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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可气的是一些翻译的学术着作，多是为慕风雅而买的。放置多年不读，将来也未必有兴趣读。清理的时候，取了
一叠，在沙发上翻看。一页未完，头已经涨大。我对理论的甘于无知真是不可救药。下了几次决心，要补课，拣最重要的，读上几十种，结果除了有限的几家，都只是念了前言和后记，而且前言还要是译者自撰的，若是翻译过来的，连前言也懒得读。这样的书，摆在书架上固然好看，可我没地方图好看，宁可杀风景，焚琴煮鹤，搁下茶杯送客。
慕人风雅是好的，但要想想是否投合自己的性情，不投合，便是附庸。以后买书，尽量做到不想看的书，不买；一时不想看的，也不买。大部分的书，可以增长见识，可以解颐忘忧，能借，尽量去借。真能放在手边，时时翻看，或在个人有兴趣的题目上，能供查阅考证，或毫无用处，却有趣味在里头的，才买来收着。
若是有一天，住处忽然扩大一百平方米，增加几十个书架，那么，上面一段所说，只当胡言。我不仅要买一些可能永远不看的书，也买很多当代小说，很多文集和全集。不仅买，也许还要分类编排。不过，我不会按照天杀的杜威编目法，把中国古典文学压缩到旁门暗角的一组靠后又拥挤的数字里。我分大类，古今中外，诗文小说杂谈，如此而已。
2010 年10 月25 日
聚散
孙犁在文章中多次谈到，他买书，按照张之洞的《书目答问》，也按照鲁迅日记中的书账。《书目答问》开列了两千多本书，经部的书，除了原典，我基本上没碰过。史部的书，只是对杂史类略有所知。历代文人的文集，大致读过一遍的，限于文学史上的名家，不过百人而已。明清以后的集子，许多连听也没听说过。孙犁究竟藏了多少书，没看到专家的统计，但从《耕堂读书记》和《书衣文录》等文章来看，相当可观。鲁迅的购书，更不用说。他为许寿裳的儿子许世瑛开的简明书单，为爱书人所乐道，孙犁也把它当作最基本的中国文化书目。可是，就那十二本书，我从头到尾读过的，也才一半。
按杨绦的说法，钱锺书基本上不藏书。他到图书馆读书，喜欢的书反复读，摘抄，做笔记。做笔记的时间，是读书的两倍。这些笔记，经过不断补充和修正，中西古今勾连映带，其中一部分，就成了皇皇巨着《谈艺录》和《管锥编》，未整理定稿的，还有《容安馆札记》等多种。
大量购书的财力，大量藏书的空间，大量读书的时间，都是条件。无论从主观还是从客观方面看，都不是一般人能具有。对孙犁，我是佩服加羡慕；对鲁迅和钱锺书，非常佩服，也非常羡慕。这和对藏书家的态度不同。对一般的藏书家，只有羡慕。
论爱书和嗜读，自忖不亚于他人，然而积攒起一份基本藏书的愿望，因为几十年生活的种种偶然，屡聚屡散，聚少散
多，不得不一次次放弃。孙犁之外，周作人，以及和我差不多年纪的止庵，都写过关于读书的文字，讲述读书的经历和经验。我是很想写几篇类似文字的，假如某一天写了，只好凭记忆泛泛而谈，没办法随时从架上抽出一本，看看封面，翻翻目录，瞥见旧日随手随记的一行字两行字，会心一笑，因此能详加引证，增添些细节的趣味。书不在手边，记忆有太多欠缺，干枯是难免的。昨天晚上，因连日大雪，不能出门，图书馆也不开放。儿子做完作业，想找书读，我从箱子里翻出一本现代文库版的《博尔赫斯选集》，让他试着读小说部分。翻开书页，看见记下的购买日期，是1988年10月23日。我是9月4日来到纽约的，那么，这本书可以肯定是我在美国买的第一本英文书。其时不仅身无分文，还欠着朋友垫付的几千元学费和机票费。买这么一本精装的书，在当时够得上豪奢。书里有密密麻麻的圈点，还有注出的词义。从导言到正文，全部认真读过。之前，中译的博尔赫斯，只有上海文艺出版社薄薄一本《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选》。想读更多，只能读洋文。由此可见，二十多岁时，我对博尔赫斯喜爱到什么程度。假如这本书不在
