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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上班路上带一本书，是习惯使然，不见得带了就一定读，很多时候东张西望一番，半小时的车程就结束了。问题是，太大太重的书，我不喜欢带。因此，有些书，内容不好，仍然带了，就因为轻便。又因为带了，顺便也就读了。
古书的一大好处是轻，其次是字大，第三是字体漂亮。还有第四个好处，是纸质柔软，摊开来，自然舒展，不会硬挺挺地自己合上。硬得过头的书，双手展平都困难。用力太大，又会把书掰断。香港的书似乎多此类，搁在架上倒还好，如果永远不去读的话。
四
虽然有那么多想读的书，其中一些就在身边，但还是会为找不到要读的书发愁。或者一动念头，只想读某一本书，读某一篇文章，一时之间，哪里去找？纵然就在家里的书箱里，要逐箱翻找，也费踌躇。几年以来，终于又养成一个习惯，在网上搜出，打印，一两页纸折好，装在口袋里，随时拿出来，读过即丢弃。原来抱着敬惜字纸的想法，要把读完的留存，订成一册，后来觉得多事，好像要办展览给自己看似的。何况订成一册之后，又不方便携带了，岂不步了人家的后尘？
一页纸在口袋里，跟着钱包走，从一件衣服到另一件衣服，多日迁延，读得烂熟，忘记了更换，于是接着读。这样就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好文章真是不枉千遍万遍的搭讪的，陌生人变成知心朋友，文字后面的种种次第昭现，如东汉小镜上最普通的八个字：见日之光，天下大明。光明，就是心心相印啊。最最不济，记熟了一些漂亮词句，一转手，随意各处点缀一二，看上去就很缤纷富贵，原先的寒酸和紧张也就诸法空相了。
小巧的东西我也是喜爱的，包括细节。其实看博物馆的那些佛像，我总是在细节上挑剔。所求不能多，我是容易满足
的。一件事物，千千万万的细节，只要一个细节让我动心，世界就是美好的。我不要求整体归于我，我只要一个微不足道的细节。在那些属于别人的事物上，这一个细节是我的。谁也夺不去，我自在拥有。
一本书，一篇文章，一个人，一座城市，都是这样。
找个什么例子好呢？沈约的《丽人赋》，感觉一向是不清晰的，但我没想到喜欢它的人是那么多。我不喜欢“陆离羽佩，杂错花钿”，也不喜欢“出暗入光，含羞隐媚”。不过，人人称道的两句：“落花入领，微风动裾。”很像出自兰成之手，这就很可爱，而且背景悄悄地转换到他的小园里去了。忘记其他，只记下这两句。像池塘边的蜻蜓，只爱它一双胭脂色的翅膀。加上亮晶晶的复眼，也行。
五
一个人过去的日子对于他人是完全的荒废。那些日子我没有回忆，更不可能追溯。拥有现在之外的任何点滴都是奢望，然而贪图之心是那么强烈。我童年看过的画，我少年时读过的书，我青年时对我表示过关怀的人，以及所有我看过的和感觉过的。这些，唯独不包括你。你的过去是古代，留下的印记不真实，然而美好。古代的空白是我们涂上颜色的，我们造就那些生活在过去的人，热爱他们，敬仰他们，学习他们从而造就我们自己。可是我丝毫不能造就你，因为你一直在现在。我想，一个人的缺陷是天生的，从来没有圆满和完美。假如脱度我的人已经出发，他将化身为何物？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我需要等待，还是故意无定止地闲荡，让你找，让你试探，让你沮丧得几乎失去信心？