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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书店还在开，也有醉翁之意不在书的，社区传言纷纷，甚至有转移资本之说。虽然始终闹嚷嚷的，和我关系不大。曾经以挟山超海的气魄而来的大书店“书原”，占了闹市两层楼，洋洋大观，打折促销的热乎劲还没散尽，一夜之间，人去楼空。对于我，收获是以极廉的价格买到的十几本书：纳博柯夫《微暗的火》，两元；《伍尔夫散文集》（包括全部的普通读者），两元；扎米亚金的《我们》，一元；蓝英年《被现实撞碎的生命之舟》，一元……
图书馆处理旧书，我每次都去，但很少买书。书太破旧，偶尔一元两元买几本，看过还得丢。至今留着的，一本《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五毛，上有李泽厚的签名。此书我已经有，大概仍在国内。另一本，余英时的《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也是五毛。书很干净，但封面撕破了。我用透明胶条反复粘贴，终于完好。这书里有极好玩的材料，久想写一篇文章，发发感慨。书虽破，不会丢。国内如出版，有些内容肯定是要删去的，编辑不删，余英时先生自己也要删，那就不全了。
壁橱的空间是确定的，书如春水，年添三两寸，漫过旧痕，势将涨满。一部分挪到顶柜，也只延缓了一段日子，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图书馆因为书架容量固定，定期淘汰藏书。专有一个“清理委员会”（Weeding Committee），我戏称其为“除草委员会”，各馆巡视，挑选将抛之于垃圾堆的倒霉书。委员会过处，满架狼藉，幸存的书东倒西歪，垂头丧气，仿佛余悸犹存。为保住一些舍不得的书，到割草季节，我赶去附近的分馆，将主要是古典文学和中国历史的大书，分批借出，抱回家里。图书馆限定的借书数，每人五十本。我跑两趟，差不多将指标用尽。剩余的，听天由命。几天后，扫荡结束，再抱回归还。现在，无处摆放的困境，逼得我也不得不随时“除草”。学图书馆，过一段时间，将桌上的新书，不管读过还是没读完，归置到壁橱，同时抽换大约同等数量的丢掉。图书馆丢书，取舍标准是出借率，一年里无出借记录的，在劫难逃。那些长期困守在架上的，多为古代典籍。比出借率，《历代诗话》肯定抵不过言情小说，《剑桥晚清史》也比不了《戏说乾隆》。我丢书，先不论它有多好，只想着自己还会不会再看。其次，基本的书，到处可以找到，比如小说名着，也优先丢。
几乎全部丢光的是英文书。年纪渐大，不想很吃力地去读别人的文字了。既以读书为享乐，为精神的安慰，自然是中文书亲切。而且，越旧越古越好。人在时光里向前飞奔，心却不断后退，一直往回，追溯到“五四”，追溯到唐宋，到汉魏六朝，到先秦，没有疲惫，却逐渐安定下来。好像天色已晚，暗影四起，草虫幽幽，花气弥漫，一棵树立在那里，你倚着树干坐下来，安心入眠。原典古书，我是轻易不丢的，要丢，丢那些新出的选注本。
其次是杂志和小说，还有入门的专业知识书。《读书》、《爱乐》、《收藏》、《今天》、《科幻世界》，手上都曾一堆一堆的。各种发表过文章的杂志，也不留了，太多。何况其中的文章，大部分已结集出书。
2001年，考虑回国，托老同学甘霖兄在北京找了工作。如果大搬家，能够携带的物件有限，即使是海运。古典音乐唱片是首先要照顾的，书，只能精简再精简。我想到回国以后，中文书何必发愁，凡能在国内买到的，理论上都可以丢。而我的藏书里，市面上不好找的，微乎其微。朋友的赠书也许是个例外。其后半年里，我边收拾边扔。有一些很不错的书，以前说过，还特地拿到图书馆外的台阶上，希望喜欢的人拣到。硬面精装的厚重古钱书，半卖半送，也处理掉一部分。
辽宁教育出版社的“书趣文丛”，有几本丢掉是可惜了。像谢兴尧的《堪隐斋随笔》，是该留着的。
再一次集中扔书，就是搬家了。由于对新搬的房子寄予厚望，预备在客厅贴墙摆一排通顶的书架，扔掉的书不太多，而且确是没有太大留存价值的书。多的，是前几次舍不得扔的杂志。
谁知事出意料，新搬的家，楼上吵闹，夜不能眠。多方求助无果，估计又要搬走。极度沮丧之中，多少有点赌气似的，再一次开始清理书。一个月里，清空了两箱子，还有一箱，清出一半，剩下的，堆在床头柜前。这次我不急，有的书在丢掉之前，重温了一遍，还写了几十篇读书记。心里觉得，这样做，算是对得起它们了。