了，这段记忆可能就永远丧失了。
离弃的书，可以重买。丧失的记忆，无处可觅。据说人老的时候，能想起很多久已遗忘的往事，阿弥陀佛，我等着那一天。
北京五年，是我买书最多的一段日子，因为工作了，有工资了，却还未成家，时间和钱，都由自己支配。临出国时收拾东西，分类处理，把旧课本和教学参考资料之类的，全部扔掉，只剩下一套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不多的一部分书，送了朋友。买来随手一读的，主要是小说和流行的书，扔掉了。还有一部分，《资治通鉴》和《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等，让弟弟带回了洛阳。最后留下来的，装了十几个大纸箱子。起初放在一个朋友家。他住在香格里拉饭店旁边单位公寓，十一楼。晚饭前我们在阳台上站着聊天，正好俯瞰车来人往的饭店大院。几年后，搬到良乡。
处理掉的书，最可惜的，是大学课本。像朱东润主编的《历代文学作品选》、郭绍虞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王力的《古代汉语》、陆侃如、冯沅君主编的《中国历代诗歌选》，都是多卷的厚书，内容扎实，值得放在手边时时翻一翻的。此外还有《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外国文学作品选》，尤其是前者，卷帙浩繁，称为参考资料，名副其实。
北京的那批书被我当作宝贝，一是因为，很多书上有阅读时的批语和勾画，虽然多为陈词滥调，幼稚可哂，在自己却是难得的纪念；其次，那时逛书店很勤，工资相对于书价又太低，下决心买一本书，总是千挑万选，所以大体而言，书的质量很高，而且注意按喜欢的题目，成套购藏。这其中，就包括中华书局的“诸子集成”、岳麓书社的“外国歌丛书”、外国文学出版社的“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外国文艺丛书”、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中国文学理论和批评丛书”、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历代笔记和历代小说丛书。外国文学出版社还出了一套外国小说丛书，小32开本，非常可爱，如今手头只剩下一本格林的《问题的核心》。
丛书中，外国文学出版社的两套以后再没有见到，而这两套书都设计得漂亮大方。“外国文艺丛书”也是小开本，装帧差一些，但选题多而且好，瑕不掩瑜，仍是我的所爱。细说起来，这套书，就我手中所有，至少换了三种封面。最早是杏黄色的，样子有点刻板，然而不算难看，其中有着名的《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选》。其次是淡黄色带条纹的，这一套最漂亮，就因为这漂亮，连一些并不十分感兴趣的书也买了，如苏联作家特里丰诺夫的《老人》、索尔仁尼琴的《癌病房》。特别好的，则有《外国荒诞派戏剧选》。最后一套，我不太会形容，封面就只一种颜色，上面一排字为书名，左边和下边是黑色的，有拼音外国文艺几个字，死气沉沉的，这一套收入的书还特别多，随便拿起一本就是，如《当代意大利短篇小说集》。