没有威胁，没有恐惧，我不会妥协。我最终是屈服的。威胁的线条能看出优美来，那么，屈服的形状自然也娴雅，它们都使事情确定，有一个结果。我不相信山会飞腾而上，然而此刻我们实实在在就坐在一座山上，看它马车一样飞驰。很快，这山会变成一只鸟，天空变成平地，云上碧草，舟底绿波。我们被一页页翻过，翻到某一天，停下。鸟鸣自眼睛上方拖出一道白线，凝结在那里，于是那一天被无限放大，我看到了遗忘了几十年的诸般情节。容颜、声音、胆怯的神态，正在成长的信心。好了，让终归要结束的结束吧，不管之后有没有新的开始。我拉开门，退到一边，俯身，伸出一只手，说，这就是我们彼此许诺的世界，请进。
六
读过《我的名字叫红》，我知道了，世上有一种叫做细密画的东西。后来我在美国人写的世界通史上，知道细密画和中国绘画有很密切的关系。图书馆的印度绘画史和阿拉伯世界绘画史的图册不少，我不嫌重，一一搬回看了。有那么几个月，天天在家翻画册，是无限的享受。伊朗的画，和《一千零一夜》对应，万千惊奇都在意料中，初见的惊喜和旧友间的熟稔兼具，快乐是双倍的。我们如今的世界太单调了，在色彩上尤其如此。欧洲的绘画、中国的绘画，色彩上即使不是因循守旧，也是谨小慎微的。只有唐朝爱得那么热情奔放，那么大胆直接，那么不可思议。让一切规范在创造面前羞愧。用肌肉，用坚硬的色块和线条表示力量，表示强烈的情绪，好比电影中的大特写，造成观看者的心灵震颤，就像悲剧中死亡不可避免地降临。可是在细密画中，现实的享乐被极端美化了。花园、阔大的庭院、阳台、宫殿，这些背景中的宴饮，肆无忌惮的感官追求，超出了能够给予的祝福，是僭越，是冒犯，是腐化，然而被美化得消尽烟火气，变得纯净和高尚了。印度的细密画多以诸神为主角，克里希纳的故事是田园诗风采的。可是，提着滴血头颅的蓝面孔的女凶神卡丽，表情也那么无辜和天真，难道杀戮也是平和恬静的吗？或者说，神只间的杀戮，只是时间，所谓无量浩劫中，小小的一点涟漪，与生死无关。难以想象，你坐在永远盛开的莲花上，在汪洋之中心，面对无限的静寂，独自等待一万亿次的沧海桑田，那是什么样的感觉？从此无边的思虑中，可以诞生什么样的智慧？何况我还不知道，你要等着什么呢？难道，像我一样，在一个无穷小的尺度上，也是习惯？
印度人喜欢蓝色、绿色、杏黄色、金色和红色，形成大漠营帐狂呼痛饮一般的奇妙搭配。对于观看者，这是克制抑郁的良药。而且，有温度。
七
邵雍说：有洁癖的人，是因为“胸中滞碍而多疑”，计较太多，杂念太多。他意识到这一点，期望驱除，于是以永不满足的洗涤和清扫的外在方式，换取内心的宁静。邵雍说：“疑心既重，则万境皆错，最是害道第一事，不可不知也。”
还记得有人说过：那些生活在浊世的画家，常以画中高秋山水的纯净明朗，表达对现实的愤怒和批判，还有他们的不屑。从对现实的态度来讲，无数《洁秋图》是一个有力的宣叙；从与现实的关系来讲，它又是苍白无力的，因为那是一个转移，一个退让。如果以石涛为例，据说石涛后期是乐于而且很会和权贵人物打交道的。但我们不能说石涛和陈继儒一样，翩然一只云中鹤，飞来飞去宰相衙。
倪云林的洁癖被人利用而自招羞辱。松雪道人的字像他的别号一样洁白无瑕。站在大都会博物馆的大厅里，面对着《妙严寺记》，我把每个字从头到尾按笔画走一遍，我看到的是一万朵花的依次绽开。我心中有蜜汁流出。
