为患得患失，处处计较，泯灭了原有的一点灵性。敲不开的门，原是自己亲手关上的。门何尝拒绝过任何人？拒绝从来没有“被”，是自己在拒绝，那么，为何不甘，为何痛心，为何怨天尤人？
给北京的Y同学发信，托他们帮我找一本《更高的玫瑰》。短时期内不想再写新诗了。如果总是觉得力有未逮，何必码一堆可有可无的分行文字。几天里给人讲了好多遍阿廖的故事，想写一首挽歌，时时想，却写不出来，连一个开头的句子都没有。直到前天夜晚，半夜醒来，是被诗唤醒的。伸手拿笔，不开灯，在一张记着嘉德古钱拍卖成交价的卡片的背面摸索着写下。写完，看录像机上的时间，正是凌晨三点半。
巢林一枝栖未安，寒江入枕梦阑干，知子意气云汉间。
玉溪清歌谁相续，九畹风轮正凋残。
对花能饮即君子，裘马当年曾粪土，人间何事论今古？
膝上无弦起龙吟，落叶满庭疑风雨。
抑塞磊落亦奇才，即今秋蛩有余哀，故将锺鼓陟高台。
井月痴猿任号叫，看汝一击沧溟开。
第三章里两处变用了杜诗的句子，这不算偷懒。我只想表达，不是在作诗。
北京发来新的同学通讯录。一鸣和先已故去的林为进亦在其中，排在最后，联络地址和手机、电邮均为空白。
2009 年10 月27 日
诗不能使任何事发生
诗不能使任何事发生，这是奥顿悼念叶芝的那首名诗中的一句，查良铮先生译为“诗无济于事”，简洁明了，但我更爱原文的质朴：“poetry makes nothing happen”，说得再直白不过。可不是吗？一首哪怕再高妙的诗，能使一件事凭空发生、改变或逆转吗？奥顿说，爱尔兰刺痛了叶芝，让他发为歌诗，但如今叶芝人去楼空，爱尔兰却疯狂如故，连气候都丝毫不变。诗算得了什么？它连同样押韵的咒语都不如。咒语能移山填海，生死肉骨，诗呢，只是风中的一丝风，之前是空寂，之后还是空寂。
一
80年代后期，曾有难得的机缘，在淮南教育学院任教一年。我教的课是古代文学史上半期，从先秦到南北朝，正是我非常喜爱的一段。每周两次课，四个小时。教学大纲规定的任务相当简略，备课和批改作业之外，有大量的自由时间。又因为是客席，校方照顾得无微不至，一切生活琐事无须操心，遇204到节日，还能衣香鬓影，觥筹交错一番。闲时看书，打牌下棋，长夜清谈，逛街，看电影，稍稍喝点酒。当然，扪腹大梦之余，免不了胡思乱想。胡思乱想之后，写一些分行的文字。改好了，东一首西一首地乱投。
楚铭是我在单位住同一宿舍的兄弟，一起报名参加讲师团。从北京下来，我去淮南，他到几十里外的怀远。春秋佳日
的周末，我骑半天的自行车去看他，和那边的同事聚一聚。在淮南，我们住在一座小宾馆里，左右不远，都有闹市。怀远的师范，地方偏僻一些，校园背后是山。有客人来了，白天带去爬山，说是大禹治水的遗迹。偏那山既无葱茏之姿，也无险峻可言，沿山脊信步而上，山顶空无一物，除了一座小小的亭子。我倒是挺喜欢那座山，站在山顶俯瞰四下的平川，眼界极为开阔，村庄阡陌，历历在目。就凭这一点，我相信大禹确曾在此观望地势，筹划导引洪水的方略。
记得有一次去，赶上连绵阴雨，上午楚铭有课，我一人留在宿舍，无事可做。坐在临窗的桌前，铺开纸，想写一首题为“槐花雨季”的诗，却怎么也写不出来。楚铭知道我爱吃鲫鱼，中午特地弄了几条，照我以前说的方法，先煎得两面焦黄，再加酒、开水和葱姜焖熟，吃时撒上葱叶和芫荽。
后来想起怀远，就想起鲫鱼和那首没写出来的诗。“槐花雨季”永远不曾由“纯粹理念显现为现实”，偏偏记着。鲫鱼自从到纽约，就再也没见过。
我在北京住集体宿舍，前后三迁，楚铭是陪我到底的人。最初在西便门外，我们有四个人结伴合住一屋，周末同出游
玩，下班饮酒作乐，密不可分，亲如兄弟。之后搬到羊坊店，情形依然。那里距离玉渊潭最近，在湖上划船，拿煮花生米下酒，大半天时光，自由畅饮，何等简单而洒脱。再以后，继续搬，搬到菜户营。房间小了，两个人一屋，四人分作两处。不久，其中两位结了婚，搬出去。我和楚铭各自独占一间，引得无数人羡慕。到了周末，先手邀得美人归的兄弟们纷纷前来借地方。
而我和楚铭，条件如此便利，却都没有女朋友。我依旧吭吭哧哧地炮制各种纸上垃圾，楚铭呢，既忙着约会，又忙着调工作。夜深赶回，总是到我那里坐一坐，说说两方面的进展，有时高兴，有时气恼，总归是高兴的时候少，气恼的时候多。他约会的女孩的照片，沾光看了不少，其中不乏清纯秀丽的，但他总有遗憾。
楚铭学工科，可他喜欢文艺。我的诗他也看，不喜欢的，直言不讳，不管我面子搁得住搁不住，遇到喜欢的，那是真的喜欢，很久之后还能听他念起。
电视台新楼落成，我赶上搬进新办公楼，享受了半年空中眺望玉渊潭的好景致。带食堂的新宿舍，我未能赶上，辞职走了。那时候，当年同时进电视台的伙伴，绝大多数成了家，留在集体宿舍里的，楚铭绝对是元老了。
第一次回国探亲，故地重游，回电视台玩，在楚铭的宿舍住了一晚上。屡屡听说的食堂的小炒加啤酒，还有小火锅，都见识了。和过去相比，真是天上地下。从前在菜户营，周末彻夜打麻将，也是一个革命传统。后半夜肚子饿，只能煮包方便面，打进一个鸡蛋就算奢侈。楚铭知道我在纽约，肯定不会有机会常玩，他要我重温往昔的好时光，居然强拉硬拽，召齐了原班人马。可我因事不便，婉拒了，在一旁看他们玩。一位老朋友的新女友，半夜三更做了一锅鸡蛋面，端来慰劳我们这些辛苦的搓手和看客。世上有如此贤惠的女孩，大家不免唏嘘再三。
这是我唯一一次去电视台的新宿舍。谁能想到，这会是楚铭的终老之地，一个他永远没有再离开的地方。
二
在淮南，我在《星星诗刊》上发表了生平第一首诗，拿到了生平第一笔稿费。六十多行诗，六十五元，比我半个月的工资还多。更令我高兴的是，那首分为几段的诗，不仅全发，还发在头条。但我写诗的热情并没有因此提高多少，不是不想，而是没办法强迫自己。兴致不来，没法动手，想急功近利都不行。好多年来我一直以为自己真是疏懒到不可救药了，后来想想，也许不是懒，而是心中怀疑的阴影不能消除。怀疑什么，说不清楚。可能怀疑外在的一切，但我觉得，更多的还是怀疑自己，毕竟怀疑自己比怀疑他人要直接得多。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有一种预感，太强烈，太沉重，常常觉得自己不能抗拒，但要认命却心有未甘。我需要鼓励，这样我就不再怀疑，也不再把那什么狗屁预感当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