扔书好像一种发泄，一方面是痛惜，另一方面是轻松。一个人两袖清风，随时随处可以上路，走到哪里都无拖累。纵然身边一本书没有，那又如何？读书随笔不妨少一点征引，就书论书也能见性情，见态度。散文不妨抛开典故，自说自话，未必便从此空洞无见识了。打通诸书，不一定靠南面坐拥，在心中融会贯通，何尝不能。至于读，我们有图书馆，有网络，还能随时买。
所以，前几天读《睽车志》，读到“刘先生”一则，不禁开颜大笑。刘先生是一位乞丐，六十多岁，住在衡岳紫盖峰下。他讨钱吃饭之余，每天携一竹篮，“中贮大小笔棕帚麻拂数事，遍游诸寺庙，拂拭神佛塑像。鼻耳窍有尘土，即以笔拈出之，率以为常”。寒冬无衣，一位富人赠他一件袍子，刘先生穿上，表示感谢。几天后再见，刘的袍子没有了，身上穿的还是原来的旧衣裳。富人问他，他说：
吾几为子所累。吾常日出庵，有门不掩，既归就寝，门亦不扃。自得袍之后，不衣而出，则心系念。因市一锁，出则锁之。或衣以出，夜归则牢关以备盗。数日营营，不能自决。今日偶衣至市，忽自悟以一袍故，使方寸如此，是大可笑。适遇一人过前，即脱袍与之。吾心方坦然，无复系念。嘻，吾几为子所累矣！
我生于60年代。知道书，读书，喜欢书，在70年代。我们家生活清贫，直到我上大学，并无改观。小时候，得到一本书的快乐，胜过今天的豪客拍下一件明清的官窑瓷器。一本书，虽然只需几毛钱，仍算奢侈。我的同学里，为了一本书，去挖香附子，打槐树子，去攒牙膏皮，找旧电线烧去胶皮，留下铜丝，拿到废品收购站换钱。为喜欢的一本书，几次跑书店，拿起又放下，反复筹算，优柔寡断。心爱的书，包了书皮，写上名字，自己反复读，借给朋友读。书皮磨破，换纸再包。到后来，书页被翻软了，边毛了，也黑了，剥去书皮，原来的硬纸封面，绵软如布，然而毫无污痕，光泽犹在。这样的经历，很多人都有。旧时的习俗，敬惜字纸，书是近乎神圣的。费尽心力得来的书，谁会舍得丢弃？但我这几十年，买书和丢书紧紧相连，岂非罪过？阿兰·罗布-格里耶的一本小说，我是读一页撕掉一页在地铁上读完的，让同车的同事惊讶并感慨，岂非罪过？我现在很想再读罗布-格里耶，也想读克罗德·西蒙，然而没有书了。
庄子说，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孔子有多少书，史无明载。他周游列国，即使专有一辆车拉他常读的书，也很有限。他还是要依靠王室的藏书。我深夜在家，常对着一堆书，不知读什么好，往往选取的，是刚借回的探险和侦探小说。一本新买的《庄子注》，一本借来的《陆机集》，要很久才能读完。我常想，如果屋里只有一本书，哪怕是最难读的书，一个星期，两个星期，肯定读完。不仅读完，而且读得既精又深。那么，书多未必全是好事，至少，它能分心。我的书将来再少，总会有数百或上千本，其中任何几十本，甚至十本，若能彻底读通，那就够了。
寻常爱书人，家藏数千到上万，并不稀奇。和他们相比，我的书缘是很差的。从小，我爱背诗，一百首两百首的选集，可以轻而易举地背下来。经过大学五年，我背下的旧诗，至少有一千多首。后来虽然大多忘记了，至少片断还存在脑海里。事实上，90年代在报社一心一意写散文的时候，文中的引录，基本上靠记忆。存在脑子里的书，也是书啊，而且不用翻查，不用去书店和图书馆寻找，只要一想，顿时浮现，比电脑还快捷。什么样的书能如此方便呢？而且它无需地方储存，不用担心难以携带，不会霉烂，不怕水火，不用包书皮，不会在地铁上因为下车匆忙而丢失。其实这本是一个启示，老天让人记住读过的文字，就是要告诉他，不必在乎书的存殁和藏书的多少，那和你关系并不大。读过的，理解了的，和你心心相印的，从此记住了，终生“莫失莫忘”，那才是你的书，你才能宣称拥有了那些书。
既然如此，我也可以说，我何曾丢弃过任何书呢？我的书，不是一天天永远在增加吗？我不是藏书家，甚至也比不上那些有着大书房和满壁满架图书的普通爱书人，但我确实是一个富足的拥有者。当我老了，回到喜爱的地方，有一栋房子住下来，那些书会以实体的方式重现，仿佛普鲁斯特说他重获了所有过去的时光，也是要证明，一度离开的，并没有离开，它们一直在伴随着我们。
2010 年12 月30 日
身边书
十多年来，有几种书是一直搁在手边，随时要翻一翻，或相当投入地读上几天的。它们成了生活中的一部分，就像床和沙发，吃饭的碗，一年四季的衣服。事实上，后面这些都比不了书，因为它们寿命有限，不几年就因破旧而丢弃了。