很多事物值得哀悼，包括时代，包括一整套的刚刚被卷起来的河山。
男人无法忍受长久地观看一幕悲剧：一个好女子落入粗俗的乡间富豪之手，受其欺凌和虐待。我们觉得那恶霸不配，连他对女人姿容的赏识，对女人也是一种侮辱。
这样的故事在不同的时代被人讲过，但都没有结局，只留下哀歌。
《儒林外史》中，沈琼枝从盐商家中逃走，那情形是，“将房里所有动用的金银器皿、真珠首饰打了一个包袱，穿了七条裙子，扮作小老妈的模样，买通了那丫鬟，五更时分，从后门走了”。救一个女子脱出苦海，文人能想到的最好安排，莫过于此。如果来一曲《墙头马上》，那就俗到家了。
八
叶芝对拜占庭所知不多，庞德对罗马帝国了解有限，爱伦·坡的风格和古希腊的明净不沾边。他们的向往在这样不坚实的基础上，好比乘坐纸糊的小船远渡重洋。
但丁曾经向新时代招手示意吗？为什么我看到的，还是他的背影？他告别了什么，又呼唤过什么，这些，和伟大有关吗？
纵然他伟大，意义并非如俗人所云。
仁慈啊，哀悯啊，宽恕啊，你们所有的堂吉珂德们，你们，哀悯终生。
2012 年1 月9 日
名媛和小姐
前一阵子，网上哄传章子怡被黑了。先是“泼墨门”，然后是“捐款门”，最后出来个“小三门”。抹黑既有入夜的街头行动，也有媒体的连番挞伐，据说闹到连纽约的大报都报道了。假如这样规模的攻势果真是有计划的，幕后人物的手段不可小觑。后来传出来的说法，起因在章子怡得罪了一位“京城名媛”。
网上的消息，真真假假，姑妄听之罢了。此事给社会学家最大的冲击是，“名媛”这个颇有些梦幻色彩的称呼，在暌违六十年后，终于再现中国的首善之区、辇毂之下。尽管它的突如其来给人的惊异有点像京郊草原出现了猛犸象，或南苑机场的上空飞来游猎的翼龙。名媛背后暗示的社会结构和形态的变化，在革命之后意味深长。因为说到名媛，我们也许会想起往日的种种一切：民国、上海滩、19世纪巴黎上流社会的沙龙，想到普鲁斯特和林林总总的公爵夫人、伯爵小姐们。
当然，这是一种误解。
要说名媛的定义，是很大众的，不过是指有身份、有地位的女人。但更精确的衡量，则又必须：一、出身名门；二、年轻漂亮；三、有才艺；四、善于社交。出身名门，在南朝，按照一丝不苟的血统论，庶人纵然做了皇帝，还是不能算。宋以后，渐渐按做官的品级。在美国，大约是按财产，但财产得像葡萄酒一样，放够一定的年头才够得上品级。而在海外，出身名门的概念常被偷换为“嫁入豪门”。至于后面三项，演艺界的美女几乎人人够格。所以在旧上海，名媛常被误解为交际花的婉称。
如果民国确实如很多书的标题所明指的，存在着像林徽因或合肥四姐妹那样的名媛团体，那么名媛的定义必须加上“一定程度的，达到起码社交需求的优雅和教养”。这一条事关根本。否则，名媛不但可以等同于交际花，还可以等同于更等而下之的东西。
以中国之历史悠远和如今的富足，名媛不仅应当有，而且应当有相当之量，至少不少于诗人和行为艺术家。
由名媛想到另一个称呼：小姐。
大概是年轻时读《西厢记》和“五四”以来的翻译小说太投入的缘故，我对“小姐”一词一直深怀敬意。在西方，因为文化尚不够精细，小姐不过是未婚女性的通称，哪怕这位女性体重半吨，年逾九八。但中国不然。小姐顾名思义，必是少艾，同时又是身份的表示。称为小姐，总是有些家世的，至不济，身后也要跟着一两个丫鬟。民国以后，小姐烟消云散。我们这辈人说到小姐，想当然地觉得是古人的一种。再后来，小姐和先生联袂回归，社会在权力和财富之外，多涂抹了一点“文明贵族社会”的胭脂，令人有“重睹汉官威仪”之感叹。可是好景不长，很快，小姐一变而为风月或疑似风月的女子的谑称，从此沦入恶道。