在80年代，流行书的概念，和当今不太相同。那时的流行书，很多是学术或所谓学术着作。宗白华、朱光潜、李泽厚，还有一些今天已不闻其名的学者的着作，都曾在大学生中畅销一时，其中一些，几年后就没人提起了。这一类，其实我兴趣不大，偶有一些和我的兴趣重叠，又标榜是革命性的最新研究成果，结果忍不住诱惑，买了，看过之后，连呼上当。比如龙的考证，从前说龙是大蛇，是鳄鱼，都还不离谱。如今考证出龙是云彩。那么，依照云从龙，风从虎的逻辑，老虎该是风了。
在纽约无处找书，北京的书，被视为珍藏，是将来的希望，不免在想象中日益夸大。实际的遗存一天天减少，心中的数目却一天天增多。躺在床上对墙发呆时，总是情不自禁地盘算：还有那一大批好书啊，哪一天全部搬来，看书就不用愁了。无数读过的、至今还喜欢的书，一起在眼前浮动，五彩缤纷，像绵绵不断的游行队伍，其中眉眼宛然，笑语盈盈，尽是相熟的面孔。两千册？三千册？也许五千六千？
这样的心态，就像殷芸《小说》里的贫人舞瓮，一瓮为二，二瓮为四，“遂喜而舞，不觉瓮破”。十几个纸箱子，说穿了，能有多少册？几个书架就摆完了。
搬家之后，书箱尚未拆封。搬出箱子数一数，每箱也就六七十本。北京的那批纸箱子，或许大一些，一箱顶多一百本。十几个箱子，总数不过一千多本。这就对了。五年，一千多本书。除去中学和大学时期积攒的一些，一年大约买两百本书。新书，一本一块多钱；旧书，一本几毛钱。工资每月百元，刨掉吃穿杂用和玩，用来买书的，顶多三四十元。那些书，相当一部分是在旧书店淘来的，劳动人民文化宫的书市，也有折扣。硬碰硬地按定价买，工资哪里对付得了？
每年回国，买书是一大乐事。一个月的假期，在北京十多天。逢着不出门的日子，便整理旧书，挑一些带回纽约。书很重，携带不便，每个行李箱的重量又有限制。随身携带的、托运的，全部加起来，每次约百本，差不多就是一个纸箱子的数量。主要是新买的书。毕竟从前的书，大部分已经读过了。
没过几年，由于下雨漏水，渗进堆积在阳台壁柜里的书箱，北京的书因此毁损不少。剩下的，发霉腐烂。漏雨后第二年的暑假，回到北京，逐箱检查，心疼不已。霉烂的书，一批批送到楼下的垃圾箱。半霉烂的，和虽有污痕还能翻看的，继续留着。完好的不多，单独挑出来，套上塑料袋，包裹严实。以后每年清理，不断把发霉的书扔掉。原先舍不得的，觉得还未彻底损坏的，实际上根本不可能留存，终于还是扔掉了。到2008年，最后一次清理，觉得真正完好的书已经不多，于是下决心，再做挑选，除了随身携带的，又装了两箱子，海运到纽约。剩余的，包括《战国策》那样的经典，一时不想读，以后也很容易买，就不去挂念了。
至此，我的第一批“藏书”算是处理完毕，带在身边的，一个零头罢了。
纽约二十年，日积月累，书也慢慢多起来。因为租住的房子不够大，只在卧室里摆了一个书架。此外，客厅和卧室的桌子上，茶几下层，电脑桌上，床头和床头的地上，零零散散，大约两百本，算是不离手的家常书。其余的，堆在壁橱里。房东有藏物癖，经他改造的壁橱，又大又深。我做事向无先见之明，书在箱子里，不分类，后来直接堆放，依旧杂乱无章。壁橱逐渐堆满后，藏在里面和下层的，找出来很困难。为查一句话，推开沙发，打开橱门，一箱箱书搬出来堆在地上，堆在茶几和沙发上，往往大半个小时犹不能如愿。有几次想找曹唐和罗虬，一套上下两册的《万首唐人绝句》，倒腾了半天，只找出上册，下册就是不见踪影。后来不胜其烦，权当自己没有那些书，要用，去图书馆。图书馆没有的，上网查。如果还不行，只好搜索枯肠，凭记忆，短章残简地引用，前因后果尽量说模糊点。
既然无用，久之就冷淡下来。壁橱深处的宝贝们，仿佛久疏来往的朋友，几年不一见，音容笑貌虽还在心里，却逐渐隐退为通讯录里一个遥远的名字。