首先是唐诗。这是一个大类，包括各种选本、个人的选集和全集。自从大学毕业，唐诗从没离开过我的日常生活。当年到美国，行李精简得不能再精简，字典之外，所带的几本书中，就有一套沈德潜的《唐诗别裁集》，上海古籍的排印本，上下两册。在众多唐诗选本中取《唐诗别裁集》，是因为它录入的诗多，近两千首，无注释，节省篇幅。1979年的版本，装订不太好，已经翻得快要散页，边缘还有在北京时被老鼠啃咬的痕迹。
我一开始读唐诗，读的是喻守真注的《唐诗三百首》，他用黑白小圆点标注平仄，给我印象很深。平仄对于小学生，本是很枯燥的，这样一标，顿时觉得好玩。他分析每首诗的作意和作法，简明易懂，至今我仍然觉得他讲得很亲切，然而一般的选本不这么逐一注明。大学，除了朱东润的《历代文学作品选》和忘了是谁主编的《中国历代诗歌选》，最好的本子是社科院文研所编的《唐诗选》，参与其事的，现在知道有钱锺书和马茂元诸先生，诗人小传和题解等虽然文字不多，却点得很透，胜过如今到处可见的动辄上千字的所谓赏析。文研所《唐诗选》的分量是《唐诗三百首》的两倍，李杜这样的大诗人，选诗五六十首，无论从点上还是面上，这是最适合一般读者的唐诗选。《唐诗三百首》是童蒙读物，不仅选诗的数量太少，而且为了通俗，割舍了很多精彩的作品。
明人唐诗选本甚多，但我觉得都不如《唐诗别裁集》那么均衡。沈德潜当然有他的观点，如过去常被批判的“温柔敦厚”的诗教，还有改前人诗的恶习，但在选诗时，他能尽量照顾不同的风格，可见既有眼光，也不偏执。
沈选的两千首读熟，对于唐诗，可以形成自己的看法了。但最重要的几位大诗人的诗选，无论如何也得读一遍。综合选本里，李杜韩白，至少有几十甚至近百首，他们的诗选，一般篇幅在一百多到两百首左右，略补一补也就可以了。再下来，如还觉得不尽意，就该读诗人的全集了。
选本和个人全集越买越多，从图书馆也能借到港台的出版物。但读得较多的，逐渐集中在四个人身上：李白、杜甫、韩愈、李商隐。这四位，两位豪迈超拔，两位沉郁委婉，正好轮换着读，又能适应不同的情绪和口味。
与此同时，加入两位宋代诗人，王安石和苏轼。
图书馆前年买进一套《全唐诗》，借此机会，开始了不紧不慢的通读。读一阵子，稍觉烦腻，搁下。过一阵子，忽又想起，再接着读。
杜牧和李贺，以前读得太熟，基本不用温习。要补的课，是被忽略的那些，像韩偓，以及初唐和中晚唐的一些诗人。
第二是《鲁迅全集》。我在中小学时代，无书可读。课文里入选较多的，着作又可以系统找到的，只有鲁迅。那些喧嚣一时的幸运儿，弄潮儿，当然不算。鲁迅的书，版本多，选本无数。家里还有一本小小的《鲁迅语录》，我很喜欢，去年回洛阳，找那本书，已经残损了。我从小学读鲁迅，读到高中毕业，由小说故事读到散文，由散文读到杂文和书信。杂文，直到大学，也没完全读懂。我最早喜欢的是《故事新编》，因为觉得好玩，其次是《野草》，觉得语言很美，再下来是《朝花夕拾》，那是标准的散文，容易学习模仿。到高一，杂文虽然不能全懂，却也能欣赏其中的妙句，鲁迅特有的语气，他的机智和幽默。
大学头三年，很少读鲁迅，一方面读中国古典文学，另一方面，读欧美近现代文学。鲁迅的杂文，觉得单调烦腻。直到快毕业，民国时期的散文一家一家读过，回头再读鲁迅，这才体会到鲁迅的好处，实是他人不能及的。
《鲁迅全集》很早就买了一套十六本的平装人文版，直到前几年才海运过来。在此之前的十几年，依仗图书馆里的一套。那一套是新疆出的，质量不好。去年，图书馆又购藏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精装最新版，新疆版就被处理掉了。
借《鲁迅全集》的人不多，图书馆的一套，随去随取，和自己家藏差不多。读鲁迅，做不到像读唐诗那样频繁，但每隔一段日子，总会读一两个集子，不一定从头读到尾，随手翻开，读半个小时，足够。近来则主要读书信。
读鲁迅，除了阅读本身的乐趣，另有一个作用，是提醒自己，世上还有那么一个高度，可供参照，还有那么一种不妥协不媚俗的精神，可以自我激励。我曾在天津崔九堂兄的博客上说过一段话，大意是，鲁迅对于我们，就像悬崖上的一棵树，万一失足，可以紧紧抓住，不至于坠落无底。
人文社的新版全集仍然不收《唐宋传奇集》和《古小说钩沉》，令人遗憾。译文，我觉得可以适当选收一些。
第三种，是博尔赫斯的文集。这也是时时必得重温的。每次读，不能多，一两篇就好。读多了，不容易吃透，无论小说还是散文随笔。博尔赫斯是我读过的外国作家里文字和思想密度特别大的，每一篇都值得反复读，反复琢磨。相对而言，他早期的诗比较简单，我读得很快，而且不常重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