旧戏文中最多良家女子堕落风尘的故事，一个词的遭际，也可以如此。中国老百姓厚道，好人落难，无论落得怎么彻底，也要海底捞月，以大团圆收场，虽然现实远远不是这样。词的命运，却没这么乐观。
当然，读过《陔余丛考》，我们知道，“小姐”并不一贯都是那么光鲜的。古时候，譬如最强盛的唐和最有文化的宋，妓女和宫婢也有称小姐的例子。《陔余丛考》中都是考证文字，但论小姐一词之变迁一条，却隐然有鲁迅杂感的味道。因为赵翼一开头就说，如今南方缙绅人家，闺中女孩儿习称小姐，后面却征引苏东坡等文豪的作品，证明小姐的称呼原来可以那么混乱和不堪。此中的幽默想来非出作者本意，而是事情本身给人的感觉。
加拿大学者弗莱说，西方叙事文学的发展，概而言之，是以主人公身份的不断下降为标志的。从最初的神只，到高出常人的英雄或杰出人物，再到普通人，近代以来，再到低于普通人的各种弱者或病态和无力的人。在中国，好的名词，如学者、艺术家、大师等等，常常被迫走这条每况愈下的路，弄到最后，只好成为讽刺，或干脆变成骂人的话。
比如诗人，现在就很尴尬。曾经读到一段描写：某次聚会上，在座的有企业家和各级官长，其中一位两头不沾，被介绍为诗人，当即“满脸的雀斑都涨得通红”，气得连粗口都骂出来了。
诗人的地位确实今不如昔，除非你回到唐宋，或者在诗人的头衔之前，加上“多次被提名为诺贝尔奖候选人”，这样，有朝一日出书，便可像台湾作家某某那样，在每一本书的封面上，大字印上“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作品”。如果这两条都做不到，你还可以笑称，业余玩玩的。业余，还“玩”，这就立刻化落拓为洒脱了。
鲁迅已经在《花边文学》调侃过名词的身不由己。但他那时代，艺术家和大师等等，确实是有的。就像早年的潘家园古
玩市场，伪品纷陈，无妨真品的存在，绝不至于有品皆伪。只要有一个真的，谈大师虽然轻佻，就还不是笑话。
香港是被很多人认为没文化的，但香港传媒在名词创造上永不自满地精进，很值得学习。他们不在乎什么大师，大师囿
于一隅施教，怎及得一星在天、万众仰望？所以唱歌演戏乃至码字，必得成明星。明星多了，一部分更明的星便失去了荣誉感，于是而有巨星。巨星多了，一部分更巨的星又失去了名誉感，于是而有天王巨星。天王？乖乖，可怜历代的皇帝们也只敢自称天子——天的儿子呢！十年做报纸，一直好奇，等着瞧天王巨星之后如何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超天王巨星，超超天王巨星？等了这么多年，毫无发展，因此痛感沮丧：难道世界上的事真可以做绝么？难道人的想象力真的这般有限么？
香港演艺界止于此矣，国内文化界却还大有余地。大师之外，为什么不可以有巨师，为什么不可以有天王巨师？为什么不可以有文皇诗帝，画王书后？或者学海外侨社的做法，在作协文联主席之上，设“永远名誉总主席”。
小姐之失，说来是很难弥补的。如今面对年轻的女性，该称呼什么好呢？我不喜欢女士的称呼，太生硬了，又像是从“男士”那里套用过来的。唐朝妇女称“娘”，少妇称“娘子”，未婚少女称“小娘子”。过去的王小姐，现在叫王家小娘子，行不？飞机上坐定，待空姐款步而来，唤一声：这位小娘子，来杯咖啡！