纽约的中文书店，大陆版、港版、台版的都有。不过我多年买书，以国内出版的为主。港版的书，所见有限，纸张虽白而硬，一本书厚厚的，没有几页。最糟糕的是，装订不结实。书页僵硬，平展不易，稍一使劲，訇然中裂。买过香港商务的几种学术着作，如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不幸都落得同样下场。台版书精美，少买的主要原因是贵。由于竖排的缘故，加上装饰较多，一本书的容量，不及国内的半本。比如古龙和赤川次郎的小说，近几年见到国内版，台版的三册甚至四册，被压缩为一册。价钱呢，90年代，人民币币值还低，书价更低，运到美国，标准一本书，多在十元以内。台版书，一般在二十元以上。台版书的内容两本抵国内一本，加上贵，价格之差，就达到四倍，甚至五六倍。虽然其时国内的书印刷较差，除非遇到特别想要的，又找不到国内的版本，轻易不会买。最初，延续在北京时的爱好，读禅宗灯录和公案，买过《祖堂集》、《碧岩录》、《金刚经》解说等。后来，买过韩少功译的昆德拉，罗兰·巴特的《恋人絮语》，以及皇冠丛书里的翻译小说，如艾科和莫拉维亚，还有海因莱茵的科幻小说中唯一喜欢的一本：《约伯大梦》。台版《恋人絮语》极为雅致，多年后见到国内版本，薄薄一册，欠平整，完全不能入眼。
我初到纽约，在哥大学英语。为上学方便，住在十几条街外的哈林区。熟悉环境，先去书店和图书馆。西一百五十多街上有纽约市公共图书馆的一家分馆，很小，居然也摆了几十本中文书，一半是倪匡和亦舒，另一半是封面花花绿绿的言情小说和菜谱什么的，还有一本《汤头歌白话解》。我在哈林区住了近一年，馆里的中文书除言情小说外，全部借回读过，包括那本汤头歌。亦舒的书也是言情小说，不过水平高多了。能找到国内图书的地方，只有唐人街的东方文化书店，不仅有书，还有期刊。早年的东方，文史方面的书很多。有一段时间我搜罗古钱币书，在东方居然买到五六种，除了钱谱，还有经济史和作为经济史参考资料的历代“食货志”。
东方书店以文化自命，然而顺应时势，不得不朝以卖流行书为主的方向走，同时在我住的法拉盛，开设了专营国内图书的中国风书店。中国风最初叫大陆文化书店，顾名思义，专营文化档次高的国内精品图书。几年下来，盛名远播，聚集了大纽约及其周边地区的很多爱书人。书店成了我闲时的盘桓之处，翻书，或坐在书店里聊天，成为我的常课。有了中国风，慢慢的，为逛书店而去唐人街，变成了一年不到一次。
90年代初搬到法拉盛的时候，这个华人聚居区有四家书店：中国风大陆文化书店，卖台湾书的世界书局，英文的Barnes&Noble分店，还有国民党出资的华强书局。随着华人的持续涌入，法拉盛居民成分大变，Barnes&Noble被迫关门。几年后，台湾政权变色，华强撤走。我对Barnes&Noble没有什么感情，除了在它那里订购过一本《康生传》（准备翻译出版赚几块钱），没有买过什么书。而华强的关门，很让我觉得遗憾。我在那里买过几本很好的书。《玫瑰的名字》国内版没带出来，在这里买了一本台版。土纸版的《庄谐选录》，字模糊，纸脆硬，读的时候，须得像捧着一尊古陶，小心翼翼，很不清的字，还得猜，但我仍然爱不释手。书之外，还买文具，买围棋和宣纸（试着做古钱拓片）。书店有《中央日报》（市面上没有），我慕名求观，营业员就送我一厚叠，我因此找到联系方法，在《中央日报》副刊发表了几十篇散文。国民党财大气粗，《中央日报》稿费很高，胜过纽约所有的中文报刊。而副刊编辑行事饶有古风，谦和周到，每信必复。一篇稿子，收到后回一信，决定采用后发一信，寄出稿酬的同时，再发一函告知，如此作风，今后恐已不可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